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9年下半年起，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下稱前蘇東地區)以政治體制變革為前導，先后走上了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面過渡的道路。當時，人們對該地區經濟發展前景普遍持樂觀態度。改革制定者們相信，市場機制將引導這國家根除計劃體制的弊病，迅速走出發展速度多年徘徊的低谷，進而很快地縮短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使之最終躋身于世界富國行列。前蘇東地區的政策制定者甚至廣大公眾都認為，向市場過渡的速度越快越好。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一步跨越式”改革方針被各國普遍采納，認為它更適合該地區社會-經濟初始條件，對改變現有的經濟結構、實現體制的全面轉軌不但是最佳選擇，而且是唯一選擇。

　　從那時列現在，7個年頭過去了。在這期間，前蘇東地區經濟倒退之顯著，社會后果之嚴重，及“陣痛”持續時間之長久，都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

　　從1989-1990年開始，前蘇東地區各國經濟出現大幅度滑坡。尤其在1991和1992年，經濟形勢最為嚴峻。在1992年，整個前蘇東地區(除波蘭外)經濟全面下降，年下降幅度大多在兩位數，有的高達40-50%。據世界銀行的一項專題研究報告(米拉諾維奇，1996：10-11)，在1989到1994年間，整個前蘇東地的實際經濟實力下降了至少1/4如果以美元衡量，下降幅度更大。1989年，前蘇東地區按匯率計算的產值相當于西德的GDP，或3倍于中國的GDP，人均收入為3000美元。到1994年，這些國家的總產值(包括生產和服務)大約只相當于統一后德國GDP的4%或者只比中國多1/4，人均GDP下降為1700美元，幾近一半。另據歐洲重建與發展銀行的計算，以1989年為100，到1995年，整個前蘇東地區的經濟相當于1989年的66%，其中獨聯體較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更甚，實際GDP只相當于6年前的一半。

　　蘇東地區經濟衰退的幅度也是罕見的。這是自1929-1933年西方經濟大危機以來和平時期世界經濟中出現的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到1994-1995年，該地區經濟全面下降的趨勢有所和緩，部分國家甚至出現復蘇跡象。預計1996年后，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將停止下滑，以1-7%的增長率回升。但是，由于前幾年倒退幅度太大，以GDP衡量的經濟總量銳減，一位數以內的增長率即使能維持下去，仍需假以相當的時日，方可恢復到過渡前的水平。

　　幾年來經濟的全面倒退無疑對人們的生活水平和整個社會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本文試圖在現有資料的基礎上，就前蘇東地區市場轉軌所帶來的社會后果作一些分析。聯合國計劃開發署(UNDP)從1990年開始，一年一度發布《人類發展報告》，確立了一系列有關社會發展的概念和指標。這些概念和指標已被普遍接受和廣為采用。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涉及所有這些社會指標。以下的討論，主要圍繞人類生存發展幾個最基本的條件和標志，旨在提供一個粗略的真實圖景。這些方面，主要包括收入分配、人口統計學方面的變化、以及人類潛能發展條件的變化。

一、收入分配與消費

　　從理論上說，一國GDP越高，人均份額越大。反之亦然。前蘇東地區經濟的大幅度萎縮自然帶來人均收入的顯著降低(見表1)。

　　上述資料顯示，在經濟轉軌的頭幾年，前蘇東各國的人均收入全面下降。雖然不同的統計方法提供的數據不一樣，所有數據都表明，除少數幾個東歐國家外，其他各國人均收入都急劇下降，其下降幅度，只有世界經濟史上幾次嚴重經濟危機可與之相提并論。其中，根據家庭預算的調查，整個東歐地區實際人均收入減少了1/4，而其余地區減少的幅度接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

　　由于前蘇東地區短期內經歷了如此劇烈的經濟變動，單是人均收入指標還不能全面反映這變動對人民生活的深刻影響。資料表明，這一地區各國向市場過渡的最直接和最明顯的社會后果之一是貧困人口的大量增加，貧困人口的增加在整個地區是普遍現象，但驟增年份在各國有所不同。許多研究指出，這一現象與“一步跨越式”過渡措施實施的力度，尤其是價格自由化的快慢直接有關。例如，貧困人口增加最快最多的年份，在波蘭是1990年，在保加利亞、捷克和斯洛伐克是1991年，在俄國和烏克蘭是1992年。這些年份，都是各國所謂“休克療法”實施最熱烈的高峰時期。到1992年底大規模貧困化現象在部分國家開始緩解，而在另一些國家則在繼續惡化。

　　以上根據家庭預算調查的結果顯示，在上述國家貧困化發展最顯著的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摩爾達維亞、立陶宛和阿塞拜疆，其次是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到1994年，這些國家中占總人口1/4到將近2/3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在過渡之初的1989年，貧困人口的比例多在1-2%之間，最高的不過為11%。此外，低收入人群也大大膨脹。低收入人口的比重在以上各國(除匈牙利外)都上升到占總人口的1/4以上，多數國家高達一半以上，在阿塞拜疆甚至高達85%。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亞的貧困化現象雖然不那么顯著，但由于這幾個國家的貧困率在過渡之前就相對較低，因而相對起點而言，其貧困率的增長幅度仍然相當可觀。

　　由于缺乏相應的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對其他前蘇東國家如亞美尼亞、格魯吉亞、俄國、烏克蘭以及阿爾巴尼亞的貧困化狀況尚沒有類似的準確計算。不過，其他一些資料來源表明，這些國家的貧困化問題至少同樣重。

　　總起來說，除中亞各共和國、哈薩克斯坦，以及斯洛文尼亞以外的前蘇東地區，也就是說，在1993-1994年間，中歐總人口的8%和其余上述地區總人的35%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此外，約有1.1億人口淪為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的普遍下降引起生活條件的全面惡化，而對這些驟然增加的貧困和低收入人群來說，謀求生存成為務之急。典當鋪在許多國家迅速涌現并生意興隆。在保加利亞，接受社會救濟的人口在1989-1993年間增加了30倍，這些舉措雖然可救一時之燃眉，但靠此脫貧卻完全是不可能的。

　　貧人口在前蘇東地區的社會主義時期也是存在的，主要涉及人口較多或單親家庭、傷殘者、部分少數民族、拿最低養老金的老年人等等。而新增貧困人口的結構卻很不一樣，其中包含了大批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而無法找到工作的青年人、失業者、退休的非熟練工人、部分農民、相當一部分雖有工作但收入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薪階層，即所謂的“有工作的窮人”以及大量涌現的移民和難民。

　　人們通常認為，向市場過渡過程中受貧困化影響最大的是靠養老金過生活的老年人，而事實上，首當其沖的是兒童、失業者和有工作的窮人。例如，在俄國，在1992年7-9月間，15歲以下兒童中有46%屬于貧困人口，在36-60歲的人口中這一比例為35%，而在男性領取退體金的人口中這一比例僅為22%(姆羅盛和波甫金，1994年)。兒童貧困化現象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也很突出。這一現象，與失業率增加及失業救濟標準降低，低酬就業人口增加，以及社會福利尤其是子女補貼的削減有直接關系。即使在子女補貼等福利尚未受到根本沖擊的匈牙利和捷克，兒童貧困化問題也比成年人和老年人嚴重。1992年，匈牙利兒童貧困化率比成年人高1.5倍，比老年人高2.7倍(拉卡托斯，引自聯合國兒童基金國際兒童發展中心)。究其原因，主要是家長失業率增加以及低報酬工作的擴展。

　　前蘇東地區出現的這種“市場過渡貧困化”現象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貧困人口比例在市場過渡的前一、兩年迅速增加后漸趨穩定，僅在很小的范圍內上下被動，甚至在有些國家，例如波蘭，在經濟已經停止衰退并有所回升時，貧困率仍大致穩定在經濟轉軌初期出現的較高的水平上。只有捷克和愛沙尼亞的貧困率在1990-1992年驟增后有所下降。第二，前蘇東地區的貧國化屬“淺度”貧困化，貧困度比一般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要低。但與此同時，該地區處于低收入和貧困邊緣的家庭數量亦有相當大，也就是說，幅度不大(例如10%)的人均收入增減就足以引起入貧或脫貧比例的著變化。第三，盡管貧困率在這些國家增長很快，永久性赤貧人群似乎尚未形成。例如，在匈牙利、俄羅斯等國家，居民家庭的數量在入貧脫貧之間以及收入水平之間的變化都較大。這表明，大面積貧困化在這一地區可能仍屬于過渡現象，是經濟大幅度驟然衰退的直接后果。

　　但是，大規模經濟衰退決不是市場過渡貧困化的唯一原因。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發展。在向市場過渡的過程中，各國普遍出現收入分配兩極化趨勢日益成為貧困化的重要根源。因此，可以預料，當這一地區經濟恢復增長后，大面積貧困化現象會相應有所緩解，但由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困化卻會繼續存在。波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先倒。總之，這些后起資本主義國家能否解決貧困化問題其前景至少是不很明朗的。

二、人口變化

　　人口預期壽命的增加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前蘇東國家中，除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斯洛文尼亞、阿爾巴尼亞幾國外，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在1989-1994年間都下降了。這一趨勢在俄國最明顯，下降幅度為6年，致使俄國男性預期壽命縮短到不足60歲。其次是波羅地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男性平均壽命分別下降了4.7年、4.3年和4年。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下降幅度為3年多。這一變化，是經濟轉軌前人均壽命上升的發展趨勢的逆轉。

　　女性人口預期壽命的惡化總的來說不如男性顯著。女性預期壽命在波羅地海三國和摩爾達維亞縮短了0.8-1.3年，在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縮短了2-3年。前蘇東地區大部分國家男女壽命的差別原本就較大，由于過渡時期壽命變動的不平衡，男性壽命在本來就短得多的基礎上又顯著下降，使男女壽命差距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在上述國家中，除捷克和波蘭兩國外，其他國家男女壽命差距都擴大了。1994年，這一差別在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羅地海三國都在10年以上，其中俄羅斯更高達13.2年。這帶來一系列社會后果，例如人口性別比例失衡、單親家庭增加等等。

　　據研究，死亡的上升可能是導致前蘇東國家人口預期壽命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市場過渡的最初幾年，中歐和東歐地區出人意料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死亡率普遍大幅度上升現象。聯合國兒童基金國際兒童發展中心根據掌握的大量資料，較早報道了這一發展趨勢。據該中心的資料(1993年、1994年)前蘇東地區人口死亡率的變化基本為三種類型。第一、在經濟轉軌的最初幾年，死亡率在所有這些國家都上升了，只是上升的幅度有所不同。有些國家，死亡率不久即恢復到正常水平，倒如，回歸正常水平的年份在捷克為1991年，在斯洛伐克為1992年，在波蘭和斯洛文尼亞為1994年。這是第一類型。第二種類型以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為代表。其特征為，這些國家在過渡初期出現的死亡上升現象雖然較為和緩，但直到1994年死亡率仍維持在上升后的水平上而沒有什么改善。第三種類型是俄羅斯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包括波羅地海三國1989年之后，這些國家死亡率上升幅度最大并且在隨后幾年中繼續惡化。除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以外，死亡率在其余各國直到1994年仍在繼續七升，盡管上升幅度比前幾年有所減少。

　　以1994年與1989年相比，俄羅斯以及前蘇聯西部地區的死亡率增加最為顯著，其增長率俄羅斯為46%，拉脫維亞為34%，波羅地海、斯拉夫國家和摩爾達維亞為20-25%。俄羅斯是人口受死亡率上升影響最大的國家。從絕對數上看，由于死亡率上升，俄國在1990-1994年期間新增加的死亡人數估計為170萬，其中2/3即130萬是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引起的。波羅地海三國以及白俄羅斯、摩爾達維亞和烏克蘭的情況只比俄國稍好一點而已。

　　到1995年，前蘇東地區，包括俄羅斯和波羅地海三國人均預期壽命下降的趨勢普遍有所緩和。但即使如此，在這一年，16個東歐國家中有12國男性預期壽命仍低于1989年的水平。在1994年，俄國男性預期壽命僅為57.6歲，不僅低于該國60歲的法定退休年齡，而且大大低于2/3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前蘇東地區市場過渡初期人口壽命和死亡率的劇烈變動堪稱為一次“死亡率危機”。人們通常以為，非戰爭因素引起的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受害者是所謂生理脆弱人口，即嬰幼兒、孕期和哺乳婦女以及老人。但前蘇東地區的情況卻不是這樣。資料表明，這些國家中受死亡率危機打擊最重的是勞動人口，尤其是男性青壯年，即20-39歲的男性。婦女不同年齡段死亡率變動情況與男性人口有相似的地方，但變化程度遠不如男性那樣顯著。而且，在20-39歲和40-59歲兩個年齡段之間相對變化程度在各國有所不同，年輕婦女死亡率攀升的趨勢遠不如男性那樣普遍和明顯(見表2)。

　　從統計資料上看，嬰兒死亡率只在前蘇聯幾個地區和保加利亞有所上升，而這部分還是受到分類標準和統計方法的變動的影響。到1994-1995年，嬰兒死亡率在各國都低于1989年的水平。

　　什么原因引起勞動人口死亡率如此大幅度的上升?聯合國兒童基金國際兒童發展中心的統計和研究表明(1993、1994、1995年)，大約有30-80%的超正常死亡可歸因于心血管病發病率增加。另外，外部因素，包括中毒、各類事故自殺和他殺等等，也是前蘇聯各國以及匈牙利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另一個重要原因與過渡階段社會環境變化帶來的心理-社會壓力有關。政治、經濟體制短時間內產生急劇變動，對人們生理、心理帶來巨大沖擊。不管愿意不愿意，每個人都被迫進行全方位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對許多人來說進行這個驟然調整是痛苦的。但他們既無力把握社會變動又無法逃避現實，因此，失落感、危機感以及對未來前景的茫然應運而生。這些都直接影響到人們的心理健康和行為方式。此外，原有的一些不利因素，如不良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以及環境惡化等問題繼續影響著人們的健康。而過渡時期出現的急劇貧困比、衛生標準降低、醫療服務體系的衰落甚至暫時解體，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死亡率危機”起了推波助讕的作用。

三、人類潛能發展條件

　　這只討論就業與收入問題，其他如教育、醫療和生存環境等留待以后討論。經濟轉軌開始之后，登記失業率在所有中歐和東南歐各國都增加了，只有捷克是個例外。但是在前蘇聯大多數國家盡管生產大幅度下降，登記失業的人數卻沒有象人們預料的那樣大量涌現。在俄羅斯，登記失業率在1994年僅為3-4%。不過，登記失業率與實際失業率之間往往存在很大距離。由于失業救濟標準低，失業登記處幫助再就業的機會不大，許多失業人口不愿前去登記。按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俄國失業率大約在6-7%。如果把非自愿減少工時減少工資以及不帶薪暫時離職的人統計在內，俄國失業率將上升至12%。

　　1993年之后，部分前蘇東國家經濟開始復蘇，但失業狀況卻未見明顯改善。失業率大多保持在上升后的水平上甚至略有增加。在經濟回升較好的斯洛文尼亞和波蘭，1994和1995年初的失業率仍分別維持在14%和15%的水平上。

　　在失業問題上，長期失業對失業人口及其家庭的生活以及社會心理健康的損害比短期失業要嚴重得多，是更難治愈的社會痼疾。在前蘇東地區所有國家中，長期失業人口在失業總人口中的比重都呈增加趨勢。這一比例，在匈牙利由1992年的20%上升到1994年的40%，在捷克由15%上升到20%。在波蘭和保加利亞長期失業比例在1994年分別達到27%和60%。

　　對靠工資為生的人來說，失業使收入銳減，生活水平驟降。而失業時間越長，重新就業的機會就越渺茫。對西方發達國家失業問題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失業保障相當完備的條件下，長期失業對失業者本人及其家庭子女在社會交往、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響也遠遠超過物質收入變化的范圍。前蘇東地區各國的失業保障尚不健全，在這種條件下，不斷增加的長期失業人口的危害顯然更重。

　　前蘇東地區勞動力配置方面出現的另一個新現象為就業率的下降大大超過失業率的上升(見表3)。

　　就業率和失業率之間的差距在青年、婦女和仍然工作的退休者中更為明顯，特別是在就業率一直較高的國家如保加利亞、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蘇聯更是如此。這個差距主要是由于統計方法的不完善所造成的。上表中只有在波蘭就業率與失業率大致相同。有理由相信，由于失業登記制度的不完善，就業率的變動應該更能反映一國勞動力失業的真實狀況。

　　如果說，失業導致的收入下降主要影響失業人口及其家庭，那么，現有工資水平的變動則影響到大量就業人口及其家庭的收入水平。經濟轉軌開始以來，平均實際工資在所有前蘇東國家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只是最近一、二年，下降勢頭在中歐國家才有所減緩。1989-1994年間實際工資在捷克下降了20%，在前蘇聯一些國家和羅馬尼亞下降了40%。實際工資下降的幅度在失業率較低的國家更明顯，這是由于這些國家通過削減工資的方式來避免大幅度裁員。

　　與此同時，工資收入的差距明顯擴大，無論從凈收入還是稅前收入來看都是如此。

　　在前蘇東各國中，前蘇聯的斯拉夫地區、波羅地海三國和保加利亞工資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最為明顯，而中歐國家中除波蘭以外，工資收入差距則相對較小。從前蘇東各國目前的勞工市場、稅收、社會保障政策的取向上來判斷，工資收入的差距在可預見的未來將繼續擴大。

四、簡短的結論

　　大量統計數據、社會信息和研究報告表明，前蘇東地區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中付出了相當沉重的社會代價。在過渡開始的前幾年中，由于社會生產大幅度萎縮，人均收入水平全面下降，相當數量的人口驟然陷于貧困，有些人淪為赤貧直接危及人們生存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戰亂、動蕩以及犯罪、酗酒等社會問題都達到空前嚴重的程度。由于公共開支減少和私有化浪潮的沖擊、原先主要由政府承擔的社會發展支出逐漸轉移到公民個人頭上。但是，由于惡性通貨膨脹和收入降低，大批工薪人口用于社會發展的經濟能力十分有限，許多社會發展指標相對惡化。當然，在分析這一發展過程的同時也要指出：第一，并非所有社會成員都受到同樣或同等程度的影響。有些人的狀況相對好于其他人，更有少數人的經濟條件比過渡前要好得多。因此，這部分人可用貨幣購買力衡量的生活質量實際上是提高了。第二，并非所有社會發展指標全部出現倒退。有些方面，例如小學入學率、潔凈飲水率、生活能源消費等等維持了原有水平甚至有所改善。第三，前蘇東地區各國之間發展不平衡，即使在經濟衰退同樣嚴重的情況下，社會發展指標的變化在不同國家也有所不同。這是由于其他因素，如歷史、社會結構、體制、具體社會政策等都程度不同地影響著這一進程。第四，社會發展指標惡化時間長短不一，隨耆經濟轉軌的深入，有些社會發展指標有所改善，但另一些則沒有好轉的跡象。現在還難以斷定，市場經濟在這些國家的建立必然會帶來社會發展指標全面好轉。

　　在所有社會發展指標變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死亡率的變化。最能反映人類貧困狀態的是縮短的壽命、痛苦的生存和過早的死亡。在一定生活條件下，生命的長短構成了生存的價值。正是因為如此，著名經濟學家賽恩把死亡率看作衡量發展成功和失敗的主要標志之一。在這個意義上，前蘇東地區經濟轉軌的社會代價首先莫大于“人的代價”。

　　總之，前蘇東地區一些國家在90年代七半期經歷的死亡率上升危機不亞于甚至超過本世紀幾次主要經濟危機，而由此引起的“超正常”死亡人數只能與大規模政治變革時期或戰爭時期相比。目前，由于該地區仍處經濟、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時期，全面評價轉型初期的社會后果，尤其是這些后果對各國社會經濟時期發展影響，在目前來說似乎尚為時過早。多年之后，當人們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時，他們也許能更清楚地回答以下問題：究竟如何來衡量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的歷史意義?向市場過渡的方向、道路、戰略乃至政策措施是否是歷史留給這些國家的唯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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