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施拉姆說：“100年之后，毛澤東仍將是世界人民最為關注的思想家與軍事家。”

　　毛澤東的一生，瑰麗、奇崛、神秘。

　　本文想要探討的，只是這位偉大人物晚年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但是通過對這段幾乎已經湮沒在時間長河中的歷史片段的解析，我們所要直面的卻是毛澤東豐富的內心世界和他作為一個革命者不老的雄心。

　　一、公開“五七一”：一個震驚全黨、全國的決定

　　1971年11月14日夜間，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來京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成都軍區以及四川省的黨、政領導人。

　　會議期間，毛澤東突然談起了發生在兩個月之前的林彪叛逃的問題。他說：“許多現象和本質不同。林彪的現象是擁護我，其實大樹特樹他自己”。毛澤東的這番表述，讓在座的周恩來總理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剛剛從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軍學院設立的據點里查到的那份《“五七一”工程紀要》，想起了在討論是否公開這份紀要時，政治局成員紀登奎曾經明確說過，這份“紀要”很多內容是罵毛主席的，太惡毒了，不能印發。想到這里，周恩來把征詢的目光投向了毛澤東，謹慎地問道：“主席，《”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否可以印發各大軍區和省委常委?”毛澤東略一沉吟，隨即表示：“這一件最重要，必須下發!”看著周恩來凝重的神情，毛澤東微微一笑，用輕松了許多的口吻說道：“他們也幼稚得很，那樣搞，怎么搞得成呢?”

　　就這樣，一份本來只在黨內高層由極少數人閱讀并掌握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經過毛澤東的批準，在不算太長的時間里就傳遍了全黨、全國。通觀這份所謂的“工程紀要”，充滿了怨氣、戾氣、殺氣，充滿了對毛澤東及其統治下的中國前所未有的惡毒攻擊，即便是在時過境遷的今天讀來，依然會讓人感到毛骨悚然，更何況在一片“紅天紅地紅海洋”的環境下生活的人們，讀到這篇紀要，其震驚、駭異、恐懼之情就更是難以用語言來描述了。

　　于是有人不禁要問：“毛主席啊，您老人家怎么會同意公開這樣一份丑惡離奇的材料呢?您不會是老糊涂了吧?”是的，毛澤東同意公開《“五七一”工程紀要》時已經78歲，的確是老了，但他絕不糊涂。做出這樣一個決定，毛澤東自有他的深意在里面。

　　欲解深意，還是先從探究這份《“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來龍去脈入手吧!

　　二、《“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前世今生

　　作為一份早已被公諸于世的文件，《“五七一”工程紀要》本身似乎已無秘密可言，但是與這份紀要緊密聯系著的卻又是一個又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疑團，一切似乎還是應當先從1971年9月13日那個詭異的夜晚說起。

　　1、詭異夜：叛機、自戕、畏死者的供述

　　1971年9月12日晚11點，“九一三”事件全面爆發前夕，林彪之子林立果命令林彪的貼身警衛李文普給他把門，他在葉群辦公室里給正在空軍學院據點等候消息的親信周宇馳打了一個電話。按照李文普的回憶，這個電話的核心內容只有一句：“首長馬上就走，你們越快越好!”至于林立果口中所指的“首長”究竟要往哪里走，從周宇馳等人隨后的行動可以看出通話雙方對此早已是心照不宣了。

　　9月13日凌晨3點，中央辦公廳主任、8341部隊負責人汪東興疾步走進毛澤東暫時移居的人民大會堂118廳，向正在那里談話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報告：北京沙河機場飛走了一架直升飛機，機號3685，機上有周宇馳、于新野、李偉信和正副駕駛員共5人，飛機正在向北飛行。毛澤東和周恩來異口同聲地說：“下命令，要空軍派飛機攔截!”

　　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在空軍的主要助手和“軍師”，在“九一三”那個充滿了肅殺與恐怖的夜晚，他是“小艦隊”中唯一與林立果保持直接聯系的人。在恐慌、驚懼的氣氛中，周宇馳手持內容為“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林副主席手令(關于這份手令是否確為林彪所書，還是由他人—如林彪內勤李根清—代筆，目前還有爭論，但筆者傾向于這份手令是由林彪親筆寫下的。至于詳細的論證，因與本文無關，容另文詳述)，帶著“小艦隊”另兩個骨干于新野、李偉信，以“吳法憲搞政變了”為借口，騙取了空軍航空兵某部副大隊長陳世印和飛機駕駛員陳修文的信任，駕駛3685號直升機走上了叛逃祖國的不歸路。

　　出乎周宇馳等人意料之外的事，當他們撕下偽裝，命令陳修文向蒙古飛去的時候，竟然遭到了陳修文的反抗。這位駕駛員不但沒有按照他們的意圖向境外飛去，相反卻在暗中破壞了飛機羅盤之后，駕機重新飛回到北京附近的懷柔縣沙峪地區。絕望之中的周宇馳開槍打死了駕駛員陳修文。坐在后面的于新野聽到槍聲，心慌意亂地向前面胡亂開了一槍，結果卻擊中了周宇馳的手腕。混亂之中，陳世印已經駕駛飛機在野外迫降，并隨即躺在機內裝死。已成喪家之犬的周宇馳等三人此時此刻早已無暇顧及陳世印的真死假活，拼盡全力奔向茫茫野外，找尋著自己的逃生之路。

　　在確信自己已經陷入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之后，周宇馳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他要先打死于新野和李偉信，然后再自殺。這個想法當即遭到了于、李二人的反對，最終三人決定同時自殺。三聲槍響過后，戲劇化的場面出現了，周宇馳和于新野飲彈而亡，李偉信卻是對空放了一槍，茍活了下來。

　　李偉信為什么沒有追隨周、于二人走上死路，原因當然是復雜的，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于李偉信清楚地知道自己作為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最初只是空四軍政委王維國在林立果駕臨上海時派來照顧、接待這位“超天才”的臨時人員。即便是后來進入“小艦隊”，李偉信在“小艦隊”的組織體系中主要負責的也不過是采購各種器材、物資的“外貿”工作，是個百分之百的外圍人員，與周宇馳、于新野這樣的林立果的絕對親信在“小艦隊”中的地位相比，自己實在沒有為林家陪葬的必要。在他的潛意識里，也許還有一些“立功贖罪”、“反戈一擊”的幻想，因此，當他被搜山的民兵捕獲的時候，李偉信一直高聲喊叫要見衛戍區司令，這恰恰反映了他急于通過揭發檢舉，立功自贖的現實心態(對此，有的材料認為李偉信當時喊的是“我要見汪主任”，并試圖借此證明李偉信是汪東興安排在林立果身邊的“余則成”，只是這一點已被汪東興本人在《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一書中直接否認了)。

　　9月13日晚間，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親自審訊李偉信。審訊中，李偉信突然提出要交代《“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問題。正處在緊張和焦慮之中的吳忠根本聽不懂李偉信的話，他一心一意只想審清李偉信等三人究竟為什么要叛逃的問題，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正在接近一個驚天陰謀的全面揭露，因此聽了李偉信的話，他除了憤怒就是憤怒，竟然拍著桌子罵道：“你他媽的瞎胡說，什么工程不工程的!”驚慌失措中的李偉信只好閉了嘴。直到空軍學院接待人員王義蘭等人在清理林立果據點時發現記錄著《“五七一”工程紀要》草稿的筆記本并主動上交之后，李偉信才得已詳細供述《“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編制工程和主要內容，《“五七一”工程紀要》至此才真正浮出海面，大白于天下。

　　2、離奇書：詛咒、怨恨、自大者的夢囈

　　作為解放軍戰史上的赫赫名將，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風云人物，林彪本人對“政變史”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和研究。在他1966年5月18日所做的那篇著名的“政變經”報告中，林彪就曾經明確講過他對如何搞政變的理解：

　　“搞政變，有兩個東西必須搞。一個是宣傳機關，報紙、廣播電臺、文學、電影、出版，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資產階級搞顛覆活動，也是思想領先，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另一個是搞軍隊，抓槍桿子。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桿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軍隊，不論是會場上的政變，戰場上的政變，他們都有可能搞得起來。大大小小的鄧拓、吳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說，十六年來，思想戰線我們沒有去占領。這樣下去，人家就會不投我們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們的票。打起仗來，人家就會跟他們走，拿起槍來打我們。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

　　《“五七一”工程紀要》恰恰體現了林彪這種“文武并舉”、“上下其手”的政變思想。

　　首先，為了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同時也是為了確立林彪集團政變的合法性，紀要中對毛澤東時代進行了充滿惡意的詛咒，并明確把“掌握輿論工具，開展政治攻勢”寫入了政變攻略之中。表面上看，紀要的作者義正詞嚴，指出并強調了許多諸如“農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于變相勞改”、“機關干部被精簡，上五七干校等于變相失業”等現象。應當說，這些現象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確實不同程度的存在著。很多人現在看了這段話，都情不自禁地會替林立果“小艦隊”叫屈，認為他們說的多么的對啊!他們說的多么有正義感啊!要是他們能政變成功，中國社會、經濟建設或許會發展的更好吧?這實在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確實具有一定的欺騙性。

　　其實，只要我們看看林彪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具體表現，就不難發現林彪集團作為一個以軍事人員為主的政治集團，長期以來始終游離于新中國社會、經濟建設工作之外，對新中國社會秩序的重構、經濟建設的發展，他們基本處在一個“無知”、“無為”的狀態。對于毛澤東在九大以后反復強調的“抓革命、促生產”、“中央放權、調動兩個積極性”的經濟建設思想，對于文革進入中盤，經濟建設、社會秩序在調整后逐漸好轉的客觀現實，紀要的作者采取的完全是一種“無視”的態度。事實充分說明，林彪集團在社會、經濟工作中的無知、無為恰恰成了他們對毛澤東、周恩來領導的社會、經濟工作進行“大無畏式”輿論攻擊的思想動力和源泉，成了他們推卸林彪集團在造成人民共和國政策失誤中應付責任的最佳借口。實事求是地講，指望這樣一個政治集團改變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實在無異于癡人說夢。

　　其次，在論及自身實力以及開展軍事政變的手段和策略時，紀要的作者表現的非常志大才疏，過于自負。比如，紀要中明確寫道：“在全國，只有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勃勃”、“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革命領導權歷史地落在我們艦隊頭上”。我們現在看這幾句話，除了感覺這是明顯的大話、空話、廢話，似乎也就沒有什么別的感覺了。

　　在軍事行動上，紀要的作者主張搞先發制人，企圖利用恐怖手段進行政變。紀要中羅列了諸如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以及使用毒氣、細菌武器、轟炸、543(一種導彈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等特種手段，最終實現奪取全國政權或者武裝割據的政變目的。他們甚至還想借重蘇聯的力量，乞求得到蘇聯核保護傘的蔭庇，幫助他們實現“五七一”的目標，這種策略既透漏出了紀要編制者們的異想天開，也反映出了”小艦隊“的瘋狂已經發展到了為達目的，不惜賣國的喪心病狂的程度。當然，上述種種舉措其實很多已經類似狂人夢囈，無怪乎毛澤東看了以后會語帶諷刺地說：“他們也幼稚得很，那樣搞，怎么搞得成呢?”

　　最有意思的是，紀要中直白地表達了許多林彪本人對毛澤東的一些真實看法，包含了許多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爭奪最高權力失敗后的憤怒與怨恨。比如在涉及對毛澤東(B-52)的評價時，紀要作者咬牙切齒地寫道：“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于別人”，這些無疑都是林彪這個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和林立果私下談話時留下的余音回響。

　　但是，說這些話的時候，林彪似乎忘了，恰恰是他本人才是滿腦子封建思想，不但全心全力地培養自己的兒子作為接班人，把二十幾歲的林立果吹捧成“超天才”，為他在全國范圍內“選美”，而且還利用“文化大革命”打擊異己，用新的特權取代舊的特權，借毛澤東為實現“人人平等、天下大治”的偉大戰略構想而自我粉碎之機，行構建自己的林家王朝之實，確實是個標準的“兩面派”。如果僅從這點意義上講，《“五七一”工程紀要》堪稱是一篇林彪集團的自白書和自供狀。

　　當然，“紀要”的制定最終是為了確保“紀要”的全面實施，在紀要的實施過程中，林彪集團以及林立果的“小艦隊”們的表現又如何呢?

　　3、倉皇日：“五七一”工程眾生相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在關于印發 《“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通知中曾經說過這樣一段很有見地的話：“(林彪集團)總是錯誤地估計形勢，夸大自己的力量。他們所謂的‘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不過是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盤，真正死心塌地跟著他們搞反革命政變的只是一小撮”。

　　這個判斷是十分準確的。

　　其實，從“五七一”的具體實施過程來看，真正敢于死心塌地跟著林彪父子大干一場的，連一小撮都談不到。這里，我們不妨首先看一下由林彪親自掌控的“大艦隊”在執行“五七一”工程中的表現。

　　所謂“大艦隊”的核心人物就是林彪安置在軍委辦事組中掌握軍權的“黃、吳、李、邱”四大金剛。通過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應當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人對“五七一”工程，對暗害毛澤東的圖謀，確實是知之甚少的，甚至可以說是完全不知情的。作為林彪的親信，同時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平步青云的受益者，“黃、吳、李、邱”依附林彪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們看到林彪在中央日益鞏固的領導地位對他們維護自身的現實利益直接有利。如果為了林彪的未來讓他們和江青、張春橋等人斗一斗，他們還是信心十足的，但是一旦斗爭中出現了毛澤東的身影，他們的戰斗力便會在瞬間歸零，化為烏有了。特別是在1970年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僅用區區幾百字的《我的一點意見》就粉碎了林彪集團的政治攻勢，結束了政治局常委陳伯達的政治生命，這一切早已讓“黃、吳、李、邱”魂飛膽喪。他們真心地希望他們的統帥林彪不要那么倔強，趕快和毛澤東握手言和，這才是最符合他們現實利益的選擇。

　　當然，作為林彪的嫡系，“黃、吳、李、邱”在維護林彪的利益時還是稱得上不遺余力的。比如1971年9月5日，李作鵬從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口中得知毛澤東南巡談話的重要內容，立刻感覺到廬山會議的事還沒有完，毛的講話是對著林彪來的。他迅速把這一信息傳遞給了黃永勝，并通過黃永勝很快讓林彪夫婦了解到了這一重要情況。但是這件事也真的把李作鵬嚇得夠嗆，據說他曾在睡夢中幾次哭著滾下床來，歇斯底里的叫喊：“我要瘋了!我要被抓起來了!我活不長了!”與此同時，吳法憲通過自己掌握的空軍部門了解到毛澤東頻繁召見華國鋒、劉興元、丁盛、許世友、韓先楚、韋國清等南方黨政軍大員的情報，這個表面憨厚，內心精細的吳司令也迅速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了林彪。這些無疑都為林彪做出最終的判斷提供了直接的依據和支撐。

　　然而，作為一個久經戰陣的名將，林彪對自己手下幾員大將的底數還是了解的。如果單純依靠這些大將們搞“五七一”，他們層出不窮的顧慮除了壞事，只能壞事。所以，林彪不得不把期許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愛子林立果，投向了林立果身后的“小艦隊”。但是，“小艦隊”的表現真的能讓林彪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林立果本人眼高手低，狂妄有余，經驗不足。更可怕的是，在長期的吹捧聲中成長起來的林立果，體內早已滋生出了“驕、嬌”二氣，這直接導致了他和他的“小艦隊”最終走上了一條有始無終的“軍事冒險”之路。至于由他統帥的“小艦隊”，更是各懷心腹事。既缺乏謀略，更缺乏膽量的他們，最終只不過是配合林立果演出了一幕“政變鬧劇”。

　　1971年9月，就在毛澤東南巡講話中的那些爆炸性內容不斷傳到林彪集團內部的時候，林立果終于在取得林彪的默許，葉群的支持之后，決定啟動“五七一”工程了。他親自制定了利用40火箭筒打毛澤東專列、在橋梁安放炸藥、讓王維國在毛澤東接見時在火車上動手等8種刺殺毛澤東的方案，可惜卻找不到一個自愿以死相博的人，讓誰干誰說有困難，事還沒做，內部已經先亂成了一鍋粥。

　　在此期間，林立果先讓空軍參謀長王飛調集空軍警衛營沖擊釣魚臺，王飛一面推說自己動員不了部隊，空軍帶武器進不了城，一面又把林立果要謀害毛澤東的事告訴了自己的妻子。王飛的妻子讓她躺在陽臺上睡覺鬧個感冒住院躲一躲。有意思的是，王飛還真就在陽臺上睡了一宿，結果也沒得上感冒。沒辦法，王飛竟然想到找個醫生給他針灸搞癱瘓或者干脆弄個腦震蕩住院，真是已經慌亂到了極點。林立果又讓江騰蛟在南方下手，卻被江騰蛟以王維國不聽自己指揮為由直接予以拒絕。林立果轉而讓林彪的老秘書關光烈調動所屬部隊參與政變，又被關光烈以沒有軍委命令，他連一個排都調不動為由推脫掉了。當然，最可笑的還是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當他聽說林立果想讓自己駕駛轟炸機襲擊毛澤東專列時，他干脆用紫藥水把自己的眼睛搞得又紅又腫，直接辦理了住院。“九一三”事件后，他又主動找到臨時主持軍委工作的李德生揭發林彪和林立果，并以“半起義人員”自居，真是讓人可笑又可嘆。

　　上述種種，充分說明了毛澤東主席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威望之高重實在是非常人可以企及，即便是距離最高權力只有一步之遙的林彪，在毛澤東崇高威望的面前，也只能是無能為力，自取滅亡。應當說，毛主席這種崇高威望的獲得絕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是由毛主席幾十年革命歷程所建立起來的豐功偉績和無比牢固的群眾基礎所共同構成的，而這也正是毛澤東敢于向全黨、全國公開《“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底氣之所在。

　　三、毛澤東為什么同意公開《“五七一”工程紀要》?

　　行文至此，筆者感覺關于《“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來龍去脈大致已經講清楚了。不可否認，“九一三”事件的爆發對晚年毛澤東而言，無論從精神上，還是從身體上，打擊無疑都是巨大的，而《“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發現，起到的無疑是在毛澤東的心靈創口上又撒了一把鹽的作用。按照當時中央高層官員的看法，對于這份只有少數人見過的材料不但不應當公開，甚至應該立即予以銷毀才對。但是在幾乎一邊倒的建議面前，毛澤東再次力排眾議，堅決同意全文公開這份材料。由此可見，這一決定在黨內引起很多人的疑慮、困惑甚至是反對，從常理上看，當然是不奇怪的。

　　那么，毛澤東究竟為什么要在自己遭遇事業的重大挫折之后，又做出這樣一個特立獨行的選擇呢?筆者閱讀史籍，躊躇再三，潛思毛主席晚年心態，嘗試著為這段歷史公案做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解讀。

　　原因之一：毛澤東對文革進展的堅強自信

　　關于毛澤東晚年對“文革”的評價，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著名的“兩件大事”的說法。具體而言，就是毛澤東在1976年6月(一說4月)曾經在同華國鋒、王海容等人的談話中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毛澤東說過這段話嗎?筆者認為沒有。

　　原因何在?其一，這段話主要來源是葉劍英在1976年8月同熊向暉的談話，1977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1979年夏天在六所和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講話寫作班子的談話。三個來源，信息的提供者卻只有葉劍英一個人，毫無疑問，這是典型的孤證;其二，《毛澤東年譜》的編寫者們在編錄這段話時態度是十分謹慎的，他們在注解中特意強調：“對上述說法，本書編者沒有查到檔案根據或其他第一手權威材料”，可見流傳的這段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看法的談話本身就是非常缺乏證據支撐的;其三，談話中涉及到的當事人華國鋒在1993年明確講過：“毛主席從來沒有向我講過這段話，電視里講的是錯的。”這是對這段流傳甚廣的“毛主席的言論”的直接證偽。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段如此經不起考證和推敲的話廣為流傳的呢?筆者在這里想引用一下胡繩先生在1993年發表的《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中的一段話加以說明。胡繩說：“1991年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胡喬木同志曾經建議把毛主席的這段話引用上，證明毛澤東到最后對“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這就是根本原因之所在，很多人傳播這段話，就是為了證明毛主席在晚年后悔了，后悔發動“文化大革命”了。

　　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態度究竟是什么呢?請看1976年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發布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在這段絕對有據可查的文件中，毛主席明明白白地講道：“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階級斗爭嘛。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這就是毛澤東對自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實看法，一個充滿自信的看法，而敢于公開發布《“五七一”工程紀要》就是毛主席對文革進展充滿信心的一個重要表現。

　　要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很多語言不但是攻擊毛澤東的，也是攻擊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之所以敢于公開這份紀要，就是因為他對文革的進展充滿信心，他相信他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自會明辨是非，是不會被“紀要”中的“鬼話”所迷惑的。

　　“千年的數字會說話”，筆者在這里想引用一下國家統計局編定的《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和統計年鑒中的一些數字來具體說明一下“文革”期間的經濟發展狀況。1966年社會總產值3062億元，1976年上升為5433億元，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增長92.8%;1966年國民收入為1586億元，1976年上升為2427億元，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增長62.1%;糧食年產量由1966年的21400萬噸增長到1976年的28631萬噸，甘蔗從1141萬噸增長到1663萬噸，布從73.1億米增長到88.4億米，鋼從1532萬噸增長到2046萬噸，水泥從2015萬噸增長到4670萬噸。1976年糧食產量達到5726億斤，比1965年糧食總產量增加了1836億斤，并在人口迅速增長的情況下，人均糧食產量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長了12.1%。“文革”的十年，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硬是在傳說中的“大動亂的年代”建成了一大批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現代化大企業，這些重點企業就包括在戰略后方建成的一大批鋼鐵、有色金屬冶煉企業和一批機械工業企業，就包括發電裝機容量122萬千瓦的劉家峽水電站和庫容200億立方米、發電容量90萬千瓦的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在這“大動亂”的十年里，貴昆、焦枝、湘黔、陽安等多條鐵路實現通車，我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建成通車，南京長江大橋、主跨達到192米的金沙江大橋全面建成，第三代電子計算機研制成功，半導體、集成電路的研制和生產取得突破性進展。就在“九一三”事件爆發的1971年，由于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大力發展民族工業，使得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年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年糧食銷售量突破800億斤。在這些新增的職工中，有很多就是由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充實進去的。

　　這些活生生的數字，無疑都是對根本不懂經濟建設，只知暗中從事陰謀活動的林彪集團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最好的否定。

　　實事求是地講，每當閱讀這段歷史，筆者總有這樣一種感覺，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這樣的領導人，就像一個只知為后代兒孫攢家底，勒緊自己的褲腰帶過苦日子的傳統中國大家庭的當家人。他們活著的時候克勤克儉，積攢了無數的財富，死后還要忍受那些曾經跟他們一起吃過苦，或者連一天苦日子都沒經歷過的兒孫們一邊享受著他們創造出的財富，一邊卻在不負責任的對他們進行攻擊和抱怨。

　　他們可真冤哪!

　　原因之二：毛澤東對身后眾說紛紜局面的預見和解脫

　　1975年5月，毛澤東因為身患眼疾，不能看書，因此從北京大學中文系請來了講師蘆荻為他講讀古文。蘆荻老師一直工作到毛澤東眼疾治愈后的九月份才離開中南海。在此期間，毛澤東對許多歷史人物、文史典籍進行了完全“毛氏”的點評。

　　在點評二十四史時，毛澤東講了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觀點。他說：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就自己來搞一套歷史，那就是形而上學，是傻子。不讀，靠什么來了解歷史呢?反過來，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作信條，那就是歷史唯心論了。

　　從毛澤東的這一段論述，筆者感到毛澤東作為一個熟讀史籍、學養深厚的歷史方家，他對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存在的真假難辨、眾說紛紜的現象是有深深的體會的。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同所有在人類歷史上留下印跡的偉大人物一樣，必須要承受在身后任人褒貶，任人評說的客觀現實。而要想從這種眾說紛紜的困局中解脫出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在自己生前把早晚要公開的史料盡量多的由自己公開出來，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部盡量接近真實的信史，這就是毛澤東之所以要在生前將類似《“五七一”工程紀要》這樣的在當時也屬絕對機密的文件公諸于世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毛澤東深深地知道，林彪和“九一三”事件必將會成為，也一定會成為他和周恩來在生命歷程的遲暮時刻發生的一起將會在他們百年之后引起大的議論和紛爭的歷史公案。類似《“五七一”工程紀要》這樣充滿詭異色彩的史料文件，如果當時銷毀也許會圖便利于一時，但卻在實際上會為將來的編史者留下更多的遐想空間。

　　在這個問題上，筆者認為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應該是有默契和共識的。周恩來總理在處理“九一三”事件善后工作的過程中，就采取了一些與毛澤東公開《“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舉措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做法。比如1971年10月，周恩來在陪同海爾.塞拉西皇帝到廣州參觀廣交會時，應約給廣州部隊領導機關作報告。面對有人遞條子詢問是否是總理命令部隊用導彈把林彪座機打下來的問題時，周恩來就沒有選擇回避，而是非常嚴肅、鄭重地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再說一遍，林彪的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自取滅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僅僅是個常委。在軍隊他是副統帥，而我在軍隊沒掛職，我能命令部隊把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副統帥打下來嗎?他是‘九大’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隊把他打下來，我怎么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交代啊!當然了，林彪座機外逃時，我是及時向主席報告了的。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組織紀律性嘛!但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寬容林彪，我周恩來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對林彪寬宏大量，我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當然，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清醒、睿智的革命者，他們深深地知道，無論自己做的多么胸襟坦蕩，也都必須做好在身后任人毀譽，甚至遭受桀犬吠堯式的人身攻擊的心理準備。就在筆者構思這篇關于毛澤東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文章時，碰巧從網上讀到了一篇所謂中央黨校研究室關于林彪最新研究成果的“大作” 。筆者粗略看了一下，文章通篇充滿了對毛澤東的詛咒和謾罵，什么“獨裁”、“專制”、“殘暴”，整個一個《“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翻版。讀完之后，筆者不禁微笑道：“罵吧，罵吧!毛主席活著的時候都不怕被林彪罵，難道死后還會怕被你們這些為林彪抬棺材的人罵嗎?”

　　與其讓你們亂猜，不如由我自己講出來。這就是毛澤東的個性，這就是毛澤東創造歷史的風采。

　　真心為毛澤東點個贊!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毛澤東年譜》下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1版

　　《毛澤東傳》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1月2版

　　《周恩來傳》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2版

　　肖思科、圖們《超級審判》，濟南出版社，1992年10月1版

　　《毛澤東讀古書實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1版

　　李海文主編《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版

　　李海文《中共黨史拐點中的人物和事件》，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1版

　　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1版

　　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1月3版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1版

　　周敬青《解讀林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1版

　　張聿溫《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證》，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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