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百萬印尼共產黨人被屠殺背后的美國影子
核心提示：1965年12月2日，美駐印尼大使馬歇爾-格林發往國務院的電報：我們為他們提供了五千萬印尼盾的資金，用以支持KAP-Gestapu行動，從結果來看，他們很成功。這支有軍方支持，但主要參與者是平民的行動隊是目前鎮壓屠殺印共行動的主要實施者，特別是在中爪哇地區……
《殺戮演繹》電影海報
我們如何遺忘了印度尼西亞的大屠殺?那里的屠殺能告訴我們關于越南發生了什么?
“憑著這一出戲，我可以發掘國王內心的隱秘”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三場(朱生豪譯)
1. 罪行必將敗露
有沒有可能屠殺一百萬人，然后就忘了?或者把這罪行從良知里抹去?那么，有沒有一種潛意識的內心殘念，或者是痕跡，仍然存在?
我和沃納-赫爾佐格是由約書亞-奧本海默導演的電影《殺戮演繹》的執行制片人，這部電影重新檢視了印度尼西亞1965-1966年的大屠殺，在這場屠殺里，估計有50萬人到100萬人喪生。在我看來，電影《殺戮演繹》是一部好電影，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紀錄片。其實，關于紀錄片，最與眾不同的一點是，你會重新發現紀錄片本身這種創作形式，重新發現制作一部紀錄片的真正意義，導演奧本海默就正是這樣。他找到了1965年那場屠殺里的一些兇手，然后說服了他們參與出演這部描寫當年大屠殺的電影。但這部電影《殺戮演繹》比邀請兇手本身奇怪得多，因為導演奧本海默居然說服這些兇手親自參與出演這部電影，不是關于大屠殺本身，而是講述制作關于大屠殺電影的一部電影。在片中會有兇手自己出演當年自己行兇場景的重現，會有兇手跳舞和唱歌的場景，就像是自己看著鏡子里的諸多變態行為。
導演這么瘋狂的做法是有道理的，通過“情景重現”這樣的電影敘事手段，導演本人、兇手、還有觀眾都會對當年發生的屠殺發自內心的感同身受。如今，對很多人來說，當年的屠殺已經消失在黃昏的過去里了。導演奧本海默對此卻很樂觀：他認為過去一直都藏在人們心里，而且能夠被重新帶回現實生活。
隨著1960年代屠殺在印度尼西亞全境內的蔓延，從1949年獨立后就一直執政的左翼領導人蘇加諾被邊緣化了，隨后在1967年，軍隊將領蘇哈托取代了蘇加諾，獲得了政權。隨后，蘇哈托當局立刻想法設法掩飾歷史真相，當初的兇手們既沒有被繩之以法，也沒有被告知他們在屠殺中做錯了人和事情。
相反，當初的兇手們都變成了新政府新秩序下的英雄。奧本海默電影《殺戮演繹》里的一個角色是Adi Zulkadry，他在當時是一位惡貫滿盈的殺人兇手。他自己這樣解釋：“我們當年被允許殺人，證據很明顯啊：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被懲罰過啊。當年那些被屠殺的人，他們無能為力，只能束手就擒。我這么說可能只是為了讓自己好受些，但就是這樣?。何覐膩聿桓械嚼⒕?，從來不感到沮喪，也從來沒有做過噩夢。”
電影《殺戮演繹》開頭是開場曲，隨后是電影的引言部分，相關的介紹內容伴隨著一個關于棉蘭這個城市的鏡頭出現。開篇的城市背景鏡頭里有風味糖漿(Pohon Pinang)高聳的廣告牌和在卡車匝道上玩滑板的少年，開篇字幕如是寫道：“1965年，印度尼西亞政府在軍事政變中被推翻，任何反對軍政府當局的人都會被當成共產主義分子，無論是工會成員、失地農民、知識分子、還有印尼華人。隨后一年里，在西方政府的直接幫助下，超過一百萬所謂的“共產主義”分子被屠殺。這些劊子手們就這樣掌權，指控他們的對手，直到今天。當我們再遇到這些兇手時，他們自豪地告訴我們當年的所作所為。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因，我們讓他們以任何他們愿意的方式重現當年的殺戮場景。本片就描述了這個過程，然后記錄了這些結果。”
片中的主角是Anwar Congo (我還猶豫要不要叫他“主角”)。在1965年，他是棉蘭行刑隊的隊長;那時候，棉蘭這座城市有四百萬人口。Congo又高又瘦，面色蒼白，帶著深色眼睛，身穿灰綠淡黃色相間的寬領西服。他這種花里胡哨的穿著像是故意的，卻沒有特定目的。他告訴導演奧本海默他喜歡電影，特別是好萊塢1950年代的大片，比如塞西爾-戴米爾的《參孫和達莉拉》和《十誡》。
從一開始，電影就是他們的一部分。隨后Congo說，“那時候，如果我們看了一部快樂的電影，比如貓王的電影，我們會面帶笑容地走出電影院，和著音樂手舞足蹈，沉浸在電影情節中不能自拔。如果有女孩子路過，我們就會對她們吹口哨。我們那時候很激動，不在乎別人怎么想。這里一個準軍事的辦公室，我就在這里殺人。這里也用來審訊那些抓來的人……我不是虐待狂。我會給被審訊的人煙抽…….像是我們在愉快地殺人。”沒有刀，沒有槍，Congo基本的工具就是椅子、鋼琴弦和一個棍子。把琴弦纏在被害人脖子上，拽緊一擰，這就成了一個即興的斷頭臺。通常被害人會被帶到政黨辦公室上面二樓的門廊(這個地方現在是一個賣手提包和其他物件的小店)。Congo告訴導演，被害人會不斷求饒，他們在殺死被害人后會把尸體裝進麻袋，扔到河里。講述這一切的時候，Congo面無表情，就像是描述家庭聚餐一樣。
“因為很多人死在這里，這兒有很多鬼魂……他們正常出生卻死于非命。他們來到這個地方，被毆打至死……拖來拖去……隨后被扔到河里，開始的時候我們會打死他們。但這樣血太多了，我們清理的時候很難聞。為了避免大出血，我們有了新的辦法，我帶你去看看……”
2. 被轉移視線的世界輿論
電影成片后，首映是在科羅拉多的特柳賴德電影節。在放映之后，一位影評人對我說，他在看完全片后，對印度尼西亞種族屠殺的了解反而更少了：因為這部電影里沒有足夠的關于大屠殺的背景知識和歷史介紹。這位影評人說得很對，我很難反駁;但我覺得這位影評人誤解了導演奧本海默的初衷。奧本海默不是在向觀眾講述當年印尼大屠殺的歷史背景知識，而是在檢視記憶和歷史的本性。
我隨后給當時人在哥本哈根的奧本海默導演打了個電話，對話如下：
埃羅爾-莫里斯：你會把這個電影稱為遺忘的歷史么?
約書亞-奧本海默：在美國的確是這樣的，因為當時報道的內容所致。在當時，這個事情是被當做“好消息”在美國報道的，是印尼面對共產主義在東南亞“多米諾”蔓延效應的勝利阻擊。當時共產主義在東南亞不斷蔓延，那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埃羅爾-莫里斯：共產主義被限制了，多米諾蔓延效應消失了，起碼是在印度尼西亞。
約書亞-奧本海默：這些都被遺忘了，但同時，它本身卻沒有被遺忘，這個現象很值得探討：究竟是怎樣被遺忘，怎樣被記住的。在我的電影里，你看見兇手們趾高氣昂地吹噓那些屠殺;但在官方歷史里，對此卻只字不提。就像這樣說“曾經有很多殘忍的共產主義分子，那時候他們到處都是，然后我們打敗了他們，接著他們就消失了。至于他們怎么消失，只字不提。” 然而，表面的平靜之下仍有創傷，爆炸性的創傷。 這些潛在的東西，既沒有被遺忘，也沒有被銘記。
導演奧本海默給我解釋說，印度尼西亞1945年到1949年期間，面對荷蘭殖民者進行了獨立戰爭。印度尼西亞是一個“巨大的國家”，他說，“差不多和美國一樣大”，而且“人口排名世界第四”，但是“在獨立的時候卻比印度窮得多”。在1950年代的時候，“印尼軍方和工人農民曾經為了爭奪對國家資源的控制權，爆發過斗爭。那個時候兩方互不相讓，整個50年代，在美國的支持下，印尼軍方開始變得非常反共。” 到1965年的時候，在共產黨掌權的國家之外，印尼有全世界最大的共產黨。
埃羅爾-莫里斯：所以，美國政府把這種情況視為一個威脅。
約書亞-奧本海默：視為一個巨大的威脅。越南相比印尼，面積小而且沒有多少資源。美國害怕共產黨在印尼會掌權，所以盡其所能幫助印尼軍方打擊共產主義分子。到1959年的時候，軍方已經迫使蘇加諾禁止選舉，有效地把印尼變成了一個軍事戒嚴令下的國家。當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共產黨的勢力通過選舉不斷上升。
埃羅爾-莫里斯：這一切都導致了1965年印尼“九三零事件”的發生。
約書亞-奧本海默：對，1965年9月30日，六名軍隊將領被一群低級軍官殺害。這本該是這些將軍涉嫌參與美國中情局對蘇加諾政變行動的證據，因為當時蘇加諾越來越依賴共產黨，甚至有可能自己成為共產黨員，所以被美國人視為眼中釘。所以“九三零事件”很有可能是因為美國策劃的政變行動。
埃羅爾-莫里斯：為了取代蘇加諾?
約書亞-奧本海默：為了取代蘇加諾，當時有七名軍隊將令參與。其中六個被殺了，尸體被扔到井里。蘇哈托被提前通風報信了，有人告訴他“會發生這種事情”。蘇哈托當然不想告訴那些軍職比他高的將領。他就任其發生，然后一舉剿滅政變，抓獲處死那些參與政變的人。
埃羅爾-莫里斯：所以九月三十日的政變就變成了反革命的托詞?
約書亞-奧本海默：沒錯，事實上有很多證據顯示，共產黨并不是殺害軍隊將領的幕后指使;但是這六名將領被殺害就成了“消滅共產主義分子”的托詞。2000年后，相關文件檔案都已經解密了，這其中包括來自美國中情局雅加達站的信件和來自印尼駐華盛頓使館的信件。當時美國憂慮印尼軍方找出殺害六名將領的低層軍官后就不會再繼續了：“如果印尼軍方不把調查擴大化怎么辦?這是我們消滅整個印尼共產黨的好機會，讓我們干掉他們所有人”。由此可以看出，美國方面當時態度很清楚，這就是未來美國援助印尼的條件：印尼軍方必須干掉整個印尼共產黨。當時美國國務院方面還有人為印尼軍方列出了一個名單：共產黨領導人，工會領袖，左翼知識分子。美國方面的態度非常清晰：“這些人都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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