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鋼憲法”幕后的故事：為什么《人民日報》八年不宣傳鞍鋼憲法

　　老田

　　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批示鞍鋼憲法之后，人民日報有八年時間不宣傳。檢索人民日報光盤，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直到1968年，人民日報才首次出現以鞍鋼憲法為主題的文章，1978年最后一次出現鞍鋼憲法的文章(還是以深揭狠批四人幫的口氣來寫的文章)，此后鞍鋼憲法就從人民日報的報道中間消失了。

　　作為共產黨中央的機關報，這么不給一把手面子，不能夠說很正常就是了。文革期間，當時負責人民日報工作的吳冷西在自己的檢討書中間說，是鄧小平讓不要宣傳的，連已經寫好的評論文章都不予發表。“一九六○年初，毛主席批發了《鞍鋼憲法》以后，人民日報寫了一些宣傳《鞍鋼憲法》的評論，我當時因忙於參加起草[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沒有及時處理。后來，大約在六月間上海會議前后，我向鄧小平請示如何宣傳《鞍鋼憲法》，鄧小平當時回答說，現在集中力量搞反修，《鞍鋼憲法》現在不忙搞，鞍鋼本身問題還不少。這樣我就把《鞍鋼憲法》的宣傳壓下來了。”【《吳冷西的檢查》，http://www.71.cn/2012/0410/514486.shtml】

　　鄧真是權謀大師，他要反對什么，他不說反對，說現在還是先忙別的，而且等到鞍鋼什么問題都沒有之后才好宣傳，這是很慎重的態度，而不是反對。不管怎么說，毛教員把一個問題拔高到憲法高度那么重要，但是，鄧能夠把你的事情給你徹底拖死拖黃，讓你啥事情也辦不成。然后，到了一定時候，就說那個問題根本就沒有存在過。1989年5月16日，鄧在與戈爾巴喬夫會見時說，從前的中蘇論戰都是空話沒有啥子實際內容，也不構成不同政見之間的爭論：“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

　　其實，權謀過了頭就是這點不好，掩蓋很多真實存在的東西，毛教員拔高鞍鋼憲法就是區別于馬鋼憲法的，這是與蘇共的徹頭徹尾的不同政見。不過，權謀的存在實際上也代表了共產黨內部的不同政見存在，鄧雖然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但是內心并不同意毛教員的政見，所以，現在是他來代表中共了，所以，能夠毫無困難地宣稱從前都是說空話，他的看法跟蘇聯人沒有啥子區別，從這個意義上看，倒是反映了共產黨內部的部分真實。

　　就中蘇兩國的企業管理現實進行甄別，應該說，毛教員的主張還是落實了一部分的，不過，因為黨內很多高官都持有不同政見，鞍鋼憲法的落實不那么順暢和全面，而企業管理則接續革命戰爭年代的“三大民主”的慣性在前行。

　　有個法國記者叫做卡羅爾，他在1966年春天到中國參觀，四個月內看了25家工廠，發現中國的工廠管理與蘇聯迥異。“在蘇聯,根據‘一長負責制’的原則,千方百計突出領導者的身份,使之有別于蕓蕓眾生。蘇聯的‘老板’坐在陳設豪華的辦公室里,舉手投足,衣著服飾也要顯出與部下的不同的派頭來。在中國的工廠,很容易把廠長混同于一般工人,而把工人當成廠長。我們甚至發現,有時本廠自己的職工也會因為沒有親眼見過廠長而張冠李戴,起碼,職工們不必〈實際中也沒有)對廠長點頭哈腰、畢恭畢敬。”不僅在廠長和普通工人中間看不出足以支持管理權威生成的各種區別，而且廠長沒有管理權需要行使，似乎閑得無事可干，“廠長領著我們看車間,轉食堂,訪問工人家庭,甚至還要參觀托兒所。這么一來,有時要占用他大半天時間,而且沒有人來找他請示工作。除此以外,這位肩負重任的干部還自豪的告訴我,為了避免脫離群眾,他遵照黨的指示,每個星期還要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參加兩三個上午的勞動。這就使人們不禁發出這樣的疑問：這么干,那他哪里還有時間從事工廠的領導工作?”最重要的管理手段是物質刺激或者說工資分配，關于這個卡羅爾反復追問過：“我參觀過二十五個工廠，二十五次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二十五次得到了同樣的回答,而且在以他們都暗暗驚訝我怎么懷疑社會主義的工人也會對工資感興趣,會為工資吵吵鬧鬧。”【[法]K.S.卡羅爾著《毛澤東的中國》劉立仁、賀季生譯_x001D_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8、235頁】

　　在蘇聯為了官員的權威，在生活或者辦公條件下，保持著法國學者布爾迪厄所說的“區隔”——這是管理權威的部分來源和象征所在。在中國，是進行了相反的努力——干部要充分地群眾化，連廠長這樣的高級別干部為了不脫離群眾，都還要參加勞動。對于最重要的管理手段工資和獎金分配，如實地說，當時在不同的工人之間也是有爭論的，但是，這個爭論在工人班組自己的評定和討論過程中間，已經合理地加以撫平了。據老田訪問老一輩工廠管理人得知，當時中國工廠里面的工資和獎金評定，都是通過一種“三結合”的模式來完成的：首先是班組中間由工人相互評定，然后是車間干部參與意見，最后是在廠部勞動工資科和財務科執行的。所有的意見或者不滿，都在分層次討論中間被預先消弭了，所以，才會出現不會有工人吵吵嚷嚷的后果。而且，這個三結合的評定模式一經確立，就視為規則不容破壞，誰要是破壞了就要受到懲罰。　　

　　【照片攝于1986年2月。胡耀邦身體力行要求官員在吃穿方面“洋化”，要官員喝牛奶吃面包穿西服以“區隔”于屁民。他1984年親自批示宣傳壟斷全部管理權的廠長步鑫生，據人民日報主編穆青回憶對步鑫生的宣傳力度僅次于雷鋒和焦裕祿。】

　　老田2009年訪問過武漢國棉一廠的廠長張保新，他回憶1979年鄧小平上臺之后的工廠管理變化，當時還不敢把工資定級的權力交由車間主任，而是把新增加的獎金分配權授予車間主任單獨行使。張廠長回憶，很多車間主任開始很高興，以為有了一個強力手段以后能夠更好地驅使工人了，結果卻是大跌眼鏡，車間主任獨自分配獎金的狀況只持續了一個月，馬上就指揮不靈了，從前車間內部有些瑣屑的事務沒有具體劃定崗位，車間主任看見誰有空打個招呼就管用，現在不行了，工人回答說“你叫某某人干吧”，這個某某人就是本月車間獎金最高者。結果，所有的車間主任都明白了，獎金分配絕對不能夠一個人說了算，第二個月的獎金回歸“三結合”模式，由工人在班組中間相互評定，結果工人評定的級差很少差別也很小，比工資級別差還少，權力下放之后車間主任的指揮又靈了。在毛時代的單位制內部，想要壟斷管理權或者分配權，那是一條自絕于工人的死路，如果真有一點點實事求是精神，就知道依靠強化管理權是絕對不可能管用的。但是，強化管理權的改革模式，就是這樣逆著工人的反抗硬性推下去了，效果如何我們今天都清楚：國企絕對多數都搞垮了。(見附錄二之3)

　　管理權的集中和壟斷，是工人雇傭地位恢復的第一步。把管理權改造為如何評定勞動者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的制度，勞動者僅僅依據其付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得到工資，核心邏輯是勞動者僅僅只按照其作為勞動工具來看待的。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間，馬克思談到按勞分配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這個法權中間最要害的內容不是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市場規則，而是工人僅僅按照作為勞動工具來評定其價值——這是雇傭勞動制的核心。毛教員在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時候，從來都沒有馬上否定過八級工資制，而是否定那種由管理權評定勞動工具的物質刺激模式。

　　更早在1958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談到要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上海的柯慶施和張春橋他們倒是寫了文章宣傳，毛澤東本人親自寫了按語把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引起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和討論，最后還安排要作出結論。但是，這個結論也沒有做出來，吳冷西的檢討中間，也追溯了結論做不出來的原因：“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初，鄧小平召集了一次會議，討論人民日報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討論如何做總結的問題。鄧小平在會上說，資產階級法權不能隨便破除。供給制很難說比工資制進步。現在如果實行供給制，比工資制要花錢更多。對留用人員和新參加工作的人員不能實行供給制，否則國家要背大包袱。胡喬木在會上著重從理論上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要保留資產階級法權，他引證了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的話，來說明一般地提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是不對的，并說這是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的思潮。他還說不能把共產主義的風格同現行的政策混同起來。鄧小平和胡喬木的發言，為如何做總結定了基調。我就是根據他們的意見派林韋同張春橋同志合作寫總結。張春橋同志不同意鄧、胡的意見，總結始終沒有辦法寫出來。這是鄧小平對抗毛主席思想的罪行之一。因為這次討論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毛主席把張春橋在上海發表的文章交給我，并且親自加上編者按語，基本上肯定了文章中的觀點，要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展開討論。我當時思想上也贊成張春橋同志的文章的，因為文章中的基本思想是毛主席在當年夏天北戴河會議上說過的。但是討論展開后，涉及問題很廣，不僅是共產主義風格，而且關系到現行政策的許多問題。特別是工資制度的問題。在這過程中胡喬木曾幾次對我說。這個問題很復雜，不能隨便廢除資產階級法權。這樣我就動搖了。后來，約在討論展開兩三個月之后，毛主席要胡喬木考慮如何做總結。鄧小平召集這次會議，就是根據毛主席指示召集了的。但會議的結果，基本上否定了張春橋同志文章的觀點。也就是抗拒毛澤東思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我是鄧小平這一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執行者。”【《吳冷西的檢查》，http://www.71.cn/2012/0410/514486.shtml】

　　毛教員臨終之前回顧，在中共內部有兩大不同政見——合作化的時候黨內就有人反對，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后一個政見分歧，在毛后時代成為企業改革的主題思想，結果是把國企給基本上改沒了。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錄一：老田2008年訪問柳運光老同志，他是中共黨內最先與蘇共高官接觸的人士，他的感覺是經過延安整風之后，中共與蘇共的不同政見不是沒有，而是大得很。在訪問他之后，老田從他的親見親聞中間獲得很大的教益，當時就特地寫了篇訪談感想，錄之于后。

　　從“鞍鋼憲法”看黨內分歧和干部蛻化趨勢

　　作者：老田

　　在革命期間，共產黨人能夠比較深入群眾帶領群眾，代表群眾的利益，這個時期的共產黨是先鋒黨性質，各個履行管理職能的崗位上的共產黨人是“領導者”角色;等到建立政權之后，共產黨干部與群眾的距離，有隨著時間消逝而逐年增大的趨勢，領導者逐步遠離群眾路線之后，就完成了第一次蛻變，成為“管理者”;等到共產黨人走到公開排斥群眾路線，選擇損害群眾利益的各種政策，與少數先富人群緊密地裹在一起的時候，這個時期的共產黨人就完成了第二次蛻變，成為“統治者”了。共產黨干部從革命時期的領導者角色，經過建立政權之后的兩次蛻變，就成為統治者角色，這符合社會分化的一般規律。

　　由于需要把觀察視野擴大到共產黨蛻變這三個不同的階段，這就需要進行一種“簡單問題復雜化”的處理，把所有的上下級關系樣式，都統一定義為“管理”，并且依據管理者對于權力的壟斷程度和用法區別來提出一對“扁平化管理”和“科層化管理”的對稱概念。

　　中國和蘇聯兩國的共產黨，都曾經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其意識形態，宣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跟老百姓的距離也確實比較近一些。特別是中共，為了贏得戰爭，不得不深入群眾依靠群眾，所以在戰爭期間發展出一整套以群眾路線這種領導方法為核心的領導路線。蘇聯提不出鞍鋼憲法，而中國有人能夠提出鞍鋼憲法并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肯定，這是與中共在長期革命戰爭期間形成的深刻的群眾運動經驗分不開的。

　　按照周總理后來的一個認識總結，扁平化管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專利，實質是激發人民群眾覺悟到自身利益后的一種自覺的努力，這種高水平的努力是管理層從外部強加的：

　　“黨始終注意使自己的領導同廣大的群眾運動相結合，引導群眾不斷地發展革命的自覺，組織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強加給群眾或者把勝利恩賜給群眾。”“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本質，是對人民群眾的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的高度的重視。總路線要求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號召六億五千萬人提高自己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把自己的熱情、智慧和力量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充分地動員起來。”“人民群眾，這正是一切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國有極為廣大的人力，而作為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創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是最寶貴的‘資本’。”[1]

　　大躍進以后，特別是文革期間，宣傳鞍鋼憲法都是以與蘇聯的馬鋼憲法相區別而提出的。文革期間宣傳的鞍鋼憲法與1980年代之后完全不同，當時認為鞍鋼憲法有五個基本原則：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兩參，指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一改，指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指工人群眾、領導干部、技術人員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提出鞍鋼憲法的馬賓本人認為，僅僅是“兩參一改三結合”還不是鞍鋼憲法，這是資本主義國家也能夠接受和實行的，前面必須加上黨的政治領導，后來要加上大搞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才是完整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憲法。在毛澤東時代提倡鞍鋼憲法的同時，作為反面對照的是蘇聯企業的科層化管理經驗——馬鋼憲法：

　　馬鋼即蘇聯的馬爾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公司，該公司的一套企業管理辦法，在蘇聯具有代表性。其管理辦法的要點是：實行一長制，不要黨的領導;搞物質刺激，不要政治掛帥;依靠少數專家和一套煩瑣的規章制度，冷冷清清地辦企業，不搞群眾運動，不實現群眾路線，不搞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在當時被看作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2]

　　對于共產黨人而言，鞍鋼憲法只能是處在領導者時期才能提出，在轉化為管理者時期就肯定要反對鞍鋼憲法并走向馬鋼憲法，從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層化管理是一個管理人員日益脫離群眾的過程，其間最大的區別就是馬鋼憲法要求由干部壟斷管理權力，有意識地排斥群眾的參與特別是排除群眾對于干部的監督。毫不奇怪的是，鄧小平等人在1980年之后宣傳鞍鋼憲法的時候，就去掉了政治領導和群眾路線的內容，僅僅強調“兩參一改三結合”，這符合共產黨完成第一次蛻變的需要;反過來，為了防止共產黨人從領導者蛻變為管理者，就需要格外強調群眾路線和政治領導，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的根本區別所在。在這個問題上，劉鄧是迎合當權派壟斷權力增加自身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需要的，而毛澤東則反過來，反對在管理問題上當權派擴張自身的權益，探索各種群眾參與和監督的方式，這是共產黨處在第一次蛻變的岔道口之前的黨內分歧內涵。等到群眾被排斥出管理過程之后，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蛻變過程，共產黨不管是否保持名義上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形式，都將蛻變為統治者，這個時期，就肯定要引進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代表的“先進管理經驗”了。

　　由于共產黨人在建國之后都消滅了私有制，共產黨當權派如何看待權力，如何運用權力的問題，實際上內在地決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分配問題，從而在根本上體現了一個共產黨政權的性質。所以，共產黨政權內部的一切重大分歧，無不圍繞著如何看待管理過程中間的群眾地位這個中心問題。從事后回顧，共產黨完成第一次蛻變之后，就迅速自動地轉入第二次蛻變過程，基本上不存在內部的和外部的制約力量以防止管理者蛻化為統治者的趨勢;而在完成第一次蛻變之前，在國際共運史上只有毛澤東這樣一個人試圖螳背當車，要逆轉符合當權派需要的蛻化趨勢，通過各種方式去提升群眾的覺悟和組織力量;反過來，劉少奇和鄧小平則是聰明人，試圖加速第一次蛻化速度去迎合當權派的需要，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毛澤東按照自己的預測“摔得粉碎”，而鄧小平則被歌頌為設計師。

　　從中蘇兩黨的差別中間，可以部分地看到共產黨干部將如何從領導者蛻變成為管理者的。

　　蘇聯于1917年革命勝利，在短暫的內戰之后就鞏固了政權，因為沒有長期的革命戰爭考驗，群眾觀點本來就不夠堅定。等到二戰結束之后，其執掌政權已經二十多年了，蘇共早就完成了由領導者向管理者的第一次蛻化。此時，中共才處在延安整風運動剛剛結束時期，群眾路線正處于最高點，兩黨的干部相遇之后，就發生了嚴重的沖突。柳運光老同志曾經擔任旅大市委副書記三年，他們跟蘇軍的沖突，可以看作是蘇共的管理者眼光和中共的領導者眼光的差別。最近，老田在大連訪問了柳老，他告訴我：

　　“在大連工作三年有一個強烈的感受，雖然中蘇兩黨都是馬列主義的黨，差別太大了。當時蘇聯建國有幾十年了，有他們的管理經驗，我們黨主要是根據地經驗。對于日本人當地老百姓叫小鼻子，蘇軍有時候確實紀律不好，老百姓管蘇聯人叫大鼻子，當時也成立了中蘇友好協會，但是誰去呀。兩黨干部之間的合作，也沒有很好地磨合總結。有一個老頭叫呂賽，是從蘇聯過來大連海濱養病的，他找我去，說我的黨齡比你的年齡都長，說蘇軍的軍紀會好起來的，你們要趕緊成立警察維持治安，減少蘇軍介入民事。很多漢奸壞人都去拉攏蘇軍干部，送女人什么的都有。”

　　“當時，很多解放區的干部去東北都走水路，經過大連去東三省，新四軍的、華中局的都有，很多大干部，資格比我們老，對于大連工作都有發言權，一到大連就批評，說你們這里像個解放區嗎?共產黨警察戴大蓋帽，像話嗎?不好好組織民兵卻去搞什么警察，那不是胡鬧嗎?蘇軍在區里頭有司令部，看見我們發動群眾斗漢奸，戴高帽子游街，蘇軍就不讓，非讓上法院，我們說那是漢奸，蘇軍就說辦漢奸可以通過法院嘛，硬是不讓發動群眾。我們動員青年參軍，戴上大紅花敲鑼打鼓地送上前線，蘇軍說國民黨特務拍了照片作證，還向他們提抗議說共產黨在大連擴軍。當時兩黨的干部都有點犯經驗主義的錯誤，蘇聯更明顯，他們要求我們趕快掛牌子，把共產黨的牌子掛出去，他們還說在羅馬尼亞就是這個經驗，讓共產黨趕快出來。實際上證明他們的經驗不對，韓光和我都認為掛牌子沒有多大意義，工會已經是我們掌握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慢慢爭取過來，大連市長一定要找個資本家來干，由我們去找，就算是漢奸也不要緊，底下的干部都是解放區來的，國民黨掛了牌子的就不要摘掉，知識分子大多沖著國民黨跑去了，他們也就是借機發展了幾千幾百個三青團團員。我們的意見，公開的合法的都讓南京政府接管，我們絕不掛牌子，而是想辦法摘國民黨的牌子，讓他們失效。”

　　“兩個黨之間的指導思想和感情都很一致，但是實際工作中間差別很大，一開會，解放區來的干部都說大連是個四不像：不像解放區，不像國統區，不像日戰區，也不像蘇占區，都說“三光”(韓光、柳運光、還有一個吳子光)搞了個“四不像”。我們自己也是灰溜溜的，好像背離了延安路線，因為要跟蘇軍合作，要尊重蘇聯的一些東西，以蘇為主，但這也不是以我為奴。經過大連去東北局、哈爾濱的干部很多，批評我們的不少，伍修權還算是支持我們的。”

　　“劉順元是老左派國民黨人，擔任過淮南地委書記的，在那里工作時總覺得蘇軍的群眾路線不夠，對我們也不夠尊重。蘇軍非常不滿意劉順元，打報告給莫斯科，說劉是個什么樣的人，要解決。我們勸劉順元趕緊走人，萬一蘇軍要是抓人怎么辦?讓他趕緊回東北局去。商量找一個可以直接見林彪的人，帶一封信過去解釋一下與蘇軍的矛盾緣由，后來發現115師的干部杜平可以。后來，莫斯科反饋過來的意見還算溫和，說劉同志執行蘇軍的意見不力。劉順元也是一肚子意見，說，我起碼沒有反蘇吧，講馬列主義，群眾路線總要有一點吧，我是關東公署的主任，為什么不能給你們提意見?當時我們對于蘇軍內部的等級森嚴看不慣，高級軍官吃的面包都是從蘇聯運來的，當兵跟當官的距離很大，跟八路軍完全兩回事，軍官穿禮服灑香水參加舞會很常見，我們一看，這都算什么呀。”

　　“我和韓光都在延安呆過，對于中央總的路線和精神還是明白的，在大連期間，羅元帥經過的時候，對我們說，不要追求形式，大連有工業，有很多機械廠，要利用蘇軍駐扎這里的有利條件，多生產武器，就算是手榴彈也不錯，生產越多越好，他雖然沒有提高起來明確說要把大連建成解放戰爭的隱蔽的根據地，但是意思都有了。同時，我們還在工人中間進行參軍動員，有些工人有技術，比如會開汽車什么的，前后上前線的人應該不下三萬人，后來有人吹噓起來數字更大，但是三萬這個數字是靠得住的。我們當時工會工作的一個重點，也是抓軍工生產，當時膠東那邊、新四軍里頭搞軍工的人都過來了，統一生產。唐潤超是工會主席，黨內我是工會指導小組組長。”

　　“因為唐潤超是工會主席，不能不為工人說話，我也是，這也與蘇軍產生矛盾。當時港灣來往的船只很多，裝卸主要靠體力勞動，工人待遇差，工會也辦合作社解決一點問題，有家的工人往往吃不飽飯，有時拿點東西，蘇軍的保衛機關就不樂意了，那些戴紅帽沿的，比亞金把我找去，劈頭就說：唐潤超是個什么干部，他是被開除黨籍的!當時東北局還算是了解大連工作的，沒有責怪我們，張聞天負責時派歐陽欽來當書記，這大概是48年的事情，后來跟蘇軍關系緊張的問題才基本上解決了。”

　　“我那時也不愿意繼續在大連當副書記，全國臨近解放了，干部不夠用，中央發電報要我回去另外分配工作。在1948年12月30日這天到達西柏坡的，任弼時見我問：你30歲就當了副書記，問了些經歷情況，以及在大連工作的經驗，我把跟蘇軍交往的經歷系統地說給他聽了。任弼時說，你們貫徹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錯，支前工作也沒有問題，蘇聯的布爾什維克也會犯錯誤，他舉例說米高揚來代表蘇共勸我們不要過長江，要是打過去問題多么大多么大，還用南北朝鮮、東西德的例子要求我們照辦，毛主席他們很堅決。任肯定了我們的工作。”

　　柳運光柳老在大連三年的親身經歷，體現的是蛻化為管理者的蘇共與還是領導者的中共之間的沖突，實際上預言了后來在黨內存在了幾十年的嚴重分歧。很多人喜歡想當然地說中共在建國初期學蘇聯，以斯大林模式為榜樣，這基本上是一個系統的造謠過程的結果。恰恰相反，由于中共和蘇共在干部隊伍方面的極端不同，在國家管理中間根本不可能學習蘇聯的。

　　建國初期在工業管理問題上關于“一長制”的爭論，很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當時只有東北的高崗和劉少奇對于一長制比較欣賞，而大多數干部都反對這個做法，這個爭論在毛澤東沒有參與的情況下，于1956年落下帷幕，最后大家還都是贊成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一長制比較強調廠長的權威和自上而下的層層領導，其他組織實際處于附屬地位。這雖然有助于加強企業內部的責任制和決策效率，但是在企業缺乏外部有效制約機制的情況下，一長制也更容易滋生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同時，一長制對廠長的素質要求也較高，按照當時的話，就是‘又紅又專’才行。另外，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一長制所表現出來的自上而下的專職負責制，實際上與自下而上的職工參與管理是有所矛盾的，因為各級都是對上負責，職工缺乏企業的主人感。”[3]這個爭論的結果說明，共產黨干部中間，對于群眾路線的深刻經驗，在1956年還在起作用，甚至在高層爭論中間占據優勢和多數。

　　在1961年起草《工業七十條》過程中間，不同的意見又有一次激烈交鋒。對于薄一波主持、馬洪等人執筆的草案，不同意見認為：“條例草案寫廠長負責制方面很突出，而黨的領導方面則不突出;寫按勞分配、給錢方面很突出，而對政治思想方面則不突出;寫責任制方面很突出，而群眾運動方面則不突出;寫廠長負責制方面是連貫的，一氣呵成的，寫政治掛帥方面則是點滴的、不連貫的;寫強調尊重科學方面很突出，對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方面則不突出。”(參見附錄二之1)

　　文革期間，對于是否由管理者壟斷權力的問題，爭論繼續進行，這是鞍鋼憲法和馬鋼憲法的關鍵區別所在，群眾路線與共產黨的政治領導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關系，科層化的管理一個根本性規則就是“專業化”，在“專業化”要求面前一切“非專業的”群眾都要取消發言權，所以，如果把共產黨政治領導限定科層化的管理等級制，實際上就已經在客觀上取消了共產黨領導的地位，此時，還不如采用“一長制”以實現責任制并杜絕多頭領導。所以，在如何看待黨的領導問題上，毛澤東和劉鄧也是有根本分歧的，毛澤東認為黨的領導要體現正確路線，政治路線管組織路線，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可以造反，文革前官場中間就已經形成的潛規則“寧可犯路線錯誤，不可犯組織錯誤”不對;劉少奇認為黨的領導就是具體領導，體現為各級黨委書記的權威，所以，黨員只能作為黨的“馴服工具”，不能犯組織錯誤是第一原則，所以是組織路線管政治路線，官場潛規則是對的;而鄧小平更進一步認為黨的領導只能是體現為一些高官的意志，黨的領導要落實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并且采取組織手段來加以保證——“不換思想就換人”。(參見附錄二之2)

　　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很短時間之內，法國學者貝特蘭就敏銳地發現中國出現了一種“工廠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是以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四人幫”的名義，來系統地排斥工人參與管理和監督干部的：

　　“現在聲稱這些規章制度(它們還是被公認為是由生產關系所決定的，雖然只是順便提到)‘反映了現代化大規模生產的復雜過程的客觀規律’。所以工人階級就必須接受這些規章制度，因為它反映了‘客觀規律’。他們還從恩格斯那里找根據，援引他在反對無政府主義的辯論中的一個提法。在這篇寫于1873年，題為《論權威》的著作中，恩格斯寫道：‘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天方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利用恩格斯這段話表明，中國當前正在執行的東西，恰恰就是以那些超越歷史的‘規律’的名義，強化工廠里的專制主義。”“對于那四個人的批判除了其它目的之外，只不過是鼓吹實行更加嚴格規章制度的一種托詞。……從那時以來就開始毫無顧忌地贊揚‘某些資產階級的規章、制度’和‘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管理方法的某些方面’，甚至這些東西‘是從工人們的經驗中得來的，所以它們是科學的’!”“官方的思想體系正在力圖否定的恰恰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所強調的這一點。這種思想體系一味美化利潤，目的就是為了號召工人‘努力工作’，遵守紀律，‘服從命令和規章制度’——這也就是大大縮小工人進行政治干預的范圍。”[4]

　　很明顯，無論是薄一波的回憶錄，還是鄧小平主持寫的批判四人幫的文章，都否認在企業管理方面存在著社會主義不同于資本主義的要求，否認群眾參與的任何必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深揭狠批四人幫，在輿論上把群眾參與徹底地批倒了。到了1984年，鄧小平真的按照1976年的批判者所預言的，制訂出一個“一長掛帥、四總當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決定，全面排斥工人對于管理的參與。這個決定聲稱要以增強大中型企業的活力為中心環節，但是，在實施了十多年之后，國企效益卻急劇下滑，1997年國企盈利企業的總盈利少于虧損企業的總虧損。此后，朱镕基公開宣稱要用三年時間完成企業脫困目標，1998年全面展開的國企改革卻是在“不觸動產權就不能叫改革”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經營者持大股的MBO政策開始強制實施，事后回顧，朱镕基是用把國企變成私企的方式——以消滅國企的方式來實現所謂“脫困目標”的——國企已經不存在了當然也就無所謂國企困難問題了。與此同時，對工人實行“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就此，大部分工人轉變了身份，實現了雇傭化。從這個事后的成效去回顧鄧小平的改革努力，大體上可以支持這樣的結論：公有制企業不可能通過依靠強化管理者權力來實現績效改進，排斥了工人參與本身，就開啟了公有制企業的消亡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鞍鋼憲法向馬鋼憲法的轉換就不能說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強化管理者權力排斥被管理者的參與和監督，從一開始就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開啟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消亡過程。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錄二  資料摘錄：中共黨內關于管理者角色的不同意見與爭論

　　1、  關于《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特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的不同意見

　　以下摘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工業七十條(草案)》“是我國第一部關于企業管理方面的章程。它的頒發試行，對于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恢復和建立正常的生產秩序，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于企業管理的法制建設，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隨著城市“四清”運動的大規模開展，《工業七十條(草案)》實際上被扔到一邊。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被林彪、‘四人幫’誣為‘瓦解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指導這一條例起草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受到許多毫無道理的攻擊。”第951頁

　　起草工業企業工作條例的任務，是1961年6月17日鄧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安排下來的。952

　　6月12日，以修改《農村六十條》為主要議題的中央北京工作會議，進入最后一天。毛主席在全體會上講話中，談到要用《農村六十條》教育干部時，指出:“城市也要搞幾十條”。毛主席的這個意見，實際上就成為制定工業企業工作條例的緣起。953

　　這次書記處會議后，我們以北京第一機床廠調查組部分同志為基礎，組建了一個班子，帶了一大批調查材料和座談會材料，到沈陽去了。到沈陽后，在東北局的協助下，在沈陽第一機床廠、重型機械廠等單位進行調查，一邊調查，討論問題，一邊起草條例。參加起草條例的主要執筆人有馬洪、梅行、廖季立、董峰、張沛等同志。7月初，草擬出了一個比較簡單的稿子。954

　　這以后，我們帶著寫出的草稿，分赴哈爾濱、長春征求意見。這時企業的同志提出:企業中的許多問題，都不是企業自身造成的，而是上級領導決定造成的，例如計劃是上面下達的，生產指標是上面規定的，原材料供應也是上面決定的。生產建設上的瞎指揮，許多來自上面。外部問題不解決，企業內部的生產秩序即使整頓好，企業工作還是搞不好。根據企業同志所談的意見，我們在修改中，既注意寫了企業內部的問題，也注意寫了企業外部的問題。經過修改，形成了初稿，題為《國營工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共15章，80條。于7月16日，報送中央書記處。955

　　《紅旗》雜志副總編輯鄧力群同志建議在條例中加一段序言。小平同志贊成，并指示他組織力量搞。之后，他找田家英、胡繩、吳冷西同志，還有王力，搞了一個序言稿。956

　　8月11到14日，在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書記處在北戴河連續舉行了4天會議，對條例稿逐條討論，邊議邊改，最后定為70條，分10章，10章的小標題是：計劃管理，技術管理，勞動管理，工資、獎勵、生活福利，經濟核算和財務管理，協作，責任制度，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黨的工作。加上鄧力群同志他們起草的總則，總字數約25000字。中央書記處原則定下來以后，我和李雪峰、鄧力群等同志又推敲過一遍文字。956

　　8月23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廬山開幕。《工業七十條(草案)》提交會議討論。……各組在討論中普遍認為，制定這樣一個條例，對于興利除弊、整頓工業企業、搞好企業管理十分必要。有了這個條例后，工業企業的工作就有章可循了。條文很實際，針對性很強，總的傾向是積極的。但是，也有些同志(主要是華東、華北、東北的同志)提出了一些原則性批評。他們認為，初稿對“大躍進”的正面經驗總結得不夠，肯定得太少;黨的領導問題不突出;大搞群眾運動問題不突出;對政治是統帥、是靈魂闡述得不夠徹底;對專業管理寫得多，控制得嚴，而對鼓勵企業千方百計地發揮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寫得不夠;只提到尊重科學，沒有提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干;在企業領導制度方面，對黨委領導寫得不鮮明，偏重于廠長負責，等等。華東有些同志說，我們辦工業有兩個時期的經驗:“一五”(957)時期，少數人辦工業，我們自己沒有經驗，照抄蘇聯，規章制度太多，束縛群眾的積極性;“大躍進”時期，雖然管理上有些混亂，應該改正，但這個時期放手發動群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創造了許多好經驗。條例草案稿，對第一個時期的經驗吸收得多，對第二個時期的經驗吸收得少。還有的同志認為，對第二個時期的經驗，從消極方面吸收得多，從積極方面吸收得少。有些同志擔心，實行這個條例，又將回到“大躍進”以前的老路上去。

　　就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一些中央局和省市區黨委曾將條例草案稿拿到企業討論。有些企業的于部、工人、技術人員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不過話講得更尖銳些。例如：北京市12個廠礦的黨委書記、廠長和工人代表在座談時講到:“看到這個條例，感到有點反冒進的味道，似乎把大躍進的東西都吹了。”“對大躍進的經驗肯定得少，看后使人泄氣。”有的還統計了條例草案中“不許”、“不準”、“禁止”之類的字眼有多少處。有些同志認為:條例草案寫廠長負責制方面很突出，而黨的領導方面則不突出;寫按勞分配、給錢方面很突出，而對政治思想方面則不突出;寫責任制方面很突出，而群眾運動方面則不突出;寫廠長負責制方面是連貫的，一氣呵成的，寫政治掛帥方面則是點滴的、不連貫的:寫強調尊重科學方面很突出，對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方面則不突出。從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一些發言中可以看出，企業同志上述的這些意見大都反映到中央工作會議上來了。958

　　對于這些批評意見，中央書記處都進行了認真研究。凡能吸收的都盡量加以吸收，但修改以后，有些同志仍然不表態。這時，我去找田家英同志商量。因為田家英同志遇到經濟工作疑難問題時，好找我商量，我發現他很有見地，很會處理大爭論矛盾問題，所以就去同他商量。他說，這很好辦。他建議:同中央頒發《農村六十條》草案和修正草案一樣，另寫一封指示信，全面論述“大躍進”的成就，并對制定這一條例的目的、意義、重要內容進一步加以說明。在各組討論中，中南組也提出了這樣的建議。中央書記處同意這一建議，并指定田家英同志組織人起草指示信稿。這封信，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以及“大躍進”時期的許多流行口號都吸納進去，予以肯定，并肯定工業企業在“大躍進”中取得四個方面的偉大成績:企業的生產有了飛速發展，企業的技術力量有了迅速增加，企業管理工作有了許多新的創造和新的經驗，職工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這些確實是當時條件下大家的共同認識，因而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了。由于有了這封信，條例草案中某些修飾性的政治語言就刪掉了。959

　　9月17日凌晨3時，毛主席批示:“指示及總則已閱，很好”。毛主席和周總理在審閱時，不約而同地在條例的題目上，圈掉了“管理”二字，所以，最后定下來的文(959)稿就叫《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

　　2、  文革期間發布的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的不同意見

　　文革期間，批判劉少奇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針對他在共產黨干部的行為模式方面的系列主張：“中國赫魯曉夫推行所謂‘六論’：即‘階級斗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后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即‘吃小虧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義去腐蝕工人群眾，腐蝕黨。‘六論’的中心是‘階級斗爭熄滅論’和‘馴服工具論’。前者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妄想扼殺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無產階級革命黨蛻化變質。后者否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必須繼續革命，妄想扼殺共產黨員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黨員蛻化變質。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黨員所以一度站錯了隊，就是受了中國赫魯曉夫‘六論’的毒害。”[5]

　　《九大政治報告》中間，提前預言了劉少奇種種主張的后果“就是妄圖腐蝕和瓦解我們的黨，使黨員越‘養’越‘修’，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和平演變’為修正主義的黨，使無產階級專政‘和平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很顯然，管理層權力的擴張要求，聯系著扁平化管理的消亡和科層化管理的引入，但是，完成資產階級專政還有待于經濟基礎方面的變革，因此，把劉鄧等人對于扁平化管理的排斥直接指為走資或者資產階級專政，這個論斷有把共產黨的兩次蛻變合并為“一次蛻變”來描述的特征，文革期間小學課本所言更為準確：“修正主義上臺是法西斯上臺，資本主義復辟是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蛻變是從管理權力壟斷開始的，但是只有完成了第一步之后，才會有第二步，才會走到資本主義復辟。應該說，區別領導者向管理者的蛻化，同時重視管理者向統治者的蛻化，有助于把概念的內涵穩定下來。當然，從蘇東巨變和中國改革的現實看，第一次蛻變啟動之后，第二次蛻變就變得無可阻擋，因此，文革時期的批判文章雖然有“簡單化”的嫌疑，但是符合歷史演變的事實邏輯。

　　劉少奇的主張，還被與歷史上以孔夫子名義出現的各種統治階級主張相對比，然后加以對照批判：“孔子有抹煞階級矛盾和否認階級斗爭的‘忠恕之道’，劉少奇就有‘階級斗爭熄滅論’和‘黨內和平論’;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張，劉少奇就有‘馴服工具論’和‘群眾落后論’;孔子有‘學而優則仕’的謬論，劉少奇就有‘入黨做官論’和‘公私溶化論’。”“很難怪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劉少奇在他的黑《修養》中‘杰出地完成了’把孔孟思想‘重新塑造為無產階級、共產黨人黨性修養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任務’。”[6]

　　在1975-1976年的論戰中間，鄧小平的各種主張，被預言為將要破壞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腐蝕干部和工人的思想，最終徹底葬送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切方面：“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一個工廠，生產什么，不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這些都要服從一定的計劃，都要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如果每個工廠都搞利潤掛帥，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無利不干，那不就會沖擊和破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造成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嗎?為了追逐利潤，企業之間就會以鄰為壑，就會把社會主義的協作關系，變成資本主義的競爭關系。搞利潤掛帥，片面追求產值、利潤，求拜于‘趙公元帥’，搞什么獎金等等，用物質去刺激人們的積極性，必然要腐蝕干部、群眾的思想，破壞工人隊伍的團結，把人們引上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爭名奪利的邪路上去，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雇傭關系、金錢關系。由此可見，搞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就會受到破壞，資產階級法權就會惡性膨脹，發展下去，就必然導致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復辟。在這方面，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就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照見鄧小平的險惡用心。”[7]

　　鄧小平的思想最終被歸結到如何對待工人參與管理、參與技術創新過程的問題：“鄧小平宣揚依靠工人階級是‘相對的’，這是劉少奇鼓吹的‘群眾落后論’的翻版。按照他的謬論，依靠工人階級是有條件的，今天可以依靠，明天可以不依靠;對他有用時就依靠，對他不利時就不依靠。……鄧小平重新工作之后，不是到處訪‘隱士’請‘逸民’，叫嚷要把那些‘橫下一條心’、‘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嗎?這就說明，他要依靠的是黨內資產階級;鄧小平不是鼓吹要把同他們利益一致的‘有水平，有知識’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提到領導崗位’上來嗎?這就說明，他要依靠的是少數資產階級‘專家’‘權威’;鄧小平不是拜倒在‘洋人’腳下，把‘洋專家’‘洋設備’奉若神明嗎?不是極力宣揚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嗎?這就說明，他要依靠的是外國資產階級。從四月上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來看，擁護鄧小平的就是一小撮敵視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敵人，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包括流氓、地痞在內的社會渣滓，這也是他的依靠對象。鄧小平站在資產階級一邊，反對依靠工人階級，正好說明他代表了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反革命復辟勢力的總后臺。”[8]

　　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批判者還從鄧小平當時對于文革期間企業管理的不滿出發，預言了鄧小平所滿意的企業制度是“一長掛帥、四總當家”：“鄧小平把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交戰線描繪成一團漆黑”，“文化大革命把什么東西搞‘亂’了，這是大家都清楚得很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義路線，對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中的資本主義的東西進行了一次猛烈的沖擊。利潤掛帥，物質刺激，洋奴哲學那套不香了，‘一長掛帥，四總當家’，管、卡、壓，條條專政那套不靈了。這不正是亂了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嗎?這種革命有什么不好呢?在毛主席關于斗、批、改指示的指引下，經過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這幾個階段，工廠企業的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合理的規章制度在斗爭中不斷完善起來。干部、群眾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覺悟大為提高;工人群眾參加對企業的領導和管理;干部、技術人員參加勞動;工人群眾之間打破了狹隘的分工界限，‘一盤棋大家走，‘龍江’水全廠流’，協作精神大發揚。‘鞍鋼憲法’得到進一步落實。一大批有利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新生事物生長起來。工業學大慶的群眾運動更加深入發展。對工業戰線在上層建筑、生產關系方面發生的這種有利于社會主義的變革，群眾無不拍手稱快。而鄧小平卻斥之以‘亂’，行之以‘扭’。”鄧小平“授意炮制的《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完全承襲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衣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充分地暴露了他那個‘整頓’的反動實質。他講的‘整頓’，只不過是砍殺新事物的大棒，是復辟舊事物的代名詞。他要整掉的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要繼承的是修正主義的傳統;他要整掉的是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整掉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方面那些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新生事物，他要恢復和擴大的是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他要整掉的是‘鞍鋼憲法’，要恢復的是‘馬鋼憲法’。”[9]

　　在毛澤東去世之后，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在鎮壓了各種不同意見并宣布“不爭論”之后，就再也沒有任何干擾，鄧小平得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推行他的管理理念，結果就像當初的批評者所指出的那樣，鄧小平真的搞了一個“一長掛帥、四總當家”的企業管理條例，1984年10月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是這么說的：“現代企業分工細密，生產具有高度的連續性，技術要求嚴格，協作關系復雜，必須建立統一的、強有力的、高效率的生產指揮和經營管理系統。只有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才能適應這種要求。”“中央要求，在一九八五年底以前完成企業領導班子特別是骨干企業領導班子的調整任務，并且訂出規劃，采取切實措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造就出大批能夠卓有成效地組織和指揮企業生產和經營的廠長(經理)，能夠有力地加強企業的技術管理、推動技術進步的總工程師，能夠切實加強企業經營、提高經濟效益的總經濟師，能夠嚴格維護財經紀律、精打細算、開辟財源的總會計師……。”[10]

　　3、統計數字，如果承認實踐檢驗真理的話，在這個決定實施了十二年之后，國企不僅沒有如決定設計的增強國企活力或者效益，反而陷入大面積虧損。自從1984年的企業改革決定實施之后，虧損企業的虧損總額就一路飆升，到1996-1997年連續兩年出現國企盈利企業總盈利小于虧損企業的總虧損。從各種財務上的盈利指標百分比看，改開后的國企狀況也是每況愈下，見后表。然后就是朱镕基的三年脫困和甩賣了。

　　獨立核算工業企業主要財務指標：

　　(轉引自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第1604、1606頁)

　　附錄三：遼寧省革委會在鞍鋼憲法十周年時，組織撰寫的紀念文章，文章中間歸納中共高層在鞍鋼憲法問題上的不同政見，經過歷時經驗，大體上是準確的。

　　“他們大肆販賣‘階級斗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他們否認黨的領導,否認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象資本家一樣，宣布‘提高生產’是國營工礦企業‘最高與最基本的任務’：全盤照抄‘馬鋼憲法’，極力推行‘一長制’，規定黨組織在企業里的任務只是保證監督;用一整套的修正主義的規章制度，對工人群眾實現‘管、卡、壓、罰’大搞‘物質刺激’，腐蝕工人群眾的革命意志，他們就是這樣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對群眾運動，陰謀把握國剛剛發展起來的性會主義工業引向資本主義邪路。”

　　“在一九六0年三月,制定了偉大的《鞍鋼憲法》，確定了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辦好社會主義企業的五項基本原則。”

　　宋任窮和薄一波等人起草了條例：“直接與《鞍鋼憲法》相對抗。他們在這個黑綱領中，,極力鼓吹‘一長’(廠長)的‘決定權’，兜售‘黑四帥’——‘利潤掛帥、業務掛帥、技術掛帥、獎金掛帥’，對工人階級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陰謀復辟資本主義。在這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毒害下，有些企業的經營管理開始滑上資本主義化的歧途。”

　　【偉大的《鞍鋼憲法》萬歲——紀念毛主席親自制定《鞍鋼憲法》十周年，《遼寧日報》一九七O年三月二十二日社論】

　　[1]周恩來：偉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第608-609頁

　　[2]《批判工交戰線的修正主義》中國財經出版社1976年，第15-17、86頁

　　[3]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第323頁

　　[4]夏爾·貝特蘭：《大躍退》電子版

　　[5]《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紅旗》雜志編輯部，1968.10.14

　　[6]勁云戈：右傾機會主義和孔子思想，1973.11.01，載《紅旗》雜志1973年第11期

　　[7]鐘實：《批判工交戰線的修正主義謬論》，載《紅旗》雜志1975年第5期，第48頁

　　[8]同上，第50頁

　　[9]鐘實：《批判工交戰線的修正主義謬論》，載《紅旗》雜志1975年第5期，第51、52頁

　　[10]《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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