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這篇文章是一年多前寫的，沒有公開過，我自己也快忘了。今天想起這篇文章，還找了半天。之所以突然想起這篇舊文章，是因為一件小事。某個書商約我寫一篇書評，因為那本書我還比較喜歡，便抽空寫了一篇。結果書商說“要大改”，我立即回復他：算了，就當我沒寫。書商約人寫書評不是壞事，但如果只能按書商的要求去寫，那么，這種書評有啥意思?不如書商你自己寫好了，愛怎么寫就怎么寫，何必找別人捉刀?其實，這篇文章也是一年多前某個書商約我寫的。書商當然希望書評能多說好話，吹得越牛越好，但我顯然沒能滿足書商的要求。因此，這篇文章的命運就是永遠在抽屜里不得見人。其實，這位書商以前多次約我寫書評，有一次我把他出的某本書狠狠批了一通，結果他將已經我列入黑名單，吩咐手下不要同我合作，還告誡說像我這樣的“左派”沒什么出息。有意思的是，這位書商自己卻時刻在大拍政府的馬屁。我真不知道在他心目中，政府與“左派”、“右派”是什么關系。這位書商手下的總經理連左派、右派的劃分都搞不清楚，還是我給他“上了一節課”，他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右派。把這篇文章貼出來，還因為今天在媒體上看到其他與此文類似的評論，當然，評論傾向與我完全不同，讓我有了爭論一下的欲望。時間過了一年多，算不算廣告無所謂，我只是照實說出我的感受。以下為正文。

　　王學泰教授退休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作，學術專長是文學史與文化史。王學泰先生出過很多書，我沒有都讀過。十幾年前王教授出過一本專著《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我對此問題也下過點功夫。近日，讀了王學泰先生另一本新作，《我們向歷史要什么》?？偟膩碚f，這本新書是一個文集，里面有些內容也涉及到王先生熟悉的“游民”話題。由此說點我的感想。

　　王學泰先生《我們向歷史要什么》這本書，有些內容還是挺吸引人的。例如，其中關于康雍乾三朝滿族皇帝與漢族知識分子的關系，我覺得王先生分析的切入點和議論頗有獨到之處。其他如“國學”概念的出現和流變、今天的處境;“哥”這個稱呼的起源及其“大哥”含義的豐富;溥儀《我的前半生》一書的出版歷史等，都顯示王老先生頗為扎實的歷史功底，讀之使人有觀照歷史的愉悅感。然而，這部分與中國歷史關系緊密的內容，在王先生的書中只占一部分。此外其他內容，本人大都不敢恭維。

　　《紅樓夢》中賈寶玉說過一段話：“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得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是一個人，怎么變出三樣來?”我覺得，賈寶玉的這番話挺適合王教授《我們向歷史要什么》這本書中的其他部分內容。賈寶玉說女孩兒驟變的關鍵是“嫁人”，我認為，王學泰先生在《我們向歷史要什么》一書中判若兩人的關鍵是拿西方文化來作參照。換句話說，王教授單獨講述中國歷史的時候，還是挺不錯的。一旦超出中國歷史的范圍，用西方文化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便失了水準，頓時自降檔次了。

　　例如，王學泰先生在對照明清兩朝的儒家知識分子時，對于明朝知識分子的理想、氣節、使命感和獨立人格還是充分肯定的，并將此傳統追溯到孔孟時代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悠久傳統上。但是，在書中其他地方，王學泰對中國的儒家傳統卻大加貶低。或者認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習慣于向權勢屈服，做權力的奴才，或者認為中國傳統缺少寬容，不能容忍獨立思考。王學泰先生對于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特立獨行”品質的這兩種矛盾的態度是如何產生的?我認為一是因為流俗觀點認定獨立人格只在西方存在，中國從來沒有。其次，自從美國學者房龍《寬容》一書在中國出版后，在西方中心論主導下，“寬容”這一良好品質似乎就獨屬于西方了。因此，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必須變得帶有專制色彩。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齊放，在王學泰先生的眼中既不是獨立人格，也不是寬容，而是統治者管不了。如果我們客觀地看，房龍之所以寫《寬容》，恰恰是因為西方思想史上很不寬容。相反，中國自古以來就比西方寬容得多，因此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相對來說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具獨立人格的。其實，王學泰先生在正常的情況下，也能充分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只是一進入“西方文明”的語境，便糊涂混亂了。

　　再如，很多人指出，中國人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民眾更關心政治。這應該已經是一個定論。然而，在西方民主制度更為優越的觀念中，關心政治這一素質，似乎更應該屬于西方民主制度。因此，王學泰先生認為，中國人的“關心國家大事”根本不屬于“政治參與”。為什么?因為，中國人關心政治不是法治社會中的公民參與，不是公民社會。于是，我們再次看到，一旦拿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王學泰先生立即表明了自己明確的傾向性和立場，即：西方優于中國。這種觀念非常頑固地存在于王學泰先生的下意識中，乃至于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樣一個哲理故事，在王先生看來也不屬于西方的辯證法思想，而帶有中國人原始思維的胎記。因此，我在王學泰先生的書中看到這樣一個現象：不談西方，只談中國歷史，王學泰先生是個不錯的、正常的學者。一旦談起西方，王學泰先生立即就會水平失常。在東西方比較的庸俗流行觀點影響下，王學泰先生明確地站到了先進西方的一邊，在西方中心論的“政治正確”前提下，王學泰先生的很多觀點，傷害了他作為一個真正學者的價值。

　　人們常說“理智與感情”的關系問題。對于一個問題的判斷，究竟是理智占上風還是感情占上風?我覺得，但凡只要發生東西方比較的問題，王學泰先生都是無條件地讓自己對西方的好感占了上風。對待西方，王學泰先生如同“情人眼里出西施”般“愛屋及烏”。他的這一感情，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傷害了他的理智。我認為，西方人持有這種感情立場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一個中國人如果對西方文化的感情強烈到像情犢初開的少女墜入情網般盲目的時候，至少對于一個學者來說是不合適的。這個問題的本質就在于，王學泰先生總是以西方為標準，即便是中國有的，只要不符合西方的標準，就都是落后的。例如在討論中國古代與現代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問題時，王學泰總體上否定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說到現代，王先生認為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是獨立的勞動者”，所以表達的權利才能形成。在我看來這就是把西方的標準當成唯一了。所謂“獨立”在西方標準下是指獨立于政府，那么，中國古代明確要求知識分子獨立于資本，算不算“獨立”呢?當今西方社會所謂知識分子，雖號稱以獨立于政府為榮，又有多少是敢于獨立于資本的?退一步說，王學泰先生本人又算是哪一種“獨立的勞動者”呢?

　　王學泰先生因為《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也成為這一領域的重要專家。《我們向歷史要什么》一書中的部分文章，與這個話題也有關。我雖然沒讀過《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但僅從《我們向歷史要什么》一書中提到的內容，我覺得有幾個地方值得商榷。例如，王學泰先生把妓女也看成是游民。也許，對于當今中國社會，這個觀點勉強可以成立，對于古代中國，我認為妓女肯定不能算“游民”。此外，王教授在討論現在的農民工、打工者群體時，不認為他們是“游民”。但提出的解決方案，依然是傳統社會給游民提供一個“根”的做法。只不過，現代社會的“根”，已不是土地，而是王學泰先生所認為的現代社會保障。王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解決方案本身無可厚非，但為何對古代游民基本是貶，對現代游民又傾向于褒呢?實際上，資本主義能夠得以發展，失去土地的農民成為流民、游民進入城市，加入到工商業的隊伍中，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只不過，在西方標準中，這些人被稱為無產者，即只能把自己當成商品的勞動力，沒有他們便沒有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得到的教訓之一是，別把廣大無產者、無產階級逼急了。所以王學泰先生說要“善待”現代中國的打工者。那么，對于中國古代的游民，為何不能用“無產者”這一西方標準來衡量呢?背后原因無非是，中國古代是封建的農業社會，西方是先進的工商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站在西方立場的西方標準導致了王學泰先生對于同一事物、同一現象的不同結論。事實上，只要心平氣和一點就會看到，王學泰先生經常用來舉例的《水滸傳》所在的宋朝，實際上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清明上河圖》所表現的商品經濟極為發達，宋朝的大城市人口達100萬，是同時期歐洲最大城市的10倍。那些在宋朝的城市中生活的人們，除了少數官員外，大部分不都是靠工商資本主義而生存嗎?所謂中國古代的“游民”難道不是為中國古代的資本主義做出了貢獻嗎?

　　當然，如果站在西方中心論的立場，我的這番話完全是瞎扯。因為，資本主義如此先進，怎么可能在古代中國先產生?事實上，國內外一些真正的學者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只是因為不愿拋棄西方中心論、西方一貫先進的立場，而只能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地將宋朝說成是資本主義的“萌芽”。除了在科技手段上宋朝與英國的工業革命有所不同外，在所謂“契約精神”方面，宋朝哪里落后于18、19世紀的英國?我覺得，王學泰先生如果能反思西方中心的歷史進步論，在“游民”這個問題上沉下心來，更多從理智出發，也許能有更大的建樹?？上У氖?，王學泰先生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對于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像剛入門者一樣被迷惑了，沒有深入探究，便完全倒向了對方。

　　最后再提一個我的疑問。王學泰在《揮不去的皇帝夢》一文(59頁)中說到《水滸傳》，先引用了魯迅的話：“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然后又引用了毛澤東的話：“《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緊接著，王學泰先生評論道：“這些意見都是把‘想做皇帝’看做是一個正確的奮斗目標和高尚的政治品質，把‘想做皇帝’看成一種了不起的進步思想。”我的疑問是：魯迅和毛澤東的上述幾段話，是把“想做皇帝”當成“了不起的進步思想”嗎?批評宋江“不反皇帝”，就等于批評者要求宋江自己也當皇帝嗎?就等于把“想做皇帝”當成“正確”、“高尚”的“了不起的進步思想”嗎?批評宋江“不反皇帝”，難道不是批評宋江“不反體制”嗎?難道不是從反面襯托“反體制”的英雄嗎?毛澤東批評宋江“不反體制”，不正是今天某些人時時刻刻念叨的嗎?因此，今天某些以“反體制”為使命的人，其實是毛澤東的好學生，卻時刻要抹黑毛澤東，不能不說這些人精神有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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