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苦難輝煌》是政治尋根的有益嘗試

　　根據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少將創作的《苦難輝煌》一書改編的同名電視政論片，目前正在央視一套熱播。這部作品梳理了中共早期從建黨前后直至抗戰爆發的歷史。和以往同類作品重在講述革命往事喚起政治認同不同，《苦難輝煌》重在和讀者、觀眾一起思考“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哪里來的?”因此一經問世就引起北京思想、文化界乃至政界的廣泛關注，一時間，學界的各種研討會接連不斷，網絡和其他媒體也在進行著熱烈的討論。

　　在我看來，《苦難輝煌》及其同名電視政論片所引發的關注，表明中國已經出現一股政治尋根的熱潮，目的是重返歷史的危急關頭，找尋建黨之初的純潔理想，重新激發人民的政治熱情并實踐當下的政治動員，應對中國目前面臨的內外挑戰。

　　政治尋根，其實是一種很正常的社會心理現象。因為任何政治運動都有“源”、“流”的關系，正如一條大河，在不斷向前奔流的過程中，會不斷有各種支流匯入，這些支流壯大了的大河的聲勢，同時也使河水變得不那么純潔了。但無論下游有什么變化，在源頭，總還是存在著沒有被污染的最純潔的政治理想。因此一旦在前進的過程中遇到問題，總會有人發問：我們是誰?我們是從哪里來的?我們當初要干什么?而原初的純潔理想，就是前進方向的校正器。

　　中國共產黨也是如此。從1921年建黨算起，中共已經走過了90多年的風雨歷程，期間經歷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文革、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路線、方針、政策等都做過許許多多的重大調整。如今，黨的領導干部脫下中山裝換上西裝，解放軍也脫下了原來帶有紅軍風格的軍裝，換上了酷似美軍的新制服，形象和語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是不是還記得原初的政治理想?面對未來道路上可能出現的挑戰乃至危機，中共還能否重新找到不盡的力量源泉?

　　中共勝利的秘訣是民族主義嗎？

　　近代以來，中國不斷遭到西方列強的武裝侵略，泱泱大國的首都每隔四十年左右就淪陷一次，亡國滅種的陰云始終揮之不去，孔子那一套“君君臣臣”、“仁義道德”的東西，面對奉行弱肉強食的殖民強盜的根本不管用。洋務派搞中體西用，不行;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派搞君主立憲、孫中山的革命派搞憲政民主，同樣不行。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國運才開始從谷底回升，中國共產黨成立28年后就建立了新中國，在其后短短三十年的時間里，不僅重建了強大的國家政權，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而且六次對外戰爭獲得全勝，中國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

　　在這一歷史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其他的政治力量不行，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行?“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哪里來的

　　時下流行的解釋是，這主要源于民族主義的力量。關于這方面的論著、文章有很多，比較典型的是原中央黨校副教育長、科研部主任王瑞璞教授撰寫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中國共產黨》(江西人民出版社)一書，這本書將中國共產黨的作為一個馬列主義政黨、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重新解釋成作為一個民族主義政黨的歷史，。按照這本書的梳理，似乎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伊始就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自己的旗幟(該書第四章第一節的小標題即“中國共產黨從誕生起就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但這并不是事實——事實是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共從來沒有提過“民族復興”的口號，只提過“民族解放”、“民族革命”的口號，毛澤東在他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絕口不提“民族復興”，反而認為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與毛澤東相反，蔣介石在他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卻大談特談“民族復興”，一本不過10萬字左右的小冊子，“民族復興”的字樣前后出現12次之多。而蔣介石當時提出“民族復興”，正是為了和當時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相對抗。

　　1924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舊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使之成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從那時起直到1927年國共分裂，在國民黨的宣言和其他文告中，只見“民族解放”，并沒有“民族復興”的字樣。

　　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新右派反共活動逐漸活躍，而他們的理論基礎，則是以孫中山思想正宗傳人自居的戴季陶所撰寫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這兩本小冊子。戴季陶在這兩本小冊子中，把三民主義歸結為“孔孫道統”，宣稱三民主義“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徹底否定了國民黨“一大”對三民主義的解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國民黨“民族復興論”的邏輯，正是建立在這種歷史觀的基礎之上的。

　　1930年代初，為配合軍事剿共，蔣介石和國民黨正式亮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旗號，以此來攻擊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是“非民族”的破壞力量。蔣介石儼然以“民族復興”的唯一領袖自居，1934年出版了《復興民族之要道》一書，同時出版了他對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講話稿《抵御外侮與復興民族》。胡漢民和閻錫山則分別出版了《民族主義的民族復興運動》和《復興民族須先復興發展富強文明的原動力》等書和演說稿。蔣介石還指定黃郛創辦了《復興月刊》，組織了一大批鼓吹“民族復興”的文章陸續發表。

　　必須強調的是，蔣介石的“復興運動”帶有很強的法西斯色彩。1932年3月蔣介石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不久，就派戴季陶率代表團去德國考察，戴回國后力勸蔣介石學習德國納粹，實行法西斯主義，試圖把中國構建成一個半法西斯化半儒教化的社會。《復興月刊》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論述戰后德國如何復興的長文。蔣的一個黃埔學生楊周熙，寫了一本《三民主義之法西斯化》的書，送給蔣介石審閱。蔣大加贊賞，僅把書名改為《三民主義之復興運動》，內容一字未易即正式出版，并被列為軍官學校的“精神訓練”教材，可見在蔣介石那里，“復興運動”和“法西斯化”是同義語。

　　最能說明“復興運動”的法西斯性質的，莫過于蔣效仿意大利法西斯組織“黑衫黨”而成立的“中華民族復興社”(簡稱“復興社”，又稱藍衣社)。“復興社”由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戴笠等黃埔軍人為骨干組成，屬于軍事系統的具有情報和特務性質的秘密組織。“復興社”一成立，就打起“民族復興”的旗號，鼓吹獨裁救國和對領袖的絕對服從，宣揚“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全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共”的政策。在“復興社”成立大會上，蔣介石強調：要復興中華的民族精神和道德，做好一切工作，就必須知己知彼，所以情報工作是復興工作最重要的一環。根據蔣的這一講話，復興社設立了“特務處”，戴笠為處長，后來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的“軍統”即由此發展而來。戴笠強調“中國特種工作人員，要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固有道德，復興中華民族……為職志”。特務處在全國遍設特務網，對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異己力量進行盯梢、監視、綁架、逮捕、暗殺，無所不為。那一時期，“中華民族復興社”究竟殺害了多少真正的中華民族精英，恐怕是一個永遠難以搞清數字了。

　　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來自社會主義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雖然擺脫了半殖民地地位，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仍然處于外圍地帶，因此，民族主義在中國是進步的，它具有反對民族壓迫，追求民族平等的積極意義。但是，既然國民黨是一個比共產黨更加“正宗”的民族主義政黨，為什么卻不能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歷史使命，而要靠共產黨來完成這一歷史任務?蔣介石既然以唯一的“民族領袖”自居，為什么既不能有效抵御日寇的入侵于前，又和美國簽訂《中美商約》，全面出賣中國領土、領水、領空于后?

　　在我看來，民族主義雖然非常強調維護本民族的利益，雖然非常強調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但對如何實現民族的目標，卻沒有更多建設性的論述。民族主義的這一缺陷，使得一些獨夫民賊、既得利益集團甚至可以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反對民族利益。

　　比如在蔣介石那里，九一八事變后的“逆來順受”、“絕對不抵抗”是為了“民族復興”，在抗日戰爭中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是為了“民族復興”，抗戰勝利向美國全面出賣中國主權，也是為了“民族復興”……

　　不能說蔣介石在主觀上就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他代表了買辦集團的利益，他推動“民族復興”是以不損害乃至要增進買辦集團的利益為前提的，這就使他不能不反對買辦之外的中國幾乎所有其他階層的利益，他的這一立場，使他根本無法團結起整個民族的力量，來驅逐帝國主義，實現“民族復興”。在蔣介石那里，“民族復興”的口號，對內成了純粹的欺騙，對外則成了“賣國”的代名詞了。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凡是不能實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數人的制度，推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數人的政策，而又空喊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人，其口中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一定是賣國主義、投降主義的代名詞！

　　相反，由于共產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所以她始終強調把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平等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政策訴求，無論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還是抗戰時期的“二五減租”;又無論是解放戰爭時期的“土改”，還是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人口最大多數的工農大眾的利益，這就使得毛澤東和共產黨能夠成功地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不僅領導中國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時還領導中華民族用“高積累，低消費”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這是蔣介石和國民黨無論如何都辦不到的。

　　概而言之：就中國的具體情況和歷史境遇來說，民族主義的理想、訴求，只有和社會主義價值取向以及基本制度安排結合在一起，才可能是剛健有力的，強大的、成功的民族主義。離開社會主義空談民族主義，只不過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欺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言簡意賅地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中國共產黨從“苦難”走向“輝煌”的歷史啟示我們：中華民族只有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族”而存在，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只有對內和諧均富對外才能不讓虎狼，否則就必將重歸一盤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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