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第4期刊登了李銳寫的《向胡耀邦學習——<胡耀邦傳>序言》一文。如同李銳寫的其它許多文字一樣，萬變不離其宗，其攻擊的矛頭也是指向毛澤東的。對他的這個行徑，顯然有加以揭露和評論的必要。

　　一、所謂的《胡耀邦傳》序言

　　胡耀邦是“紅小鬼”出身，是一位14歲即參加革命的老革命。但是，他在晚年為一幫思想很右的人所影響，對這幫人很同情，很寬容，成了他們的一把保護傘，成了他們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希望所在。1987年初，胡耀邦就是因為犯右的錯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離開了中央總書記的崗位的。胡耀邦的去職，使那幫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人們如喪考妣，痛心疾首，大失所望。他們自然很不甘心，一有機會，就要跳出來大做文章，為他鳴不平，為他歌功頌德。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吹捧胡耀邦、歌頌胡耀邦并不是出于對他的崇敬，而是為了在中國搞資本主義。胡耀邦去世，他們曾這樣跳出來鬧過，胡耀邦的生日和忌日，他們也都要這樣跳出來鬧一番。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他們當然也不會放棄這樣一個大好機會，《炎黃春秋》今年第4期刊登的“重頭”文章——李銳的《向胡耀邦學習——<胡耀邦傳>序言》就是為此而發的。

　　《胡耀邦傳》當初出版時，我曾在新華書店的書柜上粗粗翻看過，覺得可讀性不強，雖然提供了一些資料但是也說不上豐富，所以當時沒有買，后來也沒有去讀。這次《炎黃春秋》刊登的李文，副標題是“《胡耀邦傳》序言”，但在我的記憶里好像該書并沒有李銳的這個序言，于是又從圖書館借來此書翻看，果然沒有這個所謂的序言。看來，這是李銳在虛張聲勢，是為了擴大自己文章的影響而炮制出來的東西。當然，也不排除李銳當初確曾寫過這么一個序言，但是，由于其所具有的挺胡耀邦反毛澤東的明顯的政治意圖，在出版《胡耀邦傳》時而被否定被取消掉也是很有可能的。問題在于，既然這個序言已經被否定被取消了，沒有得到社會的承認，沒有成為該書的一部分，怎么可以在幾年以后又拿出來，并且還繼續把它說成是《胡耀邦傳》一書的序言呢?難道《胡耀邦傳》和它的序言是可以身首異處的嗎?現在，《炎黃春秋》發表這樣的文字，也清楚地說明，他們的政治意圖和同意《胡耀邦傳》一書出版者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和主張是格格不入、大相徑庭的。

　　無獨有偶的是，這樣的事不只是李銳和《炎黃春秋》在做，其他一些人也在做。在網上，我曾看到過一篇所謂《胡耀邦傳》的“編者前言”，顯然也具有同樣的性質。這個所謂的“編者前言”在《胡耀邦傳》一書里也是沒有的。很可能也是在正式出版《胡耀邦傳》時被否定或取消掉的。我認為，當時取消這個所謂“編者前言”是完全應該的。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看它的一些文字：“胡耀邦最難能可貴之處，不在于他擔任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國際共運史上并非所有的領導人都能受到人民群眾的尊敬和懷念，而耀邦卻特具魅力，體現在他生前受到廣大人民群眾愛戴，身后更受到愈來愈深切的懷念。原因就在于，他有一顆真心誠意把人當成人來尊重、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心，實踐具有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把胡耀邦提高到“國際共運史”的高度來評價，是不是太過分了?把他的所謂“特具魅力”歸因于 “實踐具有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是不是離馬克思主義太遠了?寫作這樣的“編者前言”究竟是要向人們發出怎樣的信號?這一切，都很值得人們懷疑。應該說，“編者前言”之不被通過而被取消是很自然的。只不過時過境遷，現在再搞這樣的東西已經很難起多大作用了。

　　二、說胡耀邦“最得人心”意在貶低毛澤東

　　李銳說：“我們黨的歷屆正式領導人，從陳獨秀開始，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華國鋒……一一回顧起來，最得人心的我個人以為是胡耀邦。”

　　李銳在這里強調了“黨的歷屆正式領導人”，但是，從他所列舉的情況看，其實并不正確。比如六屆一中全會選出的“正式領導人”是向忠發，李立三當時是政治局候補的常委和農委書記，但是由于向忠發并不具體負責，李立三成了實際上的領導人，但是他并不是“正式領導人”。又比如，王明是在向忠發被捕叛變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積極扶持下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上臺的。秦邦憲是王明到共產國際工作后在六屆五中全會上擔任領導人的。張聞天則是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領導人的。他們作為領導人都沒有作滿一屆，因此也很難說是某一屆的正式領導人。這當中特別是向忠發被捕后很快就叛變，成了叛徒，李文仍將其列入“歷屆正式領導人”之中，顯然也是極不妥當的。

　　李銳說“黨的歷屆正式領導人”里“最得人心的”是胡耀邦，其潛臺詞顯然是說，毛澤東不如胡耀邦得人心。

　　這里不需要去大講毛澤東的偉大的歷史功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建國后所取得的令世界矚目的巨大成就已經用事實表明，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中央關于“永遠銘記”的表態，網上連綿不絕的對毛澤東的思念，群眾中傳唱至今的大量“紅歌”，也都是毛澤東大得人心、深得人心、永得人心的生動證明。去年我到俄羅斯旅游，在游覽夏宮時，一位拉美摸樣的青年見到我們是中國人，馬上很友好地用中文說，“你好!”接著就舉起手臂，并豎起大拇指高呼：“毛主席萬歲!”這表明，毛澤東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都有巨大影響，而且不只是當時，幾十年后仍然經久不衰。他的思想至今還在指導著我們前進。這些，又豈是胡耀邦所能與之相比的?胡耀邦擔任中央領導人僅7年時間，而真正掌舵的其實是鄧小平，嚴格地說，他只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做了一些具體的事。至于他自己堅持的一些東西，如現在仍被一些人吹噓的“民主、自由”之類，實際上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套，于黨和國家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如果說他“最得人心”，那就只能說，他最得資產階級右派之人心，而很不得無產階級左派之人心。事實難道不正是這樣嗎?像魏京生、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郭羅基等，他都是要保護的，他當然會得到他們的擁護，得他們之人心。但是，對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來說，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由于他反對學大寨，反對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農民出身的副總理陳永貴對他就很不滿，和他當面頂過牛，還稱他為“胡亂邦”。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由于不重視農田水利建設，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下降了。陳永貴的看法是對的，而胡耀邦的看法是錯的。由于他不講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彭真、余秋里、楊尚昆等對他也都很不滿，更不用說被稱為“左王”的胡喬木和鄧力群了。中央支持他的恐怕只有趙紫陽、萬里、田紀云等幾個人，而真正站出來支持他的幾乎沒有。在這方面，甚至連他在延安時期的好友王鶴壽(王與胡耀邦、陶鑄在延安時期關系很好，人稱“桃園三結義”)，也上門批評他“態度不端正”，“列舉‘晉江假藥案’、‘要開除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事例，說胡耀邦‘目無中央’，鄧小平、陳云他們說了，到胡耀邦和中央書記處那里就頂著不辦。”(鄭仲兵：《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183頁)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本人在“民主生活會”上也作了檢討，表示要承擔一切責任。只是對“拉幫結派”和“有野心”等，要求中央審查清楚。在1987年1月16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于胡耀邦的辭職請求是一致同意的。這些都說明，李文關于胡耀邦是歷屆中央領導人中“最得人心”的說法顯然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

　　在究竟是毛澤東最得人心還是胡耀邦最得人心這個問題上，我們還可以從他們二人在網上的相關網頁數得到說明。經百度搜索，毛澤東的相關網頁數為27，800，000篇，而胡耀邦的相關網頁數只有616，000篇，連毛澤東數字的零頭還不夠，相差達27，184，000篇。在這里，究竟是毛澤東最得人心，還是胡耀邦最得人心，是再清楚不過了。

　　三、胡是“真正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的一個人物”嗎?

　　李文說，“在黨內黨外公眾的心目中，他是黨的良心，社會的良心。耀邦是應該得到這樣的歷史地位的，因為他是真正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的一個人物。”為了論證這一點，文章講了兩件事：一是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一是“平反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

　　但是，正像我在本文前面所已經指出的，這些事都是在鄧小平領導下做的具體工作，實際上，李文也承認是“在鄧小平、葉劍英、陳云支持下”進行的，怎么能說他是“真正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的一個人物”呢?而且，改革開放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開放的同時還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并不是對過去歷史進行徹底否定，又怎么能夠把它說成是“扭轉乾坤”呢?

　　問題還在于，對李文所說的這兩件事本身也還需要進行分析和反思。本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并不是一個什么科學發現，之所以要對其進行大規模的討論，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具體地說，就是為了要批判“兩個凡是”。照理說，這是中央內部的分歧，應該首先在中央內部求得解決，但是，實際上卻是一些人背著一些中央領導人，運用自己所掌控的機關和輿論工具把問題捅了出去。這個做法是光明正大的嗎?再比如，平反冤假錯案是應該的，但是，當時的做法實際上形成了“一風吹”的局面，似乎過去所定的案子都是“冤假錯案”，這樣做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嗎?由于這兩件事，給人造成了這樣的印象：似乎毛澤東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從事的偉大事業都做錯了，而過去在歷次運動中受到批判和沖擊的人全都是好人，甚至全都是優秀分子，而在歷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全都變成了壞人或小人。也許這就是李文所說的“扭轉乾坤”吧。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在社會上形成了“信仰危機”。許多人對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懷疑動搖起來，人們只知 “向錢看”，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精神動力。這樣下去當然是危險的。中央后來之所以要通過《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重新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建國以來的偉大成就，顯然與此有關。從這里也可看到，對于兩件事的負面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為了彰顯胡耀邦“扭轉乾坤，推動歷史”的作用，李銳還大講胡耀邦的“過人膽識”。他說，“據我所知，耀邦從理論到實踐的過人膽識，由來已久。”他從胡14歲參加革命講到延安的搶救運動，從擔任川北黨政領導講到團中央第一書記，從擔任陜西省委第一書記到文化大革命，似乎都是一貫正確的，并且這些都和他的“過人膽識”有關。

　　其實，情況并非如此。就以李文所提到的“土改中實行保護富農和對地主的溫和政策，不許農民亂罰亂斗，進城抓人”來說，實際上川北所實行的正是中央的政策，并不存在什么他個人的“過人膽識”的問題。《胡耀邦傳》對此也講得很清楚：“川北的土地改革，是完全按照中央頒布的《土地改革法》和《關于劃分階級成分的決定》進行的。”(張黎群等：《胡耀邦傳》，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頁)應該說，土地改革是一場埋葬封建制度、消滅地主階級的偉大革命，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它被稱為土地革命。抗日戰爭時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為了團結更多的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組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將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調整為減租減息的政策。而在抗戰勝利以后，又繼續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時對富農改行保護政策。此時土地革命雖改稱土地改革，但是，其反封建的性質并未發生變化，仍然是一場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絕對不是什么“和平土改”，也絕不是李銳所說的什么“溫和政策”。實際情況也是這樣。由于《土地改革法》是在1950年6月公布的，而川北的土改開始較晚，一些地主眼看自己的財產行將不保，于是分散、倒賣、隱藏甚至燒毀糧食，拆賣房屋，破壞農具，殺害或餓死耕牛，砍伐森林，造成很大破壞。所以在土改過程中還開展了反破壞、反分散、反隱瞞的斗爭，后來還制定了《正確開展懲治不法地主斗爭的幾項規定》。在土改中，農民通過憶苦思甜提高了階級覺悟，對地主階級進行了合理合法的斗爭，怎么能說對地主實行的是“溫和政策”?

　　又比如，李文說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匯報提綱”里，“根據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從而否定了‘知識私有’、‘白專道路’等打擊知識分子的錯誤提法。”應該說，胡這樣說并不正確，當然也談不上什么“過人膽識”。實際上，科學和技術是兩個不同的范疇，科學是反映了客觀規律的知識體系，是一種屬于理論形態的東西;而技術，是人類與自然斗爭的方法和手段，是一種屬于實用形態的東西。馬克思從來不把科學和技術放在一道說，更沒有說過什么“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樣的話。這個“匯報提綱”曾把“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當做毛澤東的語錄，但是，當鄧小平把提綱交給毛澤東時，毛當即表示，不記得曾經講過此話。至于說馬克思曾講過此話，“匯報提綱”的起草者曾動員許多人查找，費了很大的勁，最后才在《政治經濟學批評大綱》里找到了一句話：“固定資本在生產過程內部作為機器來同勞動相對立的時候，而整個生產過程不是從屬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現為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的時候，只有到這個時候，資本才獲得了充分的發展，或者說，資本才造成了雨自己相結合的生產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第94頁)但是，馬克思的這句話無論從語言上還是從內容上都是與“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大不一樣的。馬克思講的不是“科學技術”，而是“科學”、“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這些概念顯然不是一回事。“科學”不同于“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前者是知識形態的東西，要應用于工藝或生產過程，必須經歷一個轉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比較短，如原子能被利用于發電;也可能比較長，甚至遙遙無期，如陳景潤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何時能應用于生產，恐怕誰也說不出來。顯然，籠統地說“科學是生產力”是不正確的。至于“知識私有”“白專道路”只是一種現象，它只與人的世界觀有關，而與科學技術是不是生產力并沒有必然聯系。實際上，過去沒有講“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存在“知識私有”、“白專道路”的現象，后來大講“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甚至大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照樣存在“知識私有”和“白專道路”的現象。顯而易見，由于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不抓世界觀的改造，對知識分子不加引導，完全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現在這種現象比過去更加嚴重了。

　　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一貫正確的智者，更不存在什么“由來已久”的“膽識過人”的超人。我們從李文里也可看到，胡自己就講到了他的“生平遺憾”：對項南和蘇群沒有保護好，批斗彭德懷沒有講公道話，開除劉少奇也舉了手。其實，胡的錯過又何止這些呢?

　　四、胡耀邦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李文說，“耀邦只讀過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釋卷，極好讀書，而且真正博覽群書(《博覽群書》的刊名就是他題寫的)，古今中外，從二十四史到西方歷史，從馬克思主義到各種社會學說，中外文學名著，詩詞歌賦，以及天文、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等科學書籍，包括圣經、詞典，他都精讀或涉獵。”胡耀邦之女滿妹也回憶說，“家里的書架上，各種類型的書籍、雜志令人驚嘆。除了馬、恩、列、斯全集和毛澤東著作外，國內外名人傳記、文集、回憶錄比比皆是，中外名著、戲曲小說、古文詩詞、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各類書籍應有盡有。”而其子胡德平在一次接受訪談時還說，“在辭去總書記職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共兩年零三個月的時間里，他又讀了一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寫下了24本讀書筆記。”

　　一個領導人能夠如此注重讀書、認真學習是難能可貴的，但是這還并不足以說明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相反，我們從他一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里，感到他在這方面實際上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在我看來，胡的最大問題，是缺乏階級斗爭的觀點。

　　胡耀邦很愛才，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與一些青年作家有來往。但是，作為團中央的第一書記，作為一個參加革命20多年的老革命，他不僅不能在政治上用革命的思想影響這些青年作家，反而受到他們的影響。比如劉紹棠，私字膨脹，要為一萬元稿費奮斗，由個人主義走上反黨反社會主義道路，最后被劃為右派。他自己都認識到是犯了政治性質的錯誤，而胡卻不以為然，認為只是驕傲而已。

　　1978年底，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部長，提出要把中宣部辦成“思想解放部”。他在一次講話中向人們推薦馬克思的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提出要反對“文化專制主義”。他顯然不知道，馬克思在1842年初寫作這篇文章時還是一個民主主義者，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新世界觀還沒有形成。這篇文章提出“根本的辦法，就是要廢除書報檢查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1頁)那時的馬克思還不懂得“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頁)實際上，各種形式的書報檢查制度都有，問題在于它是為哪個階級服務的。因此，“根本的辦法”并不在“廢除書報檢查制度”，而是要從根本上鏟除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后來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之所以未收此文，應該說是有它的道理的。

　　1979年春，北京西單出現所謂“民主墻”，魏京生迎合國外某些反華勢力的需要，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中國人權宣言》等大字報，并且把盜竊到的國家軍事情報出賣給英國記者，因此遭到逮捕并且被依法判刑。胡耀邦對此居然不以為然。他甚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壓，不是抓，應該是‘引導’兩個字。‘引導’比‘教育’更精確，意義更大。這是我們幾十年工作的經驗總結。”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他還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盡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他甚至說，“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斗，更不要抓人來關。敢于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在他看來，階級斗爭已不復存在，天下已經太平，“四項基本原則”已經沒有必要，專政機關已經成為多余，一切問題不論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都只要“引導”就行，連“教育”都不需要，專政就更不要談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說，“至于我們，那么，根據我們的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3-384頁)列寧對于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后的階級斗爭，對于無產階級專政更是一再強調。他認為，“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里。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頁)胡耀邦讀過馬恩列斯的全集，當然不會不知道這些論述，但是，他在行動中卻明顯地背離了這些論述的精神，作為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憾。實事求是地說，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五、關于胡耀邦的下臺及其它

　　李銳也談到了胡耀邦的下臺。他首先把矛頭指向了黨的幾位元老。他說，“我們不要以為他有了總書記這樣崇高的職位，就有了多大的自由。在黨的幾位元老面前，耀邦是被提拔起來的‘晚輩’。他們中有的人還多具有某些傳統習慣，如‘興無滅資’、‘階級立場’等傳統觀念負面影響，不易消除。因此，耀邦不能不違心聽命;元老們之間如意見不統一，何去何從也使他為難。”接著，他又把矛頭指向兩位理論家。他說，“更大的阻力還在兩位左傾人物的遇事干擾。如理論務虛會就受到胡喬木的干預，半途中止。他還代鄧小平起草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大講專政，貶斥民主。……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四化假設與改革》的報告，提出‘全面系統的改革’的問題，……可以說，這是實行全面改革的初步綱領。可是，這個極其中肯、極其適時的全面改革的思想，卻遭到胡喬木、鄧力群的強力抵制，認為與十二大精神不符，并到陳云處告狀，遇事發生逼耀邦下臺的一幕。……”

　　一般人對這些事的內幕當然不是很清楚，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有一批曾經跟隨毛澤東干革命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是胡耀邦想獨斷專行的一個巨大障礙，這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我們從上面提到的胡耀邦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就可以清楚看到，他不僅公開對抗四項基本原則，而且對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人們對他的批評和監督也是公開對抗的。應該說，他本來就不適合當中央領導人。在這方面，他為了取得更大的自由，希望鄧小平早點下臺是完全合乎邏輯的。為了這個目的，他把鄧小平準備全退的信息透露給了香港媒體，這件事引起了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的領導人的極大憤慨，而在處理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黨籍和制止學潮方面他拖著不辦，更使人們對他完全失望，他之終于下臺是必然的。應該說，他在領導崗位上所一再表現出來的右傾，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他最終下臺的根本原因。用鄧小平后來的話說，“他們(即胡耀邦和趙紫陽)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頁)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下臺前曾根據趙紫陽的“忠告”到鄧小平家去作檢討，鄧小平沒有為其提供這樣的機會，后來是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檢討，顯然是想借此取得人們的諒解，但是，政治局擴大會議還是一致同意了他的辭職。他為此在散會后大哭了一場。后來又說他自己沒有錯，檢討是“違心”的。李銳在一篇文章里把胡耀邦稱為“大丈夫”，人們要問：他的這些表現，能夠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嗎?

　　我們批判李銳的觀點，對胡耀邦作不同的評價，也并不是認為胡耀邦就一無是處。作為一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老革命，他參加過長征，負過重傷。作為一名高級領導干部，他在不同的崗位上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作出過貢獻。特別是，他在青年團的領導崗位上工作很久，應該說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我作為上世紀50年代的青年，對此也有一些親身的體會。那時福建是海防前線，團中央的書記羅毅曾經去過廈門大學，后來作為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也去了廈門大學，并且在大禮堂給大家做了一個報告。我記得他講了四個問題：一、形勢大好;二、小有困難;三、前途光明;四、邁步前進。胡耀邦身材矮小，而廈門大學的禮堂很大，舞臺也很大，就他一個人站在臺上作報告，因而越發顯得他的矮小。不過他講話聲音很大，并且講話很有激情，大家還是很愿意聽的。只是他講話時手勢太多，動作太大，整個報告過程都是手舞足蹈，似乎不太得體。記得他的報告是這樣結束的：“目標：正前方，開步走!”然后就走下了舞臺。我在廈門大學四年，就有兩位團中央書記到一個比較偏遠的學校去考察，說明他們是注意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的。對照今天的情況，我自1979年到南京大學工作和生活，已經整整30年，似乎還沒有聽說過哪位團中央書記來過南京大學，更不用說做報告了。就這一點來說，胡耀邦也是值得人們學習的。他在擔任中央領導人以后，曾在198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作報告，中央電視臺曾進行直播。在電視上看他作報告，雖然是坐著講的，而且有稿子，但是他還是不斷地移動身體。最不應該的是，他把“張太雷”讀成了“張大雷”。盡管李銳他“博覽群書”，但由這點可以看出，他對黨的歷史似乎并不熟悉。作為一個黨的領導人，這顯然也是一個缺憾。

　　還有一點要提出的，就是不應該把不是胡耀邦的觀點強加給胡耀邦。我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里曾看到這樣兩段完全不同的記述：

　　一段說，“1977年5月 約中央黨校教師楊逢春談工作。他說：我想讓你寫個東西，不知你敢不敢，怕不怕?’楊說：‘要我寫什么呢?’胡耀邦說：‘是有關干部的文章。’……他指示葉揚、陳中兩人參加寫作。和楊逢春、葉揚、陳中、《人民日報》編輯進行兩個半天的談話。他說，這二十年來，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二是沒有正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使得少數壞人能夠從中播弄是非，誣陷好人。這是我們黨執政后遭到的一次長時間的危機。……從1957年開始的二十年來，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弄得到處都是冤假錯案，人人膽戰心驚，現在要真正撥亂反正，首當其沖就是要全面落實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文化大革命’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鄭仲兵：《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87-288頁)

　　另一段是1977年10月9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復校后第一個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里說的：“新中國成立之后，經歷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的偉大斗爭，經歷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對社會主義改造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偉大斗爭，經歷了大躍進的奮戰和三年自然災害的磨練，這十多年來，又經歷了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斗爭。在這場偉大的斗爭中，繼粉碎劉少奇反黨集團之后又粉碎了林彪和王張江姚‘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這些偉大斗爭同時也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運動。我們當的干部正是在這一系列的革命斗爭和學習運動中造就成長起來的。”(同上，第293頁)

　　這兩段話，相隔的時間不過五個月，但是，對同一事物的態度卻判若兩人：一個說1957年以后的運動都是“莫名其妙”的，“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干部”;另一個說這些都是“偉大的斗爭”，“同時也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運動”，并說“黨的干部正是在這一系列革命斗爭和學習運動中造就成長起來的”。人們要問，這兩種互相矛盾、互相對立的說法究竟哪種說法是胡耀邦自己的思想呢?抑或是胡耀邦的思想發生了180度的變化了呢?合理的分析應該是，后者是胡耀邦的正式講話，是他自己提供的，當然能夠代表他的思想;而前者是胡在小范圍的非正式的講話，也不會是本人提供的，而是他人提供的，相信也沒有經過胡本人的審閱，自然是不可靠的。在這個問題上，由于胡耀邦去世已經整整20年，事情已經無法對證，因此要特別注意防止有人為了一定的目的，把不是胡耀邦的思想強加給胡耀邦這樣的情況發生。正確地對待這個問題，既是為了對今天的事業負責，也是為了對已經逝去的胡耀邦負責，這應該是人們所能夠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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