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南方是抗戰時期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的“重災區”。1939年日軍731部隊在諾門罕實施細菌戰后，于1940年、1941年、1942年在中國浙江衢州和寧波、湖南常德、浙贛地區連續三次實施大規模細菌戰，造成至少超過3萬中國和平居民死亡。1942年是日軍實施細菌戰最猖狂的一年，除浙贛地區以外，日軍還在云南、廣東等地實施細菌戰。1942年至1944年，福建、廣東、廣西等省鼠疫、霍亂異常流行；滇西在被我遠征軍收復后，隨即爆發嚴重的鼠疫。這些都應與日軍細菌戰相關聯。過去，我國學術界主要側重對731部隊在東北的各種罪惡活動的研究，而對中國南方日軍細菌戰研究相對薄弱，今后，這種“北重南輕”的研究格局應向“北南并重”的良性研究格局轉變，以利對日本侵華細菌戰罪惡史作全面深入的揭露。 

日本侵華期間，在中國北方哈爾濱建立起龐大的細菌武器研制基地，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在平房“死亡工廠”使用大量中國人、蘇聯人、蒙古人、朝鮮人等做極其殘酷的人體試驗，研制出鼠疫、霍亂、傷寒、炭疽、赤痢等多種細菌武器。其軍事戰略目的：一是用以對抗蘇、美、英等軍事強國；二是屠殺中國人民，企圖擊垮中國政府和軍民的抗戰意志，實現“征服支那”之迷夢。1939年，731部隊首次在日蘇諾門罕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采取人工“謀略投放”的攻擊方式，取得一定“成效”，獲得日本大本營“嘉獎”。1940年，為改進細菌武器攻擊方式，變人工“謀略投放”為飛機“雨下法”投放，以取得大規模殺傷效果，731部隊在大本營支持下開始在中國南方我正面戰場實施一系列飛機攻擊的細菌戰。

一、1940年浙江細菌戰

最初人們了解“浙江細菌戰”主要根據兩方面的資料：一是1949年蘇聯伯力法庭上日本細菌戰犯的供詞；二是中國方面當年的防疫檔案。這兩方面的資料實證意義雖然重大，但有不少環節缺失。1993年，日本反戰學者、中央大學吉見義明教授因為調查日軍慰安婦問題，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偶然查閱到日軍侵華期間原大本營參謀本部負責聯絡日軍細菌戰實施事宜的作戰參謀井本雄男大佐的工作日記《井本日志》，該日志記載了日軍對浙江細菌戰的實施，還記錄了F1軍此后在中國南方實施其他細菌戰的許多絕密內容，成為侵華日軍在中國浙江和其他地區實施細菌戰的鐵證。

據《井本日志》記載，浙江細菌戰是由大本營參謀本部指令華中中國派遣軍和關東軍聯合策劃，由華中“榮”1644細菌部隊配合關東軍731部隊共同實施的，“責任者”為731部隊長石井四郎，當時參謀本部參謀總長杉山元在命令中稱此次細菌戰為“特種瓦斯實驗”。此次細菌戰的目的是實驗飛機投撒鼠疫、霍亂、傷寒等細菌的殺傷效果，以尋求飛機“雨下法”方式可能在戰場取得大規模殺傷效果的細菌武器。為此，731部隊從9月18日至10月7日在浙江進行了六次細菌攻擊，據《井本日志》記載，這期間在寧波及附近村莊每平方公里投撒一公斤、金華和玉山每平方公里投撒2公斤霍亂和傷寒細菌，又在溫州“大面積投放低濃度彈藥（菌液）”和“集中投放高濃度彈藥（菌液）”。

731部隊專事研究飛機“雨下法”細菌攻擊的日本專家金子順一，他的秘密研究論文《PX（鼠疫跳蚤）效果略算法》于201 1年在日本被反戰學者發現。據該論文記載，731部隊1940年在浙江除用飛機投撒各種菌液外，還于10月4日在衢州投撒了8公斤鼠疫跳蚤（染有鼠疫的跳蚤，通過它咬人咬鼠傳播鼠疫），10月27日在寧波投撒了2公斤鼠疫跳蚤。11月28日，杉山元參謀總長下令月底終止此次為期兩個多月的細菌戰。11月28日731部隊3架飛機在金華最后一次投撒鼠疫原菌，浙江細菌戰結束。這次細菌戰的結果：731部隊飛機投下的各種菌液和原菌，都未能引起疫病的流行，中國的防疫檔案沒有各受攻擊地的疫病記錄，但在投撒跳蚤的衢州和寧波兩地，則導致了極為嚴重的鼠疫流行。據當時的防疫檔案和后來對受害者的調查，衢州鼠疫導致城鄉居民2000余人死亡，次年鼠疫傳至義烏和東陽，造成數百人死亡；寧波鼠疫則在30多日內“有名有姓的死亡者達109人”。總計衢州、寧波共2700余人死亡。

但據金子順一秘密論文記載，731部隊當年經秘密調查掌握的造成中國居民死亡的人數是：衢州，第一次鼠疫感染死亡219人，第二次感染死亡9060人；寧波，第一次感染死亡104人，第二次感染死亡1450人。這里的第一次感染是指跳蚤投下后直接咬人造成的鼠疫流行，第二次感染是指跳蚤導致當地老鼠感染和鼠疫外傳造成的范圍更廣大的鼠疫流行。因此，據日軍731部隊的資料顯示，浙江細菌戰導致的鼠疫流行，共造成中國人民死亡10833人。這一數字是中國調查數2700余人的4倍。而731部隊秘密調查的數字肯定還小于實際死亡人數。

二、1941年常德細菌戰

731部隊通過浙江細菌戰發現：“用染有鼠疫的跳蚤作為細菌武器的方法，這方面所達到的成績可以大規模地實際用去達到戰爭目的。”但他們也總結“教訓”：一是飛機投撒跳蚤時飛行高度不夠，易受防空炮火威脅；二是飛機在白天攻擊不利于隱蔽，應尋求夜間偷襲的方法；三是可“實施重型轟炸”，進行大劑量投撒。因此，1941年初731部隊開始策劃要在中國戰場再進行一次“專門的鼠疫跳蚤的細菌戰”，以改進不足，確認其王牌的“首選細菌武器”。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日軍大本營命令731部隊“加緊準備好細菌武器”。在這樣背景下，9月16日，日軍大本營參謀本部向731部隊下達對常德實施細菌戰的作戰命令“大陸指”，由關東軍731部隊聯合華中中國派遣軍“榮”1644部隊共同實施。

日軍選中湖南常德作為攻擊目標，其戰略意圖在于：當時常德是戰時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的門戶和連結華中抗日戰場的交通樞紐，在常德實施細菌戰造成大規模鼠疫流行，可以阻隔重慶與華中戰場的聯系，從而干擾破壞中國整個正面戰場的抗戰局面。另外，洞庭湖西岸的常德，是重要產糧、產棉區，年產糧食3000萬擔，棉花4萬公石，日軍在此實施細菌戰可以破壞中國軍糧、軍棉的供給。

據中國歷史檔案記載：1941年11月4日凌晨5時許，一架敵機偷襲常德，于大霧彌漫中投下大量谷麥、絮棉等不明物，幾日之后常德鼠疫流行。據《井本日志》記載：1941年11月4日，731部隊使用97輕型飛機一架，于5：30（日本時間）出發，6：50到達常德，由于霧濃，800米附近有云層，故在1000米以下實施，投下“谷子”36公斤，11月6日常德附近中毒，判定：如果命中，確實發病。這一記載與中國檔案記載在時間（當時重慶時間與日本時間相差2小時）、地點、氣象、后果等方面完全一致，日軍在常德實施細菌戰是鐵的事實。

從《井本日志》記載看，日軍原計劃在1000米以上高空投撒細菌，但因800米附近有云層，故只能“在1000米以下實施”。日機投下“谷子”36公斤，“谷子”是“鼠疫跳蚤”的代稱，36公斤跳蚤是上年在衢州和寧波共投下10公斤跳蚤的3.6倍，這是一種“重型轟炸”。可見日軍常德細菌戰與浙江細菌戰在實施上有三點不同：一是準備在1000米以上的高空實施，二是在夜間實施，三是大劑量實施。

據中國歷史檔案記載，日軍飛機襲擊常德后15日內，“常德民眾感染者已有55人”，疫情上報重慶，蔣介石親飭手令：“從速防治。”國民政府在常德細菌戰發生后對常德鼠疫進行了積極的防治，先后派遣20多支防疫隊趕赴常德，著名的外籍援華鼠疫專家伯力士也奉調到常德，指導常德防疫一年多，許多防疫醫療工作者冒著生命危險與鼠疫惡魔斗爭，有的不幸以身殉職。

日軍在常德細菌戰后，又不斷派飛機轟炸常德，干擾防疫。由于居民必須經常防空疏散，這造成城區鼠疫極難控制，流傳到常德周邊各地，大量城鄉民眾染疫死亡。1943年初，疫情才被基本遏止。常德的細菌戰受害者1996年向日本政府提起“道歉”“索賠”訴訟，他們組成“受害調查會”，經7年調查，確認常德細菌戰導致常德和平居民死亡至少7643人。2002年8月27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面對大量確鑿的材料和證據，不得不采信和從法律層面認定這一死亡數字。

三、1942年浙贛細菌戰

1942年4月18日，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第一次出動飛機轟炸日本的東京、大阪、神戶、橫濱、名古屋等重要城市。美機轟炸結束后，飛向中國浙贛地區機場降落。利用中國距日本最近的浙贛機場對日本本土實施轟炸，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的一項重要軍事合作，對日本威懾極大。日軍大本營即刻調集14萬日軍于5月15日發動“浙贛作戰”，目的是：“擊潰浙江方面之敵，摧毀其航空基地，粉碎敵利用該地區轟炸帝國本土之企圖。”

日軍大本營計劃破壞浙贛地區衢州、玉山、上饒、南城、麗水等地飛機場，為有效封閉這些機場，決定使用細菌戰與陸軍野戰相配合的方式，邊占領邊破壞，實行大規模的各種細菌撒布，以造成浙贛地區各種傳染病大流行，從而阻止中國軍隊在日軍撤離后修復和再次使用這一地區的飛機場。為此，大本營參謀本部于5月30日向731部隊下達了實施浙贛細菌戰的“大陸指”命令。6月底至7月初，731部隊長石井四郎率領一支“100至300人”的“遠征隊”，攜帶大量霍亂、傷寒、副傷寒、赤痢、炭疽、鼠疫等細菌和鼠疫跳蚤抵達南京“榮”1644部隊駐地。在731“遠征隊”到達南京前后，1644部隊已在戰場進行細菌戰，“用飛機積載各種虎疫（霍亂）、赤痢、鼠疫病菌，向金華、蘭溪方面中國軍陣地與后方一帶撒布，……因之無數中國良民和軍人染惡疫死亡”。但中國軍隊迅速從金華污染區撤退，日軍進入這一地區后，自身也出現大量士兵染疫死亡。這樣，日軍大本營參謀本部改變原邊作戰邊撒布細菌的攻擊方案，指令731部隊在浙贛作戰結束、日軍全線撤退時，再在各預定地撒布細菌。

8月19日，在浙贛作戰的日軍從上饒、廣豐等地撤退，731部隊和1644部隊開始在日軍撤出地區大規模撒布各種細菌。據《井本日志》記載，其撒布地有江西的上饒、廣豐、玉山，浙江的江山、常山、衢州、麗水。撒布的細菌有鼠疫、霍亂、傷寒，其中鼠疫又分為鼠疫菌液、鼠疫干菌、鼠疫跳蚤和注射了鼠疫菌的老鼠；撒布的方法是將細菌投入井水中，將細菌附著在食物上，將細菌注射在水果里，將鼠疫干菌摻和在大米內，將跳蚤和染病的老鼠投放于各處地方。

《伯力審判材料》記錄了731一支細菌戰部隊在玉山撒布細菌的罪行：用傷寒和副傷寒菌污染水池、水井，把裝有細菌的輕鐵瓶和玻璃瓶擲入水中、沼澤及村民住房里，將染菌的餅干在各處丟棄，還將3000個注射了細菌的燒餅分發給玉山集中營的3000名中國戰俘，然后把他們全體放走。

中國的防疫檔案和調查資料揭示，此次細菌戰造成浙贛線上的上饒、廣豐、玉山、常山、江山、衢州、龍游、東陽、浦江、蘭溪、義烏、金華10余縣250公里的地帶，和浙南麗水、云和等地各種疫病大規模流行。

據近年浙贛各地不盡完全的調查，當年金華一地就有2431人染病死亡，其中鼠疫928人，霍亂494人，傷寒副傷寒614人，赤痢125人，炭疽270人。義烏僅鼠疫一項就死亡499人。衢州、江山、常山各種疫病流行極為嚴重，死亡5000余人。上饒、廣豐鼠疫死亡130人。麗水1942至1944年間疫病死亡2197人，其中霍亂182人，傷寒206人，炭疽98人，鼠疫1711人。總計上述不全面的數字，當年浙贛細菌戰至少造成中國和平居民死亡10257人。

據最近日本發現的731部隊細菌戰秘密論文《PX（鼠疫跳蚤）效果略算法》中記錄：1942年8月19至21日，731部隊在江西上饒、廣豐、玉山投撒了0.131公斤跳蚤，造成的中國居民死亡人數是9252人。這一數字比中國當前的調查數130人高出70倍，可見，我們今天調查到的細菌戰受害人數遠不及實際受害數。

浙贛地區迄今還有許多細菌戰炭疽受害者持續著他們的痛苦。當年感染炭疽的受害者90％以上會因急性發作而死去，也有一小部分慢性患者能夠生存下來，但他們腿部終生潰爛不愈，因此浙江細菌戰受害地迄今仍有許多“爛腿村”，至2005年止，“爛腿村”的爛腿老人尚存100余人。

四、1942－1944年其他細菌戰

1942年是日軍在中國南方實施細菌戰最猖狂的一年。除在浙贛進行大規模細菌戰外，據《井本日志》記載，早在這年4月，參謀本部還制定了一個在“昆明、麗水、玉山、衢州、桂林、南寧”等地進行細菌戰的計劃。

是年5月，日軍飛機在云南保山等地投擲大量的霍亂炸彈，又派特務在云南各地人工投放霍亂菌，導致云南56個縣發生霍亂，據調查致使9萬人死亡。是年2－5月，廣州日軍8604細菌戰部隊使用副傷寒菌，在廣州南石頭收容所秘密屠殺了香港難民2000－3000人。據中國防疫檔案記載，廣西這年忽然有60個縣發生霍亂，死亡2290人，貴州也有32個縣出現霍亂，死亡895人。而這兩省在1941年和1940年幾乎沒有霍亂發生。10月，南京老虎橋戰俘營100名中國戰俘被押解到日軍1644部隊做細菌實驗，無一生還。

1942年也是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公開揭露日軍細菌戰暴行的一年。重慶衛生署搜集了日軍自1940年以來在衢州、寧波、金華、常德、綏西實施細菌戰的證據，于當年4月向美、英等國通報。6月6日，美國羅斯福總統發表聲明：“……如果日本繼續對中國或其他聯合國之一成員使用這種不人道的形式（細菌戰），將被美國政府認為是針對美國的行為，而給予同樣的和全面的報復。”

1943年，日本在中國南方的細菌戰表面上有所收斂，實際上是更加隱蔽。這年，福建發生大規模鼠疫流行，據歷史檔案記載，死亡3884人；廣東霍亂流行異常，死亡3155人。

據《伯力審判材料》披露，1944年，日軍731部隊曾派一支細菌戰部隊乘飛機“駛往上海以南華軍戰線內，從高空把染有鼠疫的大批跳蚤擲到中國居民區，……引起鼠疫病流行”。據中國的相關資料驗證，這應是當年9月日軍在浙江麗水實施的一次細菌戰。

這年9月，盤踞中國滇西的日軍在我遠征軍反攻下敗退，敗退前日軍在當地投放大量染疫老鼠，造成滇西鼠疫大流行，此后鼠疫肆虐多年，造成當地人民大量死亡。

五、關于日軍在中國南方實施的細菌戰及其罪行研究

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對日本侵華細菌戰及其罪行的研究，相對來說，多側重731部隊在東北的罪惡活動、平房死亡工廠的細菌武器研制、殘酷的“特殊輸送”和人體實驗及活體解剖等等，而對于日軍在中國內地廣大區域實施的細菌戰，尤其在中國南方正面戰場和其他地區的多次多種細菌戰，則研究較為薄弱，這就形成該領域研究“北重南輕”的格局。

據粗略統計，近30年中國東北學者出版的731部隊及其罪行研究的著作較多，而南方地區日軍細菌戰研究著作較少，從研究論文的數量、質量，研究資料的建設，研究隊伍的組成等諸方面來看，亦呈“北重南輕”的狀況。形成這一格局的原因主要是：（一）東北是日軍細菌戰核心基地所在，731活動罪惡昭彰，且留存證據較多；而日軍在南方的細菌戰實施手段隱蔽，罪證零散難覓。（二）蘇聯“伯力審判”對731在東北的活動進行了大量揭露，其審判材料80％是關于731部隊在東北活動的罪證，而對日軍南方細菌戰活動追訴很少，這為該研究“北重南輕”埋下“伏筆”。（三）南方正面戰場是“國統區”，以往對其抗戰史研究不夠深入。史學界應改觀此種格局，使之向“北南并重”的良性格局轉變，以利對日本侵華細菌戰罪惡史作全面深入的揭露。

中國南方是受日軍細菌戰之害的重災區。據2005－2010年國內完成的“抗戰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查”的初步統計，中國南方浙江、江西、湖南、云南、廣東、廣西、福建等省區因日軍細菌戰攻擊而死亡的人口約30萬，是東北地區細菌戰受害死亡人數43900人的7倍。若這“30萬人”的死亡數字獲國內外學界公認，那便又是一個“南京大屠殺”。對于日軍在中國南方的細菌戰罪行，我們有必要對其詳實考察，做成鐵證。同時，日軍細菌戰危害不僅僅是中國軍民死亡人數問題。它對于各受害地區社會經濟、社會環境的破壞，對人民社會生活、社會心理的嚴重創傷等等，也是亟應予以研究和揭示的課題。而這方面工作過去十分薄弱。

日軍華中駐南京的“榮”1644細菌部隊，實為731在華中的“別動隊”，它在南京的七年活動有許多“盲點”和“疑點”，如它的人體實驗問題，它的細菌工廠問題，它與日本陸軍開發謀略暗殺武器的登戶研究所的關系和合作問題，它在華中各地（上海、蘇州、杭州、蕪湖、安慶、金華、武昌、漢口、九江、岳陽、當陽、沙市）十幾個細菌戰支隊及其活動問題，等等。

日軍華南駐廣州的“波”8604細菌戰部隊，在廣州和華南的多年詭秘活動更是迷霧重重，如它在華南的細菌戰支隊，迄今對史學界仍是謎，人們對它的細菌工廠生產和人體實驗問題也知之很少。抗戰時期廣東、廣西、福建鼠疫、霍亂等疫病流行十分異常，1942年廣西60個縣忽然流行霍亂，死亡2290人。1943年廣東陽江等地又暴發霍亂，死亡3155人。福建的臨時省會永安，每逢一次日軍飛機轟炸就會隨之發生疫病，人為跡象明顯。這些與日軍8604部隊的活動有什么聯系？需要我們探尋與研究。

日軍在云南細菌戰的研究也有許多薄弱環節。如1942年云南保山霍亂細菌戰的疫源、流行傳播的路線和區域、受害人數統計和確認；1944年滇西鼠疫的疫源，石井四郎的親信增田知貞在滇西的活動及其與滇西鼠疫的關系；滇西鼠疫4年流行的過程及死亡人數的確認等，都需深入探討。

日本發現的重要細菌戰資料《井本日志》中，提到日軍在臺灣建立細菌戰機構的記載有三處：1940年10月7日，“為了在南方實施策略，應設置適應熱帶氣候場所的恒久性的東西，并可在臺灣設置。”1941年3月26日，“預算的問題，過于龐大，……臺灣、平房的相關計劃過于龐大。”1942年3月19日，“陸軍軍醫學校每日生產30公斤細菌，以臺北為中轉站（100名工作人員中配置10名在這里），三天運送一次。”對于這些“盲點”和“疑點”，也有必要去探究。

另外，從1939年開始，日軍就在華中、華南各地派遣大批特務和漢奸秘密人工投撒多種細菌。1939年6月1日重慶軍事委員會致重慶衛戍總司令部電稱：“敵（日軍）利用夏初氣候，派漢奸冒充難民，攜帶熱水瓶，內藏霍亂、鼠疫、赤痢、傷寒等傳染病菌，潛入粵、桂、滇、蜀，設計散發于我軍陣地水質中，并兼探我陸、空軍情況。其派往重慶、桂林、西安、韶關等處者，已于4月16日分由海南島、廈門、汕頭、溫州、漢口出發；第二批現在潛伏（上海）虹口福民醫院內實習，不久由南通、長江赴各處工作。”從1939年至1945年，日軍的特務漢奸在南方各地秘密人工投撒細菌的罪惡活動，也是需要關注和探察的課題。

加強對中國南方侵華日軍細菌戰的研究，我們認為可從如下方面著手：（一）加強“南南聯合”與“北南聯合”。以往南方各省學者多“各自為政”，注重本地域的細菌戰受害研究，這種局面應改觀為相互溝通、聯合攻關；同時應與北方學者加強交流，互通信息，資源共享。（二）加強研究資料的整理與發掘。搜集整合國內外已有資料和成果，進一步發掘以檔案資料為主的各種新資料，使研究建立在廣泛的資料基礎上。（三）加強細菌戰受害田野調查。抓緊搶救性地對細菌戰受害者及其遺屬尋訪調查，同時深入對社會受害各方面進行調研。（四）加強與日本反戰學者的聯合與日本資料的搜集。近三十年，侵華日軍細菌戰研究的每次重大突破，幾乎都與日本反戰學者的努力和日本發現的新資料有關。（五）加強研究隊伍的建設。在繼續發揮廣大地方學者的重要作用同時，在今后的研究隊伍中還需加入更多專業的歷史學者、軍事史學者、醫學防疫史學者等，并注意培養青年專業學者。（六）加強研究成果的學術力度。多在專業學術刊物發表高質量研究論文（系列論文更佳），或出版高質量的學術專著（系列論著更好），只有嚴謹、厚重和實證確鑿的學術成果，才能有力地揭露日軍細菌戰罪行。（七）加強成果的傳播。舉行各種范圍和規模的學術研討會，交流和展示研究新成果，聯系國內外學者和機構團體，不斷推進研究展開；廣泛運用紙媒、電媒、網媒等多種傳播手段，擴大成果的社會影響，反過來又促進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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