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鄧小平》只從1976演到了1984,因為到了1985年,鄧小平同志就成了新毛澤東。不僅僅是鄧小平,中顧委中陳云、彭真、薄一波、胡喬木、王震、李先念、鄧力群(劉少奇秘書)等大部分常委和委員經過文革和改革正反兩方面的實踐,已經部分理解了毛澤東晚年為什么要反修防修,為什么要義無反顧重上井岡山、二次革命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砸碎重建自已親手締造的國家機器。這批中顧老人們指著胡趙二人議論:以前主席說黨內走資派我還不信,你看現在臺上兩位像不像走資派。陳云說什么像不像,本來就是。原來毛主席早就給我們打了預防針。還是主席比我們高看50年。他們逐漸開始以毛澤東晚年的憂慮和思考為憂慮和思考。特別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已被毛澤東思想錘煉出火眼金睛的曾經的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同志與他的老同志們果斷祭出毛澤東的“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反走資派和平演變,力挽狂瀾于既倒。毛澤東因為他的兩任接班人劉少奇鄧小平和林彪因走資問題不能用了被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拉下馬;鄧小平也因為他的兩任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在走資問題上不能用了被退休的鄧小平拉下馬。
1953年斯大林逝世,美國杜勒言發表“和平演變”戰略,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正式上臺,毛澤東預言蘇聯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未來必然紅旗落地。經此系列事變,毛澤東高瞻遠矚、思考著中國革命接班人和防止和平演變問題。同年中共八大召開,劉鄧上臺,毛澤東退居二線。當年劉鄧彭真他們被打成走資派時,只是處于萌芽狀態即被毛澤東的火眼金睛看穿,他們自己可能大部分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未來會走向“走資”道路。而事實是他們重新上臺后,老百姓明顯感到中國有了資本主義,老百姓明顯覺得當年毛主席對這批人簡直是精確打擊。
1984年后,鄧小平和他的老同志們終于遇到了毛澤東同樣的問題,他們的思維終于趕上了毛澤東的節奏。
改革不能改掉社會主義方向。鄧小平思想的核心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哪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是定海神針,鄧小平說四項基本原則都是毛主席的,只有改革開放勉強算他的創新。二個基本點互為表里,這其實就是習近平同志的兩個三十年是個整體,不能互相否定。現在的新自由主義領導和媒體只提改革開放,絕口不提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改掉社會主義方向、和平演變顛覆人民共和國。這完全是打著鄧旗反鄧旗。
有人還記得哪四項基本原則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看看鄧小平論胡趙及反腐敗的語言是不是和他的導師毛澤東如出一轍。
當前主流媒體上絕大部分紀念鄧小平的文章,是在舉著鄧旗反鄧旗。
仔細閱讀《鄧小平文選》就可發現,當前主流媒體上絕大部分紀念鄧小平的文章,其實都是胡趙余孽借紀念鄧小平來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路線,因此極力回避和閹割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思想,將鄧小平理論與科學社會主義做切割,是在舉著鄧旗反鄧旗。最近,胡舒立的財新網發表的幾篇文章,諸如《【舒立觀察】:什么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http://weekly.caixin.com/2014-08-15/100717186.html《周瑞金:應當繼承和發展鄧小平政治遺產》http://opinion.caixin.com/2014-08-18/100718071.html等等可謂典型代表。
胡舒立于90年代初曾接受美國各種可疑組織,諸如美國華盛頓外國記者中心(C0FJ)等等進行的專業培訓。1998年以來,胡舒立及其《財經》、財新網等媒體一直配合外資,攻擊中國的國有企業。胡舒立及其媒體多年以來奉行選擇性反腐的戰略,一直包庇那些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本主義化、私有化、憲政化的腐敗官員。
鄧小平1989年就明確指出,“腐敗現象很嚴重,這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系”,而今天的主流媒體卻在宣傳,腐敗的根源在馬列主義、在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制度身上。可見當前相當一批重量級官員和大老虎,奉行的不是鄧小平路線,而是胡趙式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及新自由主義路線,絕大部分主流媒體掌握在他們手中。
《鄧小平文選》中相關的內容舉不勝舉,可是全部被主流媒體閹割、漠視。早在1980年12月,鄧小平就指出:【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我們繼續堅持同對我們友好的西方國家交往,繼續堅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但是必須在思想政治領域把上述的斗爭進行到底。……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就會被種種資本主義勢力所侵蝕腐化。】在這里,鄧小平明確將資產階級自由化、西方國家的思想滲透,跟誘使黨員干部特權化腐敗化的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思想聯系起來,進行抵制和批判,這些都是對毛澤東相關思想的繼承。
1983年10月,鄧小平又指出:【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于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前年黨中央召開了思想戰線問題的座談會,批評了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和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現象,那個會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仍然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沒有克服,有的發展得更嚴重了。】可見,在當時的鄧小平看來,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已經在社會上廣泛傳播,而中共某些領導(鄧小平具體指的是胡耀邦等人)對此卻是軟弱渙散的應對態度。
1986年12月,鄧小平說:【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鄧小平這里提到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黨中央的保護層,指的就是總書記胡耀邦。
1987年1月,鄧小平指出:【我們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需要經常用四項基本原則教育人民。這幾年來,一直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但反對不力。盡管我多次強調要注意這個問題,可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黨的領導不力。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誤。所以黨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
1987年3月3日,鄧小平說:【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四個現代化,我們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個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3月8日,鄧小平又指出:【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去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我在那個會上講了話。當時我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現在要講,而且還要講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1987年7月,鄧小平說:【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基本路線。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最近我對一位外國朋友說,說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說我是保守派。】從這里可以看到,作為改革開放時期基本路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中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其實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兩者是一回事。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針對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說道:【要改換領導層……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
1989年9月鄧小平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多年來,我們的一些同志埋頭于具體事務,對政治動態不關心,對思想工作不重視,對腐敗現象警惕不足,糾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敗現象很嚴重,這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系。】鄧小平在這里明確將趙紫陽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歸入了敵我矛盾,并且十分清醒地認識到,腐敗現象之所以嚴重,關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腐蝕,使很多黨員干部不再信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1989年11月,鄧小平說:【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東歐的事情對我們說來并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西方國家對中國也是一樣,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今年的動亂也是遲早要出現的。其中也有我們內部的問題。你知道我們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如果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末肯定會有動亂,使我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斗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
在92年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還強調:【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真正關系到大局的是這個事。這是眼前的一個問題,并不是已經順利解決了,希望解決得好。……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于是我們推薦別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綜合以上相關論述可以看到,鄧小平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其代表人物就在黨內,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他們在黨中央里有保護傘,而后來的趙紫陽則干脆直接站到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分子一邊,妄圖篡黨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同時鄧小平也強調,黨內的特權和腐敗之所以泛濫起來,跟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利有很大關系。
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核心價值觀。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的高級干部,自然會對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產生動搖,從而樂忠于追逐個人物質欲望。9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大潮波濤洶涌,本土資本家階級出現的同時,外國壟斷資本也長驅直入攻城奪池,腐敗干部基本上已經淪為國內外資本家階級的狗腿子,或者自身直接成了國內外資本家階級的一員,蛻變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他們當然在內心深處奉行資產階級自由化理念,主張私有化經濟改革和憲政化政治改革,為大規模的腐敗(侵吞國資和權錢交易)開辟政策和制度空間,讓國內外資本家階級瓜分國有資產并合法化地控制國家政權。因此,腐敗的深層次思想根源,是新自由主義思潮、普世價值思潮、憲政思潮等等資產階級自由化理念。
早在1989年8月11日,鄧力群在在煙臺發表過這樣一段談話:【現在,確實出現了相當一些吃外國人飯、替外國辦事、幫外國人說話的中國人。其中有少數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變成外國人在中國的代理人。在我們的干部子弟中,說某某人在國外的存款高達上億美元,這顯然是謊言。但是,同外國人交往,接受賄賂,把錢存在外國銀行的人恐怕不是個別的。不能說已經形成一個買辦階級,但他們的確是新時代的洋奴。出現趙紫陽這么一個人物,確實有社會基礎。他也在培養支持和發展這個社會基礎,自己則成為這個基礎的代理人。先念同志給我講,他給陳云同志說過,“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大錯誤。但是,從這幾年來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云同志說: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動亂和暴亂,以趙紫陽為代表,在政治上形成了黨內的、社會上的反對派。】
如果在89年主動充當外國代理人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還是少數的話,今天他們已經發展壯大為一個實力龐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了。以任志強、潘石屹、馮侖、王石等為代表的反共地產富豪,只不過這個階級的核心勢力之一而已,以南方系、炎黃系、鳳凰系、財新系為代表的反共媒體勢力,則是其喉舌,他們打著改革開放旗幟曲解改革的本義,將改革曲解成(資本統治)復辟,將開放曲解成賣國。他們真正信奉的,是胡趙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主張的是資本主義化改革,奉行的是選擇性反腐的政治戰略,最終目標是瓦解共產黨和共和國,替胡趙翻案,為89年的動亂平反。
對鄧小平真正的、最好的紀念,就是徹底反腐,不僅僅反對一般性的腐敗,更要反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腐敗,尤其是清算他們推行私有化、侵吞國有資產、向美國及外國壟斷資本輸送巨額利益的非法行為(如賤賣銀行資產、購買兩房債券等垃圾債券等等)。但最根本的,仍然是要徹底清理新自由主義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徹底粉碎賣國的、顛覆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附:習仲勛、薄一波等人晚年談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
王震:中國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就是災難
摘自:《懷念敬愛的薄一波同志——兼憶薄一波同志與王震同志的交往和友誼》
2008-05-20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作者:李慎明
薄老和王老對小平同志在糾正毛主席晚年錯誤的同時、充分肯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與作用也是堅決支持的。1986年4月9日下午,王老來到中顧委自己的辦公室對我說:“你去看薄老在不在,我去看看他。”當得知薄老在外邊開會時,便說:“你把在家秘書找來。”薄老秘書董宏來了。王老對董宏說:“現在有些非毛化的現象,毛主席的家鄉很少有人去了。聽說薄老最近到湖南去,他是毛主席、周總理、少奇那時政治局的,薄老又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打得最重的一個。建議薄老到毛主席家鄉韶山去看看。少奇同志的家鄉也可走走。然后照個像,發個消息。薄公去一下,也體現了他一貫的政治家的風度。”事后,我聽董宏說,薄老本來就有此打算。董宏把王老的話報告后,薄老說:“ 英雄所見略同。”6月21日,王老得知薄老成行,即揮毫給薄老寫道:“ 湘人傳來信息,我公訪問毛、劉、彭(德懷)老一輩故居”,這“是一件令人感奮的喜事”,“由于你曾經是毛主席為首的最高領導集體的一位,尤有歷史意義”。回京后,薄老又約王老見面。薄老對王老說,到毛主席故居參觀人數最多的是1966年,290多萬人次。1976年以來,逐年減少。1980年達到最低點,23萬多人次。1981年后逐年上升,1983年達40余萬人次,1985年多達50多萬。薄老說:“小平同志真是偉大。1980年答意大利記者問時,明確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這句話,真說到家了。”王老聽后很高興,他說:“四項基本原則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很重要。中國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就是災難!”江澤民同志在毛澤東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驕傲,是我們國家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我們對毛澤東同志永遠懷著深深的尊敬和愛戴之情!”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也指出:“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同志又指出:“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薄老和王老當年對毛主席與毛澤東思想的深厚感情,與嗣后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代表黨中央的講話,的確是反映了全體黨心、民心和整個民族的心聲。
薄老和王老還都十分重視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王老晚年愛聽評書,喜愛上了袁闊成評說的《三國演義》。1985年12月27日下午,他約薄老、宋任窮、胡喬木、鄧力群、英若誠等同志一道在中顧委會議室會見袁闊成。王老先來個開場白說:“《三國演義》是我國古典文學名著,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藝術結晶。袁闊成等同志對它剔除糟粕,發揚精華,用評書藝術形式介紹給億萬聽眾,這對提高我們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有著重要的意義。中華民族需要大一統,需要一個長治久安的局面,袁闊成同志把《三國演義》中的這一道理講得很生動,給我們這些眼睛不大好的老人以很好的享受。” 他還說:“我們民族有著豐富而又寶貴的文化遺產。有人搞民族虛無主義,貶低中國、否定中國,主張全盤西化,人民群眾是堅決反對的。” 胡喬木同志在發言中說:“中華文化中有很多珍寶,當然也有糟粕。但現在有的人對中華文化根本沒有研究,認為中華文化留給我們的只有壞的,沒有好的,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都是錯的。甚至連中國的人種都要懷疑。這樣的人還提出了‘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一切向錢看,才能向前看。’”胡喬木同志和英若誠同志講過后,薄老說:“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努力向上的民族,是有骨氣的民族。為了發展自己,歷來是不排除外來先進科技文化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認為外國的什么東西都比中國好”。“我們的政策是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為了帶動大家都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與某些人講的‘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一切向錢看,才能向前看’是根本不同的。我的老鄉關云長就不那么愛錢。我們這些老頭子不能守舊,但也不能認為老的什么都不好。我們從小就不守舊,所以才有了新中國。一切為金錢才是真正守舊。我們共產黨不是苦行僧,我們說的是按勞分配。尤其是現在,要貫徹多勞多得。一切向錢看,就不可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全盤西化的言行,實際上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搞資本主義制度的,這是根本違背我國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的,是為我國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袁闊成同志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精神值得肯定和表揚。”薄老這次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寫于2008年1月20日)
〔作者李慎明,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研究員,北京 100732〕
彭真:必須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
摘自《彭真復出后反復強調要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吳文泰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hhz200710006.htm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5/66/13/4_1.html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彭真在四月初即已開始舉行的主要是研究經濟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會上發言。他發言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講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他義正詞嚴地拒絕了某些人讓他以個人在“文革”中的遭遇發言反毛的“建議”,尖銳指出,“現在一個突出問題是,應當怎樣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他認為,“對毛澤東同志,應當全面地來看。所謂全面,就是歷史的全面、現在的全面和未來的全面。”他說,“從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歷史時期來看,毛澤東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領導和偉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然,這不是說他在工作中沒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說到文化大革命這段時期,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但對他也不能一概否定……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工作也應全面地看。”(《彭真文選》,人民出版社,第364頁、365頁)
一九七九年春天,彭真曾住北京醫院全面檢查身體。同在北京醫院住院的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李立功,多次到彭真的病房看望老領導,同老領導無拘無術地交談。李立功在回憶文章中說:“談話中,他評論。‘文革’,既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表痛恨,又對動亂給黨和國家帶來的災難惋惜不止。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他依然是一往情深、堅信不疑。針對當時社會上有人詆毀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的言行,他旗幟鮮明地對我說,毛主席的功績不容否定,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黨工作的指針。毛主席的一生是偉大的,他在我國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這樣大的一個政黨,沒有一面旗幟不行,應該永遠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同心同德搞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緬懷彭真》,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02頁)
一九八四年,已經擔任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在一次談毛澤東對我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貢獻時,又一次講到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功績。他說:民族問題解決得好壞,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現在還沒有哪個國家解決得好,只有我們的毛主席采用民族區域自治的辦法,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還是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至于他晚年的錯誤,已經有了《決定》,不能總是抓住不放。他還深情地說,不能把我們這些人和毛澤東相提并論,我們都是他的學生。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彭真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廳局級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毛主席一生革命了五十幾年,領導我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他的功績是偉大的。他的主要錯誤,是最后十年,而且這個錯誤主要不應當只注意個人的原因,要用唯物史觀作歷史分析。發生這個錯誤首先是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如果抓住毛主席最后十年的錯誤把他一生的功勞都抹煞掉,我們的歷史就無法寫了。”(《彭真文選》第624頁)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象征,是新中國的象征,這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彭真對毛澤東功過是非的評價是全面、客觀、公正和辯證的。
在一九七九年四月那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彭真對舉什么旗幟、舉不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問題,講得很重,認為這是關系到天下治亂興亡的大問題。他作為老共產黨人,在這樣大是大非問題上,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堅定立場和鮮明態度。他說:“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如果把它放棄了,實際上也就是放棄了馬列主義旗幟,那末我們用什么理論采作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呢?我們必須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否則,必然造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個革命陣線的混亂,使親者痛,仇者快。”(《彭真文選》第365頁)此后,他在權力所及和力所能及的范圍,大力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一九七九年七月,全國人代會通過他主持起草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第一條,都寫上了“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在中國法學會成立大會講話說:“法學研究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同年十二月四日全國人代會通過的由他主持起草的新憲法的序言,在講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以及今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兩次寫上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但是,由于當時的領導不力,思想理論戰線一度比較混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呈蔓延、泛濫之勢,以至釀成了一九八六年底的所謂“學潮”和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彭真一九八六年一月在浙江考察工作時,主動提出到浙江大學去看看,并發表了《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武器》的長篇講話,從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和發展、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講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改革開放的關系等。他特別講到毛澤東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對發展馬列主義的貢獻:“新民主主義理論既不是照抄馬克思的,也不是照抄列寧的,是根據中國的國情和革命的實踐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彭真文選》第559頁)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在全國政法工作座談會上說:“我們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什么尼采呀,薩特呀,其實都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那一套,難道還能作為我們的精神武器?我們的武器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就是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取得勝利的。”(《彭真文選》第600頁)一九八八年九月在新疆干部大會上講話中他還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方向盤、指北針,按著它指示的方向走,就是出點問題也不會是大問題。放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了武器,就是赤手空拳,怎么能打勝仗?”“現在世界風云變幻,錯綜復雜,如果沒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的哲學思想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各種各樣的思潮面前,就會無所適從。”(《彭真文選》第623頁、625頁)在這次講話中,彭真還批駁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鼓吹者散布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過時論”:“現在還有一種觀點,就是講馬列主義過時了。這里,我想講一下馬克思、恩格斯怎么講他們的《共產黨宣言》的。《共產黨宣言》從一八四八年問世到現在快一個半世紀了。一八七二年翻譯成德文版時,馬克思、恩格斯在序言中說,《共產黨宣言》所講的一般基本原理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而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我們講的是馬克思基本原理嘛,至于如何具體運用那是你的事,如果馬克思把如何具體運用都告訴你了,那還要你干什么?我們搞馬克思主義六十多年了,現在有人說幾句‘過時了’,難道就能迷惑我們嗎?”(《彭真文選》第626頁)
一九八一年五月他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談會上講話說:“現在,我們有時討論起問題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思想不能統一,問題不得解決,有些就是因為立場、觀點、方法不那么對頭。所以要學習,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首先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因為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比較簡明扼要,我們比較容易懂。”(《彭真文選》第419頁)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在同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負責同志談話時,針對當時黨內和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思想比較混亂”的情況,他反來復去地說,“目前特別要提倡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目前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彭真文選》第525頁)“六四”后不久,他又說:“任何共產黨員都必須參加黨的一個組織,過組織生活。過組織生活,要聯系實際學習、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人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常識都沒有,卻在那里大喊‘突破’,誰知道他們要‘突’到哪里去!”(《彭真文選》第662頁)
一直有人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改革開放對立起來,鼓吹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僵化、保守,阻礙和反對改革開放。彭真對這種胡說非常憤慨,多次聲色俱厲地批判這種荒唐謬論。 他在浙江大學講話中說:“我們如果不是運用馬列主義(包括毛澤東思想,下同一一引者)分析問題,怎么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脫離開馬列主義的指導,怎么進行改革,朝著什么方向改革?……改革需要用馬列主義作指導,改革中有許多問題要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研究解決。怎么能把改革同馬列主義對立起來呢?……唯物辯證法對于任何事物在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著否定的理解。所以按照唯物辯證法,不僅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要消滅,無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自身也要消亡,人類要經過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還要向前發展。怎能說馬克思主義保守、反對改革呢?”“其實,要說保守僵化的話,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的理論才是保守的、僵化的。現在那些看起來很新鮮、很時髦的資產階級思潮,都是為資本主義現有秩序作辯護的。”(《彭真文選》第556頁、557頁、558頁)
彭真在新疆干部大會上講話時和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部分延安時代文藝老戰士座談會上講話時還說過:“現在有一種觀點,說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改革、開放,搞改革、開放就是反對馬列主義、非毛化。簡直是謬論!”“有人說,改革就是‘非馬列化’、‘非毛化’;堅持馬列,就是反對改革,就是‘保守派’。這話不是無知、誤解,就是一種挑撥。”(《彭真文選》第625頁、594頁)特別發人深思的,是一九八九年政治風波平息不久,彭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的一段話:“這些年來,我們實際上對精神文明建設忽視了。而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們卻肆無忌憚地抓輿論,抓意識形態,拼命毒化人們的靈魂,把很多人的思想搞亂了。結果鬧得四項基本原則好像不時興了,黨的核心領導作用、階級、工人農民等等都不大講了,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簡直有點像犯了忌諱,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倒吃香起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被說成僵化、保守,反對改革、開放。這種說法極為荒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不斷改革、發展、完善的。如果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反對改革、開放, 豈不等于說改革、開放就是背棄四項基本原則嗎?不知道這類人到底想搞什么樣的‘改革、開放’!”(《彭真文選》第661頁)
薄一波:防止兩極分化、發展集體經濟
摘自《薄一波給中國扶貧開發協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的信》
(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事物發展的過程,總是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產生出來。隨著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的與未富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分配不公的現象又從另一方面突出起來。如何做到公平分配、防止兩極分化,成為一個新的矛盾和課題又提上了解決的日程。
對于這一點,鄧小平同志早有預料和告誡。一九八五年他就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一九九○年他又說過:“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同志再次強調“要避免兩極分化”問題,并且具體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一九九三年,鄧小平同志又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
鄧小平同志的這些話,已見諸公開的文字。記得那時他和我們一塊兒議事,也常談起這個問題。鄧小平同志的思想很明確:實行改革開放以及一系列重要決策,總的目的就是要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不發展、老是貧窮,那不是社會主義;發展起來以后如果兩極分化了,那也不是社會主義。通過持續發展和公平合理的分配,使全國各個地區和全國各族人民都富裕起來,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也才是取得了完全成功。
這個思想,我認為是鄧小平同志設計的中國改革和發展藍圖的一個具有核心意義的思想,值得我們在認識上和實踐中深刻領會、全面把握。
現在是到了搞好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防止兩極分化的重要時候了。中央正在抓緊研究和解決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這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辦到的,但鑒于收入差距已經很大,貧富之間已經出現懸殊的現象,必須花大氣力來解決。客觀情勢不允許遲延。一是全黨要統一認識,把解決好分配問題作為一個突出課題或者像鄧小平同志說的一個中心課題。須知分配公平、共同致富,既是中國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的,又是其最深厚的動力源泉。二是解決分配問題,有了正確的指導原則和決議以后,還必須有一整套具體的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法。扶貧開發工作本身就是解決的辦法之一。三是衡量我們的分配問題解決得好與不好的重要標志,就是先富起來的能繼續富,未富的能日益增多地富起來,仍然貧困的能盡快脫貧而加入致富行列。這樣,中國的發展和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建立在最堅實的基礎之上。
分配是以發展為基礎的。經濟不發展,提高收入分配水平就會成為無源之水。所以鄧小平同志說,“發展是硬道理”。從農村來說,要完成扶貧脫貧任務,要使廣大農民群眾實現共同富裕,關鍵也是靠農村經濟的發展。
在農村的發展中,有一個大問題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和重視起來,這就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兩個飛躍”思想。他說:“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并說:“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鄧小平同志還說:“我最早提出兩個飛躍思想的時候,李先念同志說他都贊成,說這是一個大思想,這個思想一直沒有闡發。”
鄧小平同志的這些話是在一九九二年講的。有些農村地區已經在按“兩個飛躍”的路子向前發展。“兩個飛躍”思想是鄧小平同志關于農村改革和發展的總體設計和長遠戰略,是我國農村和農村經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確實是一個大思想。我們應在總結農村改革和發展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和貫徹這個重要思想。
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對于農村的發展和解決農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功不可沒。全面建設農村的小康社會,仍要始終堅持發揮家庭承包責任制的重要作用。按照鄧小平同志的思想,有一點需要從認識上和理論上搞清楚,就是這種一家一戶的經營,其潛力畢竟是有限的;從生產方式來說,這種生產責任制尚未從根本上擺脫傳統的小農經濟、小生產的生產方式。我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如果不逐步從小生產的方式走向社會化大生產的方式,是無法實現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
農民的分戶承包經營,是同集體的統一經營相互結合、相互促進的。這種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不僅要求農戶要不斷提高承包經營水平、拓展承包的項目與范圍,同時也必然要求集體不斷增強經濟力量和發展新的經營形式。所以鄧小平同志認為,農村還必須有第二個飛躍,即必須大力發展集體經濟,走向集約化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農業。
加快農村的發展,國家和社會需要通過市場手段與包括計劃在內的國家宏觀調控手段相結合,不斷加大對農村的資金投入、技術投入和人才投入,同時還必須加強農村的組織力量。關于組織群眾,歷來是我們黨的優勢和法寶,這個優勢和法寶不能丟。應在堅持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積極組織農戶和農民群眾走向產業化、走向大市場,不斷發展各種不同專業化分工和不同合作形式的集體經濟。只有這樣長期努力下去,才能使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全面轉到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方式的軌道上來。
北京的韓村河村、江蘇的華西村、浙江的航民村、河南的劉莊和南街村等等,它們在遵循鄧小平同志的“兩個飛躍”思想前進的過程中,從各自的具體實際出發所創造和積累的經驗,很值得重視。這些村子的集體經濟在走向大市場中,已顯示出自己的發展優勢和走共同致富道路的優越性。還有不少農村地區,在分散的家庭經營基礎上,引導農民自愿聯合起來,發展社區性和專業性的合作經濟組織,并引導這些合作經濟組織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聯結起來,逐步實現產業化經營、集約化經營和規模經營。這將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新的重要形式,也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的集約化、社會化、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上述這些事實都證明,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兩個飛躍”思想是完全正確的,各地正在發展著的農村集體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是不同于人民公社時期的那種集體經濟的新型集體經濟。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在農民群眾自愿的基礎上,應積極引導他們向著實現第二個飛躍的方向逐步前進。至于實現的具體形式、具體途徑,應允許和鼓勵農民群眾在實踐中大膽創造。
習仲勛: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
習仲勛副委員長生前為韶山題詞: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愿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紅網 江山攝)
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 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觀韶山感言寄語
毛雨時 夏佑新
(毛雨時:中共韶山村黨總支書記,黨的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夏佑新: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副館長。)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溘然長逝。巨星隕落,全國人民沉浸在深深的悲痛和懷念之中。
9月10日,各地群眾紛紛到韶山毛澤東故居吊唁、哀悼。截止10月9日,故居接待憑吊群眾28萬人。人們參觀故居,睹物思人,不禁潸然淚下。10月19日,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來韶山。故人已乘仙鶴去,空余小屋閑悠悠!參觀故居時陳永貴悲從心來,熱淚縱橫。晚飯時,陪同不斷為他敬菜,他說:我不想吃,今天胃不舒服。
1977年2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羅瑞卿坐著輪椅參觀了毛澤東故居、紀念館。在紀念館序廳,他要女兒將輪椅停下來。他艱難地站起,面對眼前高大的領袖塑像,緩緩地舉起右手莊嚴行禮!然后硬咽著說:“主席,我看你來了!”在場的同志見此情景,無不淚水奪眶而出!參觀毛澤東一家6烈士展時,羅瑞卿拉著女兒的手說:“毛主席一家是偉大的,今天到了毛主席家里,你要好好學習。我們不能忘記了主席,以后你每年都要來看看他老人家。”女兒不停地點頭。羅瑞卿反復叮囑:“你要記住呵,不要忘記了!"80年代初,社會上有些人攻擊、歪曲毛澤東,甚至叫囂要徹底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面對此等非難和倒行逆施,黨和人民給予了有力的回擊。
198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參觀韶山后寫道:“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愿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
1983年3月16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劉瀾濤在韶山說:“別的什么人物幾十年、百把年就過去了,人們的印象不深了。毛主席不同,一萬年以后人們還要傳頌。只要中國存在,毛主席的豐功偉績就存在,韶山就有人來瞻仰!”他在題詞中寫道:“瞻仰毛主席故居,是我多年的夙愿,今天得以實現,心情特別興奮!毛主席的音容笑貌,豐功偉績,使我深切懷念。永遠堅持和發展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是黨的基本原則,是我們對毛主席的最好懷念。”
198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在韶山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在中國,毛主席不僅僅教育了咱們這一代人,其中當然包括我在內,對后一代、后幾代也有重要的教育作用,今后仍然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留言簿上,他寫道:“永遠按照你所詮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前進。”寫完,他說:“我只想說這個。”
1987年2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任重在韶山滴水洞參觀時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他的貢獻,他的才華,他的詩詞和書法,到目前為止無人可比。”
1986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參觀韶山毛澤東紀念館時說:“像毛主席這樣的偉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他的認識會越來越深。至于晚年有錯誤,但哪一個人一生中沒有錯誤呢?”
1988年11月24日,國家主席楊尚昆專程到韶山視察參觀,他說:“現在有人想否定毛主席,我不來不行,來了就是一個表示。天下還是他為首打下來的嘛!”在紀念館參觀時,他對講解員說:“同志們,你們好!在這里工作,你們應該感到光榮!”在毛澤東革命家庭陳列室,他將女兒楊李叫到身邊,對她說:“到了毛主席家里,你要認真看看,他一家為革命犧牲了6位親人。”楊尚昆一邊參觀一邊對大家說:“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他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韶樂已停尚有村,群林盡染吊英魂。巍然勛業兼文采,功過千秋有定論。”198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參觀韶山時寫下的這首題詩表達了億萬人民對偉大領袖的萬端情思。毛澤東盡管離去,但豐功偉績與日月同輝。在“非毛化”泛起的日子里,韶山沒有沉淪,每年依然有20多萬人前來瞻仰。
“音容猶在我輩心中,
功勛永載世界史冊”
1986年,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鄧力群,寫下了這句話,深切表達了億萬人民對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緬懷之情。
毛澤東給現代中國留下了豐富而寶貴的精神遺產:他的偉大人格、他的杰出才華、他的豐功偉業、他的睿智和辯證的思想。而韶山沖這棟普通的農舍作為毛澤東偉大人生的遺留之一,閃爍著炫目動人的光彩,喚醒著人們對一個時代的回憶。
參觀韶山的人幾乎有著同樣的感受:毛澤東清貧的生活、忘我的工作、無私的奉獻、廉潔的作風,無一不是當今時代的楷模。199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參觀韶山后說:“我很受教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漢生說:“韶山是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好陣地。以后來這里參觀的人會日益多起來。大家都來學習毛澤東,學習毛澤東思想,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有希望。毛澤東思想是指導一切工作的指針,決不能丟,要教育千秋萬代傳下去。”1991年7月,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開辟“中南海豐澤園毛主席故居復原陳列”,展出毛澤東的家具及其他日用品25件。1993年12月,又增設“毛澤東遺物展”,集中展示毛澤東晚年生活遺物達200件,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毛澤東偉大平凡生活的另外一個鮮為人知的側面,給觀眾以強烈震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雷潔瓊參觀后寫下了題詞:“公者千古,私者一時。”一位學者參觀后說的話,給雷副委員長的題詞作了注解:“毛主席為什么這樣偉大?因為他是光明的象征,真理的象征,廉潔的化身。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我們民族、我們黨的優良品質和精神:艱苦奮斗、大公無私、嚴于律己、廉潔奉公。”
1991年3月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參觀韶山毛澤東紀念館時說:“毛主席一家犧牲了6個親人,真是了不起。”“要經常運用這些材料,對今人和后人,特別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在紀念館,江總書記看了毛岸英1949年寫給表舅向三立的一封信后,感動地說:“如果我們每個共產黨員、每個干部都像毛岸英同志信中所說的那樣,做人民的忠實兒女,我們就經得起任何嚴峻的考驗。3月17日,在長沙蓉園賓館會議室,江澤民談到干部隊伍的廉政建設問題時,又念了毛岸英的信,然后說:“我看了這封信后感慨系之。我聽洪學智講過毛主席是怎樣把毛岸英送到朝鮮前線,毛岸英是怎樣犧牲的后,十分感動。假如我們所有的干部都能像毛主席對待毛岸英那樣,我們的黨一定興旺,我們的黨一定為群眾所擁護!”
2003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視察韶山時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我們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記毛主席的恩情,不要忘記毛主席。今年是毛澤東主席誕生110周年,咱們懷念他,要紀念他,繼承他的遺志,繼承他老人家開創的事業,把中國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
2003年9月,國務委員唐家漩專程到韶山參觀。在毛澤東同志紀念館,他留言道:“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胡錦濤同志曾兩次專程到韶山視察、參觀。第一次是1993年6月30日,當時他在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參觀時這樣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江山,是千百萬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確實來之不易。作為后來人,我們一定要繼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事業,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懈努力。”2003年10月1日,胡錦濤同志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身分再次專程訪韶。訪問中,胡錦濤同志在毛澤東銅像前敬獻了花籃,參觀了改造一新的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毛澤東故居,并簽名留念。
1990年3月25日,習仲勛為河南“紅旗渠”通水25周年紀念活動題詞:“發揚紅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建設山區。” (中紅網、習仲勛紀念館網收集)
摘自《中華魂》2003年第12期《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觀韶山感言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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