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今日托派的一些詭秘活動(例如“白天”當五毛鼓吹中國已經強大成帝國主義，“晚上”鼓動工人和底層聯(lián)合西方推翻中國這個“帝國主義國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見對一個典型托派人物杜建國的分析：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5/02/338311.html )。

　　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當中一個奇特的極端的分支，托派是一個復雜的矛盾體。其中既有幼稚的理想主義者，更多的是不擇手段厚顏無恥的投機之徒。熟悉中國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黨內曾經有“托派即漢奸”的這一定論。

　　筆者閱讀唐寶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獲得對社會科學突出貢獻政府特殊津貼)《中國托派史》一書，發(fā)現托派或者準確地說大部分托派即漢奸、即日本帝國主義特務(乃至國民黨特務)，很可能是一樁板上釘釘的歷史鐵案。以下【】中內容是對原書的摘錄。

　　抗戰(zhàn)中托派將主要斗爭矛頭對準中共和其他抗日團體

　　盧溝橋事件后，中國托派出于托派傳統(tǒng)的立場，及執(zhí)行托洛茨基和托派國際的指示，【根本不承認國民黨政府有抗日的可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托派中央發(fā)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告民眾書》(傳單)認為國民黨政府對此事件只有“欺騙”和“投降”兩條道路……（傳單）強調：“無論采行那條道路，國民黨政府結果要投降日帝并出賣民族，則是必然的。”為此，托派提出的“抗日口號”之一是：“打倒欺騙民眾投降日帝的國民黨政府!”然后，宣言筆鋒一轉，把矛頭義指向中共和其他抗日團體：“誰如果要我們民眾停止作獨立的抗戰(zhàn)活動，而統(tǒng)一到蔣介石領導下去進行抗日，那不是資產階級的走狗，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奸細。而目前的中國斯大林黨與各色的所謂救國團體，則正演著這種走狗奸細的腳色!”就這樣，如同過去托派在革命斗爭中把口頭上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偷換成實際上對革命的共產黨斗爭一樣，現在，則把口頭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偷換成實際上對抗日派國共兩黨及其他抗日團體的斗爭，自覺地站在全國抗日勢力的對立面，整個抗戰(zhàn)期間都是這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淪陷時，中國托派根據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指示精神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zhàn)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他們的“抗戰(zhàn)”綱領。該綱領對中共執(zhí)行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托派杯弓蛇影，歇斯底里大發(fā)作，攻擊中共是“徹底投降”，“自覺的叛賣”，“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后只有依附于一派資產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眾之天然工具。”揚言：“必須無情地打擊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以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斗爭政綱，去抵抗以斯大林黨為首的欺騙虛偽的機會主義(放棄階級斗爭)的潮流。”(同[1]第2卷第3期)很顯然，托派的“抗戰(zhàn)”路線，依然是“極左”加反動。口頭上參加抗戰(zhàn)，實際上破壞抗戰(zhàn)，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兇。】

　　【由于托派不進行實際的抗日戰(zhàn)爭，辦一些機關報和出版宣傳托洛茨基主義及托派主張的書刊，依然是托派臨委的中心工作，而且對每個事件，都發(fā)表宣言書，以表明他們的立場。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發(fā)表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為武漢廣州失陷告全國民眾書》(傳單)，就是“托派抗戰(zhàn)”的代表作。】

　　【這篇長達三千多字的宣言書，把瘋狂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輕輕放過，卻通篇攻擊國民黨、共產黨、蘇聯(lián)和英美法民主陣營。對國民黨，從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而取得政權，罵到“九一八”引狼入室，這次借“應戰(zhàn)”以達到它與帝國主義妥協(xié)的目的。對共產黨，也從一九二五――二七年機會主義葬送中國革命，罵到這次國共合作，“奴顏婢膝地向國民黨投降”，為國民黨政府之反動的“應戰(zhàn)”政策“辯護”，“把國民黨在民眾中已失去的信仰重新替它恢復過來，尤其對于蔣介行之軍事獨裁的罪惡，盡量粉飾，同時并在民眾中極力散播侵略陣線的民主陣線的胡說，加深民眾對英美法等帝國主義的幻想。”罵“所謂民主陣線英美法等帝國主義，正在準備出賣中國”：罵蘇聯(lián)，“不積極援助中國，反而卑屈地向日帝國表示讓步”，“袖手旁觀看著中國被出賣”等等。宣言認為，這些都是造成中國抗戰(zhàn)失敗的根源。“應戰(zhàn)”不到十四個月，即斷送大半個中國，“難道不是國民黨和斯大林黨的反動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謂國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嗎!?”】

　　鄭超麟宣揚“失敗主義”，實則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

　　一九四○年，中國托派著名領袖人物鄭超麟在上海，【參加了相當于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斗爭》報編委會。他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發(fā)展了他戰(zhàn)爭開始時的荒謬主張，提出了“失敗主義”的路線。這些思想和主張，集中于《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和《論中國對日戰(zhàn)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等文章中，他首先論述了“中國沒有民族的革命”。因為中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將來的政權不是工農民主專政，不是建立獨立自由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民族國家。所以托洛茨基從來不稱中國革命為“民族的革命”，而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同時，鄭又說：“說中國沒有民族革命，這并不是等于說未來中國革命中沒有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在未來中國革命之中，民族解放運動是沒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種限度之下帶著反動的性質。”因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實不過是掩飾著十足的階級斗爭”，“所謂‘國民’，所謂‘人民’，所謂‘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無產階級、農民、城鄉(xiāng)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地主，他們重視各自階級的利益過于中華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階級分化和斗爭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個人群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暫時忘記其階級利益”，因此，他認為群眾的“愛國主義”只是一種“幻想和成見”，勢必被“反革命所利用”(《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下》，載《火花》第3卷第5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出版)。他甚至說：“中國對日戰(zhàn)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論中國對日戰(zhàn)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火花》第3卷第5期);“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為了打破這種“反動”，“惟有赤裸裸的階級斗爭!”宣稱：“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機構和軍隊系統(tǒng)，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zhàn)爭為國內戰(zhàn)爭’，列寧這個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先安內而后攘外’，蔣介石這話說得比中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高明。……我們只有徹底解決中國的國內問題，才能排除外國的侵略。”最后他說：“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起來!這個大旗將為中國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點。”(《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鄭超麟)打出最最革命的旗號，把列寧在第一次大戰(zhàn)中的政策，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抗戰(zhàn)中來，實則是替日本侵略者效勞。不管他們主觀愿望如何，也不管他們口頭上說得如何好聽，問題的實質和結果只能是這樣。】

　　日本特務機關收買、援助和學習托派

　　由于托派的極左反動路線破壞了抗戰(zhàn)，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滅亡中國，被視為“漢奸”路線。日本帝國主義就把托派視為自己的別動隊，并公開宣稱要幫助它“成功”。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華北日本駐屯軍第二課長和知(專管華北日本特務機關工作)召開了一個各地特務機關首腦的聯(lián)席會議。會上制定了改進對山西特務工作的綱領，其中有一條是：

　　“戍、收買投機黨派一一華方之黨派支流極多，如失意之共黨中托派，宜假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于帝國之各種活動，因此輩思想之華人，專能麻醉一般知識分子，以破壞南京之統(tǒng)一。彼等之工作技術亦甚高明，尤可隨同彼等以學習工作，推進工作。”(《申報每周增刊》第2卷第22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出版)】

　　中共中央文件曾明確定性“托派是漢奸”

　　【共產黨由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受到托派惡毒攻擊，對托派的批判也最猛烈。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就明確指出：“極左傾的托派的領導分子，用盡了一切惡劣的字句，咒罵領導抗日的共產黨，咒罵抗日主力的紅軍，咒罵為黨所提出的聯(lián)合各黨派一致抗日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主張是出賣中國的革命，他們實際上已成了日寇的代言人，他們不僅是共產主義的叛徒，而且是整個帝國主義壓迫到吐不出氣的中華民族的漢奸。”】

　　解放戰(zhàn)爭時托派接受與國民黨特務機關控制的資本家的資助

　　抗戰(zhàn)勝利后，以彭述之和鄭超麟為代表的兩派仍然就“社會性質問題”、“革命性質問題”、“對陳獨秀的評價”等問題進行無休止地爭吵、辱罵。他們利用資本家資助的經費辦刊物，組織活動。

　　其中，以彭述之為首的多數派經費主要來源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控制的資本家：【夏杏芳、李華卿、嚴燕賓等。夏杏芳是上海金源錢莊的老板，給了他們一筆捐款幾十兩黃金。彭述之在這個錢莊任顧問，每月領取高級職員的薪金。錢莊經理的寫字間，是多數派中央的“辦公室”，在江灣的錢莊倉庫，則是多數派集會的場所。李華卿與國民黨特務機關有聯(lián)系，他不僅經濟上資助彭述之派，還為他們找政治靠山。他們的兩個公開發(fā)行的機關報的出版執(zhí)照，就是李給代辦的。嚴燕賓開了一家規(guī)模不小的煙紙店(喻守一：《九一八后托派組織概況》(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未刊稿)。】

　　以鄭超麟為首的少數派的經費來源，【一是張德澤律師資本家的遺產及親友送給家屬的治喪費，一是美國托派社會主義工人黨給的一筆贈款，還有資本家“顏料大王”吳興齋的資助。】

　　托派骨干投奔蔣經國

　　【曾任上海托派滬東區(qū)委書記及中央臨委委員的高恒，一九三六年先到廣西投靠桂系軍閥，一九三九年轉到蔣經國門下，改名高理文，在蔣經國的第四專員公署當秘書，地位之高，被捧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葉春華：《關于中國托派組織的情況》)。一九四三年，他受蔣之托，任《正氣日報》總經理兼主筆，與另兩個投靠蔣經國的原托派分子吳季嚴、彭桂秋主持的“正氣出版社”聯(lián)在一起，把贛南的主要文化機關控制在本派手中。】

　　【一九四八年，蔣介石為挽救危局，派兒子蔣經國在上海整頓金融，發(fā)行金圓券，打擊投機倒把和屯積居奇，平抑物價，刮起了十二級臺風。】蔣經國重用保持著反共一面的脫托分子。高恒是他的得力干將。

　　這一時期，還有兩個原托派骨干成員投奔蔣經國。【黃鑒銅是在抗戰(zhàn)爆發(fā)前在廣西南寧鄉(xiāng)村師范讀書時受影響加入托派的。抗戰(zhàn)初期被國民黨逮捕。釋放后就到贛南投奔蔣經國的心腹高恒，為蔣辦《贛州日報》效勞，任資料保管員、校對、編輯，加入了國民黨。勝利后，他隨著到東北長春，然后到上海。到上海后，他一方面繼續(xù)與高恒保持聯(lián)系，由高為他安排工作。一方面與鄭超麟派托派中央接上關系，參加該派“馬克思主義青年團”的籌建工作，并當選為團中央委員。他還把李培拉了進來(《給托洛茨基的信》(一九三九年一月)。《陳獨秀最后論文和書信》第27頁)。李培與他一起在廣西加入托派的，后來被捕釋放，投奔廣西軍閥，做了上校軍官，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里耽了一段時間，與保安副司令許鐘伍關系密切：然后到溫州，用他自己的話說.與溫州城防司令黃權(浙江省主席黃紹雄之侄)的關系“猶如父子”。他還是國民黨特別黨部的成員，在這樣的崗位上，他一方面保護當地的托派組織，一方面積極反共，曾親手散發(fā)蔣介石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一九四七年他輾轉來到上海，參加鄭超麟派的托派活動，后來又參與籌建“馬克思主義青年團”，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同時又向國民黨軍事機關領取相當高的退役金(葉春華：《關于中國托派組織的情況》)。】

　　【托派只反共、不反國、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的面目逐漸暴露，再加上一些在國民黨上層機構中任職的原托派分子的作用，他們的組織和活動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當局精心庇護。】

　　【在上海，除了那些有政治背景的資本家為他們說項外，還受到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原“我們的話派”的大頭目張?zhí)氐?ldquo;關照”。彭述之曾大言不慚地對喻守一說，在張?zhí)氐谋Ｗo下，他只要用一個假名“陳堯伯”，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活動了;國民黨特務是不會找他麻煩的。(喻守一：《九一八后的托派情況》)】

　　國民黨警特機關利用托派反共

　　國民黨警特機關對他們也不再予以鎮(zhèn)壓，反而還要加以利用。【因此，中國托派獲得了相當自由的活動余地。他們乘此機會大大活躍起來，除了公開出版刊物以外，重新整頓了上海、香港等大城市的組織。“少數派”在上海正式成立“工作委員會”，由范文華、梁誼、粱啟穗、陳甚、李培等人組成。一九四八年五月，工委會結束，另成立“上海地方委員會”。“多數派”在香港先后成立了“香港特委”、“香港市委”和“港九特委會”，后來還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地方常委會”。】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為了徹底消滅國民黨政權的殘余勢力，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整頓和發(fā)展國民經濟，開展了一系列運動，工作極其繁忙。托派則步步進行對抗和破壞。】

　　他們【有計劃、有綱領、有領導、有組織地，以過去對國民黨政權從來沒有使用過的手段，對共產黨發(fā)動了地下斗爭。】然而這種斗爭也只是臨死之前的回光返照。

　　如今，托派的血脈被一些人延續(xù)起來了，他們某些人和美國資本情報勢力(如拉姆斯菲爾德的成為資本)有聯(lián)系，他們披著(極端)民族主義和左派的面紗，奉行加入戰(zhàn)略混入各種團體，乃至體制內部。這些人在中國未來的歷史進程中將會起到怎樣的反動作用?我們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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