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會議三月二十二日的講話

　　1958年3月22

　　毛澤東：“不敢講話無非是，一、怕扣為機會主義，二、怕撤職，三、怕開除黨籍，四、怕老婆離婚(面上無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殺頭。我看只要準備好這幾條，看破紅塵，什么都不怕了。”

　　無事不登三寶殿，想到一點問題交換意見。

　　《西廂記》中，有一段張生和惠明的故事。孫飛虎圍著普救寺，張生要送信請他的朋友白馬將軍來解圍。無人送信。開群眾會議，惠明挺身將信送去，這是描寫惠明勇敢膽大的堅定之人。

　　希望中國要多點惠明，要在縣委委員以上幾十萬人中發動一下大鳴、大放、大字報批評領導。這是一種無產階級的氣氛，共產主義的氣氛。

　　群眾罵你一頓出口氣，并沒砍你的頭，撤你的職，這是蓬勃的戰斗的情緒。是很高的共產主義的風格。現在群眾斗爭的風格很好。我們同志之間也要提倡這種風格。

　　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我們黨從前有《向導》、《斗爭》、《實話》等雜志，現在有《人民日報》，但沒有理論性雜志。

　　原來打算中央、上海各辦一個，設立對立面有競爭。現在提倡各省都辦，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活潑思想。各省辦的要各有特點。可以大部根據本省說話，但也可以說全國的話，全世界的話，宇宙的話，也可以說太陽、銀河的話。

　　地方工作同志，將來總是要到中央來的。中央工作的人總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魯曉夫是從地方上來的。地方階級斗爭比較尖銳，更接近自然斗爭，比較接近群眾。這是地方同志比較中央同志有利的條件。秦國稱王在后，但是稱帝在先。

　　要提高風格，講真心話，振作精神，要有勢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氣概。要作到這一點，必須抓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們的同志現在并不企圖勢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現象，這很不好，是奴隸狀態的表現，像賈桂一樣，站慣了，不敢坐。

　　對于經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在這一點上，斯大林比較好一點。聯共黨史結束語說：“馬克思主義個別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變。如一國不能勝利。”

　　中國的儒家對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稱孔丘。唐朝李賀就不是這樣，對漢武帝直稱其名，曰劉徹、劉郎，稱魏人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們腦子鎮壓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問題。學習馬列主義沒有勢如破竹的風格，那很危險。　　

　　斯大林也稱勢如破竹，但有些破爛了。他寫的語言學、經濟學、列寧主義基礎是比較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但有些問題值得研究。例如，在社會主義階段中，價值法則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勞動準備時間消耗多少來定工資的高低?

　　在社會主義中，個人私有財產還存在，小集團還存在，家庭還存在。家庭是原始共產主義后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為的《大同書》即看到此點。家庭在歷史上是個生產單位、消費單位、生下一代勞動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

　　現在工人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合作社中的農民也大都轉變了，農民家庭一般為非生產單位，只有部分副業。至于機關、部隊的家庭，更不生產什么東西，變成消費單位、生育勞動后備并撫育成人的單位。教育部門的主要部門，也在學校。

　　總之，將來家庭可能變成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東西。現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付酬，家庭還有用。到共產主義分配關系是變為各取所需，各種觀念形態都要變，也許幾千年，至少幾百年家庭將要消滅。

　　我們許多同志對于這許多問題不敢去設想，思想狹窄得很。這些問題經典著作上已經講過，如階級、黨的消滅等，這說明馬列風格高，我們很低。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

　　馬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怕帝國主義，而怕教授，這也是怪事。我看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制度：“謝主龍恩”的殘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當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們一頓，而是要接近他們，教育他們，交朋友。

　　他們自然科學可能多學一點，但社會科學就不見得。他們讀馬列主義比我們多，但讀不進去，懂不了。如吳景超讀了很多書，一有機會就反馬克思主義。

　　不要“自慚形穢”，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漢諾夫，馬列主義比我們讀得多，但他們并不行，把第二國際變成了資產階級的仆從。

　　現在情況已有轉變，標志是陳伯達同志的一篇演說(厚今薄古)、一封信(給主席的)，一個通知(準備下達)，有破竹之勢，但有許多同志對于思想戰線上的斗爭無動于衷，如批判胡風、梁漱溟、《武訓傳》、《紅樓夢》、丁玲等。

　　本來，消滅資產階級的基本觀點，在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中已經有了。在過去民主革命中，就經常講革命分兩個階段，前者為后者的準備。

　　我們是不斷革命論者，但許多同志對于什么時候搞社會主義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對社會主義萌芽熟視無睹。而社會主義萌芽早已誕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據地，就產生了社會主義萌芽互助組。

　　王明、陳獨秀是一樣的。陳獨秀是主張讓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后，讓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然后壯大無產階級再搞社會主義革命。所以陳獨秀不是馬列主義者，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激進派。但是，經過三十多年，還有這樣的人。

　　壞人如丁玲、馮雪峰，好人如鄧子恢完全是資產階級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講農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銳對立。河南的富裕中農有好東西不讓干部看，裝窮，無人時，才向貨郎買布。

　　我看很好，這表示貧下中農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農不敢冒尖。這說明社會主義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認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懼，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請示，也不商量，這明明是和二中全會方針作對。他沒有搞社會主義的精神準備。現在被說服了，積極了。

　　從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歲開始。耶穌有什么學問！釋迦牟尼十九歲創佛教，學問是后來慢慢學來的。孫中山青年時有什么學問？不過高中程度；馬克思開始創立辯證唯物論，年紀也很輕。他的學問也是后來學來的。

　　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時，不過三十歲左右，學派已經形成了。在開始著書時，只有二十幾歲。那時，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當時的資產階級博學家。如：李嘉圖、亞當斯密、黑格爾等。

　　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時代寫的東西是比較生動活潑的，充滿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滿為目的。康有為也是如此，劉師培成名時還不過二十歲，死時才三十歲。王弼注《老子》的時候，不過十幾歲，因用腦過度早死。死時才二十幾歲。

　　顏淵(二等圣人)死時才三十二歲。李世民起義時，只有十幾歲，當了總司令，二十四歲登基當了皇帝，年紀不甚大，學問不甚多，問題是看你方向對不對。秦叔寶也是年輕的。

　　年輕人抓住一個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過他們的。羅成、王伯當都不過是二十幾歲。梁啟超年輕時也是所向披靡，而我們在教授前就那么無力，怕比學問。刊物出后，方向不錯，就對了。

　　雷海宗讀了本馬列主義不如我們，因為我們是相信馬列主義，他越讀得多還當右派。現在我們要辦刊物，要壓倒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只要讀十幾本書就可以把他們打倒。刊物搞起來，就逼著我們去看經典著作，想問題，而且要動手寫。這就可以提高思想。

　　現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不辦刊物大家也不會去看書，盡講抽象不算紅。

　　各省可辦一個刊物，成立一種對立面，并且擔任向中央刊物發稿的任務，每省一年六篇就夠了。總之，十篇以下，由你們去組織，這樣會出英雄豪杰的。

　　從古以來，創新學派、新教派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們一眼看出一種新東西，就抓住向老古董開戰！而有學問的老古董，總是反對他們的。馬丁·路德創新教，達爾文主義出來后，多少人反對！發明安眠藥的，既不是醫生，更不是有名的醫生，而是一個司藥的。開始，德國人不相信，但法國人歡迎，從此才有安眠藥。

　　據說盤尼西林是一個染坊洗衣服的發明的。美國富蘭克林發明了電，他是賣報的孩子，后來成了傳記作家、政治家、科學家。高爾基只讀了兩年小學。當然學校也可以學到東西，不是把學校都關門了，而是說不一定住學校。看你方向對不對，去不去抓。

　　學問是抓來的。從來創立學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視古董，有所發明。博學家就來壓迫。歷史難道不是如此嗎？我們開頭搞革命，還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歲。而那時的統治者袁世凱、段琪瑞都是老氣橫秋的，講學問，他們多，講真理，我們多。

　　我很高興，最近時期大字報很有氣魄，批評得尖銳、生動。把暮氣一掃而光，但我們老是四平八穩走方步，“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不講真心話。

　　王鶴壽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評教條主義，彭濤的也好。有說服力。尖銳性差一點，無非是“打擊別人提高自己”，但不是個人主義的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為了打擊錯誤思想，提高正確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當然錯誤中也包含自己的錯誤)。

　　滕代遠那一篇也好，但說服力不夠。修那么多鐵路要說出理由來，不然就把別人嚇倒了。張奚若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無產階級就是這樣嘛，任何一個階級都是好大喜功的。

　　不“好大喜功”，難道“好小喜過”?禹王惜寸陰，我們愛每一分鐘。孔子“三日無君則惶惶如也”“席不暇暖”。墨子“突不得黔”。這都是急功近利。我們就是這個章程，水利、整風、反右派、六億人口搞大運動，不是好大喜功嗎？我們搞平均先進定額，不是急功近利嗎？不鄙視舊制度，反動的生產關系，我們干什么？我們不迷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干什么?

　　我們錯誤是有的，主觀主義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是正確的。天津、南京兩封信雖然是反對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氣不硬。

　　陳其通等四人，除陳沂是右派分子，這些人敢于說話的精神是可取。當面不說，背后唧唧咕咕，這是不好。應該大體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銳一點，也可以委婉一點，但不能不說。

　　有時要尖銳鮮明，橫豎是團結幫助的態度出發，尖銳的批評不會使黨分裂，只會使黨團結，有話不說，就很危險。當然，說話要選擇時機，不講策略也不行。

　　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賢的那樣不講策略，自己被消滅。當時落得皇帝不喜歡。一個四川人楊慎安被充軍到云南。歷史上講真話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賈誼等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為原則而斗爭的。　　

　　不敢講話無非是“一、怕扣為機會主義，二、怕撤職，三、怕開除黨籍，四、怕老婆離婚(面上無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殺頭。”我看只要準備好這幾條，看破紅塵，什么都不怕了。

　　沒有精神準備。當然不敢講話。難道犧牲可以封住我們的嘴巴嗎？我們應當要造成一種環境，使人家敢于說話，交出心來。

　　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報告說：“要造成一種環境”。這對群眾來說是對的。先進分子應該不怕這一套，要有王熙鳳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

　　我們應當領導群眾，現在群眾比我們先進，他們敢于貼大字報批評我們。當然和儲安平不同，那是敵人罵我們，現在是同志之間的批評。我們現在有些同志的作風不好，有些話不敢講，只講三分。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選票。這是庸俗作風，要改變，現在已有可能改變。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個東西一一多快好省，促進派，四十條。有三種人，三種心理狀態，一種是痛心的，一種是漠不關心的，再一種是吹掉高興。一塊石頭落地，從此天下太平。

　　這三種態度的人，兩頭小中間大。一九五六年有許多問題，都有這三種態度，反日、反蔣、土改是比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問題上要有三種態度。

　　這種估計是不是對，這次會議解決了一批問題，取得協議，為政治局準備了文件，但缺點是思想談得較少，是否用兩、三天的時間談談思想問題，談談心里話?

　　同志們說這次會議是整風會議，又不談思想，實踐諾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爭，二不劃右派，和風細雨，把心里話講出來，我的企圖是要人們敢說，精神振作，勢如破竹，像馬克思、魯迅那樣，敢說，把顧慮解除，要在地委書記約在兩、三人的范圍內把空氣沖破一下。

　　搞出一種新氣氛。鄒容十八、十九歲寫了一篇《革命軍》，直接罵皇帝。章太炎寫文章駁康有為也是精神百倍，年紀越大用處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點勁。當然，年紀大的也還要，也要掌舵。三國時劉備不好，還是老頭子掛帥。要沖破黨內的沉悶氣氛。

　　印了一些詩，盡是老古董。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志負個責任，回去以后，搜集點民歌，各個階層、青年、小孩都有許多民歌，搞幾個試點，每人發三、五張張紙寫寫民歌，勞動人民不能寫的找人代寫，限期十天搜集，會收到大批舊民歌，下次會印一本出來。

　　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民歌，第二條，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歌的，內容應當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

　　現在的新詩不成形，沒有人讀。我反正不讀新詩。除非給一百塊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學做了很多。我們來搞可能找到幾百萬、成千萬首的民歌。這不費很多的勞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詩舒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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