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作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毛澤東、張聞天反復強調，在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形成后，必須警惕可能出現的右傾偏向，堅持反對階級投降主義。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們如此重視統一戰(zhàn)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對黨內可能出現的右傾保持高度警惕?

　　“統一戰(zhàn)線建立以后，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中國駐軍奮起抵抗，全面抗戰(zhàn)由此開始。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fā)出《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呼吁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筑起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堅固長城，堅決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18日，蔣介石正式發(fā)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總指揮，統轄三個師，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指揮。8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fā)布八路軍總部所屬三個師的番號。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毛澤東、張聞天十分關注如何在統一戰(zhàn)線中保持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問題。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集各單位負責人會議，討論平津失陷后的形勢與黨的任務。張聞天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堅持同國民黨合作的方針，發(fā)揚其每個進步，批評其動搖與妥協。反對急躁病，不斷推動它前進，逼它前進。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對滿足、遷就的投降傾向。”“提出我黨獨立的積極的主張，提出保障抗戰(zhàn)勝利的辦法，來號召與團結全國群眾，迫使蔣走向我們方面，使我黨實際上起指導作用。”毛澤東在講話中也認為：“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zhàn)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fā)揮紅軍的長處，集團的作戰(zhàn)是不行的。同時還要估計到特別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保障紅軍之發(fā)展擴大!”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洛川召開。在22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關于國共關系問題，毛澤東指出：現在統一戰(zhàn)線正在成熟中，但國民黨還在限制和破壞我們，我們是繼續(xù)有原則地讓步，即保持黨和紅軍的獨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決裂的方針。根據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獨立性是組織的、政治的獨立問題兩方面”。張聞天在發(fā)言中提出，盡管國民黨還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但還是要堅持聯合他。既要防止“左”的急躁病，要想盡一切辦法來推動國民黨，使其在日本進攻及全國人民的壓力下繼續(xù)前進;但另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義、投降主義的傾向，要認清中共有保持獨立組織和批評的自由。張聞天強調：“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場，不要輕易相信人家。我們只是在抗戰(zhàn)問題上與人家聯合，而內部是有矛盾的。”“目前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態(tài)度雖有基本轉變，但合作還只是初步成功，并沒有完全成功，完全成功還要有相當時期。總之，我們對國民黨的態(tài)度是：好的贊揚，壞的批評。”24日，張聞天又在會上作了報告，分析當前的政治形勢，在談到有關方針的問題時，他再次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戰(zhàn)是一個持久的戰(zhàn)爭，中共應起決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戰(zhàn)中取得領導權時，抗戰(zhàn)勝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戰(zhàn)勝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國的任務!”

　　8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座談會，重點討論統一戰(zhàn)線問題，而且在討論的題目中，第一個就是在統一戰(zhàn)線中，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毛澤東在座談會上首先發(fā)言。他說：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組織程度比資產階級高，所以統一戰(zhàn)線由無產階級提出。在聯合抗日的情況下，要把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貫通起來。在統一戰(zhàn)線的長期過程中，國民黨有計劃地吸引共產黨及紅軍，我們要提高政治警覺性。要使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隨著我黨走。國民黨內也有些人動搖于國共兩黨之間，共產黨吸引國民黨的條件是存在著的。“兩黨互相吸引的問題，要在斗爭中來解決。統一戰(zhàn)線建立以后，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在各方面表現出來的就是投降主義傾向，要注意對黨內加強教育。”

　　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討論中共參加政府的問題。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強調“在原有紅軍中及一切游擊隊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fā)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

　　這次會議三天前，即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全文發(fā)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fā)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認為“此次中國共產黨發(fā)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于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愿在國民革命抗敵御侮之旗幟下，共同奮斗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于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以貢獻能力于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這個談話的發(fā)表，實際上是蔣介石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標志著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毛澤東很快對蔣介石的談話做出回應。9月29日，他寫作了《國共兩黨統一戰(zhàn)線成立后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即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的《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一文)，指出：“共產黨的這個宣言和蔣介石氏的這個談話，宣布了兩黨合作的成立，對于兩黨聯合救國的偉大事業(yè)，建立了必要的基礎。共產黨的宣言，不但將成為兩黨團結的方針，而且將成為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根本方針。蔣氏的談話，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的必要，這是很好的;但是還沒有拋棄國民黨的自大精神，還沒有必要的自我批評，這是我們所不能滿意的。但是不論如何，兩黨的統一戰(zhàn)線是宣告成立了。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fā)生決定的作用。”

　　國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再重申，在統一戰(zhàn)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9月30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秦邦憲、葉劍英，強調在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時，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原地改為保安隊為原則，反對國民黨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隊均須進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對投降主義，反對國民黨派遣任何人，任何游擊隊區(qū)域，均須中共中央派人親去傳達改編指示，然后集中。10月2日，毛澤東與張聞天又致電秦、葉，令項英來中央討論南方游擊隊改編問題，并指出：“南方游擊隊萬不宜集中，項(即項英——引者注)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國民黨的當”。

　　10月13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劉曉等人，強調：“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在部分左傾領袖及黨員中是在增長，主要表現在對于國民黨的投降，只知同國民黨統一，處處遷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錯誤政策做斗爭。”“民族統一戰(zhàn)線不但不取消對于國民黨的錯誤政策進行批評與斗爭，而且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能使統一戰(zhàn)線充實鞏固起來，使之繼續(xù)前進。只有使國民黨感覺到群眾對于自己的不滿與壓迫，才能推動它在各方面的徹底轉變。同國民黨和平共居，只能延長他的錯誤政策的壽命。”“應不失時機對國民黨的錯誤政策采取攻勢的批評與斗爭，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組國民黨，然后及于改組政府與改造軍隊，這不是使國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進一步的開展。”10月19日，毛澤東與張聞天致電周恩來、朱德等，提出在山西須堅持與閻錫山合作，不參加任何倒閻陰謀，但原則問題決不讓步。

　　11月12日，即上海陷落的當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zhàn)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報告指出：“在盧溝橋事變以后，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已經抗日了的緣故。”因此，“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統一戰(zhàn)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zhàn)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huán)”。11月15日，毛澤東在復電周恩來并告朱德、彭德懷等時又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則是‘在統一戰(zhàn)線中進一步執(zhí)行獨立自主’。因為國民黨及閻黃衛(wèi)(指閻錫山、黃紹竑、衛(wèi)立煌——引者注)在日寇打擊之下，已基本上喪失在山西繼續(xù)支持的精神與能力。我們須自己作主，減少對于他們的希望與依靠，故‘獨立自主’之實行，須比較過去‘進一步’，這是完全必要的。”

　　對蔣介石“編共而不容共”的警惕

　　毛澤東和張聞天為何在國共合作一開始，就將反右傾投降問題如此嚴重地提出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前的國共談判過程中，蔣介石始終沒有放棄消滅至少削弱共產黨力量的目標，這就不能不使中共領導人對蔣介石保持高度的戒心。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之后，國共兩黨就合作事宜進行談判。1937年2月8日，蔣介石致電其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提出在與周恩來談判時，“我方最要注意之一點，不在形式之統一，而在精神實質之統一。一國之中，決不能有性質與精神不同之軍隊也，簡言之，要其共同實行三民主義，不做赤化宣傳工作。若在此點同意，則甚當易商量”。在隨后與國民黨代表張沖、顧祝同進行的談判中，周恩來發(fā)現，蔣介石“始終不承認國共合作，而看作紅軍投降，似無共產黨獨立地位”，而蔣本人“因為他成功地解決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問題，使紅軍再陷孤立，因此暗下決心要把‘共黨非人倫、不道德的生活，與無國家、反民族的主義’，‘根絕凈盡’”。當周恩來提出紅軍改編后人數確定為六七萬，編制為四個師，每師三個旅六個團約一萬五千人時，蔣介石2月16日指示顧祝同說：“當西安事變前只允編三千人，后擬加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數尚未與之明言也。今則時移情遷，彼既有誠意與好意之表示，中央準編其四團制師之兩師，照中央編制，八團兵力已有一萬五千人以上之數，不能再多，即可以此為標準，與之切商。其余人數，準由中央為之設法編并與安置，但其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內各級之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皆應由中央派充也”。實際上拒絕了中共的要求。同一天，蔣介石還在其日記中寫道：“考慮大局，決定編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更以獨立自主為基礎。”

　　1937年2月21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較大幅度地調整了國民黨政策，確認了和平統一、修改憲法、擴大民主、開放言論、釋放政治犯諸原則，間接地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主張。即便如此，國民黨仍在重談取消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政權的老調。會議通過的《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提出要取消紅軍、取消蘇維埃、停止赤化宣傳、停止階級斗爭等。用周恩來的話說，“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qū)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qū)，但蘇區(qū)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斗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qū)有政治活動。那時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周恩來所說的這個“文章”，就是要取消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政權。所以這個決議案污蔑中共“封建割裂專制殘酷之策略，及其以國際組織為背景，而破壞國家統一之行動與宣傳，實與建國立人之要旨絕對相反”，“故赤禍之必須根絕，乃為維護吾國家民族至當不易之大道”。

　　在以后的國共談判中，國民黨方面千方百計地限制中共軍隊的編制與人數，雖然答應紅軍可以改編為三個師，但又提出每師人數只能是一萬人，總數三萬人。蔣介石還對周恩來說，不必說與國民黨合作，只是與他個人合作，還說共產黨說話不算話，希望這次能夠改變，能與他永久合作。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蔣介石知道“共產黨不會無條件地擁護他，而他又不能滿足于黨外合作，故他要我們想新的辦法，他認為這一問題如能解決，其他具體問題可以放松一些”。周恩來曾問蔣介石有何具體辦法使中共能與他永久合作，而蔣卻再三說沒有，而是要中共方面商量。顯然，蔣介石想要的辦法，就是中共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有軍隊有政權的黨，而是共產黨熔化到國民黨中，維護他的領袖地位。

　　中共方面“商量”的結果，形成了《民族統一綱領(草案)》，由周恩來攜帶于6月上旬前往廬山同蔣介石再次進行談判。不料，蔣見周后，卻將這個文件撇在一邊，另外提出一個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干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量之干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后執(zhí)行。關于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合組之黨”。并且在談判的過程中，蔣介石提出紅軍改編后三個師以上不能設總司令部，只能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之”，“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由國民黨派正的官長，邊區(qū)自己推舉副的，中共派代表參加民國大會時“不以共黨名義出席”等。蔣介石這些無理要求，中共方面自然無法接受，這次談判實際上是無果而終。

　　隨后不久，七七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周恩來再次前往廬山同蔣介石會談，并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給蔣介石，而這時蔣的態(tài)度卻十分冷淡。據周恩來后來說：“我們帶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動手改兩句，那時候我們還客氣，同意他修改了兩點。但修改了他也不發(fā)表，總想把共產黨合法這一點抹殺掉。”接著，日本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變。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才下定全面抗戰(zhàn)的決心，并于9月22日發(fā)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在事實上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蔣介石的這種態(tài)度，無疑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張聞天等對其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同時也一再提醒各級干部，一定要防止在國共合作實現后發(fā)生右傾危險。

　　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形成和國共合作的建立，黨內相繼發(fā)生了若干在國共合作時喪失原則性、遷就國民黨的事件，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其中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何鳴事件。何鳴曾任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閩粵邊紅軍獨立第三團團長等職，堅持了閩粵邊的游擊戰(zhàn)爭。1937年2月后，何鳴通過國民黨報紙了解到已發(fā)生西安事變，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主張，在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匯報后，于這年5月開始同粵軍第一五七師進行停戰(zhàn)談判，并于6月26日達成合作抗日、紅軍游擊隊改編為福建省保安獨立大隊的“六二六政治協定”，較早地開創(chuàng)了局部地區(qū)國共合作的新局面。但是，由于何鳴對國共合作的復雜性認識不足，沒有執(zhí)行南委提出的“駐防地應在我游擊區(qū)”的指示，將紅軍游擊隊帶往漳浦縣城集中改編，以致發(fā)生近千名游擊隊員被國民黨第一五七師繳械的“漳浦事件”(即何鳴事件)。

　　抗戰(zhàn)爆發(fā)之后，又相繼發(fā)生了屈從國民黨解散中共領導的群眾團體的事件。1937年春，中共隴東特委曾不顧國民黨方面的限制，建立各種抗日救亡組織。七七事變后，中共隴東特委的一些人卻自動解散這些進步團體。這年8月，國民黨陜西省黨部發(fā)出通告，提出要取締中共所領導的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以及其他進步團體。迫于國民黨方面的壓力，中共陜西地方組織中的一些人，未堅持斗爭，于9月間自動解散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要該會的一些干部參加國民黨包辦的陜西省各界抗敵后援會設計委員會。中共中央對中共陜西地方組織的這種做法提出了嚴肅批評。10月7日，張聞天起草了《關于取消“西救”的錯誤及處理辦法的指示》，指出：“西救(即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引者注)的取消是沒有原則的”，“取消自己有長期斗爭歷史的‘西救’，這實是投降主義傾向的具體表現”。“同國民黨這批老爺們沒有殘酷的斗爭，沒有必要的進攻的行動，它是不會前進的，也不會向我們讓步的。”

　　上述這些事件的發(fā)生，使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認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未建立前，必須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初步形成后，必須注意克服黨內可能出現的階級投降主義。

　　鑒于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教訓

　　中共與國民黨曾經有過合作的歷史，即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國共合作固然造成了大革命的高潮，中共的力量及其影響也隨之擴大，但這次國共合作給共產黨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先后發(fā)動“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致使大批的共產黨員及共產黨的追隨者、同情者遭受其殘酷的屠殺。像毛澤東這樣經歷過第一次國共合作由興起到破裂全過程的中共領導人，對于當年陳獨秀和共產國際在處理國共關系時，面對蔣介石、汪精衛(wèi)的進逼卻一再妥協退讓，從而導致國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有著深切的感受。因而在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看來，要防止大革命失敗那樣的悲劇重演，與國民黨再度合作時，就必須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應防止右的傾向，警惕右傾危險。

　　大革命失敗之后，毛澤東為貫徹中共八七會議提出的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組織領導了著名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隨后開創(chuàng)了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在國共兩黨的十年內戰(zhàn)中，毛澤東與蔣介石指揮各自領導的軍隊在戰(zhàn)場上直接較量。張聞天則在1933年1月進入中央蘇區(qū)后，也經歷了中央蘇區(qū)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和紅軍長征。他們又共同領導了西安事變前后中共方面與蔣介石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而開展的談判。因此，與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王明不同，毛澤東和張聞天對蔣介石的專制獨裁本質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意識到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立場，不會隨著國共再次合作和全面抗戰(zhàn)局面的到來而改變，唯有保持在統一戰(zhàn)線中的獨立性，與國民黨既團結又斗爭，中共才能生存和發(fā)展。

　　國民黨當時是掌握全國政權的黨，不但有其政治資源也有其經濟資源，國民黨的黨員有官可做，有相對豐厚的物質待遇，在國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的情況下，這對于中共黨內的一些人難免有很大的誘惑力。而且國民黨的歷史比中共久，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政治經驗，中共黨內的大多數成員是在大革命失敗后才加入組織的，但由于沒有參加大革命的經歷，對大革命后期右傾錯誤的危害沒有切身體會，缺乏在統一戰(zhàn)線中與國民黨打交道的經驗。因此，毛澤東、張聞天認為，必須謹防有的人經受不住國民黨方面當官發(fā)財的引誘。

　　實際上，在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不久國共合作剛剛實現之時，張聞天、毛澤東就曾對為何“目前投降主義的危險在增長”作了解釋。張聞天認為，原因之一是“統一戰(zhàn)線愈發(fā)展，右傾危險性愈要增長，這是因為統一戰(zhàn)線本身就包含右傾危險”。另一個原因中國共產黨的斗爭經驗不夠，黨對于土地革命已有豐富的經驗，而對其他斗爭方式并不熟悉，而“我們與之建立統一戰(zhàn)線的國民黨是一個統治全國的黨，錢、人、地位都有，它還有相當的經驗”，這樣，黨內一些不健全的分子就可能受其影響;同時，黨內“農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騙與引誘，女人、金錢、地位對有些人誘惑力很大，人家只要一灌米湯，就輕于相信”，這也是內部容易產生右傾危險的因素之一。

　　毛澤東也就此解釋說，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形成后，中共面臨兩個方面的情況：“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國民黨實力上的優(yōu)勢，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宣言和決議對于共產黨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謂‘停止階級斗爭’的叫囂，國民黨關于‘共產黨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廣泛宣傳，蔣介石關于統制共產黨的企圖，國民黨對于紅軍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對于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七月廬山訓練班提出的‘在抗日戰(zhàn)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陰謀計劃，國民黨對共產黨干部所施行的升官發(fā)財酒色逸樂的引誘，某些小資產階級急進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舉動(以章乃器為代表。即1937年9月1日，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發(fā)表《少號召多建議》一文，提出：“在國策還未確定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多作政治的號召，使國策能夠早點確定下來。在國策已經確定的今日，我們卻應該少作政治的號召，多作積極的建議，使國策可以早點充實起來。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政府既然已經有確定的國策，有點心肝的人，誰還愿標新立異以鳴高?大家應該是集中力量、培養(yǎng)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別之見，在明爭暗斗中再消耗一絲一毫的國力。”——引者注)，等等情況。”“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的缺乏北伐戰(zhàn)爭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斗爭的生活不愿意繼續(xù)的情緒，統一戰(zhàn)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的發(fā)生，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政權問題的發(fā)生，抗日民主根據地中的遷就傾向的發(fā)生，等等情況。”

　　國共合作實現后中共面臨的這種異常復雜情況，使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對黨內可能出現的右傾危險，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一再強調要保持中共在統一戰(zhàn)線中的獨立性，堅決反對階級投降主義。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獲得國家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運動史》《農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國》《“大躍進”的發(fā)動》《當代歷史問題札記》一至三集和《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回看毛澤東》等論著。)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