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求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和鄧小平相關講話精神為依據，梳理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其實踐，對毛澤東晚年的探索與失誤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以對我們現在的工作特別是確保實現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有所啟示。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這可能是一個難以講清的大題目。因此，探討這一問題，一是需要用一定的篇幅，二是有時也須引用一些必要的文獻，三是筆者只能從自己所接觸到的有限材料進行梳理和認識。

　　一、“永不變質戰略思想”與“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概念的提出

　　“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這一概念，主要反映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但同時也包括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保持黨和軍隊、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之所以只提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而沒有把軍隊單列出來，是因為廣義上的政權概念，已經包括了軍隊。至于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這一概念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學準確，當然還可以探討，但這一戰略思想是客觀存在的，并且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我們黨、國家和人民軍隊的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決議》在“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部分中明確指出“建國前夕和建國以后，鑒于我們黨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黨，毛澤東同志多次提出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 這個表述實質就是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具體體現。

　　梳理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其實踐，也應遵照《決議》和鄧小平相關講話精神，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亦即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本文提出“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亦即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這一概念，就是根據《決議》和鄧小平相關講話精神進行的提煉，是經過多次推敲確立的。其中的“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這一提法源自《決議》。《決議》中說：“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后，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后，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于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并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 “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評價”這一提法源自1981年6月22日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的講話。鄧小平說：“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 。“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這一提法的依據來自1980年8月21、23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的談話。鄧小平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 。鄧小平這一論述十分重要，這就堅定地劃清了與蘇共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全盤否定斯大林進而逐漸脫離、背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根本界限。毛澤東“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 ，但“從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這也就是說，這一嚴重錯誤是在探索確保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中的失誤，同時也可以說是在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過程中的失誤。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經過多次曲折，最終實現的第一次成功的結合。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后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在第二次探索中，毛澤東帶領我們黨積累了成功的經驗，但也出現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失誤，但這個失誤畢竟是探索中的失誤。因此，本文提出“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亦即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這一概念，是符合《決議》和鄧小平相關講話精神的。其中的“實事求是”是指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其中的“恰如其分”是指具體運用黨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評價“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亦即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這兩個詞并不是同義語的重復。

　　什么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決議》明確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并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 可以說，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就是我們黨《決議》中所說的有特定含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我們黨是如何給“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呢?《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后，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后，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于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并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十分重要。從一定意義上說，有此定性，我們黨才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才有此后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毛澤東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呢?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澤東對華國鋒等四位守護在自己身邊的政治局委員交代后事時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

　　從一定意義上講，毛澤東把對自己一生的評價簡化為“兩件事”，是有一定道理的。“兩件事”中的第一件，從中國的絕大多數人來講，完全可以“定論”。至于“兩件事”中的第二件，絕大部分同志依然擁護和維護《決議》精神;但毋庸諱言，也出現了各種不同看法，甚至展開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會延續不少年月，甚至也可以說，直到階級的完全消亡。

　　《決議》在給“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同時還指出：“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作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決議》的作出，距今已整整30年。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都有著種種評說。這些年來，國際國內的實踐充分說明，當年鄧小平和我們黨的《決議》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動機的評價是完全正確。此后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與黨中央和鄧小平當年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試想，若是當年我們黨像赫魯曉夫評價斯大林一樣對待毛澤東，很難想象今日之中國，會是什么局面。實踐也已經證明，那些關于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所謂“個人權力之爭”甚至“個人品質問題”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據筆者所知，當年有此誤解的同志中，現在有不少人已完全轉變了自己的看法。

　　維護《決議》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準確、正確的評價，要反對兩種傾向，這就是《決議》中指出的：“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采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并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 上述兩種態度，都不是鄧小平所說的“實事求是”和“恰如其分”。

　　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重溫鄧小平上述講話，梳理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其實踐，對毛澤東晚年的探索與失誤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把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這一科學論斷與“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嚴格區別開來;把毛澤東晚年探索和思考當中的正確成分與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嚴格區別開來，從而牢牢記取“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教訓，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進一步科學、全面、準確貫徹落實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進一步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二、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

　　近些年，國際形勢的風云變幻和國內改革的持續深入，使筆者更加感到理論的重要。但堅持和發展正確理論的前提，是正確對待歷史。從一定意義上講，世界上只有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科學。近些年，筆者又重溫了黨史，更加感到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偉大，在新中國成立后到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以及從這時開始探索本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同時，也對1957年反右斗爭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所犯錯誤進行了相關思考。思考中，總有這樣一個問題盤桓在自己的腦際：在一個相當長的黨的各個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毛澤東總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他的功績為何像一座座巍峨的高山矗立在我們面前?而在隨后的歷史發展中，他的種種錯誤為何突然涌現，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呢?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也不是。毛澤東說，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實踐中來。近些年筆者在想，人的錯誤思想是從哪里來的?能不能說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呢?或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呢?同樣不是，人的錯誤思想的來源也只能是社會實踐。只不過，正確思想是對社會實踐正確的反映，錯誤思想則是對社會實踐的錯誤反映。

　　如果說，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同樣是來自社會實踐的話，那么，其肇端發始于何時何由?探尋此思想發生、發展和演化的軌跡，無疑有助于我們認識時代的變遷和毛澤東的心路歷程。

　　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而且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理論家。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他十分注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多次反復逐漸形成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在建黨、建軍和建政的過程中，他一直高度重視保持黨、軍隊和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深刻論述黨、軍隊和政權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與人民群眾始終保持血肉聯系的極端重要性，并為此始終不斷進行著認真的實踐探索和總結，從而形成了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這為指導我們黨、軍隊和國家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

　　從一定意義上講，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軍隊鮮明無產階級性質戰略思想探索的端倪顯現于1927年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的“三灣改編”。那時除了整編部隊以外，更為重要的是把黨組織建立在連上，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并在連隊建立士兵委員會的民主制度，實行官兵平等，經濟公平，破除舊軍雇傭關系;并初步醞釀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灣改編”初步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及舊軍人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這標志著毛澤東建設人民軍隊思想的開始形成，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政治建軍的基礎。“三灣改編”的三項重要內容之一——實行民主主義，不僅對團結廣大士兵群眾、瓦解敵軍起到了巨大作用，豐富了我黨早期的統一戰線思想，同時也可以說是豐富了黨內民主和保持黨的性質永不變色的思想。

　　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思考同時也顯現于20世紀30年代初他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之時。當時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謀取私利。他為了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秘密殺害干部和紅軍軍醫。事發后，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澤東力主嚴懲，并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932年5月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判決：“把謝步升處以槍決，在3點鐘的時間內執行，并沒收謝步升個人的一切財產。”這是紅都瑞金打響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懲治腐敗分子的第一槍。1933年，毛澤東簽發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和訓令》明確指出，如發現蘇維埃工作人員中有貪污腐化，民眾應立即揭發，蘇維埃政府應立即懲辦，絕不姑息。

　　毛澤東關于如何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思考進一步顯現于延安時期。黃克功，1927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井岡山斗爭和兩萬五千里長征，歷任紅軍班長、排長、連長、團長、旅長。1937年9月，在延安因逼婚未遂槍殺了陜公女學生劉茜。毛澤東致信給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黃克功過去的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 這對當時全黨、全軍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1944年3月，毛澤東閱讀了描述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的《永昌演義》。他關注這位英雄人物，但讓他更加關注的是李自成由勝利轉為失敗的歷史教訓。1944年，郭沫若應約撰寫并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紀念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記述了李自成所率起義部隊進京后，因驕傲、腐敗導致最終失敗的過程和原因。毛澤東當即指示延安《解放日報》轉載，并在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1944年4月，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報告中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944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期間，毛澤東復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毛澤東關于如何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考更直接地表現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7月初。當時毛澤東會見到延安參加國共商談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時任國民參政員的黃炎培。黃炎培通過在西北黃土高原窯洞里與一群生活儉樸但又充滿生機的共產黨人的短暫接觸，深信這些人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在全國執政，但他也有著更深層次的憂慮。他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對民主的概念曾有過多次明確闡發。1939年11月，他《在邊區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講俗話就是老百姓能起來說話、活動、想辦法。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又指出：“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 筆者認為，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民主概念內涵和外延的通俗表達。毛澤東關于人人起來負責的思想，實質上是黨在奪取政權前特別是在執政后永遠保持黨的根本性質、保持黨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從而跳出人亡政息歷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徑，實質上這也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根本區別。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絕大多數人起來自己為自己負責，從而實現自己為自己當家作主;而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則是絕大多數人通過選舉把權力讓渡給極少數“精英”，讓他們為絕大多數人負責和當家作主。前者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后者的本質是資本當家作主。民主的名字相同，但其實質的不同卻涇渭分明。但是，在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民主中，如何才能喚起人人都有起來負責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才能建立保證讓人人起來負責的機制與制度，防止黨永不變質呢?1948年，劉少奇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中也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 這說明，這不僅是毛澤東當時的思考，也是黨內許多領導人的共同思考。

　　這充分說明，在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對黨在延安時期局部執政經驗進行總結，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從一定意義上講，在思想政治領域，毛澤東在建立新中國后所做的所有事情包括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都是為了確保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黨和政權不被腐蝕、不改變顏色的問題，這不但是毛澤東晚年思考并力圖解決的一個戰略問題，也是今天我們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高度重視的重大戰略問題。鄧小平在晚年念念不忘“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 ，從一定意義上說，這與毛澤東晚年的思考在本質上有高度的一致性。

　　三、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發展脈絡

　　可以說，與黃炎培談話之后，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這一課題始終縈繞在毛澤東心頭。毛澤東與黃炎培談話一個多月后，日本即無條件投降。1946年6月，摧枯拉朽的解放戰爭拉開大幕。三年解放戰爭中，毛澤東幾乎全力指揮戰爭，但他十分強調黨“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 。1948年1月，解放戰爭已經勝利在望，為了保證戰爭的順利進行，毛澤東為中央軍事委員會起草對黨內的指示《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要求人民軍隊實行政治、經濟、軍事民主，并明確指示：“應當使士兵群眾對于干部中的壞分子有揭發其錯誤和罪惡的權利。應當相信，士兵對于一切好的和較好的干部是不會不加愛護的。” 軍隊內部開展的三大民主運動為保證解放戰爭勝利起到了根本保障作用。

　　在三大戰役順利結束后的1949年3月5日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深知，建立新中國已指日可待了。如何跳出周期率這一重大課題可能又涌上毛澤東的腦海。他在會上警示全黨：“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他在七屆二中全會總結中還指出：“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進北平。臨行前，他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至實現共產主義”;“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周恩來回答：“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說：“這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是要永遠讀下去的!”

　　時間沒過一年，即1950年2月27日，毛澤東訪蘇回國來到哈爾濱，這也可以算作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在國內視察。在哈爾濱吃第一頓飯時，即發現招待的十分豐盛。他當即提出嚴肅的批評，為省委題詞：“學習”、“奮斗”、“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 。2月28日，他到了沈陽，當地飯菜安排的比哈爾濱還好。上述兩餐他都因同時從蘇聯返回的胡志明在場而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幾口而沒有“罷餐”。在沈陽這頓晚餐他只用了半個多小時。飯后，他很不高興地說：“我們是人民的公仆，是為人民服務的，如果你們一層一層仿效下去，這么吃起來，在人民群眾中將會有什么影響?你們應重溫七屆二中全會精神。” 3月1日，毛澤東在東北局、遼寧省、沈陽市領導干部大會上講話，重點講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他嚴肅批評并憤憤地說：“我是不學李自成的，你們要學劉宗敏，我勸你們不要學。二中全會剛剛開完，就忘了。我們還要繼續貫徹二中全會的精神。”

　　盡管如此，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擔心很快被實踐證明。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黨和國家機關中部分工作人員的腐敗現象便頻頻出現。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疾呼：貪污行為已毀壞了一批干部，并染壞了很多干部。貪污蛻化已成為主要危險! 1951年11月1日，東北局書記高崗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沈陽市僅在部分單位中就揭發出3629人有貪污行為。1951年11月29日，華北局向中央報告了河北省揭發出的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行署專員期間貪污的嚴重犯罪事實。毛澤東看了這些報告，十分憂慮，他甚至用一股“貪污浪費的狂瀾” 形容此現象。12月1日，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毛澤東在審改此《決定》時，特地加寫了一段話：“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 隨著“三反”深入，發現黨內貪污分子大多與不法資本家有關。如，天津不法商人馬玉恒一人腐蝕干部170人，其中團、師、軍干部達25人。1952年1月26日，中央又作出《關于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 的指示》。“三反”、“五反”斗爭從1951年底開始至1952年10月結束，取得了重大成果。全國縣以上機關查出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萬余人，包括殺了劉青山、張子善等42人。據中紀委截至1952年7月的統計，參加運動的有312.2437萬人，其中有貪污行為者122.6984萬人，占參加運動總數的39%強;貪污分子中有黨員20.2683萬人，其中6萬余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約2萬人被撤職查辦，4029人被逮捕法辦;逮捕法辦的黨員干部中，省委或相當于省委一級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當于地委一級的干部576人，縣委或相當于縣委一級的干部3428人。 在外部開展的懲治不法資本家的“五反”斗爭中，京、津、滬等9大城市被審查的45萬多私營工商業者，犯不同程度五毒行為的占76%，其中上海為85%，北京為90%。 

　　“三反”、“五反”有效地遏制了黨內和社會上的腐敗現象。特別是當毛澤東下決心要處決劉青山、張子善時，有同志為他們求情，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百個，2千個，2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事實正是如此。

　　對劉青山所犯錯誤，并非無人抵制。但劉青山振振有詞地回應:“老子們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樣?”這種打天下、坐天下、享樂天下的思想，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及近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黨政領導干部中有不少人受這種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不可能完全擺脫上述思想的熏染，這種思想也不可能隨著劉青山、張子善的處決而從一些人的腦海里消除。享受與特權、特權與腐敗的界限在哪里，對于那些腐敗分子來說，就更加分辨不清。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建立，對快速發展新中國的生產力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管理權是所有權的重要內容，在一定條件下甚至是所有權的根本體現。從一定意義上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領導干部意味著沖鋒在前、犧牲在前;而在建設時期，管理權的相對集中，也為一些官僚主義甚至腐敗分子提供了脫離群眾、違法亂紀、追求特權享受的便利條件。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翌年要在全黨開展一次新的整風運動。會上，劉少奇著重講了不要脫離群眾和防止產生新的貴族階層的問題。毛澤東接著劉少奇的話說：“少奇同志講了，我們可以成為一個貴族階層的，人數幾百萬，主要的就是那么幾十萬到百把萬，我看無非是十八級以上的(周恩來同志插話：縣委以上)，縣委以上有幾十萬，命運就掌握在縣委以上的手里頭，如果我們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講的艱苦奮斗”，“我們一定會被革掉。”

　　毛澤東異常清楚，興衰更替的周期率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甚至只是剛剛破題。他在抓三大改造，講“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 的同時，對“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 的現象高度重視，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滋長的現象高度重視，對不關心群眾疾苦的特權思想甚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對待群眾的現象高度重視。因此，他強調：“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1957年4月27日，中央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明確要求“首先從檢查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開始” 。5月4日，又在《中共中央關于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中明確指出：“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于我黨整風，否則對于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成效)” 。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第二版整版刊登了22位中、小學教師在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題為《大膽揭露矛盾，幫助黨內整風》。5月14日，毛澤東讀了發言摘要，寫批語給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說：“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

　　有的研究人員認為，1957年的黨的整風一開始就是搞陰謀，是為了“引蛇出洞”，這是誤解。整風的本質，是要防止黨脫離群眾，保障黨不變質。開展整風之后，廣大人民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暢所欲言，對黨、政府和各級領導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評、意見和建議。黨和毛澤東同志明確肯定這些批評，“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對于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 各級領導干部中的絕大多數對大家的批評甚至態度、言詞有些過激的批評也是認真接受并虛心改正的。但也有的干部對大家的批評甚至是完全正確的批評很不理解，個別的還窩著一肚子火，對在全黨開展整風有著很大的抵觸情緒，這種抵觸情緒實質上主要來自部分干部在全國解放后的享受和特權思想。

　　但是，由于1956年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在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引發了“波匈事件”，國際上出現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大氣候。資產階級右派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在中國也將很快出現波匈風波。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幫助黨整風之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一些人公然說：“現在政治黑暗”，“各機關都是官僚機構”，“比國民黨還壞”，“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提出要和共產黨“輪流坐莊”，甚至毫不隱諱說“請共產黨下臺”。在此情勢下，我們黨不得不中止整風，被迫開展反右斗爭。《決議》指出：“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決議》的論斷完全正確。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意識形態領域存在長期復雜的斗爭。在一定條件下，這種斗爭還會發展為政治斗爭。由于我們黨對領導這種斗爭缺乏經驗，加上敵我與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某些具體背景和場合下不容易區分清楚，毛澤東本人對極少數右派分子向黨與社會主義進攻的形勢作了過于嚴重的估計。對反右斗爭的嚴重擴大化，毛澤東本人無疑負有主要領導責任。但我們也要看到，中央其他領導也有一定的領導責任。鄧小平就坦率地承認：“從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擔任黨中央秘書長、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一九五六年起擔任黨的總書記，是在領導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黨犯的‘左’的錯誤，我也有份。” 勇于承擔責任，坦誠地作自我批評，這正是我們黨的領袖人物的偉大之處。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中不少人也有直接的責任。整風被迫中止開展反右后，一些有特權和享受思想的領導干部，對提意見的人進行打擊報復，使他們受到很大的傷害。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些領導干部對反右斗爭的擴大化負有更直接的責任。此后，群眾給領導提意見都是小心翼翼的了。1957年以后，我們黨又開展了幾次小規模的整風，但由于反右斗爭的嚴重擴大化，成效都不明顯。20世紀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告訴筆者：“1957年10月間的一個周末，我與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齋跳舞。毛主席問我，仲麗呀，你們單位打了多少個右派?當時，我任友誼醫院院長兼黨總支書記。我回答，十二三個。主席又問，你們有多少人?我說，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個科室。基本上是一個科室打了一個。主席說，你們是搞自然科學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別一下，砍它一半?那時的保密觀念和紀律觀念強。回到醫院我又不能說是主席的指示。我們總支討論多次，要往下砍，但每個科室抓了一個，每個科室主任都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因為每個科室抓的‘右派’，往往都是本科室與自己對著干的‘刺頭’。在整風時，這些科室領導對給自己提了意見特別是言辭激烈的人，十分窩火。整風被迫停止開展反右斗爭后，給這些領導正好提供了出氣的機會。在我們當時的友誼醫院，有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小伙子，在整風時要給科室主任提意見，一位老同志勸他說，這個主任官僚主義確實嚴重，但他報復心也很強，你還是不提為好。這個小伙子說，黨開展整風號召群眾提意見，就是讓他改掉這個官僚作風的，為什么不能提?這位老同志搖頭說，你呀，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這個小伙子說，我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結果，那位科室主任說，你敢說黨是老虎?這還不是典型的右派?!我原打算解脫幾個人其中包括這個小伙子的，但由于各科室領導的堅持，原來劃定的十多個右派，一個也沒被砍掉。”筆者認為，朱仲麗所舉的例子，可能有一定普遍性。有些人把反右斗爭擴大化的責任全部歸咎于毛澤東同志一個人，這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也是極不公道的。

　　事實證明，那時我們黨內和社會上確有右派。當年被打成右派者有的如今公開承認：自己“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且至今并不以為非。事隔50余年的這種自白，進一步證明了當年反右斗爭的必要。當然，我們也充分看到，黨對當時右派進攻和階級斗爭的形勢確實估計得過于嚴重了，在反右斗爭時也確實采用了錯誤的斗爭策略和方式，使大量的同志和朋友特別是知識分子受到傷害，他們的家屬、親友受到牽連。反右斗爭嚴重擴大化，也使剛剛形成的民主空氣被嚴重破壞，毛澤東原想通過整風形成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非但沒有形成，從一定意義上講，反而助長了原來所要反對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這一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反右斗爭后，毛澤東對國內主要矛盾問題重新作出判斷，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毛澤東的提議下，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改變了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從此黨的指導思想沿著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逐步發展。這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給中國政治生活帶來的一個嚴重后果。

　　四、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最終形成及對階級斗爭形勢的錯誤估計

　　1958年后，毛澤東抓經濟建設，抓技術革命，抓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其間取得很大成績，同時也遭受了嚴重挫折。但“如何跳出周期率，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這一主題他始終念念不忘。在1958年5月20日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又一次嚴厲批評令人厭惡的官氣：“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

　　回顧和總結歷史，我們應十分關注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及“文化大革命”理論形成的國際背景。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后，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他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毛澤東高度警惕美國當局發出的這一重大戰略信號。1959年11月12日，在與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時，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他說，杜勒斯在一次發言中講，“決不結束冷戰”，“用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毛澤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的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 此后，毛澤東多次講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變”，他反復強調，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社會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這樣，毛澤東就逐漸把防止黨內變質與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結合起來進行思考，逐漸推動著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最終形成。

　　從1962年到1966年我國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但“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方面指導思想上并未得到徹底糾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特別是1962年下半年對農村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問題，毛澤東與絕大部分中央領導發生的嚴重分歧，使他更加感到兩條道路和階級斗爭形勢的嚴峻。在1962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并在會議《公報》中寫道：“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于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斗爭是錯綜復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斗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斗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傳(1949-1976)》在引用上述論述后指出：“這一段話，基本形成后來被稱之為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的完整表述。從此，‘反修防修’作為一個基本戰略，成為當時全黨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以后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從中蘇論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演變成為‘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正是這一思路的延伸和發展。” 筆者認為，此畫龍點睛的評述極為重要。

　　在1958年“大躍進”中，毛澤東也曾一度頭腦發熱，全黨、全國曾出現浮夸風、要求取消商品生產等不正常現象，但正是毛澤東最先察覺并開始加以糾正的。為了從根本理論上解決問題，他一方面寫信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的委員會委員，建議大家一是讀斯大林審定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是讀《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要求每人每本讀三遍，以糾正上述偏錯。另一方面，從1959年12月上旬直到1960年2月，他親自帶領陳伯達、胡繩、田家英、鄧力群等幾位秀才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邊讀邊發議論。他在議論中說，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勞動和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分配形式三個方面。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所有制性質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在一定時期內，還是不會有多大變化的;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并且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變化存在著兩種可能：一是沿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要求，不斷完善和發展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關系;二是也存在著違背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求的逆向發展的可能。這兩者都會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產生影響。所以，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管理問題即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就突出出來了，核心問題是防止管理人員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確保已經建立起來的新的生產關系能夠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就要搞整風、下放干部、兩參一改、干部參加勞動、破除不適當的規章制度等等，破除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部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否則，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有可能受到損害甚至變質。這里雖然是就企業的性質提出問題，實際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會主義國家被和平演變的大問題。

　　為了防止人與人之間關系出現質的變化，毛澤東特別強調干部要聯系群眾、直接參加生產勞動。在筆者印象中，最為突出的有兩次：一是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在對《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上的批示。他在其中寫道：“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 在這則批示中他預言：如果共產黨人不能“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二是1965年1月15日，毛澤東對當時任農業機械部部長的陳正人關于社教蹲點情況報告上的批注。他寫道：“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毛澤東在這一批注中，還在薄一波注釋為“指那些企業領導人中堅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的“這些人”旁批注道：“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 此批注表明，他當時已判定：黨內出現了一個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尖銳對立的“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顯然是把在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了，并為他晚年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和“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進一步奠定了基礎。

　　回顧毛澤東上述心路歷程，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觀點，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1963-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于解決當時的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并由于其他中央領導的錯誤認識，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1965年初，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并在后來發展成“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在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1965年后，毛澤東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估計的越來越嚴重，愈來愈形成這樣一個固定看法：中國會不會資本主義復辟，關鍵不在基層，而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其危險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改變顏色也快得多。而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同志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對此或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或者很不理解甚至有較大抵觸情緒。這就使毛澤東把形勢看得更為嚴峻。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他闡發井岡山精神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 他還說：當時的“士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的，它有很大的權利。現在工廠的工會真的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中央出修正主義怎么辦?” “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我們要摸索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防止修正主義，要繼承和發揚井岡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風。”毛澤東當時認為，蘇聯黨已經變成為修正主義的黨，其根源是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結果在蘇聯逐漸出現了一個特權階層。他還說：“在怎樣防止特權階層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繼承井岡山的好制度、好作風。井岡山精神不僅僅是艱苦奮斗，士兵委員會和支部建在連上一樣意義深遠。它們是井岡山革命精神的三個支點。”此時的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雖有正確認識，但對階級斗爭的全局形勢卻作出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錯誤估計。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實質上也是他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這樣，在中國大地上，“文化大革命”這場內亂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五、相關思考

　　1.一定要高度重視、堅決維護《決議》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準確、正確的評價

　　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談，要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做出科學、準確、正確的評價，必須反對兩種傾向，一是不能因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二是不能認為凡是毛澤東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甚至不愿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并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反對這兩種傾向，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同時我們也應充分看到，實事求是地正確評價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在今天的特殊重大意義。《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實踐已經充分證明，《決議》這一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有無比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無比深遠的歷史意義;充分證明鄧小平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位的任務，是樹立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個問題寫不好，決議寧可不寫” 的指示有無比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無比深遠的歷史意義;充分證明鄧小平關于“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的結論有無比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無比深遠的歷史意義。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做出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恰當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同時，堅定地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是保證我們這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分根本的政治共識和思想理論基礎。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如何評價?決不是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評價的小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這關涉我們黨、國家、人民和軍隊的根本前途。只有實事求是地正確評價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我們的黨、國家、人民和軍隊才有光明的前途，否則，就有可能重新步入黑暗。這不是危言聳聽。毫無疑問，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我們決不能認為毛澤東在晚年犯了嚴重錯誤，就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功績。《決議》做出后，得到了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的衷心擁護。但國內外別有用心的人總是尋機對毛澤東進行攻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經驗反復證明，要搞垮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首先就要攻擊這個國家執政的共產黨;要搞垮這個國家執政的共產黨，首先就要丑化這個執政黨的主要領袖。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西化、分化我們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教訓之一，就是蘇聯國內外的敵對勢力投入大量金錢，創辦和導引各種媒體惡毒攻擊、抺黑、否定斯大林以致列寧。現在，國內外別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甚至不惜偽造事實，極盡造謠、誹謗、污蔑之能事，惡毒攻擊毛澤東，這決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個人的問題，而是企圖全盤否定我們黨的光榮歷史、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其實質是為把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輿論。筆者認為，目前國內外敵對勢力在竭力販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虛無主義”之時，把主要矛頭集中放在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在近期甚至近幾年圍剿、演變、顛覆社會主義中國戰略部署十分重要的步驟，是其“軟實力”、“巧實力”十分重要的內容。盡管這僅是極少數人的行為，但他們能量很大。加上各種資本控制的種種媒體特別是互聯網的擴散與擴張作用，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認真恰當應對。

　　下面，請允許筆者再用一定篇幅列舉幾段相關談話進一步說明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當今有關領導同志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的評價。

　　一是周恩來的一段談話。20世紀80年代末，薄一波的秘書董宏告訴筆者說：周恩來總理曾對薄老說，一波呀，毛主席下決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對，但不要輕易表示反對。在歷史上，有幾次，我曾認為主席的決策不對，表示反對，但過一段時間都證明他的決策是對的。以后我就謹慎了，不輕易表示反對了。但后來又有一次，我確信主席錯了，我堅決表示反對，但實踐卻又證明是主席對了。因此，對主席的意見和決策，你可以反對，但不要輕易反對。

　　二是葉劍英的一段談話。20世紀90年代初，張鼎丞的女兒張延忠告訴筆者：1981年《決議》作出后，幾個年輕人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難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又那么堅定地維護毛主席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請教葉劍英元帥。葉帥對他們說，毛、劉、周、朱、陳、林、鄧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還有各位老帥等其他人，我葉劍英也算一個，從一定意義上講，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讓我們從心底佩服一個人不容易。但在長期的中國革命斗爭中，大家逐漸認識了毛主席。別人也都當過頭、掌過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們這些人攏起來，干成了建立新中國并開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大事情。

　　三是黃克誠的講話。黃克誠1959年在廬山會議開展的反右斗爭中，被撤銷了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職務，工資降兩級，20年沒有工作。但1980年11月27日，他卻不顧年邁體弱，幾乎雙目失明，以抱病之軀在中央紀委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四個多小時的報告。在此報告中，他說：“前一段時間，曾經有些同志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比較偏激，個別人甚至放肆地詆毀毛澤東思想，丑化毛澤東同志。這種態度使我很憂慮。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這個問題，我有責任講講自己的看法。”“在創建紅軍時期，毛主席為黨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勛。”“毛主席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如果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所曾犯的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歷史事實。”“比如反右派斗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躍進中，許多同志作風浮夸,把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象征，這是合乎實際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們的黨，丑化歪曲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那樣做，會危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現在國內外的敵對力量都希望我們徹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國人民的思想搞亂，把我們國家引向資本主義。我國人民內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那些人唱同樣的調子;這是很值得警惕的。”“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這是寫在我們黨章和《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則。否定和詆毀毛澤東思想的行為，是違反黨章黨紀的行為。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一切真正為人民的事業而奮斗的共產黨員，要同詆毀毛澤東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現象作斗爭，以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則卻將永遠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導我們不斷將革命推向前進。” 黃克誠的報告一結束，全場立刻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黃克誠1980年的重要講話，在今天無疑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不僅鄧小平及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十分強調要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江澤民、胡錦濤也同樣十分強調要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在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江澤民說：“毛澤東同志作為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毛澤東同志永遠生活在我們中間，我們要認真學習他的科學著作，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驕傲，是我們國家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我們對毛澤東同志永遠懷著深深的尊敬和愛戴之情!” 在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大會上，胡錦濤說：“毛澤東同志的革命實踐和光輝業績已經載入中華民族的史冊。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將永遠鼓舞著我們繼續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永遠敬仰和懷念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2011年6月20日，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上海交通大學上了一堂特別的黨課。俞正聲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這不光是毛澤東的個人錯誤，也是黨的錯誤。”他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母親(注：范瑾，曾長期從事新聞及宣傳工作，是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丈夫是曾出任新中國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和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的黃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監獄，1975年回來，出來之后我就感覺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覺。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絕做任何體檢。我的妹妹，‘文革’開始時一個高中生，在學校里被批斗，后來也得了精神分裂癥，自殺了。我們親屬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那么為什么對毛主席還基本上是一個正面的肯定態度?他有很嚴重的錯誤，為什么?我個人認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響了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對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雖然他犯了這么大的錯誤。正因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計地詆毀他，甚至說，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喬木寫的，胡說八道，胡喬木寫不出這種文章來。第二個，我認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俞正聲還說，“但是他尋找的道路是錯的……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證明他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但是，不能因為這種擔心而尋找一種錯誤的道路。” 俞正聲這番肺腑之言和坦蕩無私的品質與胸懷值得我們學習和深思;俞正聲這些論述也進一步說明黨的《決議》和鄧小平相關思想的正確。

　　2.一定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指出，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筑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斗爭論、國家論了。應該說，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比較清醒的。他在指導思想上，還是主張生產力與上層建筑同時進行研究，而不能舉此而遺彼。但是，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他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嚴重性的錯誤估計，他越來越多地關注上層建筑，忽視了對生產力的研究，而過多地關注上層建筑的研究，這就逐漸導致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提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指導思想，以至于由于對修正主義沒有做出準確的定位，造成了歷史曲折，甚至釀成“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錯誤。在今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若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避免重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但是，階級斗爭依然在一定條件下存在。對這種階級斗爭，決不能擴大，但也決不可熟視無睹。如何既正視階級斗爭的存在，又不搞擴大化，確實有很大難度。1968年10月13日，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上毛澤東說：“過去我們搞南征北戰、解放戰爭，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那種戰爭，敵人清楚，就是那么幾個，秋風落葉那么一掃，三年半也差不多。這回這個文化大革命啦，比那個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把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搞不清楚。”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1980年，鄧小平強調：“有人說，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了，怎么還會有階級斗爭?現在我們看到，這兩方面都是客觀事實。目前我們同各種反革命分子、嚴重破壞分子、嚴重犯罪分子、嚴重犯罪集團的斗爭，雖然不都是階級斗爭，但是包含階級斗爭。” 斯大林在1937年宣布建成社會主義，認為階級斗爭消失了，是在理論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在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進行改革開放的同時，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是他的無比英明之處。鄧小平在對起草《決議》的意見中指出：“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鄧小平提出的黨的基本路線，兼顧了生產力與上層建筑兩個方面，就是把毛澤東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因此，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毫不動搖至關重要。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就要在經濟領域，認真貫徹科學發展觀，讓改革開放的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這就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從而在初次分配中努力實現公平，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創造條件。吳邦國委員長在2011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明確重申“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其中最為基礎的是不搞私有化。不搞私有化是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的根本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只有堅持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才能有效克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有效克服黨內和社會上的各種腐敗現象，有效防止特權階層的產生和發展，確保黨和政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性質永不變色，從而也才能有效加強社會管理和實現社會管理的創新，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和諧穩定。在政治領域，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繼續探索我們黨在執政的條件下，逐步建立適應不斷變化著的世情、國情和黨情的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創新機制體制。在思想文化領域，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理想信念，為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竭誠服務。只有把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同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貫徹落實在我國的各個領域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們的黨和政權才有光輝燦爛的前程。

　　3.一定要正確區分永不變質戰略思想與“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動機及其實踐等

　　一是要正確區分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筆者認為，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十分重要的內容，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黨、軍隊、政權建設實踐里十分重要的運用，是我們黨、軍隊和政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根本體現。1989年我國“六四政治風波”的發生特別是1991年前后的蘇東劇變充分說明，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是完全正確的，在當今時代更加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光輝。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戰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穿透幾十甚至上百年的歷史風云。對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結合當今國際國內實踐，不斷堅持和發展這一理論。如果不是如此，我們黨和國家就必然遭遇重大挫折和災難。我們決不能因為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就輕率否定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 按照《決議》這一精神，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不應包括“文化大革命”理論，必須把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區別開來。毛澤東晚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這是由于他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作了不符合實際的過分嚴重的估計，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所謂修正主義路線或所謂路線斗爭的表現，使黨內關系日益緊張化，甚至把持有不同意見的各級領導干部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大量本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看成階級斗爭，嚴重混淆了敵我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和處理方法，加上無政府主義的泛濫，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的助長，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這一慘痛悲劇和教訓。我們要時刻引以為鑒。右傾錯誤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傾錯誤同樣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高度重視防止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再發生。

　　二是正確區分毛澤東晚年所作的重要貢獻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所犯錯誤。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無疑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我們在看到毛澤東所犯嚴重錯誤的同時，也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對黨和人民的重要貢獻。毛澤東晚年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是兩個既有聯系但又不同的概念。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是錯誤的，但對毛澤東晚年所做的全部工作進行全盤否定是不符合辯證法、不符合客觀實際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毛澤東晚年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同志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后來我們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國家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把握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并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外交戰略和我國永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內亂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并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存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與毛澤東的決策貢獻和作用影響分不開。

　　三是正確區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與“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毛澤東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論觀點、采取的各種辦法與措施，應該說都是為推進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這一重大戰略進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誤。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也是為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探索和實踐中付出的代價，是我們黨在探索和實踐中交納的“學費”，是我們黨擁有的另一種形式的很可寶貴的“財富”。那種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權力之爭”，是毛澤東“人品問題”的觀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毛澤東在早年就說過：“我覺得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其原多出于‘占據的沖動’與‘意力之受拂’。” 筆者認為，毛澤東一生中，有判斷和斗爭的失誤，但都“無私人之爭”，而是“主義之爭”。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也有感情用事的時候。但作為一個個體來說，毛澤東的偉大讓我們世世代代崇敬;毛澤東不是神，但也絕不是普通的人，絕不是常人甚至是一般偉人所能企及的。我們黨和毛澤東個人所犯的錯誤，有的是在探索和認識真理的過程中很難避免的，有的屬于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個人可以避免的失誤。對這些錯誤，我們一方面應引以為鑒、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應過分苛求于領袖個人。世界上從來沒有不犯錯誤的人;再說，他人難道沒有感情用事或犯錯誤的時候?關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本文前面已引用過鄧小平和《決議》的不少論斷，并在這里又引用了毛澤東早年的心跡作答，不再贅述。但需要回答的還有以下四個問題。

　　(1)“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和毛澤東的初衷相矛盾的。比如，毛澤東對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長期不滿，但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借用群眾運動幫助這些干部改掉他們身上的官僚作風，“把泥菩薩燒成瓷菩薩就可以過河了。”他對劉少奇、鄧小平一開始也不是采取完全打倒的態度，曾明確說：“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 當時相當多的一批高中級干部對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所以，毛澤東采用各種方式方法發動群眾，甚至提出“來一個放任自流”。但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各個方面、各個領域、不同宗派等各種新老矛盾都充分表現出來，特別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會乘此活躍起來，為所欲為，就像一旦打開潘多拉盒子那樣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惡果遠遠超出毛澤東原來的預料” 。1967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曾設想：“文化大革命”“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 但結果，“文化大革命”整整進行了十年，風浪一個接一個涌來，無法了結。從一定意義上講，毛澤東一方面把全國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估計過于嚴重;另一方面，他對無政府主義泛濫帶來的惡果又嚴重估計不足。大亂并未轉化為大治局面，最后甚至出現無法駕馭的局面，這令毛澤東處于無奈境地，以至于他在交代后事時說出“遺產”“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之類十分傷感的話語。這樣，毛澤東當初的良好動機與實際結果嚴重相悖。

　　(2)在評價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強調其動機是好的，并不是把主觀動機作為對歷史人物評價的主要依據。馬克思主義是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相統一論者。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主觀動機往往會產生相應的客觀效果。但是，有時也往往會出現效果與動機完全相悖的情況。我們常說的好心辦壞事就是指這種現象。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當然應該堅持實踐檢驗標準，同時也應兼顧歷史人物的動機。對其動機中存在的積極因素也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肯定。與此同時，不僅要把歷史人物的實踐活動放在當時歷史環境里進行考察，同時也應放到歷史和時間的長河里，放到更為廣闊的時空里加以檢驗。這樣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特別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才是真正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才能真正反映歷史人物真正的歷史地位。

　　(3)毛澤東在晚年已經部分意識到自己所犯的錯誤并有所糾正。盡管毛澤東在晚年始終堅持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斷反思與認識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并在不同場合以不同形式進行了自我批評。在1968年10月13日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開幕式上即說：“究竟這個文化大革命要搞還是不要搞?搞的中間，是成績太少了、問題太多了，還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有?我的意見，錯誤是有，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 在黨的中央全會上，毛澤東承認“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并由自己承擔主要責任，這是第一次。在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他對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作了檢討，他說：“所謂的‘楊、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聽了一面之詞，所以犯了錯誤”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軍委會議成員時說：我“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1975年10月至1976年2月，毛澤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明確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 ，等等。

　　(4)要正確總結認識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原因。黃克誠在1980年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今天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他說：“毛主席晚年犯錯誤，原因很多，有深刻的歷史原因與社會原因。在我們這樣一個貧窮落后、人口眾多的大國搞社會主義，又沒經驗，實在是一件艱巨的事業。直到今天，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問題，我們仍在不斷探索，也還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這個問題我不多講。我只想簡單地談一下毛主席犯錯誤的個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們應該采取的態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謹慎了，接觸實際、接觸群眾少了，民主作風差了等等，這些都是他犯錯誤的原因，也是我們全黨所必須引以為戒的教訓。”“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壯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這一生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幾十年之內辦到，結果就出了一些亂子。盡管這些亂子給我們黨和人民帶來了不幸和創傷，但從他的本意來看，他還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他為了這個理想操勞了一輩子。毛主席所犯的錯誤是一個偉大革命家的錯誤。因此，我們在糾正他所犯的錯誤、總結經驗時，還是應該抱著愛護、尊敬的心情來諒解他老人家。有些同志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極端的話，有的人甚至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樣做不但根本違反事實，而且對我們的黨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別是那些受打擊、迫害的同志有些憤激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頭。但我覺得，對于這樣關系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我們只能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從怎樣做才有利于我們的子孫后代、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出發來考慮問題。” 

　　4.毛澤東對黨和政權有可能改變顏色的擔心并非沒有道理，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也在逐漸加深對此問題的認識

　　1980年1月16日，即改革開放后不久，鄧小平就嚴肅地指出：“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級干部，各級都有，各個部門都有。總之，我們一些干部成了老爺就是了。” 1982年4月，鄧小平強調：“現在是什么形勢呢?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要足夠估計到這樣的形勢。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么，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 1985年5月，鄧小平指出：“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 1989年5月，鄧小平又強調：“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 1989年9月，他強調：“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后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 1990年12月，鄧小平指出：“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 1993年2月，他強調：“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現在還不放心啊!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 鄧小平的相關論述還有很多。江澤民也強調：“反腐敗斗爭是關系黨心民心、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嚴重政治斗爭”，“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深刻認識到，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 這說明，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黨的幾代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在關于黨執政后黨與政權有可能改變其本來的性質甚至亡黨亡國這一重大問題上有高度共識。

　　5.毛澤東擔心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權變質并可能導致亡黨亡國悲劇的思想已經在蘇東得到驗證，這提醒我們有必要高度重視抵御西方和平演變的圖謀、防止黨和政權變質

　　蘇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開，赫魯曉夫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大反斯大林。其實質是開始脫離、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和蘇聯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敏銳地看到了赫魯曉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大反斯大林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 1959年12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2月4日晚，毛澤東就國際問題親筆準備的講話提綱中寫下：“敵人的策略是什么?(1)和平旗子，大造導彈，大搞基地，準備用戰爭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來，人員來往，準備用腐蝕、演變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而“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后)。” 1961年9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承認階級同階級斗爭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 結果，五年后赫魯曉夫被趕下臺，三十多年后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歷史充分證明了毛澤東深邃的歷史洞察力，他對國際上出現修正主義思潮嚴重后果的估計判斷驚人的準確;也充分證明了毛澤東及時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方針具有重大深遠意義，這是保證我們黨不變質、國不變色的重要保證。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認為：“這一方針在實施過程中，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歷史背景下，發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走向了極端。但無論如何，這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歷史證明，這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 筆者認為，這一評價，十分中肯、正確，完全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在我國的實踐使我們黨、國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但20世紀90年代前后我國發生的“六四政治風波”特別是蘇聯東歐共產黨敗亡的教訓充分表明，毛澤東提出的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在理論上堅持與發展、實踐中認真貫徹落實的同時，繼續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勇于探索，不斷總結歷史和實踐經驗，以找到一條確保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前進道路。只有這樣，我們黨才能永葆先進性，才能長期執政，直至最終實現黨的奮斗目標和最高理想。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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