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締一貫道行動是新中國建國伊始伴隨著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而進行的一場廣泛、劇烈、深刻的群眾斗爭，對于捍衛和鞏固新生政權，破除封建迷信，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保證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半個世紀后的今天，再回頭看一看并不遙遠的那段歷史，對于當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一

　　北京(平)市公安局成立伊始，民警們在社會調查工作中，發現一些人家里建有一貫道的道壇，供奉“師尊”和“師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參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嚴重和沒文化的普通群眾，也有士農工商各階層的人，有些還是有身份的人，留用的國民黨舊警察中的道徒和道親也為數不少。進一步調查得知，建有道壇的是一貫道的傳師家，并且為數不少的傳師以前不是地痞流氓、惡霸地主，就是日寇時期當過漢奸和國民黨特工等。前去叩拜的都是一貫道道徒和道親。民警看見，道壇所在的屋子里煙氣繚繞，道徒和道親對著“師尊”和“師母”像燃香跪拜。被稱為“三才”的三個未成年孩子用被稱為“扶乩”的把戲騙人。“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天才”用一個綁著的木棍在沙盤上寫字，“人才”把寫出的字念出來，“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訓”字寫在紙上，要道徒拿錢來“行功”、“獻心”，以免災難，沒錢的也不要緊，“舍身辦道”即可。

　　民警還發現，北京城郊區充斥著一千多個一貫道中層等級以上的道壇，道徒和道親在自家自行設的小型道壇則難以計數，道徒達到了20余萬人，是北平地區最大的封建會道門組織。于是，民警們開始研究起一貫道來。一貫道最早是從明朝的“羅祖教”衍生而來的。“羅祖教”是一個從佛教的旁門左道滋生出來的異教。明朝時，山東即墨縣豬毛城有個叫羅孟鴻的人，28歲出家到北京密云霧靈山當和尚，41歲那年，羅孟鴻另立“羅祖教”，詭稱自己的初祖是佛教的禪宗，他抄襲佛經和神話傳記，編撰成“龍經”《五部六冊》，作為傳教的主要經典。“羅祖教”以后又繁衍、分裂出“先天道”、“老爺道”、“歸根道”、“三花道”、“西華堂”、“東震堂”等。1882年，山東青州人劉清虛把“東震堂”改為“一貫道”，流傳下來。1930年，山東人張光壁篡奪了一貫道的掌道權，把總壇設在濟南，派人到全國各地“開荒”建壇。1933年，舊軍人出身的一貫道點傳師栗春旭被張光壁派到北平“開荒”辦道。栗春旭很會爭取上層人士，在取得曾任國會議員的山東同鄉周景成的信任后，在周的家里修建了一個佛堂。這是一貫道在北平建立的最早的壇口，當時加入者多是軍閥和失意政客，有曾任袁世凱政府財政部長的周子齊、軍閥唐天喜等。

　　僅六年的時間，一貫道遍及魯、冀、杭、滬等地，道徒達到了數十萬眾。1936年，見一貫道成了氣候，張光壁自命一貫道“師尊”，他的妻子劉率貞和妾孫素珍被尊為“師母”。 

　　日寇侵華期間，日軍認為一貫道宣揚的“萬教歸一”，“吾道一以貫之”等符合日本統治者所謂儒佛神道的精神統治需求，于是將一貫道作為麻痹民眾，為其侵略擴張服務的工具加以扶植和利用。為了尋求支持，張光壁也迎合日寇，一時間，大小漢奸紛紛入道。張光壁借此散布“有大劫降臨，人道才能免災劫”，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受其欺騙，也紛紛人道求安。

　　一貫道越鬧越大，引起了國民政府的不安，張光壁被召去南京軟禁起來，以控制一貫道的無限發展。得知張光壁被囚，北京的栗春旭宣稱“師尊給處死了”，想取代師尊的位置。而在天津傳道的張五福忠于師尊，到處活動，愿以財產甚至性命保釋師尊。見風使舵的張光壁此時歸順了國民政府，把栗春旭趕出道門，派張五福接替了北平的道務。

　　北平一貫道道長張五福與駐平的日本憲兵隊長相勾結，取得了“憲兵隊顧問”的頭銜，借此大肆吸收敵偽人員入道充當骨干，依靠這些人的勢力，抓住戰亂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的機會，使北平的一貫道組織迅速膨脹起來。自1933年至1946年前后，北平的一貫道中層以上道壇已達1360余個，家庭佛壇無數，道徒多達20余萬人。至此，一貫道已經淪為一個具有反革命政治色彩的組織了。日本投降后，張五福又暗中投靠了國民政府。國民黨知道一貫道擁有龐大的社會基礎，表面上明令取締，暗中卻命特務機關加緊控制一貫道。軍統局北平站曾召集一貫道壇主以上的人員集訓，要其對抗“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張五福乘勢由過去的擁護“大東亞共榮圈”改為標榜擁護“戡亂救國”，對軍統局北平站站長馬漢三表示：一貫道與共產黨勢不兩立!

　　為了取悅國民黨駐北平要員的歡心，張五福多次宴請馬漢三、北平最高法院院長居正、國民黨防空司令胡伯翰夫婦等人，給馬漢三家送去名人字畫等昂貴禮物。馬漢三升調北平市市政局任職后，張五福又送去數百萬元現款賀喜。依仗這些勢力，一貫道在政權更迭、人荒馬亂的年代仍能一如既往地辦道。

　　1947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反攻下，國民黨節節敗退。張光壁攜家離平逃往四川成都后病斃，其子張英譽與孫素珍相互爭奪道權，一貫道從此分為“師兄派”和“師母派”兩大陣營。北平道長張五福追隨“師母”孫素珍，他要求北平的道徒效忠師母。孫素珍不甘心北平的道務落入不迷信的共產黨的手上，于是制訂了“撤銷佛像，化整為零”的隱蔽策略，并于1948年從四川派了一名姓白的點傳師潛入北平，協助張五福以開辦“懺悔班”的名義，召集大小道首傳達“師母”旨意，轉移佛堂，藏匿財產，抵抗共產黨。一貫道成為了一個徹底的反動政治組織。

　　二 

　　摸清了一貫道的反動發跡史后，剛剛上任的公安部長把情況匯報給了中共中央。中央認為，由于會道門主要是利用群眾迷信、落后進行活動，因此，取締一貫道等反動會道門要等待成熟的時機，農村必須在土改完成以后，城市必須在民主改革以后，即必須在廣大群眾具有初步的政治覺悟，經濟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礎之上進行。

　　為此，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一貫道調查組，調查一貫道的罪惡行徑，為國家制訂取締一貫道的政策提供證據。

　　調查組的民警們雖然知曉了一貫道的反動歷史，但還是不明白一貫道究竟用什么方式能虜住那么多道徒和道親的心。

　　1949年8月22日，東郊公安分局東壩鎮派出所獲取了一條重要線索：曾給道長張五福當過8年“天才”的高永周最近偷偷從保定返回北平，藏匿在城內西河沿8號。調查組立即意識到，高永周可能成為揭開一貫道骯臟黑幕的突破口。8月26日，高永周被請到了派出所，經過公安干警的啟發教育，高永周表示愿意配合政府搞清楚北平市一貫道的情況。

　　隨著高永周的回憶交代，調查組眼前出現了一張龐大復雜如蜘蛛網的北京市一貫道組織分布圖：總壇設在德勝門內新華寺街15號張五福的住地，由他控制著。總壇下設了成百上千個分壇和家壇，每個壇都設有壇主、點傳師和“三才”。抗戰期間，因為發展太快，張五福感覺難以掌控，于是重新排序，把全市道壇按照“七善”分為“孝”、“悌”、“忠”、“信”、“禮”、“義”和“廉”七大壇。每個大壇設一個“善長”，并且配有壇主、點傳師和三才在內的“一套班子”。“善長”負責管理下一層的道壇。“七善”又被劃成八個中心，每個中心設一名“代表”。這樣，七個“善長”和八大中心“代表”幫助張五福掌管全市的道務。

　　在高永周揭露一貫道的真實內幕前，調查組的民警們根據調查得來的情況大膽推測，一貫道不過是利用許多人頭腦中存在的深厚迷信思想生存而已。但是，高永周的揭發卻讓大家驚愕不已，一貫道比他們想象的要罪惡和骯臟得多。高永周對一貫道的揭露刊登在1950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原文是：我是18歲入的道，因為我還機靈，所以一貫道天津的一個頭子劉新泉便教我練“天才”，整天背“經書”，學著作四六句、五七言的流口轍，拿著木棍在沙盤上練寫行書，并且不許出房門一步，怕我向別人說。但主要的還是教我怎樣和“點傳師”串通一氣，在“扶乩”時見機行事，以使人們相信。一個不很懂事的孩子能念念有詞，而且與求神的人們的希望符合，一定是有神道，不會有假。其實，“點傳師”早就暗示給我求神的是什么人，因此，我閉上眼睛編出來的“壇訓”，大致都能合情，合理。為什么“壇訓”都能合轍押韻呢?那是因為練得熟悉了的緣故。像道徒入道時燒“表文”以前，我便從“表文”上看到了入道人的姓名等等，到“扶乩”時，我便把他們的名字編到“神訓”里，不知底細的人很容易信以為真，便上了當。如果臨時來不及了解，我便憑著經驗把話編得模糊一些，這叫隱語，目的不外是要道徒拿錢來“行功”、“獻心”，以免災難，沒錢便叫他們“舍身辦道”。這些年來，道徒們在“開壇”、“立班”、“渡仙”“超拔”時。這套鬼把戲蒙住的可多了。由于沒有止境的“行功”、“獻心”，而把家產錢財獻光了的數也數不清。有時，“天才”還偽裝某某“神”借我的身子，這叫做“借殼”，裝神弄鬼，自稱什么“濟公活佛”、“白鳳大仙”之類，欺騙無知道徒……

　　一貫道訓稱：人有十條罪，勸一人人道可立一功，贖一罪，多立功，多贖罪，人道者要勸親友人道，道徒不勸道就是心不誠。這聽起來多少有些像是當今的傳銷和賣保險，先把自己的親朋好友拉下水。

　　一貫道的大小壇主多是城鎮富豪、惡霸權勢、鄉村地主富農等，為了多“渡人”，他們散布“人道避災免禍”、“死后冬不挺尸夏不臭”等迷信謊言，并利用手中權勢強迫群眾人道。

　　道徒們一人道便成為斂財的對象，“人道費”、“功德費”、“行功費”、“獻心費”、“盡孝費”、“免冤費”等費用五花八門。僅人道時每人交的“功德費”一項，就合十幾斤白面。當時北平市共有20多萬道徒，“功德費”聚合起來就有5萬袋白面，大多落人少數道首賬下。

　　抓獲反動“道首”

　　三

　　在調查組的工作快速推進的時候，張五福也似乎察覺了政府取締一貫道的決心。

　　1949年4月的一天，張五福在王府井大街德豐西服店樓上秘密集會時說：“天時緊急，我將不出面了，以后道中事務統由王鐘麟負責，單線傳道。”又以“師母”孫素珍的名義發布“防魔考”，要求道徒“不忘宏愿忍辱待時”，遇考時要“咬緊牙關，虛虛實實，只承認錯誤，不承認罪惡。”

　　此時，倉惶出逃的孫素珍由四川潛回北京籌措活動經費。在北新橋頭條28號其秘密落腳處召集北京主要道首開會，指派王鐘麟、馬書魯等五人為核心小組。并在全市各壇搞“渡大仙”活動，先后渡了“楊六郎”、“白鳳仙”等“神仙”73名，騙取黃金730兩。

　　“渡大仙”活動中，孫素珍和張五福以“喻、訓、條”的形式，通過王鐘麟等人向城郊各壇發指令，傳播謠言，“國民黨打不了，八路軍長不了，將來是一貫道的天下”、“天時將變，世界大戰將起”、“五魔鬧中原，萬教齊發，法術齊施”等。

　　孫素珍的返京，使一度悲觀的一貫道似又重新打起了精神，雖然不敢在城區明著活動，就躲在京郊暗中對抗政府。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開始在新解放區實行土改運動的準備工作，孫素珍傳出“母訓”，不許道徒人農會，對抗農村土地改革。一些壇主強迫道徒退還分得的土地，散布說：“種地是瞎費力氣，將來收糧是八路軍的”、“秋后要實行二次土改。”一貫道散布的謠言嚴重干擾了人民群眾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西郊的道首炮制了“黑龍大俠舍圣水給人治病”的謠言，使許多農民放下農活，成群結隊到山里取“圣水”。這年的雨水大。一貫道造謠說是“天意不順”，雨水沖刷天安門前的石獅子，一貫道說：“石獅子流淚，天安門的石獅，在李闖王時就流過淚，天下沒長久，如今又掉了淚。共產黨也長不了。”

　　正當調查組到處取證的時候，一貫道又放出了謠言：“鼓樓冒煙兒，八路軍要顛兒!”這則謠言一時傳遍北京城，每天傍晚的時候，大人小孩兒紛紛擁向鼓樓，觀看鼓樓頂上的煙氣升騰、彌漫，北京附近的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很多人聞訊而來看究竟。一時間，鼓樓附近人滿為患，交通嚴重堵塞。

　　為了弄清真相，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副處長劉堅夫組織消防人員架起云梯，想看看鼓樓頂上什么東西在冒煙。可是鼓樓太高，向外延伸的飛檐也阻礙了消防員的努力。劉堅夫又去找北京的幾家私人營造廠，想搭個木架子爬上鼓樓。但私人營造廠心里沒底，不敢接這個活兒。這期間，謠言越傳越兇，人心更加惶恐。在劉堅夫的說服下，一家營造廠終于同意相幫。高高的木架子搭成后，消防人員和市民眾教育館青年干部鐵軍以及記者爬上去察看，發現鼓樓頂上的“煙”竟是一大群小飛蟲。經昆蟲專家鑒定，這種喜歡扎堆兒的飛蟲學名叫搖蟻，產于不流動的水中，喜歡在建筑物頂端聚集。民警把鼓樓頂的搖蟻捕來展示在鼓樓下讓群眾觀看。《北京日報》也專門發表文章說明。謠言被戳穿。

　　朝鮮戰爭爆發后，一貫道變本加厲，益發猖獗，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戰快起來了，美蔣軍要來北京，八路軍要完了”等言論。在一貫道散發的反革命傳單中，公然號召道徒反對共產黨，反抗人民政權，要道徒們“聯成一氣，同心共膽，能文的用文，能武的用武，合群合力，然后再拿出金剛手段……”孫素珍還給道徒們封官許愿：一貫道的首領即是將來的真主，點傳師都將任縣長以上職位。張五福則拋出一篇名為《指路燈》的秘密鉛印件，指示各壇“當進則進，當犧牲則犧牲”。在此煽動下，有的道首號召道徒不惜以武力對抗人民民主專政的打擊，一些壇主還組織道徒練武，購買槍刀等，只待道長一聲令下，進行武裝暴亂，夢想復辟。

　　此時的一貫道已經不僅是欺騙與陷害群眾的封建迷信組織，更是一個與人民為敵、與政府為敵、與社會為敵的反動政治組織了，取締它已成必然。

　　1950年10月10日，隨著“雙十指示”的發出，打擊土匪、特務、惡霸、反動黨團骨干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五方面分子的運動開始了。

　　四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統一行動，130名一貫道首要分子幾乎同一時間內被逮捕。

　　19日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張貼了由北京市長聶榮臻、副市長張友漁、吳晗簽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締一貫道的布告。《人民日報》在當天的社論中指出：“這是維護首都治安，保護生產，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和反革命謠言的必要措施。”

　　行動是以嚴格“區別對待”的方針進行的，逮捕的都是點傳師以上的少數重要分子和有政治破壞活動、頑固不化、惡貫滿盈的道主。對于點傳師以下，包括“三才”在內的家壇主以上的受騙上當人員只做登記處理，而對一般的道徒，他們多半是因為存在著封建迷信思想而被騙人道的，只要其聲明脫離一貫道，停止一切有關活動，就不加追究。凡是已經與反革命分子一刀兩斷，并能勇敢地揭發毒害自己的反動道首，檢舉披著“仙佛”、“師尊”外衣的特務分子，揭露其各種奸謀，協助政府肅清一貫道的，則會受到政府的獎勵。

　　由于統一行動事先做了深入調查。準備充分，行動迅速，除了大道首孫素珍、張五福潛逃外，包括重要道首王鐘麟、米國權等人在內的主要成員都落網了。行動中還搜出大量反動罪證，其中有國民黨黨旗，美國國旗，日偽和國民黨特務證件，潛藏活動計劃，反動乩語和謠言底稿，手槍、刺刀、短劍以及埋在地下、藏于密室的大量金條、銀元等。

　　各公安分局在管區內設立登記點，抽調干部組成登記小組，負責對一貫道道徒等進行登記、談話和收繳證物等工作。但是，登記工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順利。一些道徒受“應付魔考十九條”的毒害和影響，并不來登記點登記，有人猶豫觀望，有人外出避風，也有人表現驚慌，還有抱著敵對情緒的。

　　針對這種情況，北京市委有關部門有針對性地進行宣傳，揭露一貫道的罪行，報刊重點刊登一貫道罪行的資料，比如《一貫道是什么東西》、《一貫道的罪惡史實》、《扶乩真相》等等，以提高群眾對一貫道的認識。各公安分局和各區工作組深入街道、村莊、工礦進一步宣傳、動員群眾，揭發控訴一貫道罪行，推動登記退道工作的開展。外五區還召開片會、院落會，一些覺悟了的登記人員在會上揭發一貫道內幕，道徒方知上當受騙，紛紛退道。外五公安分局把逃至通縣藏匿的大道首張承忠逮捕歸案，押解到天橋小桃同戲院和吉祥戲院召開控訴大會，激起了道徒對一貫道的仇恨，當場要求登記坦白和聲明退道者不計其數。

　　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辦了題為《一貫害人道》的一貫道罪證展，參觀者絡繹不絕，每天多達4000人。人們看到了一貫道長期勒索欺詐所得的數不盡的財物、金磚銀元、玉器古玩，還有大煙具、刀槍劍戟等等。一個多月的時間，參觀人數達到了26萬，中央領導和一些國家的使節等也參觀了展覽。罪證展中由悔過的一貫道壇主、三才當眾表演的“扶鸞請仙”等騙局，很多道徒感到過去被愚弄了。

　　北京取締一貫道工作歷時兩個月，先后逮捕反動道首381人;槍斃反動道首42人;登記點傳師720人，壇主4775人，“三才”663人;聲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閉大小壇1283個。

　　經過這場斗爭，北京的一貫道從組織上和思想上被徹底摧毀。一位外國記者撰文說：“共產黨是一把鐵掃帚，一掃帚把妓院掃光了，又一掃帚把一貫道掃光了，真厲害!”(《檔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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