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今天回望歷史、打量井岡山，會有許多啟示。歷史或有機緣巧合，但歷史也自有規律，比如，歷史的勝利者，屬于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的一群人，就如同在最黑暗最艱難最絕望的時刻，依然不失詩性與浪漫。

　　欲知為何“撼解放軍難”，請上井岡山

　　撼山易，撼解放軍難——不久前談及印度邊防人員越界一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的“霸氣”表態，刷屏了。

　　2017年8月1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

　　回望歷史，回溯原本，回到起點，總是有些感慨：90年前，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后失敗的兩支隊伍，匯聚于遠離城市的莽莽大山井岡山時，當時輿論包括起義者中的一部分人，都認為這不過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落草為寇”，結局不外乎被剿滅、招安，或自生自滅，不過又一個梁山泊、瓦崗寨的翻版。

　　但是，井岡山為什么沒有變成梁山泊、瓦崗寨，反而從這里培養了比大山更難撼動的無敵鐵軍?

　　一

　　走向井岡山，道阻且長。

　　一開始，井岡山并非目的地。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后叛變革命，屠殺中國共產黨人，6萬名黨員，只剩下1萬多人。

　　是任人宰割，還是奮起反抗?中國共產黨人用槍聲做出了回答，這一年，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相繼打響。這是中共黨史軍史上的三大起義，先后失敗，隊伍被打散，秋收起義、南昌起義的余部和廣州起義的少數人員，上了井岡山。

　　秋收起義隊伍是最先到達井岡山的，之前他們的目標是奪取長沙。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爆發，官兵們呼喊的一個口號就是：“堅決攻克長沙!”當時中共一些領導人偏好制定攻占大城市的計劃，俄國十月革命不是這樣成功的嗎?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聲炮響，先占領首都彼得格勒，再殲滅白軍，把紅旗插遍廣袤的大地。這是蘇聯的經驗，也是共產國際代表所津津樂道并堅持要中國共產黨效仿的。

　　但是斗志昂揚的秋收起義軍在進軍長沙途中，就遭遇嚴重挫敗：

　　第一團在修水起義，第一仗就慘敗，當時混入起義部隊的土匪邱國軒部突然反戈叛變，國民黨軍乘機反撲，結果一團撤退下來，2000人只剩下一半，團長鐘文璋失蹤;

　　第二團在安源起義，進攻萍鄉未克，西進攻占了老關、醴陵，又北進占領瀏陽，但由于部隊麻痹輕敵，陷入敵人的包圍，部隊被打散，部分突圍脫險，不少人犧牲;

　　第三團在銅鼓起義，勝利占領了白沙鎮，旋即又占領東門市，但被敵人兵分兩路包圍，撤退后，1500人只剩下400余人。一部分人犧牲，更多人被打散，離開了隊伍。

　　怎么辦?三路行動均失利，是繼續進攻還是就此退卻?如果退的話，向哪里退?在湖南瀏陽文家市，時任秋收起義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斷然決策：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

　　《中國革命戰爭紀實》叢書如是評價：“這是一個大膽的決策，因為繼續進攻長沙，是中共臨時中央原來的決定，不這樣做無疑會被扣上‘逃跑’的罪名。這更是一個創新的決策……無情的事實證明，‘十月革命’模式在中國走不通。中國革命要成功，只有獨辟蹊徑。而從進攻城市到轉向農村進軍，可以說是毛澤東最先覺悟到的，并果敢地邁出了第一步。”

　　史載，就在秋收起義余部做出向湘南撤退決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駐長沙代表的報告，再次做出要湖南省委進攻長沙的決議。然而，當這一決議送到湖南時，秋收起義軍已開拔南下了。假設這支隊伍繼續進攻長沙，只能遭受全軍覆沒的命運，好在，歷史不容假設。

　　“上山”，并非毛澤東在遭遇失敗后的權宜之計。《毛澤東年譜》(上卷)記載，1927年7月4日，毛澤東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34次會議，在討論湖南問題時，他在發言中，就主張“上山”，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當時大家意見不一，有的建議進攻城市，有的說到國民黨部隊中“當兵”，以待時機。毛澤東堅持：武裝上山。

　　井岡山，就此走進歷史。

　　二

　　從湖南瀏陽文家市，走到江西永新三灣村，這一路危機四伏，抵達三灣時，起義隊伍已不足千人，最慘痛的是，總指揮盧德銘也犧牲了。

　　但毛澤東做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他當眾宣布：參加革命，完全自愿，愿留者留，不愿留者，發給路費，離隊——當然，槍支不能帶走。又走了一批人，但留下的隊伍，還能堅持多久?嚴峻的現實是：逃跑已經公開化，投機分子竟然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往哪兒去?”只要再有一場失利，還會有更多人逃亡。

　　歸根結底，這支隊伍還沒有脫離舊軍隊的習氣。人員魚龍混雜，有意志堅定的戰士，也有一身江湖氣的兵痞，有接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黃埔學生，也有開始滿腔熱情但一失敗就萌生退意的年輕農民，有的人知道為革命而戰，有的人卻把自己當成了雇傭兵……人心渙散，思想混亂，這個問題不解決，即使上了山，也照樣無法避免覆亡的命運。

　　在歷史上有不朽地位的“三灣改編”出現了：“支部建在連上”，在部隊各級都設立了黨的組織，班設小組，連有支部，營、團有黨委。這是一個重大的創造，它對于黨整合軍隊并在軍隊中順利實現自己的意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后來在《井岡山的斗爭》中，說到對調整軍隊和黨組織結構所起的重要作用時，這么寫道：“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為誰而戰”，一直是中國舊軍隊的重大困擾，“X家軍”歷史久矣，部隊往往就是軍閥的本錢甚至私產。到了近代，湘淮軍閥延續了“兵為將有”的陋習，袁世凱小站練兵，以德國軍制為藍本，在中國近代軍制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但選拔將領、教育士兵，仍然打造“袁家軍”，培植專屬于自己的勢力，麾下官兵，“吃袁大帥飯，為袁大帥打仗”。國民黨軍隊亦是如此，雖然兵多將廣，卻派系林立，將領擁兵自重，一個個小心思小算盤，戰場上見死不救的事，多了去了。

　　1932年7月，日軍侵犯熱河，時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內政部長的汪精衛，令當時占據華北的張學良出兵抵抗，后者拒不執行命令，還回電暗示汪無權指揮華北軍事。張學良晚年在回憶錄中，還原了當年與汪精衛的對話，當時汪說，日本人給的壓力太大，你的軍隊動一動，跟日本人打一打，就可以了，先平息一下輿論。張學良如是回復：“汪先生，你這是在說什么話?讓我的部下打一下，讓我的部下拿生命來換你們的政治生命?我張學良從來沒有靠犧牲我部下的生命，來換取我的政治生命。為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別來找我!”

　　這樣的邏輯，這樣的軍隊、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政黨，怎么可能不垮臺?

　　相比之下，顯現了共產黨重視政治工作的優勢。可以說，從“三灣改編”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已經脫胎換骨了，“黨指揮槍”，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形象表述。誠如歷史見證者羅榮桓后來的回憶：“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如果不是這樣，紅軍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只能變成流寇。”

　　三

　　宏大的歷史，總是透過一些細節，撲面而來。

　　今天，在井岡山，人們喜歡穿著灰色紅軍服，重走“挑糧小道”。幾十年過去了，天翻地覆，扁擔沒有變，還是用井岡山盛產的毛竹制成。

　　在井岡山博物館，有一件仿制品，“朱德的扁擔”。當年的紅軍軍需處長范樹德生前回憶說：他花了一個銅板買了一根毛竹，削成兩根扁擔，一根送給朱德，一根留著自己用，在朱德的那一根上，他用毛筆在一端寫上“朱德扁擔”，另一端寫上“不準亂拿”。1928年12月間，為了保護井岡山根據地，紅軍發起了一場挑糧運動，朱德已年過四旬，又是軍長，戰士們勸他不要挑糧，但他仍然親自挑糧上山。戰士們因此為朱德編了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糧食絕對可靠，大家齊心協力，粉碎敵人‘會剿’。”

　　官兵平等，在軍隊內實行民主主義，也是“三灣改編”的重要內容。《中國革命戰爭紀實》中寫道：“舊軍隊的官兵之間歷史界限分明，秋收起義隊伍，在官兵待遇、部隊管理等方面，基本沿用國民黨軍隊的規矩。官兵平時伙食不一樣，士兵吃大灶，連以上軍官吃小灶——四菜一湯，官兵差距不小。尤其是黃埔軍校出身的軍官，都有皮帽、皮帶、皮鞋、皮包、皮鞭，人稱‘五皮軍官’。這些‘五皮軍官’非但伙食特殊，而且平常凡事高人一等，打罵士兵更是家常便飯。”

　　“三灣改編”，在連、營、團各級設立了士兵委員會，廢除繁文縟節，不準打罵士兵，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平等。這些規定，極大地調動了士兵的革命熱情，歷史見證人宋任窮曾在井岡山時代擔任過士兵委員會主任，他回憶說：“士兵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放在連里面，一個是政治民主，一個是經濟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經濟。那時來自舊軍隊的軍官很多，打人罵人的軍閥習氣嚴重，士兵委員會就同他們那種舊習氣做斗爭。”

　　當年，井岡山本來經濟基礎差，加上敵人封鎖，紅軍的生活非常艱苦，時任28團團長的粟裕回憶說，當時每天的伙食除糧食外，油鹽菜金五個銅板，基本上餐餐吃紅米、南瓜。南瓜吃了脹肚子，不好受。最困難的是部隊吃不到鹽。

　　今天，來井岡山的游客，總要品嘗紅米飯南瓜湯，人們很難想象，當年紅軍官兵每天都吃這個。人們更難想象的是，在如此艱苦卓絕的條件下，紅軍還能保持旺盛的革命樂觀主義——因為平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寫道：“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官兵平等的同時，軍民關系也得到重塑。眾所周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源于井岡山，當時叫“三項紀律，六項注意”，先有“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后有“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

　　在井岡山博物館里，陳列著一張漁網——當年，井岡山的百姓感慨紅軍真不一樣，喜歡!于是用這張網，撈魚慰勞紅軍。

　　四

　　歷史很奇妙，有的人風風火火出場，濃眉大眼亮相，卻旋即沒了戲份，甚至淪為丑角;有的人在歷史帷幕拉開時，并不顯眼，無人看重，卻在接下來的時光，走進舞臺中央，成為改變歷史的重要人物。

　　余灑度，黃埔軍校第二期生，以口才、文才著稱，秋收起義時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響當當的英雄人物，上井岡山后，對革命失去信心，悲觀失望之下，選擇逃脫部隊，輾轉來到上海，又選擇了脫黨，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后，他又選擇了投敵，被委任為少將處長，為了滿足奢侈生活，余灑度利用職權販賣毒品，事情敗露后，蔣介石親自下令將其槍決。

　　蘇先駿，黃埔三期生，北伐戰爭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秋收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長。上井岡山后，也是因為悲觀失望，與余灑度一起脫逃部隊，后來在岳陽被捕叛變，出賣湖南省委領導人郭亮，導致郭亮被捕犧牲。1930年7月，紅三軍團攻占長沙，蘇先駿被處決。

　　史載，余灑度、蘇先駿在脫逃途中，被哨兵擋住，毛澤東知道后，說：“他們要走，就讓他們走吧。”

　　“井岡山的紅旗還能打多久”這個問題，考驗著根據地的每一個人。不少人以各種借口離開了根據地，大多是不辭而別，有的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鬧暴動，有的悲觀消極、逃避革命回了家，還有的投靠敵人當了叛徒。還有人信念堅定，堅持了下來。所謂“大浪淘沙”，即是如此。

　　關鍵時刻，最見定力。金一南將軍在《心勝》一書中寫過朱德的故事：南昌起義，“組織指揮起義的核心領導成員中都沒有朱德。起義的當天晚上，前敵委員會分派給朱德的任務，是用宴請、打牌和閑談的方式，拖住滇軍的兩個團長，保證起義順利進行。陳毅后來回憶說，朱德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朱德真正發揮作用，是在這支部隊面臨失敗結局的時候，大家紛紛脫隊，南昌起義軍在部隊中除各級軍事主官外，軍、師兩級設有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有政治指導員。這一健全的軍政領導體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遠天心圩最后崩潰。師以上軍事領導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領導干部則走得一個不剩。團級軍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陳毅。團以上干部全部加起來，僅剩朱德、王爾琢、陳毅三人。領導干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營長、連長們結著伙走，還有的把自己的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部隊面臨頃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勢。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火種，有立即熄滅的可能。”

　　關鍵時刻，站出來的是朱德。他用堅定的信念，凝聚了隊伍。部隊被改編為一個縱隊，朱德任縱隊司令員，陳毅任縱隊政治指導員，王爾琢任縱隊參謀長，共800人。兩萬多人的南昌起義隊伍，最后真正保存下來的，就是這點家底。金一南寫道：“這點家底后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基礎、戰斗力的核心。南昌起義的火種，從此再也沒有熄滅。”

　　朱德帶領這支隊伍上了井岡山，有了“朱毛會師”。金一南評價說：朱德從南昌起義隊伍的邊緣走到了“朱毛紅軍”的核心，最后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沒有義無反顧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無法獲得這樣深刻和敏銳的歷史自覺。

　　一句名言說：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關鍵時刻只有幾步。個人如此，集團、國家同樣如此。能夠在關鍵時刻幫助領導者做出關鍵判斷采取關鍵行動的那種發自內心召喚的歷史自覺，不但是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的必備條件，更為見風使舵者、見利忘義者、投機取巧者永遠無法獲得的！

　　五

　　《中國1927——解密80年前中國政局的歷史謎團》一書寫道：1927年10月22日清晨，部隊在遂川縣大汾鎮，突然遭到地主武裝靖衛團的襲擊，因為人地生疏，毛澤東與特務連連長曾士峨、黨代表羅榮桓迅速撤退，一路上只收容起三四十人。毛澤東率領這支小部隊繼續向井岡山轉移——這是秋收起義隊伍抵達井岡山開始創建根據地的最后一戰。

　　這就叫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今天回望歷史、打量井岡山，會有許多啟示。歷史或有機緣巧合，但歷史也自有規律，比如，歷史的勝利者，屬于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的一群人，就如同在最黑暗最艱難最絕望時刻，依然不失詩性與浪漫：

　　“它是站在地平線上遙望海中已經看得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井岡山因此是獨一無二的井岡山，而不是梁山泊、瓦崗寨的翻版。

　　來源：7月28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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