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面對軍事實力遠超中國的日軍，中方處于戰略防御階段，處于守勢，表現在各個戰場上的節節敗退。這個時候，俘虜日軍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即使抗戰的第一個勝仗平型關大捷，雖然殲滅了一千多日軍，但一個日軍俘虜也沒抓到。《劍橋中華民國史》稱：“共產黨只繳獲到大約100條槍，而沒有抓到俘虜；日本士兵頑抗到底，幸存者破壞自己的武器，然后自殺。”但是俘獲敵人對鼓舞士氣、振奮人心、瓦解敵軍確實有特殊的意義。作為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及抗日部隊，在以后的戰爭中俘獲了不少的日軍并實行正確的俘虜政策，亦可稱為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觀。

　　國共雙方都千方百計地想俘獲日軍

　　平型關之戰結束打掃戰場時，115師副師長（實際上是政委）聶榮臻專門強調：多抓些俘虜拉到太原街上示眾。但是，不但一個俘虜都沒有抓到，而且好些八路軍指戰員還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例如有一位營長背起一個半死不活的日本傷兵準備送往急救站救治，但這個日本兵剛緩過氣來就一口咬掉了那位營長的耳朵。還有一位通信員在收線時發現了一個身受重傷的日軍，當通信員準備為他包扎傷口時，卻被那個傷兵一刀刺進腹部……。據說當地農民抓到了一個日軍俘虜，在準備押送給八路軍時，卻因這個俘虜瘋狂反抗，被憤怒的農民打死了。115師師長林彪在戰后總結的《平型關戰斗經驗》中坦率地指出：“日本兵至死不肯繳槍，一來因日本之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時也因他們對中國軍民太殘暴，恐怕中國人報復。”后來的史料證實，除了林彪指出的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軍的“戰陣訓”。“戰陣訓”規定，要面對死亡，活著不當俘虜，不忍受屈辱，不投降，直到戰死。如果做了俘虜還活著，就等于是叛國投敵。即使是逃回，也要受到軍法審判。

　　◆平型關大捷，遺憾的是沒有抓到一名日軍俘虜。

　　但是俘獲敵人對鼓舞士氣、振奮人心、瓦解敵軍確實有特殊的意義。國民黨軍隊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但眾所周知，抗戰之初，盡管正面戰場頑強抵抗，遲滯了日本企圖迅速滅亡中國的步伐。但是節節退守，要抓到日軍俘虜肯定也是難以想象的事情。一直到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軍隊才算是有了機會。長沙會戰可以說是正面戰場打得比較好的戰斗，對全國抗戰也起到了鼓舞作用。不過，在俘獲日軍方面也難有進展。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會戰為例，對于敵我傷亡人數，國民黨的軍令部長徐永昌稱一直未能得到確切的數據。他在日記中記載：因為第九戰區在不同場合的宣傳口徑并不一致，如斃敵人數有“三萬幾千”和“四萬一千”之說，俘敵人數有“八千幾”與“二百四十七”之說。蔣介石對此次會戰非常關注。在戰斗結束后來到南岳，親自主持召開了第三次南岳軍事會議。他在會上說：“這次長沙會戰，敵人來了不能抵抗，敵人退了不能追擊，幾次戰斗毫無俘獲。”“像這次長沙會戰，我們有這樣雄厚的兵力，有這樣良好的態勢，我們一定可以打敗敵人，一定可以俘獲敵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繳獲敵人無數的軍械！即使沒有一萬俘虜，也應該有一千！一千沒有，總要有一百！一百沒有，少而言之，也應該有十人，但是你們連十個俘虜都沒有！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職守？”（曾瀛洲：《抗戰中的南岳》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0 第128頁-129頁）

　　共產黨之所以被稱之為抗戰的中流砥柱，與俘獲了不少的日軍并實行正確的俘虜政策確實有一定的關系。

　　◆120師359旅在“上、下細腰澗戰”中俘敵十余名，圖為王震（右二）與日俘談話，右三為翻譯趙安博。

　　八路軍抓到的第一個日本戰俘是在1937年11月4日，由115師的343旅參謀長陳士榘親自擒獲的。此事在當地一時引起轟動。八路軍抓到批量俘虜的時候是在1938年2月。2月18日，120師359旅旅長王震率部奔襲平社村車站，因未達到戰斗目的，于22日撤出了戰斗。120師師長賀龍于23日晚親自趕到參戰部隊，指示他們總結經驗，再攻平社村，把車站拿下來，捉幾個日本俘虜。賀龍對指戰員們說：“現在天天傳八路軍打勝仗，就是看不到活的俘虜。你們這回再攻平社車站，少繳幾支槍不要緊，一定給我抓幾個俘虜回來，看看他們還驕橫不驕橫。我就不相信鬼子那么厲害，抓不住他。有人說，抓住的鬼子都不走。不走？你就抬起他走，怕他不來？”果然，這次戰斗抓到了幾名日軍俘虜，有的還真的是被捆起來抬回來的。從此以后，359旅參戰時總是想方設法多抓俘虜。例如在“收復七城戰役”的三井地區作戰中就俘獲了28名日軍。

　　在俘獲日軍方面產生了很大影響的還是359旅在“上、下細腰澗戰”中抓到了一批日本俘虜。有軍史學家稱，“上、下細腰澗戰”是第二個平型關大捷。此戰發生在1939年5月，共殲滅日軍500余人，繳獲武器彈藥一批及大量軍用品。在戰斗接近尾聲時，有十幾個日本鬼子在草叢中負隅頑抗。參戰的359旅717團團長劉連轉命令：“不要打死他們，抓活的！”最后生俘11人。在打掃戰場時又收俘日軍傷兵53名。戰斗結束后，有些戰士對這些俘虜恨之又恨，說恨不得把他們都槍斃。王震知道后嚴肅地對戰士們說：“這些日本人已經放下了武器，成了俘虜，他們也應該有尊嚴。”王震還親自對這些俘虜進行了教育，359旅敵工科長、懂日語的趙安博擔任翻譯。當時的《抗敵報》刊載的消息中刊登了一名被俘的日軍士兵的話：“我能和王旅長見面，覺得非常高興，在我的生命史上寫上了最光輝的一頁。是他指示我新的光明的道路。對他，我將永久的保持著感謝和尊敬。”“的確，這表現了八路軍的正義。在此次戰斗中，旅長的軍事能力，也可見一斑，我也不能不承認此次日軍的全盤失敗”，“以前我對八路軍有許多偏見，實在慚愧得很。最后我祈禱王旅長、八路軍和中國人民的幸福和勝利”。在這些被俘的日軍中，有的留在了359旅，后來參加了由日本反戰人士組成的“反戰同盟”。王震在與日軍俘虜談話時，隨軍的著名電影工作者袁牧之，拍下了幾張照片。其中最著名的照片是“王震與日軍俘虜談話”。當袁牧之等人離開時，王震說：“謝謝你們拍了許多我軍抗日殺敵的鏡頭，為后世留下極為寶貴的歷史資料。”

　　因為這次戰斗是在隨機應變時集中了相對優勢兵力，在沒有友軍的配合下八路軍獨自完成的一場殲滅戰，在國內外都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在宣傳戰績的同時，“王震與日軍俘虜談話”的照片也傳遍了國內，甚至傳到了國外。據說當時一位英國駐華使館的官員連聲稱贊八路軍是“神兵”。

　　教育改造戰俘的樣板——延安日本工農學校

　　聶榮臻在平型關所說的抓幾個日軍俘虜游街的說法實際上是一時的氣話。優待俘虜是紅軍時期就有的政策。陜北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后，即對日軍俘虜工作作出指示：對于俘虜的敵軍士兵，不但不應加以殺害和侮辱，而且要加以優待，以爭取其同情，然后有計劃地派回去進行瓦解敵軍的工作。1937年10月6日，根據平型關戰斗日軍士兵抗拒被俘的事實，再次發出要優待俘虜的指示。毛澤東還指出了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是：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

　　隨著抗戰發展，八路軍俘虜的日軍官兵逐漸增加。冀中軍區在1938年以后的3年時間里，俘獲日軍60多名。1941年“百團大戰”，八路軍俘獲日軍281人。1942年在田家會戰斗中，八路軍120師俘獲日軍100多人。同時，向八路軍、新四軍投誠的日軍也從無到有，逐年增多。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戰期間，至少有千余被俘日軍和投誠人員后來還成為了“日本八路”。

　　◆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溝八路軍大禮堂隆重舉行了日本工農學校正式開學典禮。

　　1939年9月，周恩來到莫斯科治療受傷的右臂。在莫斯科期間，日本共產黨領導人之一，駐共產國際代表野坂參三在一家醫院遇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在離開莫斯科前告訴野坂參三說即將回延安。野坂參三趁這個機會跟周恩來商量，說：如果我把在莫斯科做的工作轉移到延安去做，反對軍國主義，你看行不行？周恩來說：行。于是，野坂參三于1940年3月隨周恩來到了延安。野坂參三后來回憶道：“在延安最初管理從前線上退下來的日本兵。中方告訴我，這些日本兵雖然為日本軍國主義跟中國打仗，但他們都是一些普通的工人農民。如果改造過來可以成為一支很好的反戰力量。”野坂參三經過半年多的調查研究，于1940年10月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專門學校教育改造日軍俘虜。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并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溝八路軍大禮堂，隆重舉行了日本工農學校正式開學典禮。中央機關及延安各學校、團體的2000余人參加祝賀。毛澤東親筆為大會題詞：“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與中國的民族敗類！”

　　日本工農學校培養的都是日軍戰俘中和投誠者中的優秀者，他們從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各個抗日戰場自愿而來。工農學校根據日本學員的文化程度、思想狀況和政治表現，分別編為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據統計，這所學校總共培養了約500名學員。其中36名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現在在延安工農學校的舊址上還可以看到他們的紀念碑。該校位于延安著名的地標寶塔山南坡。當初籌備人員找到這個地方準備作校址時，有人反對，認為它在延安的中心，靠近寶塔山，容易成為日本飛機轟炸的目標。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經過再三考慮，還是決定把學校設在這里。事實上，日軍在多次轟炸延安城時，正是把寶塔作為搜尋延安的唯一標志性目標而保留下來，危險最大的地方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了。

　　當年的學員們深深感受到了在延安學習和生活的魅力。在他們的回憶中，談到閱讀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時候，很多人“對毛澤東精辟的分析感到吃驚，像挨了雷擊似地受到震動”。印象特別深的還有延安整風運動。當整風運動吹進了工農學校時，學員們開展了適合自身的整風做法。那段時間，他們之間互相交談經歷，交流思想。“結果，同學之間更加親密了。不僅如此，還發現了幾個日本軍部派到工農學校的特務”。有的特務是自己坦白的，并交代了各自的任務和訓練內容。這幾個特務中既有最終參加反戰同盟的，也有在逃跑后又被抓回學校的。

　　每期學員們畢業后，絕大多數都奔赴各個抗日根據地，開展對敵斗爭。他們利用日軍士兵的思鄉情，宣傳八路軍“不殺俘虜”政策，鼓勵棄戰投誠;鼓勵日軍基層士兵反抗長官，激化官兵內部矛盾;喚醒日本士兵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識，使其認識到侵略戰爭反動性。他們的主要方法是陣前喊話、散發傳單、寄送慰問袋和信件。這些學員熟悉日軍內部情況，在戰場上發揮了獨特的作用。當時朱德就說過：“日寇在華北最怕兩樣東西：一為日本反戰同盟，一為朝鮮青年抗日義勇隊。”戰后有日本方面的研究稱，在抗戰中后期，日籍反戰者的“基層策反”對日軍士氣造成有效打擊。

　　工農學校的經費和學員的一切生活費用全部由八路軍供給。他們的生活標準高于八路軍官兵，文化體育生活也豐富多彩。學校成立了一個學生劇團，每周搞一次體育運動日，不定期地舉行排球、棒球、棋類比賽等，以豐富學員的文體活動和其他社交活動。學員們自排自演的《前哨》、《島田上等兵》等話劇，頗受好評。《島田上等兵》1944年冬首次在延安邊區政府大禮堂公演時，毛澤東和邊區黨政軍其他領導人出席觀看。劇情梗概是，日本士兵向他們的上司——中隊長提出了正當的要求，可是并沒有得到答應。于是，士兵們打死了中隊長，投向了八路軍……。隨著劇情發展，觀眾中不時傳出陣陣的掌聲和喝彩聲。

　　毛澤東似乎也被劇情感染了。坐在毛澤東身邊的趙安博解說道：“這些演員都是我們學校的日本學員。扮演主人公島田上等兵的演員名叫吉田太郎。他是所有日本學員中漢語說得最好的。1938年7月在山西被我們俘虜時，他曾刺傷咽喉企圖自殺。喏，他脖子上的那條傷疤就是那時留下的。那位戴近視眼鏡、扮演日軍中隊長的叫梅田照文。他是1940年8月百團大戰時被我們俘虜的。排演這個戲分配角色的時候，日本學員都不愿意演日軍中隊長這一反面角色，都覺得這個角色不光彩……”

　　毛澤東插話問道：“后來這個問題是怎么解決的呢？”沒有等趙安博回答，毛澤東自言自語地說：“你們一定是用硬性攤派的方法嘍！”趙安博說：“后來我們做了點兒工作，說從藝術角度考慮就他的形象符合角色。他總算勉強同意了。但在演毆打士兵那場戲時，他下不了手，經魯迅藝術學院派去的指導老師反復啟發才出了效果。”演出結束后，毛澤東高度稱贊道：“這個戲很好，內容很豐富，演員演技也不錯。”后來，這個原本計劃只上演三天的劇目，累計公演了一個月。

　　當抗戰進入后期時，敵后戰場顯示出愈來愈重要的地位。為了加強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美國決定向延安派駐使團。盡管蔣介石不愿意美方和中共建立任何合作關系，但是后來在羅斯福總統的壓力下，被迫同意，只是在使團名稱方面堅持不同意用“代表團”。最后經國共、美方協商，定名為：“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簡稱“美軍觀察組”，代號“迪克西使團”。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由18人組成的美軍觀察組分兩批到達延安。在延安期間，他們“觀察”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延安的工農學校令他們大開眼界。

　　美軍觀察組的四位成員曾觀看過一次工農學校舉行的歡迎新學員的文藝晚會。由日本學員自編自演的大部分節目體現了日本國的風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畸朝拜”，活報劇“收割的秋天”等。特別是“收割的秋天”這出戲，反映日本農村的莊稼漢，一年四季耕種碾打，但在稻谷豐收后，自己卻顆粒未得，他們的勞動成果全被政府供給侵略戰爭部隊了。農民們呼天不應，痛不欲生。接著，新排練的“應山事件”話劇，更是把反戰氣氛推向了高潮，臺上臺下互動熱烈。當劇中那位日本老兵拔出雪亮的刺刀對準壞透頂的福田中隊長時，臺下的日、美觀眾甚至揮動起了拳頭，喊道:“干啊！干啊！”

　　文藝晚會在“八路軍進行曲”的軍樂聲中落下帷幕。美軍觀察組的一位成員受師生邀請講話。他用半生不熟的日語說:“真沒想到，工農學校的學生在延安過著這樣愉快的生活，連新來的日本士兵在這么短的時間里也與大家心連心，這使我們不能不為之驚嘆。我看了佐渡舞，使我回想起自己曾在和平時期赴日本佐渡旅行的美妙情景。我堅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能舊地重游……”

　　1944年11月21日，美軍觀察組的全體成員參觀了工農學校。在事后的一份總結中有這樣的內容：“促使工農學校學員思想轉變的原因，有以下幾條：第一，他們發現八路軍不殺俘虜，不虐待俘虜；第二，遇見轉到敵人方面的日本人后，心理上受到了沖擊；第三，八路軍的優厚待遇；第四，開始接觸外面的消息，從中得到啟發，看出日本可能失敗，有可能出現與以前不同的政府；最后一點，工農學校的教育是促成他們轉變的決定因素。”

　　日本人參加了邊區的參政議政

　　2014年9月30日是我國首個國家法定的烈士紀念日。在這個紀念日到來之前，民政部公布第一批抗日戰爭300名抗日英烈名錄，其中，以反戰人士身份為中國人民抗戰事業英勇捐軀的宮川英男是唯一的日本人。從侵華日軍轉身成為“日本八路”，宮川英男的一生頗為傳奇，其中有個亮點是他曾經擔任冀魯豫邊區協議會副委員長兼冀魯豫邊區參議員。

　　據統計，像宮川英男這樣擔任過邊區參議員的“日本八路”一共有九位。當年美國記者福爾曼在參觀延安后寫道：“在共產黨控制的區域里，俘虜營是不存在的。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共產黨就宣稱，他們不殺俘虜，而且給戰俘以優待，愿意回去的，將放他們回去……”，“留下的人，享有完全的個人自由……”，“他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宮川英男（前排左一）自愿參加八路軍，成為日本反戰同盟的一員。1945年，在日軍“掃蕩”中犧牲。

　　福爾曼所提到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指的是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競選參議員的事。有位學員叫做森健。他是前面提到的王震部隊首次成批量俘虜的日軍人員之一。森健后來回憶：“王震旅長指揮的八路軍攻擊了太原至同蒲線上的平社村車站，我當時被俘，成了八路軍的俘虜。1938年末我來到延安，那是我被俘后的第三個月。日本俘虜的住處離敵工科辦公室不遠，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沒有拉鐵絲網。也許還把我當作國際友人對待吧。”經過教育，他申請加入了八路軍，并成為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發起創辦人之一。

　　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根據“三三制”原則舉行參議會議員競選。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則，日本工農學校、八路軍敵軍工作干部學校、抗大、魯藝等7所院校為一個選舉單位。各校先按要求提出自己的候選人，然后由候選人公開演講，讓選民投票選舉出參議員。八路軍敵軍工作干部學校和日本工農學校聯合推薦了森健為候選人，魯藝候選人是周揚，抗大候選人是郭化若，還有延安自然科學院候選人徐特立等。

　　選舉那天，各學校的選民們像過節日一樣，簇擁著自己的候選代表，扛著標語，有的還敲鑼打鼓，列隊進入會場。設在延安飛機場的選舉會場，歌聲、口號聲此起彼伏，熱鬧非凡。魯藝師生發揮自己的特長，將周揚畫像抬出來，以張聲勢。各位候選人可發表20分鐘演講。森健是用日語演講，由擔任工農學校副校長的趙安博現場翻譯，所以特許時間延長到40分鐘。他在演講中說：“我們這些生活在中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夠參加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選舉，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我們的一個學習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好機會。這將為我們打倒反動封建的日本軍閥政府，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積累寶貴的革命的經驗。”演講博得長時間熱烈的掌聲。最后，工作人員當場發給到會選民每人一張選票，實行無記名投票，由選民們在候選人名字后畫勾，依次走到投票箱前投票。投票結束后，當場開箱驗票。選舉結果是周揚得票第一被當選，森健第二。第二天，邊區政府發出通知，決定作為特例，把森健推選為參議員。工農學校為此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隨后，工農學校的學員中小路靜男又當選為延安市參議會議員。在學員中引起很大反響。還有秋山良照、茂田江純等七位“日本八路”，先后當選為所在根據地參議會的參議員，參與抗日民主政府的議政和管理。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延安各界于8月30日為工農學校學員舉行了歡送大會。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和許多延安黨政軍干部以及國際友人出席了大會。在9月10日野坂參三和森健等離開延安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為他們舉行了歡送宴會。這些人回到日本后，幾乎全部為中日友好事業貢獻了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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