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這個人，在當(dāng)代理論與思想界，確是被很多人視為“左”營的標桿人物。

　　對此，他自己也知道。在他寫的《十二個春秋》一書中，他就坦然的承認：“一些說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國外的報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來作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語言是污辱性的。聽到看到，一笑了之。”

　　不過，除了政治那張皮以外，作為人來說，無疑，也是還有一些其他的屬性的。

　　近期出版的《炎黃春秋》，發(fā)表了一篇《陳伯達保外就醫(yī)之后》的文章，其作者是陳伯達原來當(dāng)政時的二位王秘書。那文章說，1981年時，二位王秘書奉時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鄧力群之托，前往看望、聯(lián)系正在服刑而保外就醫(yī)治病的陳伯達，一方面對陳的生活進行適當(dāng)照顧，一方面請陳就文史哲及一些經(jīng)濟政策，作些研究，寫出些意見，交鄧力群轉(zhuǎn)報中央。

　　對看望陳伯達的這件事，是胡耀邦指示的。當(dāng)時，考慮到陳伯達雖然在文革中罪行嚴重，但畢竟與江青等還是有些區(qū)別，加之以前，陳對革命事業(yè)也還是有些貢獻，也有些文才，因而，便有了這件照顧性質(zhì)的事情。

　　當(dāng)時，鄧力群與胡耀邦在政見上，存在很大的分岐，幾年后胡的下臺，也與鄧力群的動作有極大的關(guān)系。但是，在處理陳伯達的這件事上，他卻是忠實的執(zhí)行了胡耀邦的指示。

　　因而，自1981年7月起，至1984年5月的近三年時間內(nèi)，鄧力群一直是在具體指示二位王秘書與陳伯達保持溝通，讓陳伯達得以不再回監(jiān)獄，并能以保外就醫(yī)之身從事讀書、研究、撰文的生活，而且，按陳伯達的請求，將陳的兒子調(diào)來照顧其父，在生活上也給予了適當(dāng)照顧。從而使陳伯達的晚年，總算還能獲得一些人生的慰籍。

　　陳伯達已是戴罪之身，他于鄧力群也無特別情誼，相反，在文革中他還將鄧力群劃為“劉少奇安插到紅旗雜志社的”人，是“到紅旗雜志社來奪權(quán)”的，而曾置鄧于險境。并且，常常責(zé)罵鄧是“不學(xué)無術(shù)”。

　　既如此，當(dāng)時鄧力群對已滾落井中的陳伯達，為何卻能與胡耀邦的想法保持一致、并用心執(zhí)行呢?

　　也許，在對待落難之人的問題上，鄧力群象胡耀邦一樣，也具有過測隱之心。

　　《陳伯達保外就醫(yī)之后》一文中，說了一些事，的確反映出鄧力群人格的這一面。

　　例一，鄧力群告知二位王秘書：陳伯達罵我“不學(xué)無術(shù)”，對我的剌激很大，但文革中，有件事使我始終對陳不能忘記。

　　什么事呢?

　　當(dāng)鄧力群下到干校接受改造時，陳伯達對干校軍宣隊指示：這些人都是讀書人，要給他們讀書時間，晚上不要安排什么會議，要在生活上安排好，他們南方人多，要搞一些大米什么的。

　　顯然，這一來，鄧力群等人的干校生涯，便能始終獲得某種精神支持的燃料，而不致于完全暗無天日了。

　　對此，鄧力群對二位王秘書說：當(dāng)時是很為感謝的。

　　往事已隔多年，而現(xiàn)在還能以感恩之情講給他人聽，可見，此事，確深深存留于鄧的心底。

　　一個知道感恩的人，再差，也不會差到哪兒去的。

　　例二，陳伯達在對王秘書們看望他時，說了二件他對不起毛澤東的事：“一是不該推薦田家英到主席那兒去;二是不知道田家英的哥哥還在臺灣。”

　　對此，鄧力群則說：主席也有對不起他陳伯達的地方。

　　鄧的這個評說，應(yīng)該是公允的。

　　然而，公允評說的受益者是陳伯達，鄧力群在這里，是替弱者說了話。

　　例三，1983年9月，應(yīng)陳伯達的兒子要求，鄧力群批示同意從陳伯達的存款中取出1000元(因陳尚在服刑期)，以能為陳購置些衣物。同時，另外給了80元稿費——是陳伯達寫的文章被雜志采用后所支付的，但鄧力群囑咐不要讓陳伯達知道此錢的來源。因為，陳尚在服刑期，讓陳寫文章、并予以發(fā)表，是特別政策，擔(dān)心陳伯達一高興，宣揚出去，造成以后此類事會泡湯。

　　可見，鄧力群對陳伯達一事的安排，的確盡了善意。

　　此外，文革中的1975年，鄧力群也曾有過一次濃墨重彩的人格表演。

　　當(dāng)時，鄧力群按鄧小平的授意，主持寫了一篇大文章《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后來“批鄧(小平)”時，這篇文章被“四人幫”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說這是鄧小平反文革的宣言書，因而追查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面對政治高壓，不少人都顫顫競競了，但是，鄧力群敢于出面承攬一切責(zé)任，當(dāng)著清查人員的面，在原稿的題目上畫一個圈，一條直線劃下來，簽上鄧力群的名字，并說：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話，每個標點，都由我負責(zé)，上面沒有布置，具體參加工作的同志也沒有責(zé)任。

　　危難關(guān)頭，出了事，上不推給鄧小平，下不推給同僚部屬，顯出了鄧力群遇事而有不凡的擔(dān)當(dāng)氣概。

　　所以，后來鄧小平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fēng)，一個半人頂住了，半個劉仰嶠(社科院秘書長)，一個鄧力群。

　　甚至，一個與鄧力群政見有分岐的部屬，也撰文說：粉碎“四人幫”后，人們都知道鄧力群肩膀硬，是條漢子，在那樣嚴重的高壓下毫不推諉，承擔(dān)責(zé)任，很佩服。

　　中共的另一位大秀才胡喬木，卻在1976年“批鄧”時，沒能挺住，揭發(fā)批判了鄧小平。“四人幫”倒臺后，胡喬木自然很沮喪。但此時，作為胡的同事，鄧力群卻沒有興災(zāi)樂禍，而是同于光遠一起，到鄧小平處，代表胡向鄧小平道歉，并向鄧小平進行解釋，為胡講好話。

　　鄧小平終于沒有怪罪于胡喬木，當(dāng)然，是鄧自有他的考慮。然而，鄧力群在之中所起的作用，還是不可忽視的。

　　而這件事，應(yīng)看到的亮點，是過程比結(jié)果，更本質(zhì)的反映了一個人的人格。

　　對于鄧力群以往的許多政治理念與政治活動，筆者并不認可，有些還很反感。

　　但是，對于上面所述幾件事中的他，筆者卻很愿意點上幾個大大的“贊”!

　　中國歷來有將政治人物臉譜化的傳統(tǒng)，將凡與自己政見或理念不合者，一律予以丑化;而將自己陣營的人，都視為朋友或圣人。殊不知，人性與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兩回事!一個兇殘無比的人，可能是革命隊伍中你的同志，而敵方營壘中的某個人，卻也許是一位善良的君子。

　　產(chǎn)生這樣的認識，是經(jīng)歷過許許多多的革命歲月之后，才獲得了的。現(xiàn)在，越來越多歷史人物之真相的披露，更是日益加深支持了這一觀念。

　　201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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