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應對西方“軟實力”的大戰(zhàn)略家

　　——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 原副院長李慎明

　　原載《黨的文獻》2013年第12期，網絡首發(fā)紅色文化網，轉載請注明。

　　1945年二戰(zhàn)即將結束之際，時任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的艾倫·杜勒斯詳細勾勒如何用和平辦法促使蘇聯(lián)的演變：“戰(zhàn)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的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步抹去他們的存在”;“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肆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方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1]

　　盡管艾倫·杜勒斯提出上述“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zhàn)略，也就是當今流行所說的“軟實力”，但美國當局還是重視不夠，而是相信自己的“硬拳頭”，這就有了美國在海外發(fā)動與領導的迄今為止最大的兩場侵略戰(zhàn)爭，即朝鮮戰(zhàn)爭與越南戰(zhàn)爭。這兩場戰(zhàn)爭，使美國損失慘重

　　但是，艾倫·杜勒斯等人“和平演變”的戰(zhàn)略也開始逐步有所收獲。

　　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fā)生后，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倫·杜勒斯的哥哥約翰·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lián)、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繼續(xù)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2]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澤東高度警惕美國當局發(fā)出的這一重大戰(zhàn)略信號。1959年11月12日，在與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時，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他說，杜勒斯在一次發(fā)言中講，“決不結束冷戰(zhàn)”，“用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xiàn)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毛澤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的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3]此后，毛澤東多次講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變”，他反復強調，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社會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正是在國內外紛紜復雜的形勢中，毛澤東逐漸把防止黨和政權變質與反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zhàn)略結合起來進行思考，逐漸推動著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zhàn)略思想的最終形成。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敏銳地抓住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戰(zhàn)略策略重點的改變這一重大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變”并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個戰(zhàn)略方針，以保證國不變色，黨不變質，這無疑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但十分可惜的是，也正是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在國內實施的過程中，發(fā)生了“左”的偏差，直至發(fā)動了文化大革命，給我們黨和國家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毛澤東也深知，采用“文化大革命”這種“大民主”辦法，極可能出現(xiàn)另外的一種結果。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稱為“十六條”)，正式確認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傾指導方針，在組織上也作了重大調整。首先運用什么力量來形成席卷全國的風暴，猛烈地沖擊一切在他看來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東西呢?毛澤東這時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學生，特別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紅衛(wèi)兵身上，并對此有著更深一層的考慮。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斗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后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xiàn)。”“我考慮發(fā)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4]從一定意義上講，明知大潮一起，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甚至可能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失敗，但毛澤東不惜身敗名裂，也要決心一搏。就這樣，在中國的大地上，“文化大革命”這場由領導者錯誤發(fā)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嚴重內亂就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

　　1967年2月8日，毛澤東在與外賓談話中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fā)動廣大群眾來揭發(fā)我們的黑暗面。”[5]經過長期并艱難的思考，毛澤東認為自己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發(fā)動億萬群眾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認為，只有采用這種形式，才可能避免黨和政權改變顏色這種十分危險前景的出現(xiàn)。

　　毛澤東始終把培養(yǎng)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這一戰(zhàn)略任務掛在心上。他原曾設想僅通過“文化大革命”這一形式，從青年一代中培養(yǎng)可靠的接班人。但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斷并致使工農業(yè)生產下降。1967年5月，他在接見一國外代表團時指出：“本來想在知識分子(包括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紅衛(wèi)兵——筆者注)中培養(yǎng)一些接班人，現(xiàn)在看來很不理想。”[6] 1968年夏，各地武斗加劇，甚至釀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組織派到全國各地的串連和聯(lián)絡站與各地高校駐北京的聯(lián)絡站則起到“煽風點火”之作用。7月28日凌晨，毛澤東緊急召見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范大學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等北京高等學校紅衛(wèi)兵負責人談話。談話從凌晨3時半開始，直到早上8時半結束，長達五個小時。毛澤東最后說：“現(xiàn)在學生的缺點在什么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7]可能就在此時，毛澤東放棄了自己在沒有經過生產一線鍛煉過的青年知識分子中直接培養(yǎng)接班人的想法。

　　早在1955年，毛澤東就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8] 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大規(guī)模運動展開，這是人類現(xiàn)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xiāng)村的人口大遷移。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業(yè)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問題，但筆者認為，毛澤東從培養(yǎng)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出發(fā)的戰(zhàn)略設想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因素。據統(tǒng)計，黨的十八大產生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上山下鄉(xiāng)知青的經歷，占這個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是上山下鄉(xiāng)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層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就有著上山下鄉(xiāng)的經歷，占比57·1%。總書記習近平在西北黃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當年上山下鄉(xiāng)的一大批知識青年，現(xiàn)在正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和經濟社會生活中發(fā)揮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國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必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yè)國。與中國人口中最多的最底層農民的朝夕相處，對中國這一特有國情的親身體悟，已經是這批知識青年終生極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這可能是打斷帝國主義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預言鏈條的最可靠的戰(zhàn)略之舉，是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難以逾越的一道障礙。當然，我們也決不否認，其中不少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遭受了不應有的極大的磨難，甚至有的還長眠于祖國的窮鄉(xiāng)僻壤。這其中，有毛澤東本人和我們黨的工作上的失誤，但有的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中的官僚主義所為，有的甚至是黨內腐敗分子和社會上各種渣滓、罪犯的作孽。筆者接觸當年的上山下鄉(xiāng)知青，有不少仍對當年的吃苦有不少怨氣，但相當數量的同志對此無怨無悔，甚至常說：“這是我畢生最難忘、最值得記載的歲月。有上山下鄉(xiāng)‘這杯酒’墊底，無論什么樣的困難我們都能對付。”毛澤東當年可能曾經這樣設想過，把1600多萬知識青年“趕到”農村“吃苦”，這些青年中的不少人以及他們的父母及親戚對自己可能會有不少抱怨甚至怨恨，但為了黨和國家千秋萬代永不變質的偉業(yè)，他自己甘愿擔待這樣的“罵名”甚至“罪名”。這就是不計個人毀譽的敢于“反潮流”的毛澤東。

　　有人說，現(xiàn)在是信息時代了，知識分子是生產力發(fā)展的主要推動者，不需要與廣大工人農民等生產勞動者相結合了。我們承認，一些專門人材，可以通過自己勞動的本身，就可以有所發(fā)明創(chuàng)造。但是，毛澤東以上所要解決的是培養(yǎng)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接班人，是確保黨和國家千秋萬代永不變質這一重大的戰(zhàn)略問題的。中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仍將是一個比較落后的農業(yè)國。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多長，這個歷史時期就有多長。普通工農等生產勞動者在這個歷史階段都會占絕大多數。消滅工農、城鄉(xiāng)、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這三大差別，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漸進的歷史過程。因此，要培養(yǎng)黨和國家永不變質所需要的各級黨政干部特別是領袖集團，就必須走知識分子與廣大工農最基本群眾相結合之路。舍此，別無它途。

　　從一定意義上講，艾倫·杜勒斯與約翰·杜勒斯兄弟倆和毛澤東都是大戰(zhàn)略家。杜勒斯兄弟創(chuàng)立了“和平演變”理論，毛澤東創(chuàng)立了“反和平演變”理論。只不過他們所服務的對象根本不同：一是為著世界上的極少數人，一是為著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他們所創(chuàng)立的各自的理論，都仍在實踐中和較量著，這種實踐和較量甚至是剛剛開始。筆者個人認為，從此他們之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世界上其他任何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及相關著名專家學者，可以尋求他們哪一步邁的或早或晚，哪一步邁的或左或右等這樣那樣的瑕疵，但本質上說，其他人對此有價值的新的實踐和新的見解，都只不過是對他們兩個人的理論的堅持和發(fā)展而已，因而都只不過是在替他們“打工”而已。毛澤東與杜勒斯代表著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都站在了各自歷史的最高處。當然，我們也決不排除并殷切地希望著，在永恒發(fā)展的歷史的長河中，產生新的更為杰出的代表人物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也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但這樣的人物，也只能是在繼承或揚棄他們的基礎之上而產生。

　　從總體上說，歷史無疑是人民書寫的。但每一個人，都有著自己的獨立性和主觀能動性。從個人主觀能動性的角度看，自己的歷史恰恰是自己書寫，也只能由自己書寫;歷史上如何記載自己，想靠別人特別是人民“施舍”無濟于事。這個世界最終是人民的，因為人民是世界發(fā)展的真正動力;另外，只有人民才世代相濟，永生不息。所以，每一個政治家、思想家和相關的著名專家學者，要有歷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要始終站在人民一邊，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只有這樣，才能書寫好自己的歷史，從而在人民的永生中使自己獲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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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俄羅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lián)解體的前因后果》，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頁。

　　[2]柳靜編著：《西方對外戰(zhàn)略策略資料》，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第11頁。

　　[3]《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1027頁。

　　[4]《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33頁。

　　[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220頁。

　　[6]《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89頁。

　　[7]《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24頁。

　　[8]《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16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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