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合作化農業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調的指示，推薦開始在小范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這一制度下，每個農戶家庭與隊或村簽訂合同，規定應當上交國家和生產隊的部分，剩下的產出歸農戶。在一些偏遠地區，人口居住極其分散，集團開會、生產和公共財務幾乎沒有意義，這個家庭合同制或者“責任制”被認為是不可取代的。我根本沒有想，這個顯然是從集體化農業后退的政策，會被用于清算整個集體化農業系統。 經過一段時間，這項政策的最終目的日益明朗：全面的私有化，絲毫不考慮社會的意愿以及當地的具體情況和環境。

　　細碎土地上的成功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東北民謠

　　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改革重要的十年，我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來觀察這一過程。除了一年外，從1978年后的每一年我都有5到6個月時間在中國。從1980年開始，為期五年，我作為聯合國草原管理項目的顧問呆在離北京東北約600英里的內蒙古chao區，翁牛特旗。在那里，我們尋求草原沙化問題的解決方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一有空就去山西省長治市的張莊，在那里我幫助農民們發起了空前的全面機械化的實驗。

　　但當這個改革開始反對農村的集體化所有制時，它迅速地和我所從事的兩個項目發生了沖突。翁牛特牧場，在這片被我們稱為大面積沼澤化、鹽堿化、退化和沙化的草原上，是一個獨特的國營-集體合資性質的企業，為牧民與省政府共同所有。雙方合資的生產性質，與私有化的改革家們和一些經濟狀況較好的渴望“先富”的牧民發生了沖突。他們共同煽動起當地人清算集體化。

　　五年過后，當聯合國投入4百萬美元、中國政府也投入相同的資金之后，私有化使得我們的草原項目全泡了湯。地區政府不愿根據具體情況而保留牧場，他們將家畜、干草場、草原都統統分給了牧民個人。到1984年，新建的牧場灌溉系統難以維持，而且也征集不到牛、羊、草場來做放牧蹤跡實驗，聯合國不得不放棄了，草原沙化問題研究在沒有得出結論的情況下中止了。聯合國購買的農業機械就廢置了。我們的工作轉為幫助單個的牧民，但我們的項目被認為過期了。

　　這是在北部邊疆的情況，而在山西東南角的張莊，雖然五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張莊的農業機械化項目最終也化為烏有。1978年，張莊人就開始自己搭建組裝的農業機械，在200英畝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動完成從施肥、平土、播種、除草、收割、烘干到將烘干后的玉米存入倉庫的全部過程。機械組只需要12個人，但勞動效率是手工時的15倍，而且花費僅僅為原來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劃分為無數的小塊分給了單個農戶，機械化農業也不得不讓位于原始的間斷的個人耕作了。農民們沒有選擇，只有拋棄他們先進的農機，重新扛起了鋤頭。而銀行向村里索要貸款時，村里的頭頭們說：把機器拿走吧!銀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買主的，所以直到今天，這些施肥機、平土機、噴霧器、噴灌系統、玉米收割機、干燥機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銹爛，默默的述說著那個過去的年代，那個被刻意回避的年代。

　　這兩個實驗的失敗使我震驚。并不是我沒有付諸努力，為了這兩個項目我投入了汗水和辛勞，我知道其它人也都和我一樣。成功似乎近在咫尺，而它們的成功對中國的為了是多么重要啊!但是，這兩個實驗可能只能算做特例。國營-集體合資的牧場是非常少見的，而看起來更為罕見的是機械化的農莊。不能因為兩個流產的實驗就怪罪改革，但顯然可以歸罪于當地的官員們教條的不假思索的推行改革政策。

　　也就在那個時候，一次不同的經歷使我認清了中共中央推行的所謂改革走得有多遠。1983年的夏天，我乘飛機從北京飛到上海。在3萬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責任制”給廣闊的華北平原帶來的令人吃驚的變化。

　　我向下看著，越來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淚也禁不住流了下來。從前，在村落和連接它們的道路間，有著整齊的方形的長方形的土地，綠色的、黃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線。而現在，細碎的一小塊一小塊的土地排成零散雜亂的圖形，蔓延上千公里。這不是土改前的所謂的“郵票一樣小塊”的土地，是比那更細小的帶子一樣的，面條一樣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樣狹窄，以至于馬車經過時，一個輪子在這個人的土里，另一個輪子就壓倒了另一個人的土里。

　　中國的農民一度曾有了這樣的生產規模和農業制度，使他們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導向的機械化武裝的城市居民兄弟們一起，多少能算同步的進入現代社會。可到頭來卻成了這樣!就像熒光屏上閃過的一個小小的亮點，曾經有過的規模化生產，曾經有過的制度，就這樣消失了。歷史的書卷中，這新的一頁剛剛翻開，卻又馬上后退了千百頁，又一下子回到了起點。

　　一個目瞪口呆的農民同志對我說，“我算看明白了，通過農村改革，共產黨把農村這塊包袱丟掉了。從現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也清醒地認識到，許多的農民擁護改革，合作化時期也有不少的村莊陷于蕭條狀態。現在，個人有了土地生產的決定權而且可以隨心所欲的決定自己從事的副業，加之同時期農業品價格的上漲，這都使不少單個農戶了可觀的收入。

　　然而，在我看來，單毫無理性的將土地分為細碎的小塊這一項，就足以抵消政府所能看到的、或是精心修飾使其看起來比美妙的所有的優點。在我看來看，面條一樣小塊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條。我無法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只擁有小塊土地小農可以有什長遠的的希望，而且他們當然不是中國現在這樣的只有有四處分散的一兩畝土地的小農。農民用鋤頭耕作，這種低效的生產方式意味著一年到頭最多就能收獲一噸糧食，只是我在賓夕法尼亞用拖拉機機械化耕作產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噸的糧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將要決定無數這樣的耕作者未來的生活水平。隨著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體差別的增大，和自由市場帶來的無情的剪刀差，小農們無論現在享受著怎樣的繁榮，都注定只是曇花一現。

　　進一步，退兩步

　　你沒想好就說，你沒說完就去做，等到做了發現其實一團糟。

　　——山西農村關于實用主義的民謠

　　不過，“責任制”初步顯現出來的一些結果，似乎證明了我的擔憂是杞人憂天。許多“面條一樣小塊土地”的承包人，收入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預料。在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僅有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上升的因素，而且還有國家對超定額納糧者的獎勵。由于化肥，農藥供應充足，灌溉用管道增加，獲得國家的超定額獎勵成為一件容易的事，這樣以前住在閉塞的村莊里的農民們也找到了同往市場之路。與此同時，許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謀出路。他們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作，但能夠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藝者，小販，車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增加了。就這樣，隨著改革勢頭的增長，農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與我的預期相反，農產品的產量普遍與以往持平甚至有所上升，至少從圖表上看是這樣(官方的統計從來不會猶豫盡量的利用產量數據，盡管冷靜地看那些數據僅僅是產量預測而已)。而且經濟作物，如棉花，油菜籽，煙草和其它特產，因政策性大幅漲價產量增長尤其迅猛。考慮漲價和非農收入帶來的收入增加，農村經濟出現的“生機勃勃”的增長有了根據。

　　1984年，政府宣布并慶賀糧食產量有了歷史性的增長——糧食總產達4萬噸。因為大量商品糧出現，在自由市場上糧食的價格降到接近國家供應糧的結構。改革帶來的豐收給了多少人幸福和快樂啊。有關部門認為糧食問題得到了徹底的解決，貿易商們甚至開始商談飼料糧食大量出口的合同了。改革看起來確實有效，至少在如此美妙的豐收面前。如果有什么嚴肅的問題的話，那就是這個私有化的“新社會”通向何方?改革之路是否通往社會主義?

　　到處都是改革帶來的繁榮昌盛(而實際上發展是很不平衡的)，看起來沒有多少人會關心最終的結果。不過，因為共產黨多年來一直承諾搞社會主義而且也很重視毛主席提出的：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改革家”們以承諾堅持社會主義來獲得“頑固派”(難道他們不是“動搖派”嗎?)的支持——而同時“辯證”的發展并重新定義“社會主義” 的含義。(譯者注：若干年后一度洛陽紙貴的《交鋒》一書的作者這樣評論到：“聯系后來改革的歷程，人們發現，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的包容也在不斷擴大，這是解決中國人思想困惑的極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語道破天機!不僅包產到戶、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而且私營經濟、雇工剝削也是社會主義，中國人多么幸運呀!他們一下子就建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理論家們都奉旨投身到這項任務當中了。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發明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什么都能往里裝的大筐——這樣美妙的詞兒，他們把社會主義定義降低為，1)公有制，因為土地仍然是國有的;2)按勞分配，因為簽署承包合同之后農戶們都是自負盈虧。

　　當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存在大量農戶(魚塘的款爺，果園的財主，養雞場的大亨——諸如此類媒體的新寵)雇用鄰居并將大量的利潤裝入腰包時，理論家們開始宣揚管理也是勞動(從來沒有人否認這一點)，卻并不澄清資本帶來的收入和勞動所得的差別。這兩者于是都統統歸結為管理的努力應得的合法回報。剩余價值消失了，剝削也隨之不見了。“怎么會有剝削呢?”他們問道，“被雇的人比干自己的農活掙的錢要多啊!”

　　這套“公平合理的一天的工作應當得到公平合理的一天的收入”的邏輯打消了對剝削的顧慮，至少對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是如此。中共中央認定，只要工人數目沒有超過八人，雇工是沒問題的，甚至是再好不過的。雇工在8人以內的都是“個體經濟”。在這些企業里工作的人被認為是雇主的家人(從實際情形來看也確實有不少人是雇主的親戚)。這樣一來，如果存在剩余價值的話，也仍保留在家族內部。但很快這個解釋就行不通了，在新生的富有的企業主里，不少人建起了工廠，并擁有成百上千的雇員。這些企業主無論言行舉止還是掙錢花錢的方式都與資本家一樣。再不能認為他們雇傭的都是親戚，再也不能認為工作條件和支付的工資是公平的。現有理論不能驅除剝削的罪惡，于是新的折衷方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應運而生，為剝削的現實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間。這套新的辯護說詞大概是這樣說的：眾所周知社會主義需要先進的社會生產力，因此只要能實際上刺激生產力發展，就有利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被定義為等價于社會主義的進步。鄧總是強調“抓老鼠”，也就是說通過一切的方式方法來生產產品提供服務，包括那些看起來不錯的舊時代的做法，私人為了獲取利潤而投資等等——就像我的老同事，紐約奶牛場聯盟主席Archie Wright曾說過的“一塊錢該怎么掙的，就怎么去掙”。有了這套推理，中共中央創建了叫做“私營企業”的新的企業類別，一個沒有任何限制的類別。

　　這套實用主義的做法在社會上推行之后，很快產生了各種的反常現象，矛盾沖突，并加速了社會的兩極分化——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在這個階級斗爭被宣布為已經不復存在的國家。社會的兩極分化，也就是階級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農變為廉價的雇工(在集體化時代他們是公社的股東)，同時也極少數人成為了資產階級。農村改革后，大量小農從小資產階級變為工人階級，這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階級轉換。這一切的發生并不是因為農業生產機械化帶來的剩余農村勞動力造成的。在成為工人階級的這部分人中，有的是因為不想簽承包合同，大部分則是因為年齡，健康，性別，缺少勞力或是耕作工具等等。

　　這次的階級轉化也有其特別的地方。大部分成為新的工人階級的個人，他們的家庭在農村仍有小塊口糧田，雖然生產的糧食夠自己吃但不能維持日常生活開銷。從收入的主要來源看來他們已經成為雇傭工人，但他們并沒有放棄土地的使用權。他們只是放棄了或者失去了從事商品生產的土地的承包合同。

　　除了兩極分化，改革帶來的最驚人的后果是社會風氣的敗壞。私有化，使得農村經濟退回到與解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將土地承包合同轉包出去的人，所作所為就跟過去的地主一樣)，同時也帶回了舊社會所有的陋習：迷信、賭博、吸毒，以及操控這一切并從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會。從文化環境來看，帶著濃厚的封建意味的舊風俗、舊習慣、舊意識形態還有舊的迷信統統卷土重來。沒有集體的力量來對抗大自然，農戶們自覺的退回到舊文化的支持者，諸如重新開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張莊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廟。他們又熱衷于嘈雜的傳統的慶典，付更多的彩禮，辦更浪費的婚禮和奢侈的葬禮，建更鋪張的墳墓，為了應付這些高昂的開支他們又開始借利息驚人的高利貸。理性和科學的承諾退卻了，革命努力提倡的節儉、樸素失敗了。

　　黨組織內部的墮落同社會風氣的倒退一樣嚴重。一旦黨叫農民開始自己致富，黨員怎么能不帶頭呢?否則，就沒有人相信黨是支持“先富”那部分人的。為了追名逐利的蠅營狗茍破壞著共產黨員應守的準則。領導的濫用特權，一直是集體化系統下的嚴重問題。現在更和金錢聯姻，為了追逐財富，腐敗從上到下、從下到上大肆擴散。瀆職、回扣、投機，使得黨還僅存的一點威望降到了低谷。更令人擔憂的是，國家已不能指望大大小小的干部們在同外國公司、跨國公司做交易時把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這個層次上，社會風氣敗壞已威脅到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拋頭顱灑熱血辛辛苦苦換來的國家主權。

　　最后，改革也引發了對環境的空前的破壞狂潮。因為每個家庭從此必須自負盈虧，經濟活動的目標從追求長遠利益一下變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這一變化使得數以億記的人們開始尋求可以帶來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這引發了對已受破壞的脆弱的環境的一次大進攻，遭受劫難的不僅有山地、樹林、水資源、草原、漁場、野生動物、礦藏，還有一切可以被砍伐的、被耕作的、被抽取的、被發掘的、被捕獲的、被拿走的??在集體化農業時代，礦藏和林木這樣的資源都被認為是國家財產而保留，不過也允許當地有控制的開采、砍伐(不幸的是也時常遭受濫采濫伐)。國家對如何使用山坡、草原、大片水資源以及其它容易遭受破壞的生態系統做出了規范(雖然不是所有時候都有效)。而許多公社為了公眾的利益，也執行和強化了上述管理。改革后，公社不復存在無法再限制濫用自然資源;國家不僅放松了對自然資源保護規定，就是仍存在的規定也無法執行。

　　從這些年的經歷來看，我得出的結論是，80年代在中國搞的并不是社會主義，倒是和50年代初土改后搞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非常相似：公有、私有、公私合營、公私合作等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經濟。雖然看起來運轉得似乎不錯，但在社會主義者看來這種經濟形態是不可能鞏固的。工業、運輸和貿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都來自私營部門。雖然所占比例不高，但它們增長速度卻是最快的。通過將公有企業承包給經理，政府也在為公有經濟的私有化而努力。再考慮到已經全面完成私有化的農業，結論就再清晰不過了：1)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已經按自由企業的方式運作了;2)除農場外的農村，實質上將很快實現私有化;3)通過承包和向管理層的讓步政策，公有經濟也在朝同一方向發展。這些看起來是難以構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

　　從1985年的秋天開始，改革帶來的令人歡欣鼓舞的飛速發展日漸顯露出真相。據農業部統計1985年糧食產量比上年下降3千萬噸。從其它有關部門得到的數據是下降了接近5千萬噸。最后他們達成共識，糧食產量下降了2千5百萬噸，數據如何得來卻已無從考證。因為全年天氣并不太糟，減產沒有合理的原因。一些權威人士將其歸結為價格波動，84年的大豐收使得國有糧倉囤滿了糧食從而導致國家承諾的糧價下降。

　　現在可以看到，問題并非來自于85年的糧食產量，倒是84年的糧食產量有問題。84年的收成并沒有打破記錄，僅僅是個普通的年成。增產的糧食中，其實大部分來自集體的糧倉。合作社解散分產后，農民們將分得的糧食賣到了市場上。而且，因為害怕家庭責任制帶來糧食減產，國家同時也從國外進口了數百萬噸的糧食，這樣造成了市場上糧食的“涌流”和糧價的下降。“那個冬天我們吃的都是加拿大的小麥。”一位北京居民告訴我。

　　實際上1984年的糧食總產量并沒有40500萬噸，因此他們此后也無法再重復這一創紀錄的“大豐收”。改革家們膾炙人口的勝利不過是個幻影。持續糧食短缺的憂慮使得人們冷靜下來。回顧歷史，1985年也是其它領域的轉折點，正是這一年，價格雙軌制使得高層的投機者的職務腐敗，不論從量上還是質上都達到了新的高峰。同時，中央向地方分權政策，使得省、直轄市在貿易領域成為實際上的獨立王國。一方面他們設置對自己有利的省際貿易壁壘，比如囤積緊俏物資和資源;另一方面，他們向國外大肆購進昂貴的豪華轎車等大件消費品。這樣，他們很快花光了國家的大量外匯儲備。中國當年與日本貿易中入超達150億美元，大量進口也擠跨了很多的苦苦掙扎的國內工業。

　　在此期間資本投資激增，但大部分沒有進入生產部門而是進入了非生產性部門， 如城市高層住宅，辦公樓、娛樂設施和幾乎空置的豪華旅館。政府的所有部門都爭先恐后的擠入有巨大利潤前景的涉外旅游業，但鮮有成功。與此同時，沒有任何單位能夠啟動改善農業基礎設施的工程，因為合作制度被取消后無法無償動員農民，而沒有任何單位有錢投入。

　　沒有生產作為補償的消費帶來了通貨膨脹，尤其是食品價格的上漲沖擊了城市居民。他們已經將收入的一半用于食物。但通貨膨脹同樣也使工業品價格上升，尤其是燃料、化肥、殺蟲劑和農用機械，這使得農民減少購買從而也對農產品產量造成了負面的影響。

　　改革給經濟帶來的刺激日漸消退，1985年改革家們開始遭到報應了。直接的和承包制的私有化，以及經濟從政府導向開始轉為市場導向的所帶來的矛盾不斷尖銳。當年10月，人們開始抗議日貨泛濫，物價上漲，腐敗盛行。

　　從此，中國內部的混亂持續上升。雖然重新主張中央加強控制一定程度減少了貿易的不平衡，但非生產性的資本支出仍在控制之外。通貨膨脹率達到新高，1988年末一度出現了擠兌的狂潮。其它問題也每況愈下，諸如不斷增高犯罪率、出生率、人口增長率、傳染病發病率，環境的急劇惡化，還有糧食的減產等等。1988年，糧食據報道減產9百萬噸而實際上可能被低估了，政府此歸結為受天氣的影響。一些城市居民不得不在糧食配給份額接受部分粗糧。農民殺光了雞、豬乃至奶牛，因為沒有足夠的粗糧作為飼料。

　　關于這條發展道路的問題以不再是：這條道路將通往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條道路的資本主義特征是明確無疑的。新的問題是：這條道路是前進還是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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