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僅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21周年(七)

　　黎陽

　　2014.12.

　　七.從“改變世界”的角度看國家級反詐騙、戰略級反詐騙

　　既然人類靠“改變世界”而不是靠“解釋世界”生存，那不為“改變世界”服務的“解釋世界”就不過是詐騙——這只要把“解釋世界”的利益需要跟詐騙犯的利益需要一對比就能一目了然：

　　——人類不能靠“解釋世界”生存——人類不能靠詐騙生存。

　　——“解釋世界”是“虛”——詐騙是“虛”。“解釋世界”的坐標體制參照系是“虛—實”二元加權處理體制——詐騙的坐標體制參照系是“虛—實”二元加權處理體制。(注：哪個詐騙不是玩虛的?詐騙犯嘴里只有跟詐騙有關的利益才是實的，其他一切都虛的。)

　　——“解釋世界”對內不對外——詐騙對內不對外。

　　——“解釋世界”只講過程不講結果，以過程為判斷是非標準，唯恐別人注意過程的后果——詐騙只講過程不講結果，以過程為判斷是非標準，唯恐別人注意過程的后果(注：毒販子總是說吸毒過程多么美妙，以能“自由享受”為判斷是非標準，唯恐受害者想到后果。)

　　——“解釋世界”不創造財富——詐騙不創造財富。

　　——“解釋世界”的成功標準是自己的解釋有人買帳——詐騙的成功標準是自己的詐騙有人買帳。

　　——“解釋世界”的解釋可以有無數種——詐騙的方式可以有無數種。

　　——“解釋世界”的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種一樣——詐騙犯的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種一樣。

　　——“解釋世界”的存在價值全靠自吹——詐騙的存在價值全靠自吹。

　　——“解釋世界”最怕別人不信，最容不得別人不信，靠威脅利誘恐嚇使人相信——詐騙最怕別人不信，最容不得別人不信，靠威脅利誘恐嚇使人相信。

　　——“解釋世界”需要主觀唯心主義：真理是絕對的，不容置疑——詐騙需要主觀唯心主義：詐騙是絕對的，不容置疑。(注：詐騙犯是不是最恨有人揭穿自己的詐騙伎倆?)

　　——“解釋世界”不需要實事求是，需要虛張聲勢兩面派——詐騙不需要實事求是，需要虛張聲勢兩面派。

　　——“解釋世界”需要自己的解釋不受任何限制即有絕對言論自由——詐騙犯需要自己的詐騙不受任何限制即有絕對言論自由。

　　——“解釋世界”只說要求別人相信的東西——詐騙只說要求別人相信的東西。

　　——“解釋世界”是少數人的事——詐騙犯是少數人。

　　——“解釋世界”只顧自己不管別人——詐騙犯只顧自己不管別人。

　　——“解釋世界”要成功就必須標新立異各不相同——詐騙要成功就必須標新立異各不相同。

　　——“解釋世界”絕不能認錯——詐騙犯絕不能認錯。

　　——“解釋世界”必須維持“一貫正確”的神話，必須講面子——詐騙犯必須維持“一貫正確”的神話，必須講面子。

　　——“解釋世界”變來變去說變就變——詐騙變來變去說變就變。

　　——“解釋世界”絕不負責——詐騙絕不負責。

　　——“解釋世界”需要唯我獨尊——詐騙犯需要唯我獨尊。

　　——“解釋世界”需要別人都是笨蛋——詐騙犯需要別人都是笨蛋。

　　——“解釋世界”拼命制造笨蛋——詐騙犯拼命制造笨蛋。

　　——“解釋世界”只會激化矛盾——詐騙只會激化矛盾。

　　——“解釋世界”只會制造敵人不會制造朋友——詐騙只會制造敵人不會制造朋友。

　　——“解釋世界”沒有任何凝聚——詐騙沒有任何凝聚。

　　——“解釋世界”犯罪不犯錯——詐騙犯罪不犯錯。

　　——“解釋世界”必然脫離實際，必須脫離實際——詐騙必然脫離實際，必須脫離實際。

　　——“解釋世界”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詐騙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

　　——“解釋世界”需要權力——詐騙犯需要權力。

　　——野心家依仗“解釋世界”;依仗“解釋世界”者必野心家——野心家依仗詐騙;依仗詐騙者必野心家。

　　——“解釋世界”毀滅一切——詐騙毀滅一切。

　　——利用“解釋世界”的政權必因“解釋世界”的猖獗而毀滅——利用詐騙的政權必因詐騙的猖獗而毀滅。

　　——“解釋世界”惟恐天下不亂——詐騙犯惟恐天下不亂。

　　——賣國求榮給外國侵略者當殖民地走狗最符合“解釋世界”的利益需要——賣國求榮給外國侵略者當殖民地走狗最符合詐騙犯的利益需要。

　　——“解釋世界”是紙老虎加電腦病毒——詐騙犯是紙老虎加電腦病毒。

　　——“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水火不相容——詐騙與“改造世界”水火不相容。

　　既然“解釋世界”的本質是詐騙，那一切靠“解釋世界”吃飯的文人“公知”從本質上講不過是一群詐騙犯——擁有“精英”、“專家”、“學者”、“博士”、“教授”、“知識人”等無數絢麗多彩外衣和嚇人頭銜的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雖然他們個個溫文爾雅道貌岸然，“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但跟街頭詐騙、電話詐騙、投資詐騙之類刑事詐騙沒什么本質區別。(把本文總結的文人“公知”的30個行為特征中的“文人‘公知’”幾個字換成“詐騙犯”就可以發現那些行為特征照樣成立。可見二者本是一碼事。)所不同的是，刑事詐騙犯們騙的是一個個具體的個人，危害是局部的、有限的、暫時的;人們對刑事詐騙的危害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制定了明確的法律懲辦。而文人“公知”這類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騙的是整個國家整個社會整個民族，危害是全局的、無限的、永久的;人們對這類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的認識遠不如對刑事詐騙的認識深刻，尚未制定出明確的法律禁止與制裁。結果：“竊鉤者誅，竊國者候”。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最大悲劇是只會抓小偷，不會抓國賊;只會御外敵，不會除內奸;只會防刑事類詐騙，不會防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沒有死于明槍，卻亡于暗箭;沒有毀于外部強敵，卻滅于內部國家級詐騙犯。

　　反腐敗必須“蒼蠅老虎一齊打”，反詐騙也必須“刑事類詐騙和國家級戰略級詐騙一起反”。

　　其實刑事類詐騙與國家級戰略級詐騙僅僅是形式不同、規模不同，但本質是一樣的。看看刑事類反詐騙的特征，就不難悟出戰略級反詐騙的基本原則。

　　通常反詐騙大致可以有以下幾種層次：

　　1.上當受騙了還不自知，叫人賣了還幫著數票子，反復上當，代代上當——需要醒悟過來，知道自己上當受騙了：

　　不能人死了連個原因都不找，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稀里糊涂就埋了拉倒。要改變“死了白死”的傳統，起碼要“死后驗尸”，驗尸后想一想為什么一撥又一撥、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后繼死于同樣原因。

　　2.上當受騙了，知道上當受騙了，但不知道誰是詐騙犯——需要知道誰是詐騙犯：

　　通過“死后驗尸”發現是被害死，那就需要找出兇手，死也要死個明白。

　　3.上當受騙了，知道上當受騙了，知道誰是詐騙犯了，但不知道懲罰詐騙犯——需要知道懲罰詐騙犯：

　　不懲惡，光知道誰是兇手又有什么意義?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讓兇手受到懲罰，就等于包庇犯罪、鼓勵犯罪。

　　4.上當受騙了，知道上當受騙了，知道誰是詐騙犯了，知道懲罰詐騙犯，但不知道如何避免上當受騙——需要知道什么是詐騙行為：

　　與其“死后驗尸”、“發現兇手”、“懲辦兇手”，不如讓犯罪不能得逞。

　　5.知道什么是詐騙行為，知道避免上當受騙，但不知道如何識別詐騙犯主動防范——需要學會如何識別詐騙犯、如何防范詐騙犯，根本不給詐騙犯機會：

　　見招拆招是被動挨打，防不勝防。只有主動出擊遏制罪犯，才是有效的防范。

　　6.會識別詐騙犯，知道詐騙犯的特征，不給詐騙犯機會，但不能防止詐騙犯產生——需要更進一步，知道如何徹底消滅產生詐騙犯的大環境：

　　遏制犯罪的最高境界是根本不讓罪犯產生而不是單純懲辦罪犯——“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消滅蒼蠅最根本的措施是消滅糞坑，讓蒼蠅根本無處繁殖。

　　國家級反詐騙、戰略級反詐騙其實也是這個路數，由淺入深層層提高。

　　1.上當受騙了還不自知，叫人賣了還幫著數票子，反復上當，代代上當——需要醒悟過來，知道自己上當受騙了。

　　為什么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落后挨打?為什么中國社會周期性動亂、周期性人口大滅殺?如果把這一切歸咎于“天意如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皇帝壞”、“官僚壞”、“外部環境壞”、“運氣壞”、“劣等文化劣等人”……那就是“上當受騙了還不自知，叫人賣了還幫著數票子，反復上當，代代上當”。歷史上反復出現的東西必非偶然，必有原因，必有規律可循。中國社會幾千年來一直是“解釋世界”當道，“改變世界”的勞動人民沒有任何權利。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只能從“解釋世界”找原因，從“解釋世界”的利益需要導致的行為特征去找原因。不弄明白這些，等于中國幾千年來的周期性動亂白動亂了，人口大滅殺白滅殺了，落后挨打白挨打了——吃了這么大虧還不找原因，那才是真活該受欺負了。

　　2.上當受騙了，知道上當受騙了，但不知道誰是詐騙犯——需要知道誰是詐騙犯。

　　中國歷史幾千年，皇帝換了又換，朝代換了又換，唯一沒換的只有文人“公知”當道。每次王朝滅亡，舊的當權派就不當權了，想延續舊體制也辦不到了。“頂層設計”出每個新王朝一切規章制度的是文人“公知”。使新統治者繼續舊體制的是文人“公知”。維系中國腐朽反動的封建制度延續幾千年之久的是文人“公知”。使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落后挨打的真正罪魁禍首是文人“公知”。繼承發揚一切糟粕反動腐朽的制度和反動腐朽的文化的糟粕的是文人“公知”。“解釋世界”的利益需要決定文人“公知”有這個需要，有這個意愿。他們口口聲聲“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幾千年一直是他們當道，中國停滯不前落后挨打幾乎亡國，不是他們的責任是誰的責任?阻礙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只能是他們，把自己“解釋世界”利益需要決定的一切陋習強加給中華民族的只能是他們。導致中國歷史周期性動亂、周期性人口大滅殺的只能是他們。他們是為害中國千年之久的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

　　中國幾千年來的周期性動亂不能白動亂，人口大滅殺不能白滅殺，落后挨打不能白挨打，至少要知道誰是罪魁禍首，否則還得重蹈覆轍。

　　3.上當受騙了，知道上當受騙了，知道誰是詐騙犯了，但不知道懲罰詐騙犯——需要知道懲罰詐騙犯。

　　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是以言犯罪，表面上往往又看不出直接的錢財交易，要懲辦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就首先必須破除文人“公知”對“言者無罪”的曲解。“解釋世界”，“解釋”就是一切，“言論”就是一切，后果無所謂，因此“言者無罪”。“改變世界”，“改變”才是一切，“后果”才是一切，一切以實際效果為為準，人的一切主觀行為必須對實際后果負責，言論也不例外——言論無效才無責(但無效言論說白了就是“屁話”、“今天天氣哈哈哈”)，有效必有責，效越大責越大，即使“言者無罪”也不能“言者無責”。而一旦言論效果大過界造成了破壞就是罪，比如楊修的以言犯罪。不許犯罪是一回事，不許以某種形式犯罪是另外一回事。按“解釋世界”的邏輯，“言者絕對無罪”，以行犯罪不許，以言論犯罪可以——搶劫不行，詐騙可以;逼迫不行，教唆可以;詐騙具體的個人不行，詐騙國家民族可以;小打小鬧的小詐騙不行，滅國毀民的大詐騙可以——這實際是包庇犯罪，保護犯罪。按“改變世界”的邏輯，只要是犯罪都不許，行為犯罪是罪，言論犯罪同樣是罪。只要是實際效果是罪過就是犯罪，就必須打擊。能“以言犯罪”就能“因言治罪”。既然詐騙是以言犯罪，那就要因言治罪;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更不例外，絕不受“言者無罪”的保護。

　　刑事詐騙有法律管，人們知道上當受騙后可以訴諸法律懲辦，而且人們也有懲辦刑事詐騙犯的意識。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沒法律管，等人們知道上當受騙后國家已經完蛋了，想訴諸法律都沒地方，而且人們往往想不到顧不上懲辦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國家崩潰、四分五裂、內戰內亂之際人們已經自顧不暇，根本顧不上總結動亂原因，更不用說一致認清罪魁禍首、齊心懲辦罪犯了——前蘇聯瓦解了，車臣戰亂了，前南斯拉夫分崩離析了，烏克蘭內戰了，利比亞內戰了，敘利亞內戰了……到處戰亂不斷，殺戮不斷;這些地方當初里應外合配合外部勢力極力鼓吹“顏色革命”的文人“公知”個個仿佛沒事人一樣，活得還挺滋潤，沒有受到嚴厲懲罰。中國歷史幾千年，周期性動亂動亂再動亂，老百姓遭受戰亂浩劫浩劫再浩劫，對這一切負責的文人“公知”從來沒有遭受過任何舉國一致的聲討譴責，更不用說受到應有懲罰了。

　　迄今為止的歷史客觀事實就是如此荒唐：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小詐小騙有懲罰，大詐大騙無懲罰;刑事詐騙有懲罰，國家級詐騙無懲罰——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不得逞時不能懲罰，一旦得逞則無法懲罰。詐騙越大后果越嚴重情節越惡劣越不受懲罰。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實際上受到保護鼓勵，至少沒有任何風險。結果：文人“公知”這些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們有恃無恐，肆無忌憚，變本加厲，氣焰囂張——­中國的文人“公知”們如今就敢明目張膽用種種神圣的借口煽動誘騙中國人鬧動亂鬧分裂：“為民主而‘暫時’動亂”、“為民主而‘必要’暴力”、“民主的獲得往往必須經過陣痛、甚至經過暴力”、“除了有些個例之外，人民最終看來還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來，幾乎都多少伴隨著某種程度的暴力”、“軍閥混戰好”、“國家分裂好”、“色彩斑斕的時代”、“民主受尊重的時代”……

　　如果中國人不想再周期性分裂、周期性戰亂、周期性人口大滅殺繼續重演，起碼必須從現在開始明白一條(也讓文人“公知”這些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們明白這一條)：“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不懲惡，無以揚善;不懲罰罪犯，等于鼓勵犯罪。要使天下罪犯們有所顧忌就必須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作惡者必須受到懲罰，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不受懲罰的歷史必須結束，即便他們這次得逞也休想象他們的前輩那樣逃脫人民的懲罰。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稍微有所顧忌，至少不敢再那么有恃無恐。

　　要詐騙犯明白這點光說說當然不行，當然必須有所行動。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得逞之日，就是中國分裂動亂之時，即公權力癱瘓瓦解之時。那種情況下要懲辦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就只能由民間除奸，由百姓替天行道。而那時一切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們必然紛紛改口賴帳、隱藏逃避，矢口否認自己今天極力煽動分裂國家、煽動內亂、“暴力民主”。要懲辦他們就必須未雨綢繆，錄以備考，現在就把如今一切鼓吹分裂中國、“民主暴力”、拼命激化矛盾、官逼民反、鼓吹“對刁民不能手軟”、“改革代價”的文人“公知”及其言論，包括微博留言、附議、插話等等一條不少地全部記錄在案公布于眾，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誰鼓吹過分裂瓦解中國、煽動內亂，萬一天下大亂該找誰算帳。只有如此決心如此行動，才能讓老百姓知道冤有頭，債有主，萬一國家陷入大災難該找誰算帳，也能讓文人“公知”這些歷史上一貫肆無忌憚的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們有所顧忌。

　　4.上當受騙了，知道上當受騙了，知道誰是詐騙犯了，知道懲罰詐騙犯，但不知道如何避免上當受騙——需要知道什么是詐騙行為。

　　識別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的路數跟識別刑事詐騙的路數其實沒什么本質區別——詐騙本質一樣，識別原理自然一樣。只要想想日常生活中該如何識別電話詐騙、廣告詐騙、傳銷詐騙之類刑事詐騙，就不難明白如何該識別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

　　分析一下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上當受騙的教訓，主要無非幾大類：

　　第一，聽信花言巧語。

　　教訓：決不能被詐騙犯的天花亂墜美妙許愿打動，千萬別用自己實實在在的財富換詐騙犯毫無保障的空話連篇。

　　同理，決不能被文人“公知”的天花亂墜美妙許愿打動，千萬別用自己實實在在的財富——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換文人“公知”的毫無保障的空話連篇——“為民主而‘暫時’動亂”、“為民主而‘必要’暴力”、“民主的獲得往往必須經過陣痛、甚至經過暴力”、“除了有些個例之外，人民最終看來還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來，幾乎都多少伴隨著某種程度的暴力”、“軍閥混戰好”、“國家分裂好”、“色彩斑斕的時代”、“民主受尊重的時代”……

　　第二，被詐騙犯的頭銜、地位、證明文件、來頭、氣勢、排場等等唬住。

　　教訓：記住：在今天這個時代，一切外在的東西都可以假造。看人決不能看表面，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不管是誰，不管以什么名義，只要想用空洞虛幻的東西換走自己切切實實的財富就不行。

　　同理，決不能被文人“公知”的頭銜、文憑、學位、職稱、地位、名聲、論文、理論之類身外之物唬住——管你是不是碩士博士院士專家學者教授，所有這些一是可以假造，二是即便是真的也不能保證文人“公知”自己不是蓄意在造假。看人決不能看表面，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不管是誰，不管以什么名義，只要想用空洞虛幻的東西如“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知識分子的真知灼見”之類換走自己切切實實的財富如“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就不行。

　　第三，被親朋好友熟人老關系“殺熟”。

　　教訓：記住《共產黨宣言》里的名言：“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對詐騙犯的交情、親情別抱任何希望。

　　同理，決不能以為文人“公知”會講交情、親情、人情——既然人家公然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又怎么可能對詐騙受害者手下留情呢?

　　第四，“三人成虎，眾口鑠金”，被詐騙犯的傾向性輿論狂潮團團包圍弄昏了頭腦隨了大流。

　　教訓：一是必須對自己的要害利益心中有數：“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東西南北風”，誰來吹風也不動搖，二是對形勢心中有數：一旦出現逼迫自己順從的強制性傾向性輿論狂潮，那就已經不僅僅是詐騙，而是變相搶劫，就只能按暴力搶劫對待，不能指望靠“眾皆醉兮我獨醒”的獨善其身就能置身事外。

　　同理，對國家民族的要害利益必須心中有數，決不能被文人“公知”制造的傾向性輿論狂潮所忽悠，更不能被嚇倒唬住。一旦出現逼迫自己順從的強制性傾向性輿論狂潮，如香港“占中”、89風暴，那就意味著暴力政變，就要毫不猶豫按暴力政變對待。

　　識別電話詐騙、廣告詐騙、傳銷詐騙之類刑事詐騙最關鍵的要害其實只有一條：知道自己利益的底線，不管是誰、不管用什么方式就是說破天我也決不動搖。

　　識別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最關鍵的要害其實也只有一條：知道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底線，不管是誰、不管用什么方式就是說破天我也決不動搖。

　　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這就是中國老百姓生存的底線。一切試圖突破這條底線的花言巧語，如“只要能民主，分裂就分裂”、“為民主而‘暫時’亂”、“為民主而暴力”、“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價，但它絕對是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所在”、“民主可能破壞法制，導致社會政治秩序的一時失控，在一定的時期內甚至會阻礙社會經濟的增長”、“有的地方可能會有些‘亂’，一時的‘亂’，局部的‘亂’”、“邁出新生的一步固然有陣痛。然而，主動之后，卻獲得了新生”……都是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

　　5.知道什么是詐騙行為，沒有上當受騙，但不知道如何識別詐騙犯，只能被動見招拆招——需要學會如何識別詐騙犯、如何防范詐騙犯，根本不給詐騙犯機會。

　　(1).識別詐騙犯

　　普通人與詐騙犯的最大心理不同之處是什么?一個不打算欺騙別人好讓自己撈好處，一個蓄意騙人好讓自己撈好處。這兩種不同的利害關系決定兩種截然不同的待人態度——比如你給自己的孩子、親人、朋友提某某建議，目的是為他們好而不是為自己從中撈好處。如果你的建議被接受，你是什么感受?只會高興而不會鄙視。如果你的建議被拒絕，你會什么感受?會失望、掃興、不理解、生氣，但決不會仇恨。而詐騙犯的心理則不同。詐騙犯給人提的建議都是詐騙，只有受害者上當受騙吃虧，自己才能撈得著好處;如果受害者不上當，自己就什么也撈不著。這樣的利害關系決定如果受害者不上當，尤其如果有人提醒受害者別上當，詐騙犯就會恨得咬牙切齒：你怎么不上當?就因為你不上當，我多少多少好處眼瞅著撈不到手，太可恨了……如果受害者上當，詐騙犯就會洋洋得意鄙視受害者：看老子多聰明，三言兩語就把你這個笨蛋哄得團團轉……“存在決定意識”，詐騙犯的存在決定詐騙犯的心理是對受害者既仇恨又鄙視。這種心理是詐騙犯獨有的，普通人不會有。

　　詐騙犯需要別人都是笨蛋，不是也必須是，因此必須不遺余力把別人都說成笨蛋，不遺余力“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而“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結果同樣是對受害者既仇恨又鄙視。

　　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同樣是詐騙犯，同樣有這樣的心理。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的詐騙對象是國家和人民，是個整體而不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既然不是一個個具體的人，那就不存在個人恩怨問題，也就是說不存在因為個人恩怨而報復性詐騙的可能。既然如此，那么凡仇恨、鄙視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人民、不遺余力把自己的人民說成笨蛋的人必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

　　既然詐騙犯最恨一切提醒受害者不上當的人，那么誰仇恨一切提醒受害者不上當的人誰必詐騙犯;誰仇恨一切提醒中國和中國老百姓不受欺騙的人誰必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既然毛澤東堅決維護中國和中國老百姓根本利益，毛澤東思想是老百姓認識世界、區分敵我、避免上當受騙最有力的武器，那么毛澤東自然必遭到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的刻骨仇恨。反過來說，刻骨仇恨毛澤東的人必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

　　從本質上講，一切不為“改變世界”服務的“解釋世界”即詐騙。而仇恨加鄙視“改變世界”的“解釋世界”必不為“改變世界”服務，必為詐騙。“改變世界”的人即占人口絕大多數人的老百姓，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定是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需要即“改變世界”的根本利益需要，毛澤東代表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根本利益即代表了“改變世界”的根本利益。因此“解釋世界”者如果仇恨加鄙視國家和人民、仇恨毛澤東，則必不為“改變世界”服務，必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

　　由此可以確定識別中國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的根本原則標準：凡仇恨并鄙視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人，凡瘋狂仇恨毛澤東的“解釋世界”者必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

　　既然中國文人“公知”無緣無故仇恨并鄙視中國和中國人民——“垃圾人口”、“數量驚人、永遠罵不醒的自甘奴賤貨”、“‘群眾’永遠是一些沒有身份與人格的工具”、“它(而不是他們)不是一種可以對話、需要對話的理性個體，而是永遠只作為一種壓力、一股污穢物，一種語言巫術出現。”“毛主義和毛黨之下的群眾都是一群沒有姓名、沒有人格、不顧忌任何道德底線與法律的群氓，一群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群氓”、“腦殘”、“智障”、“愚昧”、“無知”、“失敗者”、“窮鬼”、“懶漢”、“群氓”、“低素質”、“草民”、“愚民”、“墮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三百年殖地”、“愛國賊”、“帶路黨”……既然文人“公知”瘋狂仇恨保護中國和中國人民利益的毛澤東，那就充分證明中國文人“公知”都是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

　　(除了這個最根本的標準，還有兩個輔助參考標準：第一，凡不創造財富整天搬嘴弄舌的必詐騙犯——整天不務正業游手好閑，不詐騙吃什么?第二，凡故弄玄虛者惟恐別人不糊涂者必詐騙犯——科學的東西必化繁為簡，惟恐別人不明白;詐騙的東西必化簡為繁，惟恐別人明白。恰如某網友說的：“小時候聽奶奶說：好人都說真話、說實話、說明白話。壞人喜歡說假話、說大話、說些彎彎繞、讓人聽不明白的話。”)

　　但識別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光有根本原則標準還不夠，還必須有一套嚴格嚴密的操作規程，否則就會被人鉆空子，用斷章取義、歪曲捏造誣陷好人，用抵賴狡辯否認事實。要堵死這種漏洞，就需要建立一個完整的社會性大數據體系，先從文人“公知”開始，每人設一個公開的社會檔案，把此人一生一切公開發表的文章演講微博留言插話、一切公眾場合的言行全部及時記錄在案，供人查閱。最終目標是擴展到整個社會所有人。

　　為什么要這樣干?

　　第一，這是大數據時代的大勢所趨。現代技術實際上已經使人們不知不覺中被數據化透明化了。很多原來被認為是個人隱私的東西實際早就隱不住了。我一個不抽煙的朋友偶然買了包煙，信用卡公司的電話跟著就到了，核實買煙的是不是他，以弄清是不是他的信用卡被盜了。我出遠門旅行之前必須跟信用卡公司打招呼，說明去向、范圍、大致時間，否則信用卡就不能用。我的一切持卡采購早被信用卡公司記錄在案，我的消費模式、嗜好習慣人家清楚得很，而許多消費者的這些數據實際是在被各大公司相互買賣，也就是說等于是公開的，因此寄來的廣告都相當有針對性。(當然，各種電話詐騙、推銷、募捐、化緣也同樣有針對性)。如今家家戶戶的后院隱私在“谷歌地球”上都是公開的秘密。波士頓馬拉松賽爆炸事件后警察呼吁在爆炸時間段內爆炸地點附近照過相的人向警方提供所照照片，結果一下子就發現了犯罪分子——在現代條件下誰也不敢說自己不會在被什么人用某種方式記錄。從技術上講，把一切人一生的一切都記錄在案是遲早的事。

　　第二，這是對好人的尊重，對壞人的威懾。雷鋒說，每個人每時每刻都在寫自己的歷史。現代技術不過把雷鋒的這句話標準化數據化。把好人一生的好事記錄下來是對好人的真正尊重——后代提到祖先時可以確切地說，我的XX前輩一生煉了多少鋼，打了多少糧，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橋梁，打了多少仗，寫了多少文章……不如此，那可真是“人死如燈滅”，誰都不知道世界上有這個人跟沒這個人有什么區別，在歷史上的人跟一粒塵土有什么區別。而有了這個系統，才體現了“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才真正體現了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而對于壞人，則真正體現了“懲惡罰罪”，讓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歷史恥辱柱”。這等于把閻王爺的生死簿搬到人間來，把“人在做、天在看”現實化、科學化，真正對壞人壞事起威懾。

　　第三，公共場合發生的一切政權機關有權監視記錄。工作場所發生的一切單位主管有權監視記錄。不管中國美國，閉路監錄設施已經廣泛用于銀行、商店、公共汽車、火車、飛機、工廠生產線、辦公樓、體育場等各個領域，銀行職員、商店營業員、工廠工人、司機、飛行員、運動員等等一天到晚都在攝像機監視下工作，誰也沒說這是“特務監視”、“監獄”。而如今中國在學校教室一安監錄設備，人大張鳴之類文人“公知”就氣急敗壞大喊大叫“特務”、“監獄”、“獄卒”。這說明三條：一，這些文人“公知”自以為高人一等——工人、農民、職員在工作場合被監視錄像就可以，文人“公知”就不行(這會兒就不提“人人平等”了)。二，做賊心虛，敢說不敢當——你公眾場合說的話既然說得，那就錄得。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沒做虧心事，為什么怕記錄?三，愚不可及——監錄本身就是要尊重事實的證明。如果不監錄才真危險：不留客觀憑證才既可以捕風捉影斷章取義憑空捏造誣陷，又可以胡攪蠻纏死不認帳。只有誰也說不清，才可以誰有權誰說了算，才最容易出冤案。因此教室安裝監錄設施對好人是保護，對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是威懾。立場不同，結論自然不同。從國家級反詐騙、戰略級反詐騙的根本需要講，光在教室安監控錄像還遠遠不夠，教師辦公室、會議室等地都該安。文人“公知”一生的一切公開言行片言只字都該記錄在案，就是應該讓他們有當年胡風的感受：咳一下都人錄音。

　　第四，這樣的社會性大數據體系功能不只是監控。它能為國家管理科學決策提供依據，能為一切商業活動、分析消費者需求心理提供數據，能變成極其豐富且盈利的資源寶庫。要為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建立功能龐大的社會性大數據體系就需要大量的數據采集、數據管理、數據分析人才，就能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這正是大數據時代、后現代化時代就業發展的大方向。

　　(2).防范詐騙犯

　　懲罰詐騙犯是“無罪推定”——誰指控，誰舉證。別人不能證明有罪即無罪。而防范詐騙犯則是“有罪推定”——別人懷疑，自己舉證。你不能自己不是詐騙犯，我就有權不相信你，就有權防范你。懲罰犯罪是無罪推定，防范犯罪是有罪推定。

　　對刑事詐騙犯可以用法律制裁，對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沒辦法用法律制裁——要制裁就必須定罪，要定罪就必須等犯罪變成事實即犯罪得逞。而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得逞意味著國家毀滅、社會崩潰。國家都不存在了還怎么懲罰罪犯?即便由民間懲罰罪犯，那也挽回不了損失。對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的要害不是懲罰罪犯，而是不讓犯罪得逞。而犯罪既然未得逞，那就沒有犯罪事實，就無法“誰指控、誰舉證”。既然無法舉證，那就只能防范，只能“有罪推定”——你不能用人們都懂的語言行動和事實來證明你真有學問，那我就有權不相信你，就有權防范你。你不能用人們都懂的語言行動和事實來證明自己不是國家級詐騙犯，那你就有嫌疑，我就有權不相信你，就有權防范你。

　　國家級反詐騙、戰略級反詐騙的根本目標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預防——知道某人是詐騙犯怎么辦?防范就是了，不給他詐騙機會就是了。知道某文人“公知”仇恨并鄙視中國和中國人民，仇恨毛澤東，定性為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后怎么辦?防范就是了，不給他詐騙機會就是了。如何防范?不讓他從事有機會詐騙的工作——你利用教育詐騙，那就不讓你從事教育工作。你利用媒體詐騙，那就不讓你從事媒體工作。你利用經濟、法律、文化、管理詐騙，那就不讓你從事經濟、法律、文化、管理工作。你還可以從事其他工作，但休想靠原有的工作方式詐騙。這不是懲罰，而是防范。要做到這條，最簡便有效的辦法是全面實行分類工作許可證制度和保密工作許可證制度——從事教育工作必須有教育工作許可證;從事媒體工作必須有媒體工作許可證;從事經濟、法律、文化、管理等一切上層建筑領域工作必須有相應的許可證;從事涉密工作必須有保密許可證，等等。哪個文人“公知”被定性為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只要吊銷或暫停其相關工作許可證就行了——吊銷或暫停教育工作許可證、媒體工作許可證、經濟、法律、文化、管理等上層建筑領域工作許可證，保密許可證，等等。一旦工作許可證被吊銷或暫停，相應的勞務合同自動失效，根本不用羅唆，您另請高明，“下崗分流”、“從頭再來”去吧，但休想“買斷工齡”。哪個需要工作許可證的單位膽敢雇傭沒有有效的相關工作許可證的文人“公知”，該單位要受罰，負責人的相關工作許可證也要吊銷或暫停。這樣一來問題簡單多了，矛盾全部集中到頒發和吊銷工作許可證的國家安全機關，雇傭單位也不用怕因得罪人而瞻前顧后縮手縮腳，更休想借故推搪包庇袒護。

　　這一切不是“懲罰”、“迫害”，而是必要的防范措施——惹不起，躲得起，信不過，不雇你，可以不可以?律誰規定的必須雇用信不過的人?當年文人“公知”們“頂層設計”了“下崗三千萬”時不也沒說那是“懲罰”、“迫害”，而是“改革需要”、“改革代價”嗎?那如今吊銷定性為國家級詐騙犯的文人“公知”的某項工作許可證、讓他們下崗另謀出路當然同樣不是“懲罰”、“迫害”、“代價”，而是國家級反詐騙、戰略級反詐騙的需要，也不是讓他們當代價，而是他們自己為自己的行為付代價——三千萬工人無緣無故地下崗都不算懲罰，那定性為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的個把文人“公知”有緣有故地下崗當然不能算懲罰。

　　實行分類工作許可證制度和保密工作許可證制度不過是“國際接軌”，西方國家都這么干。中國早就該這么干了。

　　定性“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時如何防止發生冤屈?可以參考美國的陪審團制度，由“鑒定委員會”來鑒定某上訴的文人“公知”是否屬于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鑒定委員會必須由工農兵、科學家或工程技術人員組成，必須與當事的文人“公知”沒有個人恩怨和利益相關，必須“背靠背”。鑒定的內容只有一條：根據當事人的言行判斷是否屬于“仇恨與鄙視中國和中國人民、仇恨毛澤東”。結論只要是“是”，那就是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就駁回上訴，維持吊銷或暫停相關工作許可證;只要是“否”，就恢復相關工作許可證。道理很簡單：一切不為“改變世界”服務的“解釋世界”即詐騙。仇視并鄙視“改變世界”者必不為“改變世界”服務，必詐騙犯。是否仇視并鄙視“改變世界”的人只有直接“改變世界”的人即工農兵、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才有資格判斷。因此“鑒定委員會”必須由這些人組成，而決不能由任何不直接參與“改變世界”的人組成。“鑒定委員會”的成員與當事人沒有個人恩怨，得出的鑒定又是集體討論的決定，這就可以把冤屈可能降到最低。這樣的安排也最合理——既然文人“公知”能決定老百姓下崗，那就老百姓也應能決定文人“公知”下崗，這才是一報還一報，才真正體現了平等，才能構成有效的制約與平衡。

　　不靠這樣的防范措施實現國家級反詐騙、戰略級反詐騙，就只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顧此失彼、掛一漏萬，永遠被動，永遠挨打。

　　6.會識別詐騙犯，知道詐騙犯的特征，不給詐騙犯機會，但不能防止詐騙犯產生——需要更進一步，知道如何徹底消滅產生詐騙犯的大環境。

　　遏制犯罪的最高境界是根本不讓罪犯產生而不是單純懲辦罪犯——“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消滅蒼蠅最根本的措施是消滅糞坑，讓蒼蠅根本無處繁殖。國家級反詐騙、戰略級反詐騙也應如此：最高境界不是能夠識別并防范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而是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讓這些詐騙犯根本誕生不出來。

　　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是怎么造成的?“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脫節——只要不為“改變世界”服務，“解釋世界”就必然演變成詐騙。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要杜絕國家級詐騙犯、戰略級詐騙犯，就必須釜底抽薪，徹底消除“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對立狀態，徹底顛覆現行的文科教育體制和官僚體制。

　　如前所述，人是“改變世界”的產物，不是“解釋世界”的產物;人性是后天的，是“改變世界”的產物。獸性是先天的，只能在“改變世界”、養成人性的過程中被逐漸消除。只有參與“改變世界”的人才會養成人性。參與“改變世界”的程度越高越自覺，人性越足;參與程度越低越不自覺，人性越稀，獸性越足。不能或不肯靠“改變世界”生存的人不會有人性——盡管可以表面上人模人樣，但本性上是獸非人，即沒有人類獨有、禽獸絕無的品質而只有禽獸才有的品質。從不參與“改變世界”的“解釋世界”者毫無人性，不折不扣的“叫獸”。

　　中國現行的文科教育體制和官僚體制與從古到今幾千年來的體制一脈相承，核心基礎都是“解釋世界”。官僚的對口來源是文科類學生，文科類學生接受的教育是“解釋世界”而不是“改變世界”：家門——校門——機關門;秘書——外放——人上人;教師——教授——“公知”;宣傳——“理論”——“解釋世界”;年輕化=私情化;知識化=文憑化;考察干部第一標準是“學過什么”、“文憑是什么”，而不是“干過什么”、“干成了什么”。

　　社會科學是實踐的科學，經驗的科學。沒有實踐沒有經驗的人沒資格搞社會科學。不顧一切硬搞就只能是詐騙——社會科學的真正功能應該是總結人類“改變世界”的經驗，反過來用于服務、指導“改變世界”。沒有“改變世界”經驗的人讀不了文科，讀也讀不懂，除了死記硬背照搬照抄書本理論外什么也干不了。現行的文科教育體制下學生從小到大泡課堂啃書本，從家門到校門、只有讀書經歷沒有社會經歷更沒有“改變世界”經驗，不可能懂得“改變世界”。而只會照抄書本怎么可能掌握“改變世界”的客觀規律?怎么可能獲得服務、指導“改變世界”的本領?既然不能為“改變世界”服務，那在“改變世界”的體系里就沒有自己的位置，光靠一堆死教條在社會中就無法生存。要生存就必須當混世魔王，必須拼命往上層建筑領域里拱，往一切不創造財富卻能獲取財富的地方鉆。到處鉆營就必須不顧一切。根本不會創造財富的文科生一窩蜂往哪里鉆，那里就要出問題：當官，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娛記，淫穢庸俗低級趣味;新聞，捕風捉影聳人聽聞;教育學術，弄虛作假誤人子弟……這樣的客觀存在決定不詐騙就不能生存，即使本來不想詐騙最終也必然被逼成詐騙犯——下崗工人陳洪說：“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餓得沒有辦法”。無法靠“改變世界”生存，就必然變成野獸，走向犯罪。這樣的文科教育體制和建立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之上的官僚體制只能是批量生產“叫獸”、“狗官”、詐騙犯的體制。在這樣的體制里，位置越高，詐騙越大，一直大到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最后一定把國家搞垮、社會搞亂，一定重復中國幾千年來的周期性動亂、周期性人口大滅殺。

　　不動糞坑，打蒼蠅還有多大意義?不動詐騙犯生產線，國家級反詐騙、戰略級反詐騙還有多大意義?

　　如何“填糞坑”?杜絕脫離“改變世界”的“解釋世界”，不從事“改變世界”者不得“解釋世界”。

　　毛澤東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毛澤東的這個指示的本質是改變幾千年來以“解釋世界”為核心的教育體制和官僚體制，杜絕“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脫節，大方向完全正確。但當時下面實際執行的辦法是不分青紅皂白、不分理工科文科一刀切，一律招有兩到三年工作實踐經歷的中學生，結果出了一些問題，最后被廢除，又恢復了傳統的高考。但這決不意味著毛澤東的主張方向錯了，只是在當時條件下沒有找到切實可行的落實辦法而已。

　　如本文第三章所述，人類是“改變世界”的產物，人性也是“改變世界”的產物。獸性是先天的，人性是后天的。只有參與“改變世界”才能消除獸性、造就人性。對于理工科教育來說，學生畢業后只要學以致用，就必然參與“改變世界”的實踐，就能消除獸性、造就人性，因此理工科學生上學前是否有“改變世界”的實踐關系不大。而文科類大學畢業后不直接從事“改變世界”的實踐，就無從消除獸性造就人性。如果上學前沒有“改變世界”的實踐，就永遠也不可能補上這一課。因此理工科大學可以通過正常高考直接從中學生中招生;而文科類大學則必須只招收通過“改變世界”克服了獸性、養成了人性的人，否則就是養虎遺患。多少年的“改變世界”的實踐經驗才夠呢?一輩子。孔子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人到了六十歲才能聽得進不同意見，才算有了足夠的實踐經驗和社會經驗，才可以認為消除了獸性、養成了人性，才有資格搞社會科學“解釋世界”。

　　如果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還是“民國”時期的30多歲，這一切當然是癡人說夢異想天開。但在毛澤東已經把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提高到70多歲的情況下，這就非常合情合理、順理成章——60歲之前從事“改變世界”，60歲退休，考文科類大學學習社會科學理論。這樣的人才可能造就了人性、克服了獸性，才可能積累了足夠的社會經驗和“改變世界”的經驗，總結提高上升為理論毫無困難，學社會科學不難如魚得水，一點就透，舉一反三，事半功倍，理論聯系實際不在話下，更會自有主張，決不盲從盲信，知道如何從各種各樣的假理論中挑出有用的東西。這樣的人學文科才恰如其分。假定學制3年，則63歲畢業，然后專門從事“解釋世界”，用“解釋世界”指導“改變世界”。假定能活到70歲，則還可以干7年。7年內哪怕解決一兩個問題就滿不錯了——搞社會科學的一輩子能解決一個社會問題就了不起。如果活過70那自然可以干得更久——厲以寧、吳敬璉、茅于軾、江平、李銳、杜導正之類文人“公知”都七老八十甚至九十了還照樣整天到處蹦噠，從來也不叫嚷年邁力衰，可見搞“解釋世界”的不受年齡限制，不象“改變世界”的年紀一大就吃不消了，非退休不可。

　　工農兵、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這些搞“改變世界”的60歲退休后從事“解釋世界”不僅切實可行，而且理所當然——“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本來就不應割裂而應統一，因此文科與理工科不應割裂而應統一。一個人完全可以用前半輩子從事“改變世界”造就人性克服獸性，用退休后的后半輩子從事“解釋世界”，把前半輩子“改變世界”的經驗用社會科學的理論總結提高，再通過“解釋世界”指導“改變世界”——社會科學是實踐的科學，經驗的科學，“改變世界”的人60歲退休時個個經驗豐富，開始人生第二春學社會科學正是發揮所長。如今中國人是“80不稀奇，70多來兮，60還是小弟弟”，60歲的人實際屬于年富力強。年富力強經驗豐富卻退休賦閑養老跳廣場舞，對社會而言是浪費人才糟蹋資源財富;對個人而言等于冷暴力慢性虐殺變相迫害。在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大趨勢下，傳統的“到點退休賦閑等死”的觀念必須扭轉，必須代之以“人生組成二階段，先改變世界后解釋世界”的與時俱進。這樣就能確保只有通過“改變世界”才能獲得“解釋世界”的資格——要么干出成績來，要么熬出資歷來。不事創造財富光讀書者休想取得“解釋世界”的資格。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決“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脫節的問題。

　　不僅如此，必須從更高的角度，從“根本解決‘解釋世界’不為‘改變世界’服務”、確保人性克服獸性的戰略角度看這個問題——從小培養、從中學直接高考學習社會科學、畢業后直接從事社會科學的教育體制必須徹底廢除，社會科學專業學生必須招自退休工農兵、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60歲前不一直靠“改變世界”為生者不得報考社會科學專業，不得從事社會科學工作。今后的搞法學、經濟、哲學、律師、文科類教授、學者、專家等一切社會科學專業人才除個別必須年輕化的特殊專業外將全部來自退休后考學文科的工農兵、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以下簡稱新文人)。今后搞人文社會科學的，如法學家、律師、經濟學家等等將全部靠退休金生存，輔之以一定的崗位津貼——搞社會科學的決不能吃社會，必須只付出不回報，必須自帶飯票。一旦靠社會回報生存，則無私也有私，無弊也有弊，黃泥巴掉進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只有已經可以靠退休金生存的退休工農兵、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才無生存之虞，無家庭、子女、前途、家產等等后顧之憂，才有可能擺脫種種名利羈絆私事牽掛，視富貴如浮云，“跳出三界外，不在無行中”，才有可能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為社會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著想。只有這樣的新文人才既有主觀愿望、又有足夠的經驗、閱歷和能力公平公正地搞好社會科學。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決“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兩張皮”問題，切實保證“解釋世界”為“改變世界”服務，使社會科學領域以前種種無法解決的矛盾迎刃而解。

　　比如律師體制問題——只要律師靠收費維生，法律就不可能不是商品，律師就不可能不以賺錢為最高目標，就不可能不遵循“誰給錢為誰服務”的原則，就不可能不是一群狗——誰給錢替誰效勞的走狗。更確切地說，是有錢人花錢雇來的專用走狗——法律走狗、法律打手、法律娼妓、法律奸商，法律流氓，帶執照的法律無賴，強詞奪理、胡攪蠻纏的專業戶，誰給錢就說誰有理，沒理攪三分，得理不饒人。婊子認錢不認情，誰給錢跟誰上床;律師認錢不認理，誰給錢替誰幫腔。二者在認錢不認人這一點上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婊子不會聲稱自己賣身是“為了道德，為了我們心中那一份愛情”;律師卻死死咬定自己賣身是“為了法治，為了我們心中的那一份理想”。婊子拿了錢賣了身之后不會給自己立“貞節牌坊”;律師拿了錢賣了嘴之后還非要給自己立“正義牌坊”。所以婊子的操守比靠收費生存的律師高尚得多。這個問題只有新文人當律師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工農兵、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退休后學法律當律師，生活必須有退休金保證，打官司用不著收律師費。不收律師費，才能真正避免法律變商品，才真正談得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把法律從金錢陷阱中解放出來，真正從法律角度、從國家社會長遠利益角度看問題。這只有新文人教育體制才做得到——不取消律師，只取消律師費。沒有律師費，照樣打官司。這難道不公平?確保法律是法律而不變成商品，是保護法制還是破壞法制?

　　社會科學本來就是自然科學的延伸。搞自然科學的一定能搞社會科學，搞社會科學的一定搞不了自然科學。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割裂對立是只會賣嘴不會創造財富的文人“公知”的陰謀。認識到“搞自然科學的才能搞好社會科學”的不光是中國人：

　　——“1982年12月，美國海軍顧問、核潛艇之父、海軍退休上將里科弗，應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赴華訪問。”“時任上海市長的汪道涵會見并宴請了他。”“里科弗一見到汪道涵，寒暄之后就問：‘你這個市長過去是干什么的?’汪道涵說：‘我是中國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是工程師。’一聽這話，里科弗馬上露出了笑容說：‘那你這個市長是個好市長，因為工程師都是務實的。所以你能為上海市民辦實事。’(美國‘核潛艇之父’——海曼.喬治.里科弗訪華逸事”http://history.sina.com.cn/bk/ggkfs/2014-07-18/212195709.shtml)

　　——“我們的談話是從閑聊開始的。他問我：‘您是學日爾曼語言學的?’我說不是，我學的是工科。他說：‘很好。學工的人研究歷史和文學一般來說比較嚴肅和縝密。’”(朱維毅：尋訪“二戰”德國兵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9386_20400.html)

　　矛盾是相互轉化的，知識是相互滲透的，科學是相互交叉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是走向統一的。文人“公知”壟斷“解釋世界”權力的弊端是必須被埋葬的。新的歷史趨向必然是“改變世界”者奪回“解釋世界”的權力，實行“前半輩子改變世界、后半輩子解釋世界”。這不是一種養老自娛的“老年養生”，而是一場人文教育革命，人事革命，政治革命——當然，用文人“公知”最愛聽最順眼的字眼，“人文教育改革、人事改革、政治改革”也未為不可。

　　——人文教育改革：

　　(1).人文社會科學高等教育除個別特殊專業外，一律從退休工農兵、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中招生。即便千里挑一，每年退休人員中合格的人也足夠滿足需要。

　　(2).人文社會科學高等教育必須針對中老年人生理特點，重在分析問題、聯系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禁止用死記硬背、外語和“腦筋急轉彎”之類刁難。

　　(3).人文高等教育、社會科學領域一律取消學位制，考試只分“通過”、“不通過”、“有創意”三類。

　　世界是扁平的，社會科學是橫向發展的，縱向沒多大深度，根本不需要設立學位——自然科學的深度是無窮發展的，社會科學的深度不是無窮發展的。人與人的關系就那么幾種，人類歷史幾千年翻過來倒過去沒見識過的有也不會太多，玩不出多少新花樣。自然科學的復雜是客觀存在，社會科學的復雜是人為制造。人文領域不存在不學這個就不能學那的的問題，不存在沒有非某級學位就不能解決的問題。把社會科學描繪得高不可攀深不可測而設立學位根本不是學術需要而是政治需要——科學永遠努力把復雜問題簡潔化，詐騙永遠努力把簡潔問題復雜化。人文領域的學位不過是“詐騙許可證”，唯一用處是騙人唬人。取消學位，用不著畫蛇添足湊學分，只學直接相關的“干貨”，文科高等教育三年足夠。

　　(4).人文高等教育的真正考試在社會，真正的畢業證書由社會頒發——用解決的實際問題來證明自己合格。

　　——人事改革

　　(1).選拔干部標準從“解釋世界”的軌道轉移到“改變世界”的軌道來——人性是“改變世界”的產物，不親身參與“改變世界”的人只有獸性沒有人性。要確保當權者有人性而不是虎狼當道，就必須以“改變世界”為選拔干部的首要標準：第一，看人不以“解釋世界”為準，只以“改變世界”為準，不看學歷看成績;一事當前不看“學過什么”、“有什么學歷”而看“干過什么”、“干成過什么”、“有什么成績”——個人獲得什么學歷是私事，“改變世界”干成過什么是公事。不看成績看學歷是以私廢公，本末倒置，等于惟恐干部不謀私。只有具備同樣的“改變世界”的成績和資歷的情況下參考學歷才有意義。第二，“具體承擔責任組織指揮干成過什么”與“不承擔責任攙和著干過什么”不是一回事——獨當一面組織協調“改變世界”的分量、資歷、經歷與不承擔具體責任的機關油子、秘書幫、唱歌跳舞幫、務虛幫、嘴皮子幫、團派攙和的“改變世界”的分量、資歷、經歷不是一回事，必須分開分別考慮，不能混為一談等量齊觀;否則不僅是“大鍋飯”，而且是鼓勵機關混混，打擊實干家。第三，堅持“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蹲機關當秘書時間如果累積超過一定年限，如三年，則永遠只能原封不動蹲機關，不得提拔，不得當權。不如此，不僅等于打擊扼殺基層實干家，而且等于鼓勵干部都變成“解釋世界”的詐騙犯。

　　(2).今后中國的經濟學家、法學家、律師、文科類教授、專家、學者等將基本由自退休后學習社會科學的工農兵、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構成。沒有長期“改變世界”實踐經驗的人沒資格“解釋世界”，更沒資格搞社會科學。

　　(3).退休后考入人文高等教育機構的工農兵、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畢業后從事社會科學工作屬于“發揮余熱”——已經退休，靠退休金生活，只領取必要的崗位津貼，不另拿工資，并因此無需受退休年齡限制，只要本人愿意，健康允許，工作需要，即可無限工作下去。

　　——政治改革

　　文人“公知”最津津樂道“政治改革”，仿佛“政治改革”是他們的獨門絕技，一祭出來立刻威力無窮摧枯拉朽無往而不勝，讓“毛左”們頓時潰不成軍望風而逃。其實他們的“政治改革”說白了就是“政黨輪替”——按“解釋世界”的游戲規則為自己量身定做的政變機器。只要上了這條道，文人“公知”們脫離人民、毫無組織能力、毫無凝聚的死穴就能一筆勾銷了，螞蟻也能“欲與天公試比高”了，癩皮蛇也能吞大象了;文人“公知”就能削足適履了——削共產黨的足，適自己的履，讓這些嘴把式靠三存不爛之舌就能把整個國家詐騙到手。如意算盤打得雖然如意，但白日夢總歸是一廂情愿的白日夢。

　　其實政治改革根本不是文人“公知”的獨家專利，毛澤東早就提出來了——“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系群眾”。毛澤東不僅提出了原則，而且總結出了具體化的樣板——“老中青三結合”、“軍干群三結合”、“工人、技術人員、干部三結合”。這實際是權力機構的絕妙平衡組合：“老中青三結合”、“軍干群三結合”——“老”和“軍”代表著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中”和“干”代表著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青”和“群”代表了基層利益和眼前利益。“工人、技術人員、干部三結合”——“工人”負責著具體操作的可行性，“技術人員”負責著科學理論的可行性，“干部”負責著組織管理的可行性。這樣一來，遠、中、近、高、中、低、行政、技術、實施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和情況全部都能在權力機構中得到充分的反映，都能在決策過程中得到仔細考慮和全面衡量，這樣形成的決策一定最科學最全面最可行。這才是確保制約權力、防止個人專權、避免“絕對權力絕對腐敗”、杜絕拍腦袋瞎指揮、實現科學決策的最佳組織形式。這也是“三權分立”、“權力制衡”——高、中、低、遠、中、近各項權力的分立。但分立不對立，而是對立又統一。

　　毛澤東的“三結合”給出了政治改革的根本方向——合理的權力機構應該由三部分構成：代表全局利益、長遠利益的人(“老”、“軍”);代表局部利益、近期利益的人(“中”、“干”);代表底層利益、眼前利益的人(“群”、“青”)。這也可以看成一個“卡兩頭、保中間”的機制：用低端代表卡住權力不得越過下限——確保權力不迫使人們因不能靠“改變世界”生存而被迫陷入獸性;用高端代表卡住權力不得越過上限——確保權力不自我膨脹到不想靠“改變世界”生存而變成野獸;用必須是“從事‘改變世界’出身”的先決條件確保掌權的人是走在“用‘改變世界’養成人性克服獸性”的正道上的人。這樣的權力機構的決策者的成分不是單一的一種人(要么老，要么中，要么青;要么軍，要么干，要么群)，而是一個復合體，各種可能的類別全包括在內，最大限度地確保了決策的科學性代表性可行性——復合制導能防干擾，復合領導能防亂導。

　　毛澤東“三結合”的“三權分立”、“權力制衡”比“普世價值”的所謂“三權分立”、“一人一票”、“民主選舉”不知科學多少倍、合理多少倍——“普世價值”的“三權分立”、“三權分立”、“一人一票”、“民主選舉”第一，實際是比“解釋世界”的詐騙比賽，拉票時滿面堆笑甜言蜜語，上了臺翻臉不認帳你一點辦法也有。第二，這樣的游戲規則保證以“改變世界”為生的人根本連起跑線都上不了就被淘汰，能競選的必是能說會道善于表演的，靠“解釋世界”為生的。既然人性是后天的，是“改變世界”的產物，不能或不肯靠“改變世界”生存的人不會有人性，那符合這種“民主選舉”游戲規則的決不可能是通過“改變世界”造就了人性的人，也就是說不是沒人性有獸性的詐騙犯入不了選。換句話說這種體制是強迫老百姓從一群國家級詐騙犯里選個最能扯蛋的，從一群只有獸性沒有人性的衣冠禽獸里挑個最人模狗樣的。第三，這樣的游戲規則實際是“三權對立”、“權力刁難”，哪個政黨上臺哪個政黨說了算，其他政黨專門搗亂。大方向從來是誰的政治獻金多誰的發言權大，具體決策從來都是幾個文人“公知”出身的政客個人拍腦袋，權力構成成分單一，根本不可能從具體的組織結構上保證什么遠、中、近、高、中、低、組織、技術、實施等方方面面的均衡。第四，這樣的體制所謂的“權力制衡”最好的結果也只能是“秋后算帳”、“死后驗尸”——不能制止出問題，只能出了問題換馬，用一群詐騙犯換下另一群詐騙犯;用一批衣冠禽獸換下另一批衣冠禽獸，權力的構成仍然是單一的成分，單一的文人“公知”。這樣的體制根本不能跟毛澤東的“三結合”復合權力體制相提并論——這樣的體制上臺的要么是“鋼筋”，要么是“混凝土”，唯獨毛澤東的“三結合”復合權力體制確保上臺的始終是“鋼筋混凝土”，確保只有為“改變世界”服務的有人性的人掌權，從權力組合上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全社會總體利益，不讓只代表單一利益的單一成分決定社會的總體利益，最大限度避免決策失誤，而不是等出了問題、造成損失后再換馬了事。

　　因此真正的政治改革、確保為“改變世界”服務的政治改革只能按照毛澤東“三結合”的原則改，變單一領導為復合領導。

　　在今天的條件下如何實現“老中青三結合”、“軍干群三結合”?如何選拔代表全局利益、長遠利益的人(“老”、“軍”)、代表局部利益、近期利益的人(“中”、“干”)和代表底層利益、眼前利益的人(“青”、“群”)?

　　——代表底層利益、眼前利益的人(“青”、“群”)——基層群眾代表，等于輪流選拔到領導班子里臨時出差。

　　——代表局部利益、近期利益的人(“中”、“干”)——在“改變世界”中親自取得成就、通過具體的項目表現出領導才能協調能力的人，先看“干過什么、干成了什么”，同樣條件下再看“學了什么”，然后按正常干部選拔程序，循規蹈矩按部就班一步一個臺階地上升。

　　——代表全局利益、長遠利益的人(“老”、“軍”)——原則：第一，能證明自己已經造就了人性、克服了獸性;第二，能證明自己愿意繼續從事“改變世界”的事業而不以權謀私;第三，能證明自己有能力掌握原則把住關、能保證權力機構不脫離為“改變世界”服務。

　　如何證明第一條：已經造就了人性、克服了獸性?——長期從事“改變世界”。

　　如何證明第二條：愿意繼續從事“改變世界”的事業?——從未以權謀私。

　　如何證明第三條：有能力掌握原則把住關?——既會“改變世界”又能“解釋世界”。

　　什么樣的人符合條件?

　　——戰時：打過仗、立過功、能指揮又不發財的共產黨人。

　　——平時：愿意只拿退休金加必要的崗位津貼、不在乎高職低就、從未發財的從事“改變世界”的退休黨員干部和軍官;通過考試獲得社會科學高等教育的黨員退休工農兵、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從未發財又有學歷的退休黨員紅二代。

　　理由：從事“改變世界”到退休，足以證明通過“改變世界”造就了人性克服了獸性;從未發財，意味著有機會都無興趣以權謀私，愿意只拿退休金加必要的崗位津貼、不在乎高職低就，可見興趣在從事“改變世界”的事業;既會“改變世界”又受過“解釋世界”的訓練，足以掌握原則把住關。

　　為什么要從已經退休的人里挑選代表全局利益、長遠利益的人進入權力機構?

　　第一，“年輕化”要服從于“確保權力為‘改變世界’服務”的大原則，要服從具體“改變世界”者奪回“解釋世界”的權力，實行“前半輩子改變世界、后半輩子解釋世界”的新的歷史趨向;干部使用的原則應該是“戰爭年代年輕化，和平年代老齡化;軍隊干部年輕化，地方干部老齡化”。

　　第二，片面絕對的“年輕化”、“知識化”本來就是文人“公知”的政變詭計——只許他們用這手把毛澤東培訓出來的工農干部老干部趕下臺，不許別人用這手對付他們。

　　第三，“改變世界”有年齡限制，“解釋世界”無年齡限制——厲以寧、吳敬璉、茅于軾、江平、李銳、杜導正之類文人“公知”都七老八十甚至九十了還照樣整天到處蹦噠，從來也不叫嚷年邁力衰，可見“解釋世界”不受年齡限制。既然如此，從已退休的“改變世界”的人中選拔以“解釋世界”的資格代表全局利益、長遠利益進入權力機構并無不妥。

　　只要明確上述原則、下定決心，“政治改革”就大有可為了。雖然文人“公知”長期“頂層設計”了“腐敗有理”、“文人‘公知’當權”、先教唆腐敗在叫嚷“共產黨=腐敗”，但仍可以力挽狂瀾——按照權力為“改變世界”服務的原則改造現有一切權力機構：有“改變世界”經歷和成績的文人“公知”出身的官員請下崗分流、“買斷工齡”、“從頭再來”;權力機構里增添群眾代表;在黨中央相關部門統一組織下將符合上述條件的黨員老人組成“特別委員會”以“老干部”、全局利益、長遠利益的代表，對相關的中下級權力機構“摻沙子”，實現權力機構“三結合”的復合領導制。這必能從根本上實現反腐敗、反個人專權、打破宗派幫派體系——誰說政治改革只能“政黨輪替”?通過毛澤東的“三結合”照樣能在共產黨一元化領導下實現“三權分立”、“權力制衡”，而且是真正的制度性“三權分立”、“權力制衡”。

　　不僅如此，還應該由中央統一組織退休的工農兵、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自愿組成各類義務鑒定委員會，對上層建筑各領域、各媒體、一切“大V”“公知”進行“背對背”、“人盯人”的監督，全面反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大爺紅袖箍”、“小腳偵緝隊”對社會維穩有效，對反國家級詐騙、戰略級詐騙同樣有效。

　　不如此，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國家級反詐騙、戰略級反詐騙。

　　如果當真根據毛澤東“三結合”的原則建立復合領導體制，那就是極其深遠的政治改革，不折不扣硬碰硬的“改革攻堅”，更確切地說是政治體制大革命。一旦開始就必須有進無退堅持到底。沒有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決做不到，黨中央的核心領導不能堅持始終也做不到。這就意味著一旦走上這條道路，黨中央的最高領導人必須打破一切框框，包括“七上八下”的

　　框框，只要身體健康允許就必須“小車不倒只管推”堅持到底，決不能半途而廢中途換人，否則就是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不負責任。

　　毛澤東說：“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注意對比關于共產主義的不同定義：“共產主義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俄電氣化”——對比之下還是毛澤東的定義最能抓住根本：既然人是改變世界的產物，人靠改變世界生存，在改變世界的同時改變自己，使自己從猴變成人;不為生存，人不會改變世界;不改變世界，人不能生存，更不會成為人;那人類的生存之道、根本出路當然是“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歸根到底必須通過“改變世界”和“為改變世界”服務來解決。國家級反詐騙、戰略級反詐騙也不例外。

　　由此可以知道，上述種種“頂層設計”決不是白日夢。即便一時實現不了，將來遲早也要朝這個方向發展。雖然具體做法現在無從得知，但大原則不會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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