毛主席語錄：“過去的王明路線，實際上就是斯大林路線。它把當時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區幾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的報告中也談到這一點。為什么不公開說明這就是斯大林的路線呢?這也有原因。蘇聯可以公開批評斯大林，我們公開批評就不那么好。我們應該和蘇聯搞好關系。也許過一些時候可能公開提出。世界上的事總是這樣，事實就是事實。那時第三國際做了許多錯事。第三國際前后兩段還好，中間有一大段不好:列寧在世的時候好，后來季米特洛夫負責的時候也較好。中國第一次王明路線搞了四年，對中國革命的損失最大。”
“第一階段是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即廣州時期,當時革命的鋒芒主要是指向外國帝國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是支持革命運動的;第二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國民革命軍進抵長江以后，當時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革命，而土地運動則發展成為數千萬農民的強大革命……;第三階段是蘇維埃革命……”——斯大林
這是關門主義。在“第三階段”把民族資產階級排除在外，持續到抗戰的王明“左”傾路線理論依據。毛主席第一個站出來糾正了這個錯誤！
“現時黨的工作之中心，是在征取幾千百萬的工農群眾，對于他們的政治教育，組織他們，使他們圍繞著黨及黨的口號(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八小時工作制，統一中國，解放中國于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推翻現存的政權，工農獨裁制，組織蘇維埃。)”。——共產國際決議案
共產國際否定農村為中心，對“工農”泛泛而談，把主要任務空談為搞政治教育、爭取和組織工農群眾，這個“主要任務”是錯誤的！這個“主要任務”和林彪他們認為的“主要任務”差不多。他們絲毫不提中心任務是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政權力量。這就是共產國際的謬論！反對農村為中心，這一點，共產國際洗不白！
“黨指導著各省區之農民自發的游擊暴動，就應當注意到:這些農民暴動可以變成全國暴動勝利的出發點，只有在他們與無產階級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聯結的條件之下。黨在這里也應當見著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在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準備幾個鄰近省區之間的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而且準備有組織的有預備的廣泛范圍之內的發動。因此，必須反對對于游擊戰爭的溺愛，反對沉溺于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游擊戰爭(這些危險在兩湖等處曾經有過)。”——共產國際決議案
共產國際總是鼓吹打通和大城市聯系，污蔑不和大城市聯系的農村游擊戰爭是“散亂”、“不相關聯”、“必致失敗”。共產國際在根本沒條件和大城市打通聯系的情況下盲目鼓吹主要任務應該打通城鄉聯系、把城市吹捧為“無產階級中心”。城市是少數人的地盤，不是中心，農村人口多、群眾多，想要革命的無產階級應該去那里，農村才是無產階級中心！主要任務不是和所謂的城市打通聯系，而是先大規模發展農村根據地自身！搞毫不掩蓋的城市中心論，不顧實際強調必須打通城鄉聯系，把農村運動主要任務非要定為打通城鄉聯系，把實事求是的以做農村工作為中心污蔑為“必然失敗”，這一點，共產國際洗不白！農村根據地的擴大和發展才是促進高潮的最主要因素！最主要任務是擴大農村根據地，而不是打通城鄉聯系。
“廣州暴動是中國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之英勇的嘗試，對于工農革命的發展有極大的作用，可是這里也暴露指導機關的一些錯誤:工農之中預備的工作不充分，敵人軍隊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對于黃色工會會員的態度不正確，黨部及青年團本身的準備不充分。中央完全沒有接到廣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調動群眾也薄弱(沒有廣泛的政治罷工，沒有選舉的廣州蘇維埃以為暴動之機關);對于這些，直接指導者應負責的，就是政治上對共產國際執委負責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雖然有這些指導方面的錯誤，但是廣州暴動應當認為中國工人極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們是的確有取得中國大革命之領導權的歷史使命之資格的。”——共產國際決議案
說來說去，就說沒有說到根本——根本在于廣州暴動壓根就不應該搞！大城市壓根就不應該打！但是共產國際就是不認這個錯！不認為打大城市就是盲動主義，再多的檢討也是沒有根本意義的。照搬大城市中心論還不承認在中國當時打大城市本身就是錯的，共產國際胡說八道！不否定廣州暴動打大城市本身就錯了，這一點，共產國際洗不白！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全會決議案事·并非科學的，無事實可加的，但在當時確是正確的。”——斯大林
共產國際的決議案不僅是不科學的，而且在當時確實是完全錯誤的！斯大林就是不承認這個決議案在當時也是完全錯誤的！不承認這個反對農村為中心、不否定廣州暴動打大城市本身就錯誤的這個決議案壓根就錯了，斯大林這一點洗不白！
“俄國1905年后農民暴動還在發展，但不能(動)搖到整個政權。”——斯大林
他以俄國為例，來貶低農村斗爭、強調農民暴動無法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實際上脫離了中國的國情。他這樣無疑是貶低了農村在中國的決定意義，為的還是讓我們重點關注大城市！中國無產階級力量極度薄弱、數量極少。帝國主義培植了一大批雄厚的軍隊和一小撮幫他們控制這支大軍的買辦力量，對城市工人階級具有壓倒性優勢。城市敵我差距極其懸殊，在城市，無產階級不可能奪取政權，所以無產階級就只能先去農村。什么叫動搖敵人的政權？動搖就是讓敵人的統治不穩定、不穩定就是無法延續統治、受到根本威脅，就是讓敵人遇到足夠使其滅亡的力量——就是產生徹底壓倒敵人的階級統治的革命力量！即使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還在城市，農村形成了壓倒城市的大規模的政權力量、武裝力量，形成了比城市更強大的力量，照樣也動搖了敵人的統治！
“農民游擊戰爭并非暴動（檔案原文就是如此——引者注。）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 ——斯大林
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給林彪的“紅旗還能打多久”、對農村建立長期革命政權沒有信心提供了“理論作證”。斯大林說知道中國是半殖民地，但是實際上對半殖民地怎么進行革命還是沒有搞懂。如果真的搞懂了，就會明白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農村紅色政權也會長期存在和發展。他這里否定了農村根據地政權可以持久存在、長期發展，意思無非是要讓我們中共抓緊往大城市趕。這無疑是荒唐的。
“假使我們(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時才可說高漲。現在(我)不能同意你們的主張:革命高潮快要來了。”——斯大林
斯大林的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什么時候可以說高漲？農村根據地發展的規模大了、力量大了，比城市力量和規模大了，才可以說是真正的高漲！主要城市抓不住，把農村規模發展大、把農村力量發展大、發展的比城市力量還強，照樣可以說高漲了！高潮到來，革命力量上升，舊勢力統治受到威脅，不等于大城市占領與否。
“農民的游擊戰爭如沒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決沒有改變社會制度的性質。即使有(取得)勝利也不能鞏固。故城鄉的關系不能建立則勝利無望。假使我們視為潮流高漲了，則我們應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為中心。簡單地(說)，為什么資產階級還能坐在城中，因為他們有力量(的緣)故。”——斯大林
斯大林這里胡說。他否定了農村革命根據地也可以改變社會性質，否定了井岡山和蘇區以及之后的陜甘寧邊區的新民主主義性質。農村和城市沒直接聯系，在農村建立的根據地照樣改變了根據地的社會性質。潮流高漲了，不是能抓到大城市作為中心了，而是作為革命中心的農村力量比城市還大了——不是把城市作為所謂的中心！這時候，即使資產階級還坐在城里，即使還沒把大城市抓住做“中心”，農村的力量壓倒了城市，革命的高潮也就到來了。而且，潮流高漲了就要應該立即抓大城市作為“中心”嗎？不能！潮流高漲就要打大城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潮流高漲了，也應該先打弱的后打強的，先打農村和弱小城市，后打大城市，而不是先打大城市這種敵人力量強大的地方。
“廣州暴動是否是盲動主義?不是!盲動主義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軍事陰謀，廣州暴動則不是。廣州暴動的結論是，中國黨和工人階級想鞏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圖。他們向國內外作一次公開的反抗。一方面是想鞏固自己的革命勢力，另外開展了一個新的革命斗爭的局面。”——斯大林
僅憑不承認打大城市、搞廣州暴動是根本的軍事路線錯誤這一點，給斯大林送一個 “城市中心論堅持者”的名稱，就絲毫不為過。沒有一個否定城市中心論的人會認為廣州暴動不是盲動主義。斯大林還不認為打大城市錯了！斯大林怎么說什么也不承認廣州暴動的方法完全錯誤呢？！這個辯護給了王明路線盲目攻打大城市精神依據！
“如我們有些地方可作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戰爭。但農民有一缺點:有小部軍隊，有了土地，便不想進取了此便是工農間的矛盾。”——斯大林
可見斯大林反對持久的在農村擴大根據地，認為在農村呆久了就“不進取”了。對農村過分強調困難，對打大城市的、盲動主義的廣州暴動百般辯護，污蔑農村革命根據地力量“不能持久”、“不利于進取”，這不就是想吸引我們打大城市嗎？！
“其（農民運動——引者注。）最重要在于農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結果在(是)建立紅軍，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給國內外仇敵以經濟上的打擊。”——斯大林
“游擊戰爭能從為土地革命(作)斗爭(的)分子中集中軍隊的力量，其意義在為工人用。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在這一時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爭的分子成立廣大的紅軍。這是這一時期革命綱領中最重要的問題。”——斯大林
可見，斯大林這時候認為吸收農民作為軍隊最重要，甚至認為吸收農民參加軍隊比變革土地生產關系還重要——因為吸收完了幾萬軍隊之后的任務就是攻打大城市。他的吸收標準——幾萬。只要軍隊數量超過了幾萬，他就要你立即進攻大城市，而不是繼續以農村為中心開展土地革命、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可見他吸收農民、拉隊伍，目的不是繼續擴大農村根據地、以農村為中心開展土地革命。因為他認為拉完幾萬隊伍打大城市“更有意義”。吸收了幾萬軍隊之后去打大城市不是更有意義，而是更有危險、更有災難、更會被階級敵人消滅！第三次反“圍剿”之后，我們已經吸收了幾萬軍隊，但是去打大城市、打贛州了，損失慘重！只有吸收了幾百萬軍隊之后，才真的會有打大城市的把握。解放戰爭的時候，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格局——我們吸收了至少五百萬的軍隊，才最終得以打下大城市。幾萬軍隊還遠遠不足以打下大城市。更有意義的是什么？是占據農村。農村不僅僅是敵人的薄弱環節，而且是中國最主要人口的聚集地，更是地主階級被帝國主義輸送供奉帝國主義的資金的來源。占領的農村，把主要人口多數團結在無產階級的政權范圍之內，才對革命起了決定作用，才更有意義。
“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叛變的結果，它的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的結果，國民黨各種政治派別，以及國民黨左派的社會基礎，也就都變更了，一切種種沒有批評態度的企圖，要想把現在時期的政治派別，和武漢時期的政治派別，去相比擬——都是機會主義的公開的露骨的表現。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聯盟里暫時的很有條件的分出中等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翼——這種分裂，無論如何不能夠解釋成為小資產階級的獨立發動，或者解釋成為民族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革命發動，譬如中國共產黨的右派就是這樣說法，右派常常要用資產階級營壘里的各種變動和勾結，來代替工農的群眾斗爭。” ——1929年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
這就是王明路線反對利用福建事變的重要理論基礎。這是王明的一把尚方寶劍！
“尤其是中國各省群眾的農民土地運動，一般的是在生長，以及蘇維地區域保存著，而且最近更在擴大并鞏固起來，南方有著不斷的游擊戰爭——這都成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個支流，順著這個支流……然而談正確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長的高潮的象征，還是工人運動的復興，中國工人運動，現在已經脫離一九二七年嚴重失敗之后的消沉狀態……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任務，共產黨當然是更加是沒有解決。現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務，是要取得無產階級自發的經濟政治斗爭的領導，這一個任務也還沒有解決。”——1929年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
這是1929年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寫的，還把城市工人運動置于農村根據地建立之上，還鼓吹城市中心論、鼓吹半殖民地的大城市工人運動“最重要”，胡扯八道！斯大林1929年鼓吹“城市中心論”、把城市放在最重要位置，還是洗不白的！
“現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務，是要取得無產階級自發的經濟政治斗爭的領導，這一個任務也還沒有解決。共產黨還沒有成為廣大群眾的直接革命斗爭發動者組織者和領導者。”——1929年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
這也是1929年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寫的。還把城市工人運動放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務”，還沒把農村根據地擴大放在第一等重要任務，這就是共產國際，這就是斯大林，這就是城市中心論！把城市工人運動放在第一位，不把農村根據地擴大放在第一位，共產國際這一點洗不白！
“黨應當肅清自己的隊伍，去掉暗藏的托洛斯基派和取消派。然而黨內主要的危險，現在是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這些傾向:是要削弱反對改組派的斗爭，是要承認改組派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對于農民戰爭的估量不足，是對于群眾的自動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加以阻礙，是減少無產階級及共產黨的獨立作用和領導作用。”——1929年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
看看，看看！這就是“共產國際”的“左”傾謬論！當時的主要危險是什么？是“左”傾、是在勢力懸殊情況下盲目加緊城市斗爭，而不是右傾！這里還強調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搞關門主義！這一直是王明路線的理論依據！共產國際在這里胡扯什么右傾最危險，而不是反“左“，這一點是洗不白的！
“在現在當革命失敗的時候，我們必要在農村中重新建設自己的組織，重新創造自己之政治影響的基礎，要動員農村廣大的群眾特別是貧民，若不對于一切剝奪與壓迫的形式都采取堅決的勇敢的斗爭，則這些任務是不能實現的。不是堅決的階級的口號，而想擴大我們在農村貧民的政治影響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就是要我們指導廣大的農村無產階級及農村貧民之反對地主與富農之一切剝奪與壓迫的斗爭。假使保持著聯合富農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緊進攻富農的策略路線，則黨必不能領導農村貧民的階級斗爭，必不可免的要緩和農村貧民群眾的積極而有利于農村中的富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農民問題的來信
這就是王明路線關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理論來源！這也是一把王明的尚方寶劍！
“總體上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蘇共中央同意寧都會議否定毛澤東正確路線的批示
毛主席極盡所能減少損失，堅決主張先打敵人弱的地方、先打農村，反對中央進攻大城市的路線。最終，在寧都會議被徹底剝奪了一切軍事指揮的參與權。這個決定被送到了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蘇共中央之后，在發給臨時中央的電報指示中，共產國際執委會開門見山地表明了他們的態度——“總體上同意”臨時中央的處理意見。也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先打農村、先打敵人薄弱環節的正確意見！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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