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歷史往往會給人們提示一些有著深刻思考的東西。也許在當時，那些足以歷史引發轉折的因素還不為人們所知曉、所重視，但事過多年，拂去歲月的煙塵，揭開被蒙在那些具體事件之上的迷霧，卻才發覺，原來歷史還可以有另外的選擇。如果當初沒發生過那些事件，也許后來由此引發的一切就不會到來。

　　但歷史絕沒有如果，更不存在假設。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朝代的興亡盛衰可以為我們提供警世之鑒。它就是南宋與晚明。但可能許多人想不通是，無論是南宋還是晚明，象征它國力與國民經濟發展的GDP都冠絕于當時世界。但如此肥大的兩個王朝并沒有因為其經濟的虛擬繁榮而挽救覆國亡邦的命運。無論是曾被人炫耀一時與后世的所謂當時經濟發展成果、文化成就和科技發展，都不足以掩飾其國基潰亡崩塌、當朝官員腐敗巨貪、外邦惡臨虎視眈眈、國內民變蜂起而最終招致喪邦亡國的可悲命運。

　　透過歷史詭異的迷霧煙云，以今人的觀點衡量，我們說導致南宋與晚明王朝崩潰的最關鍵原因是其政權執政公信力的完全喪失。

　　南宋(1127年-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詭異朝代。宋高宗趙構在北宋陪都南京(今河南商丘)倉促登基，后南遷紹興率百官遙拜二帝，以紹興為行都，以臨安為行在，史稱南宋。與金朝東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關為界。南宋與西夏、金朝和大理為并存政權。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經濟發達、古代科技發展、對外開放程度較高，但軍事實力較為軟弱、政治上較為無能的一個王朝。

　　南宋滅亡五十余年后，由于元朝統治者日益殘暴黑暗，終于爆發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參加了當時的濠州大帥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分支，經過多年的南征北戰，1364年，朱元璋自稱吳王獨霸一方，史稱西吳政權。1368年，朱元璋稱帝，以應天府(南京)為京師，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建立了明朝。明朝初年國力強盛，經洪武、建文、永樂三朝勵精圖治，至明宣宗的近百年間，明朝北進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伐錫蘭，羈縻馬來諸島族。明初天下大治，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一個接一個，呈現出一派盛世景象。

　　還有一點值得指出，如此盛世的明朝，為什么會最終亡國?明萬歷朝中期始，皇帝怠政，官員更加腐化，地主階級瘋狂搜刮民脂民膏，導致江南民變的發生。萬歷末年，關外建州女真努爾哈赤起兵，明朝開始走向衰亡。天啟年間，魏忠賢宦官集團的專政加快了這一進程的發展。至崇禎年間，當時連年災荒，明廷因財政破產，無力鎮撫，人民紛紛揭竿而起，后金的軍隊也突破長城防線，五入關內。崇禎十六年(1643年)，京城鬧“黑死病”，大批官民染病死去，次年春李自成率農民軍攻克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禎帝在煤山(今景山)自縊殉國，時年崇禎十七年(1644年)，象征明朝在全國統治性的政權結束。同年吳三桂引領清軍入關。至此，隨著八旗鐵騎踏入中原，縱橫馳騁，明王朝也最終走向覆滅。

　　可以發現這兩個王朝的共同點是，開國之始都是勵精圖治，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是以民心所歸，政權穩固。

　　但南宋的致命缺陷是雖是經濟發達，科技發展，且對外開放程度高，但政治上無能和無為，軍事上軟弱。尤其是宋高宗時期，重用奸相秦檜，對外一味屈膝求和、歲幣外交，對內打擊迫害主戰派。宋高宗在位初期年輕力壯，尚能有意抗金，收復河山，重用主戰派，以李綱為相、宗澤鎮守汴京。曾多次大敗金兵，令局面稍為穩定。但后來趙構沒有對抗金朝的決心，罷免了李綱、宗澤等人。更為嚴重是聽信讒言，把當時著名抗金將領岳飛打上“謀反”罪名，但實在苦于無確鑿證據，又以“莫須有”之荒唐罪名殺害岳飛于風波亭。

　　而要說明朝的經濟，在私營工商業的發展方面都確有可圈可點之處。如無論是冶鐵，造船，建筑等重工業，還是絲綢，紡織，瓷器，印刷等輕工業，在世界都享有盛譽。明朝以較短的時間完成了宋朝手工業從官營到私營的演變，而且變化得更為徹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鹽業等少數幾個行業還在實行以商人為主體的鹽引制外，一些手工業都擺脫了官府的控制，成為民間手工業。晚明時中國民間私營經濟力量遠比同期西方強大，當英國商人手工場業主擁有幾萬英鎊已算巨富時，明朝民間商人和資本家動用幾百萬兩的銀子進行貿易和生產已經是很尋常，例如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數千萬兩白銀，即使是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也根本無法與之相抗衡。在商業都市的發展規模、人口城市化狀況和市場化程度方面，16世紀的歐洲城市規模還較小，1519年至1558年時期，擁有2萬至3萬人口即可稱為“大城市”。從城市規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國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據伊懋可的數據，中國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占到總人口的6%至7.5%。據曹樹基的估計，1630年時中國城市化率已達到8%。

　　至于商業的空前繁榮，明代中后期，農產品呈現糧食生產的專業化、商業化趨勢。江南廣東一大片原來產糧區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來生產棉花甘蔗等經濟作物而成為糧食進口區，其它一些地方則靠供給糧食成為商品糧食出口區。長江三角洲一帶是當時桑、棉經濟作物和手工業最發達的地步，據稱常思患糧食不足，故此區域內調劑甚繁。

　　但整個區域仍有不足，須由湖北，江西，安徽運入，所謂“半仰食于江、楚、廬、安之栗”。一般糧食作物的種植，主要有稻、麥、粟、梁、黍、菽等多種谷類;某些本來可以自給的區域，由于手工業的發展，非農業人口的劇增，或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不斷擴大，使本地生產糧食不能滿足需求，因而每年需從外地輸入大量糧食。不少土地主縉紳也逐步將資金投向工商業，“富者縮資而趨末”，以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等為名號的商幫亦逐漸形成，并在一定地區和行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農業人口轉為工商業者的數量急增。此即是其時城市化發展的原因。

　　再至后期，1626年冬，努爾哈赤死，袁崇煥為議和遣僧前去吊孝，遭到時任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人的激烈反對。1629年(崇禎二年)10月，后金汗皇太極由蒙古人做向導親率大軍，通過喜峰口，從龍井關突破長城，攻陷遵化、灤州、永平、遷安四座要塞，直逼帝都。由于人事變動，朝廷一度失去了對遼西邊防軍的控制，而衛戍帝都之三大營為后金武力威懾，北京城外園亭莊舍被入侵者蹂躪殆盡。同年12月，崇禎帝詔令天下兵馬進京勤王。1630年(崇禎三年)，帝以“咐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疑則斬帥”等罪名將負責遼東軍務的袁崇煥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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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王朝的覆滅，應該是有著許多亡國之因的。但就以南宋與晚明來看，無論是經濟上的發展成就還是科技的進步，都無以挽回覆滅的命運。有一個原因不能忽視，那就是自毀國之棟梁。試問，如果宋高宗不是聽信奸相讒言，不是由于深怕岳飛一舉飛搗黃龍，迎回徽欽二帝而威脅到自己的帝王之位;如果崇禎不是后來所言的中了清太宗的“離間計”，即使是由于袁崇煥太炫耀、太膽大、太敢說話，太敢向皇帝索要內孥，太敢無視一切敵人，太敢獨斷專寰，太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一切……甚至說他不會韜光養晦，不會為自己留后路……但我們要說，以當時情勢，怕只有岳飛能挽救南宋命運，也只有袁崇煥能抵御清兵的進攻。但人們不愿看到的結局卻是，岳飛被施盡酷刑，最終問斬;袁崇煥被那位十九歲的崇禎皇帝下令用刀片，就象北京人愛吃的涮鍋肉，一片片地把四十七歲的袁崇煥剝皮剔盡，凌遲處死。據說袁崇煥的肉片被在天子腳下市價爭購，更有無知百姓佐之與蔥蒜，拌之與烈酒，而爭食英雄的體肉……

　　一個利令智昏無恥王朝由于容不得此等忠心報國的義士英雄，注定了一個家族帝國的消亡。崇禎殺袁崇煥是一例，宋高宗害死岳飛也是一例。其實從南宋處死岳飛，晚明凌遲袁崇煥，就是這兩個將死王朝自掘墳墓的開端!

　　大凡亡國之君，總會是伴隨著一己私欲的凌駕國之利益與民之禍福之上。一個政權即將走向覆亡之時，也總要伴隨奸相的弄權，忠貞之士遭受打擊迫害。也許正因為如此，才導致其執政公信力的完全喪失。于是，外邦欺凌，朝綱混亂，官員腐敗，民變蜂起，更還有無恥的馬屁御用文人歌功頌德、拍馬逢迎。對上愚弄朝廷，對下欺騙百姓。而那個已然岌岌可危的垂死王朝，既要面對外邦威脅與凌辱，又要面對內起的亂端。既要攘外還須安內，處處掣肘，無奈之下，對外奉行歲幣外交、韜光養晦;對內悖行不遺余力的河蟹、維穩。終至力不從心，執政公信力喪失殆盡，終至王朝大廈垮塌崩潰。

　　更多時候，取決于一個政權能否穩固，有著旺盛生命力的關鍵因素，不是看什么經濟發展數據，不是看什么對外開放程度，再至于什么商業繁榮，城市化率發展等等，都無足輕重。而廟堂之上以一己私利為先，聽信讒言，奸相弄權，自毀國之中流砥柱，最終導致其執政公信力喪失殆盡，才是最為致命的因素!

　　無論是南宋還是晚明，大抵當時面對岳飛與袁崇煥被害之時，由于朝廷權力的暫時優勢與一時淫威，由于那些無良無恥走狗文人的拍馬逢迎與真相歪曲，許多百姓被蒙在鼓里，對事件真相無從而知。所以才有袁崇煥被害而爭相食其肉，岳飛被害而無動于衷。大概當時的人們更多還算計一己利益收入，爭名與朝，爭利與市，直到亡國來臨，直到外來侵略者的屠刀對自己揮起之時，一切都晚了。只不過由于時代的局限性，由于信息閉塞，他們可能臨死也不會明白為什么國之大廈說傾就傾?為什么老百姓總要為廟堂之上昏庸之主的利令智昏誤國毀國買單?但今天的信息化時代，網絡普遍普及的時代，再若是重復歷史的誤區，那就真是對國家而言養癰遺患，對自己而言自尋末路。

　　但愿歷史的殷鑒能帶給我們以有益的思考!!!

　　有些時候，歷史本來不用在那里轉折，但確確實實是開始了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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