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感懷

孫坦

一、毛澤東時代是“破帝圍堵，擴展國門”的時代

毛主席對待非洲國家和人民的情懷是：人家受惠于我，不求報答；人家有恩于我，永記不忘。在贊成我國重返聯合國的全部76票中，26票是來自非洲國家，占三分之一多點。我們應當永遠記住毛主席的話：重返聯合國，“我們是被非洲黑人兄弟抬進去的！”

我曾六次赴非洲工作，到過這塊大陸上的好幾個國家，像北部的阿爾及利亞，南部的南非，西部的馬里，東南部的馬達加斯加，中部的扎伊爾。這些國家，有的是在改革開放前去的，有的是在改革開放后去的。這多次的非洲大陸之行，久而久之，使我對非洲這塊大陸有了一種情結，即對這里曾長期受到西方殖民者壓迫和剝削的貧窮國家，援助他們要真誠，不能做任何對不起他們的事情；彼此交往當中，對他們落后的一面，要多理解少埋怨，不能自視高人一等，有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今天提起非洲，回憶在那里工作和在國內從事外事管理時部分涉非工作期間看到聽到和經過的一些事兒，常會心潮起伏，久難平靜，生出一種五味雜陳的感覺，我曾自豪過，憂心過，也曾氣悶過。

我自豪過，因為我曾有機會在那里為踐行毛主席的“三個世界”理論，支援非洲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建設和履行“破帝圍堵，擴展國門”的使命貢獻過自己的年輕時代。這段經歷讓我記憶猶新，所以當聽到有人將毛澤東時代說成是什么“封閉、半封閉，閉關自守、閉關鎖國”的時期，便從心底里生出反感來。在這里，講非洲之前，我愿花點時間，先批駁一下這個謬論。否則，本讓我應為之自豪的這段工作經歷便成了浪費光陰，蹉跎年華的歲月。

在我看來，這種論調純粹是缺乏常識的無稽之談！毛澤東時代我們是自己將自己的國門自愿緊鎖著呢，還是被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千方百計地加以封堵呢？每一個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給出一個公正、明確的回答！

為了抬高今天而貶低過去，這種明眼說瞎話的做法極其愚蠢！試問毛澤東時代我們的海關是封閉的嗎？國貨、洋貨沒有交流嗎？若是“閉關鎖國”，那么周總理領導下的國務院所屬的外交部、外貿部、外經委、對外文委等部門是不是都是無事可干的機構，毫無設立的必要？剛解放時，是誰決策“暫不收回香港”？是毛主席。周總理對此的解釋是，“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并且還可以通過它了解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狀況，擴大與發展中外經濟交流。國務院批準自1957年開始年年舉辦廣交會，目的也是基于同樣的考慮，出口創匯，購進中國建立自己工業體系所需的鋼材、機器設備等重要物資。

在新中國剛剛建立之初，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和周總理領導的國務院就明確表達了愿同世界各國開展貿易往來和經濟技術合作的強烈愿望。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對我實行敵視、封鎖的情況下，這個時期里，我們先是采取了以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對我友好國家為主要國際市場的對外貿易方針。1950年2月，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蘇方向中方提供3億美元貸款的協定；此后從1951年到1955年，中蘇兩國又簽訂了總金額達12。74億新盧布（折合人民幣53。68億元）的10筆貸款協議。為吸收外資和人家的技術管理經驗，還同蘇聯和波蘭共同投資創辦了5個合資企業。通過貿易和蘇聯貸款以及引進150多項建設項目，建成了一大批鋼鐵、煤炭、石油、機械、化工、建材等骨干企業，為國家工業化建設打下了基礎。與此同時，我們還逐步建立起了與亞洲、非洲許多民族獨立國家的貿易關系，并進行了與西方國家開展民間與政府貿易的拓展努力，開辟了反禁運、打破封鎖的新戰線。繼1950年同瑞典、丹麥、瑞士、芬蘭，1954年同挪威建立外交、貿易關系后，我們又利用各種機會和途徑，廣泛結交西方工商界及開明人士，以民促官，推動與西歐國家及日本的民間貿易乃至官方貿易。中蘇關系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惡化后，我們的對外貿易轉向了以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為主。其間對日貿易和對西歐國家貿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中日間的貿易由上世紀50年代的民間貿易轉為了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1963年中日間簽訂了第一個采取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合同，打開了西方國家從技術上封鎖中國的缺口。1964年中法建交，兩國迅速發展的政府間貿易帶動西歐掀起了對華貿易熱潮。到1965年，我國對西方國家的貿易額占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利用西方國家銀行的賣方信貸，我國在60年代以延期付款方式從法國、英國、聯邦德國、瑞典、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和日本等國引進了65項先進技術設備，主要用于冶金、石油、化工、機械、電子、輕紡等工業企業的技術改造，總金額外加利息達2.8億美元。1966年毛主席為反修防修大業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雖然對外貿易一時受些影響，但在老人家“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下，局面很快好轉。再加上70年代初我國外交事業實現重大突破，重返聯合國和打開中美關系大門，與許多歐美國家如加拿大、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冰島、馬耳他、希臘、日本、聯邦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盧森堡建立了外交關系，出現了同這些國家開展經濟技術交流和對外引進的新高潮。自1972年開始，以“四三方案”為中心，毛主席、周總理多次批準關于引進外國設備、技術和擴大經濟交流的報告，先后投資50多億美元，引進了26個大項目，并建成了一支我國自己的大型遠洋船隊。根據以上列舉的事實，你怎么能夠得出那時的中國是“閉關鎖國”的判斷？！

再說，難道今天向一直敵視我國的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放開自己的市場才叫開放，而同當時的蘇聯及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亞非第三世界國家互通有無、相互援助就不叫開放？你今天的開放是沒有基礎、一蹴而就的嗎？爬高需要階梯，你不能爬上了房頂就說是自己有能耐，與上房的梯子無關。再請問，要是沒有對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的踐行和毛主席、周總理導演的“乒乓外交”導致中美建交，今天的開放是可能的嗎？沒有必要的溫度條件，難道雞蛋里可以孵出小雞來？不顧常理瞎說八道，怎能服人？

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不少網友同志給出了正確的回答，從軍事角度講，像黎陽所指出的那是一個“準戰爭年代”，從經濟建設角度講，那是一個“艱苦創業的時代”，從精神面貌上講，那是一個全國人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時代，若從對外關系上講，我以為可以說，那是一個“破帝圍堵、擴展國門”的時代。我相信，毛主席、周總理他們若壽命再長些，他們在自己鋪就的基礎上和創造的有利條件下，同樣也會繼續擴大開放。毛主席是我黨最早提出和力主對外開放的第一人，也是急于敞開國門、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者。早在1936年，毛主席在同斯諾的談話中就提出，在獲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的前提下，我們可以讓外國資本投資，也可以借取外債。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就提出了與英美等國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全黨“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做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設想通過建立起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先實現軍事合作，進而建立起與英美等國在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合作。1949年8月毛主席還就美國政府對我的封鎖提出了批評，他說道：“現在只有廣州、臺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圣的原則在那里“依然維持”著。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圣的原則：門戶封鎖”。

毛主席一貫強調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和企業管理中合乎科學的的方面”。只不過他們所倡導的開放決不會是今天靠“韜光養晦”、別人踹你幾腳也要忍氣吞聲，幾近祈求別人和你玩兒式的開放！毛主席非常希望美國能和我們進行經濟合作，但從不忘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他指出，我們對美國的壟斷官僚資本主義制度不感“興趣”，因為“這種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窒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僅僅使官僚們發財致富”。而我們所關心的是在建設和生產的方針上，使國家有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首先是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可以推定，這種開放是讓封鎖者像貓舔屁股上的辣椒水，為了它自身的利益，自愿上鉤式地或者說是被迫地向我們開放。這種開放是在“依靠群眾，自力更生”基礎上的開放，是保證公有制經濟占主體的真正社會主義制度的開放，是以我為主、不放棄民族尊嚴的開放，是不造成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失衡的開放，是官員們絕不敢像今天這樣如此肆無忌憚大搞貪污腐敗的開放，是決不會使許多共產黨員放棄共產主義信仰，去接受什么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的開放！

毛主席在他晚年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按照這個理論，就是要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團結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像過去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那樣，對美帝、蘇修形成反制，打破它們的封鎖和打壓。主席的戰略是成功的。由于我們對亞非拉特別是非洲許多貧窮國家給予的真誠無私的國際主義援助，我國在1971年10月25日得以重返聯合國。在聯合國，中美兩個同為常任理事國的國家，各自的代表需要經常坐在一起共同論世界大事，低頭不見抬頭見，它不承認我們，難道不是自找難堪？況且，他也有求于我們。此后即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親自來華訪問談中美建交之事，更有它自身戰略利益上的考慮。但不可否認的是，恢復我國在聯合國席位的事實也是中美關系走近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的聯合國席位是怎樣得以恢復的？毛主席有一個非常簡潔而又形象的說法，那就是“我們是被非洲黑人兄弟抬進去的”！是我們對非洲國家大量無私的援助起了作用！

可惜的是，1978年后開始的“改革開放”，由于丟棄、否定了毛主席晚年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致使建設路線走偏了，造成我們今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私有制橫行，污泥濁水泛濫，各種丑惡現象叢生。可以說，我們今天爬上的這個改革開放的大樓，其原有的基礎本是牢固的，可“唯生產力論”即今天所說的“唯GDP論”指導下的建設使得接近房頂的部分歪斜了，走形了，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被進行了器官移植、需要天天吃藥卻又無法治愈的病體社會。在這個病體社會里，市場經濟這個外來器官的DNA在和社會主義本體的DNA較勁過程中，權貴們鐘情資本家，眼里看不到勞動人民，讓資本戰勝勞動，邪惡壓倒正義，濁氣驅趕清風。想到這個器官移植的病體社會還要存在一百多年，真讓人不寒而栗！看看今天的社會，難道困擾我們的僅僅是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嗎？不，要看到還有生存危機，還有信仰危機，還有道德危機，還有環境危機，還有健康危機！

二、曾令我自豪的非洲歲月

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里，亞非拉三大洲成為了我國的反霸重要基地。在那個年代里，每一位被派遣到這三大洲工作的同志，實際都是像以前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那樣，是在去做以第三世界包圍帝國主義的工作。我有幸六次進入非洲大陸，隨同我國專家執行經援項目。1972年我第一次赴非洲工作是到馬里進行地質礦產考察。非常巧合的是，自北京到巴黎，我們的赴非經援考察組與赴美回訪的中國乒乓球隊同乘一架飛機。當時沒多想，后來體會到，他們這次赴美是中美交往隔絕20多年的第一次，這種中美關系的歷史性突破難道不也是毛主席以支持第三世界國家民族獨立和發展經濟以打破帝國主義對我封堵企圖所導致的嗎？

要團結眾多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支持他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和向他們提供真誠無私的經濟援助十分必要。我們確定的對外援助原則是：平等互利，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不干涉受援國內政；援助的項目力求投資少，收效快，使受援國真正受益；提供中國自己所能生產的、質量最好的設備和物資；嚴格履行所承擔的義務；使受援國人員充分掌握所提供的技術；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立更生、獨立發展的道路。我們所提供的無息貸款，需要時可延長還款期限，對重債貧窮國家給予減免債務，盡量減少其負擔。

中國對非洲援助始于1956年。那時我們在自己還不富裕的情況下，以低息或無息貸款方式向受援國家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自60年代起，我們先后幫助幾內亞、馬里、坦桑尼亞、剛果、索馬里、毛里塔尼亞、中非等非洲國家建設了農業技術試驗站、推廣站、農場，幫助發展水稻、茶葉、甘蔗等作物的生產。到70年代末，中國向大多數非洲國家提供了農業援助。就我在的地質行業，承擔的找水打井項目有28個，共打井768眼。其他援建項目還包括建設電力工業項目、交通項目（修建公路和鐵路）、土木建筑項目（體育場館、會議中心、醫院、學校等）以及各類技術傳授項目（水稻種植、蔬菜栽培、綜合養魚、肉制品加工、中醫針灸等等）。

真誠無私的經援贏得了受援國家政府和人民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贊揚和友誼。那時，中國援外人員無論走到哪里，都會受到當地上層和民眾的熱情歡迎，“中國”、“毛澤東”等帶著友好和崇敬感情的聲音隨時都能聽到。遵循著毛澤東思想的教導，在非洲工作的每一位中國援外人員都是以一種充滿使命感、為國爭光的認真負責態度忘我地工作。工作條件再艱苦也會堅持下去。像我們，在國外搞地質考察要穿山越嶺，進入這些貧窮國家最偏僻的地方。我們穿越過熱帶雨林，進入過撒哈拉沙漠。我和我的同事們住過非洲鄉野無比簡陋的圓形小茅草屋，喝過從附近小河溝里打上來的滿是水蟲的渾水（喝的時候，先用明礬澄清，燒開了再喝），曾被帶翅膀的螞蟻和蚊蟲叮咬，大腿中毒長出癤子.....盡管生活艱苦，.可每當出現類似于我們在阿爾及利亞南部干旱地區將甜甜的地下水抽出地面，引發當地居民那種爭相痛飲并快樂地歡叫的情景時，我們感到的是欣慰與幸福。

我參與執行過的援外項目均屬中小型規模，發揮的影響遠不如我的不少同學參與的坦贊鐵路援建項目。下面我以這個在第三世界國家影響巨大的項目為例，詮釋一下毛主席決策的英明和偉大。

修建坦贊鐵路是共和國重大決策之一，當時的我國駐坦桑大使何英曾撰文詳細介紹了這個項目的決策過程。根據他的文章，在這里做點簡要回顧。1965年2月，在坦桑總統尼雷爾訪華前，先期抵達北京的坦桑政府商業合作部長巴布在與何英大使會面時，透漏了尼雷爾總統非常希望中國能幫助修建坦桑尼亞至贊比亞的鐵路。此前，坦贊兩國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銀行提出此要求，但被婉拒；后又向蘇聯政府提出，遭斷燃拒絕。鑒于修建這條鐵路對坦、贊發展經濟，建設國家以及為中部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支持非常必要，外交部向中央提出了中國應承擔此項工程的建議。在送交毛主席及劉少奇審批之前，周總理先對外交部的建議進行了慎重考慮并征詢了對外經委主任方毅和鐵道部長呂正操的意見。周總理對方毅的一番講話簡直就是對毛主席“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思想的深刻詮釋。他說：坦贊鐵路對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來說，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更重要的是還具有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意義。這兩個姐妹國家還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及其追隨者包圍著，他們共同認識到沒有周圍國家的獨立解放，就不會有他們自己的真正的獨立解放。世界上所有國家都知道，我國是一個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還需要別人的幫助，而需要幫助的人卻解囊幫助別人，這不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為朋友兩肋插刀”嘛！人世間窮人幫窮人是出于真心實意，不會有什么企圖，被幫助者會受惠不忘；富人幫窮人，即使沒有企圖，也會使人感到是恩賜或施舍，被幫助者不會受之坦然。人與人之間是這樣，國與國之間何嘗不是如此！我們這種無私的援助定會贏得更多的友誼。坦贊鐵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項目所能比擬的。當然，我們決不能利用坦贊鐵路來沽名釣譽，樹碑立傳或是追名逐利。不，我們是從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業的高度來看待這項經援項目，援助了她們也就是援助了我們自己。聽了總理的這番講話，兩位部長都表示，無論有什么困難也要幫助修建坦贊鐵路。隨后，總理在外交部的請示報告上批示：為援助非洲新獨立的國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爭，如尼雷爾總統訪華時提出援建坦贊鐵路問題，我意應同意。

毛主席非常贊成總理的意見，并對總理說：“恩來，援助是相互的。要教育我們的干部不能以大國自居，當年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晤時，你我的感受不會忘記吧？我們要為受援國設身處地想一想啊。” 1965年2月，尼雷爾總統來訪，毛主席親切會見了他，從原則高度談到了中非關系，說道：“中國人民見到非洲的朋友很高興。我們很高興，因為是相互幫助，不是誰要剝削誰，都是自己人。我們不想打你們什么主意，你們也不想打我們什么主意。我們都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是不懷好心的，要提防。”1967年6月，周總理對來華訪問的贊比亞總統卡翁表示，我們已與尼雷爾總統談過多次，答應幫助修建，我們是把坦桑和贊比亞一起考慮的。只要兩國總統下決心，我們愿意承擔投資，并且將把有關設備從海上運去。這是支持非洲的民族獨立，反帝反殖的斗爭，也是為了幫助你們鞏固民族獨立。毛主席在會見卡翁達時說：“你們修建這條鐵路只有1700公里，投資也只有1億英鎊，沒有什么了不起嘛。”在卡翁達表示感謝和說出以后報答的話時，毛主席又接著說：“這不是什么報答，先獨立的國家有義務幫助后獨立的國家。你們獨立才兩年半，還有很多困難，你們也幫助了未獨立的國家。我們獨立已有18年了，更應該幫助他們。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國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們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的確，幫助是相互的。戰后，非洲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特別是60年代席卷整個非洲大陸，僅1960年就有17個國家先后宣告獨立。殖民主義體系土崩瓦解，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勢力受到極大的打擊，形勢于我有利。但這些國家由于長期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壓榨，在政治上取得獨立后，經濟極為困難，急需發展民族經濟，從經濟上擺脫殖民主義的控制，以實現完全獨立。他們需要支援和幫助。坦桑尼亞獨立較早，對我態度一直友好。尼雷爾為人比較正直，他計劃開發南部地區，發展民族經濟，擴大政治影響，同時提高個人威望。贊比亞是個內陸國家，沒有出海口，急需修建一條鐵路解決年產55萬噸銅的運輸問題。就我們方面來講，當時的國際環境對我十分不利，腹背受敵，美國一直對我經濟上封鎖，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威脅、支持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制造北部灣事件、發動侵越戰爭，極力支持日本佐藤政府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從南朝鮮、日本、臺灣、南越對我形成新月形包圍圈。同時，蘇聯在中蘇邊境地區大量增兵、不斷制造事端，并策動了伊寧暴亂事件。印度也乘機在中印邊界對我進行挑釁，甚至發動武裝進攻。我們外交上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打破蘇美對我國的南北夾攻。廣交朋友，特別是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總之，中央批準修建坦贊鐵路是從戰略高度考慮的。

卡翁達總統訪華后的三個月，中、坦、贊三國正式簽署了合作協議。從1968年開始，經過2年勘測、5年施工，坦贊鐵路于1975年6月建成，共耗資9億元人民幣，投入的物資機械達到83萬噸。我方提供的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無息貸款。直今，坦贊鐵路仍是我國在非洲最大的援建項目。這條鐵路實際總長1860公里，參加援建的中國人為5萬6千人次，其間獻出生命的有69人。施工環境與條件之惡劣難以言表，為鼓舞士氣，將軍出身的中國大使仲曦東親臨工地，突發心臟病，累倒在建設工地上，使尼雷爾總統十分感動。我們為修建這條鐵路付出了重大代價，但在政治上打了一場勝仗。在支持非洲前線國家的獨立解放，發展他們的民族經濟的同時，還贏得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贊揚和友誼，為我國打破帝修反的封堵，擴展國門和大踏步的走向世界創造了條件。我有機會參與的幾個援外項目雖規模較之坦贊鐵路項目要小，但同樣也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所以，憶及當年，自豪感還會油然而生。

三、偽劣產品、豆腐渣工程跨出國門讓人心憂

如今，已人心不古，毛主席許多充滿了無產階級道義感的話語被今天金錢至上的社會氛圍所稀釋。“祖宗不足法”，毛主席提倡的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不吃香了。像執行對外經援任務，以前不是把它僅僅看作是在執行一個經濟項目，而是首先看作是在完成一項政治任務。自改革開放以來，在“貓論”的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思想支配下，到國外經商辦企業的一些中國人丟棄了誠信、使命感和責任感，把賺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了。于是，國內層出不窮的“豆腐渣”工程和到處可見的偽劣商品也跨洋過海，出現在了國外。援外工作中，一些人忘記以國家榮譽和利益為重，一些允諾的項目落實不力，管理松懈，招致了受援方的不滿和抱怨，影響了國家形象。

實際上，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經常是處在互動之中。下面我要講的一件事足可證明這一點。這是一件我方某單位在馬達加斯加的公路施工質量影響到中國和馬達加斯加兩國政治關系的事件。這件事發生在2006年。

2005年末到2006年春節前幾天，我隨國內赴馬達加斯加為執行一個找礦項目進行前期考察的團組，在馬國待了將近40多天的時間。期間看到了一些事兒，讓我多少生出一些擔心和憂慮。到了馬國首都塔那那利佛，為準備迎接幾個月后大批人馬的到來，考察團租借了在這里的一家中國企業的一處地方，并在該企業于當地開設的一家超市購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中有一個煤氣灶和一把鋁壺。安排差不多后，大家想先做點開水喝喝，沒想到，往壺里灌水，一邊灌，從壺底一邊往外滴水。想湊合先燒開半壺水，沒想到，一擰煤氣灶上的塑料按鈕，塑料就裂開掉了。我有些生氣，心想這樣的國產品銷售到當地居民家里，人家不罵你才怪呢！由此我想到聽說的一個故事：非洲一個國家從中國進口了一批日用品，其中包括咖啡勺。當地一家人喝咖啡時，使用了剛買來的這種咖啡勺攪拌熱咖啡，這時奇跡出現了：咖啡勺竟然融化在咖啡杯里了！剛聽說時半信半疑，此時親自遇到這種類似的事兒，我相信那不是故事而是真事了！我想親自去退還煤氣灶和鋁壺，并順便說兩句善意提醒式的批評話，組長因為考慮到今后還要與人家打交道，怕影響了關系，沒讓我去。幾天后，我們便雇車奔赴距離馬國首都一千多公里外的一個叫作“昂巴東特拉扎卡”的工作區。旅途中，車子行駛的一段路是由中國地質公司駐馬達加斯加的分公司承包修建的（中地公司是1982年由原地質部外事局負責援外的那一部分獨立出來后成立的）。當時在車上，看到那段路的路況覺得質量不怎么樣，心里遂涌出了一種難言的不舒服的感覺。隨后轉而一想，這是一條土石路，修完后變成這樣也許與當地特殊的氣候條件有關，再沒有多想。2006年春節前回到北京，到9月下旬，不經意在網上看到《亞洲周刊》的一則報道，大吃一驚：由中地公司在馬達加斯加的這家分公司承建的一條類似道路工程引發了一場中馬外交風波。

2006年8月末至9月上旬，吳官正率團訪問非洲四國盧旺達、馬達加斯加、博茨瓦納和加蓬。代表團在馬達加斯加停留的時間是8月30日到9月1日。此前已有統戰部副部長、中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帶領了30來名大型民企老總來此作投資合作交流考察。就在8月27日馬國總統拉瓦魯瑪納納準備接見這個代表團的上午，世界銀行駐馬國總代表將中地公司在馬搞的劣質筑路工程告到馬國總統府那里，稱中地公司承建的一條公路通車不到半年，就發生了橋塌路毀的情況，并且施工方還不認賬。聽著匯報，看著送交的照片，血氣方剛的拉瓦魯瑪納納總統一下子就火起來了。一怒之下，馬國總統當即決定取消下午會見胡德平率領的中國民企代表團。

原來這個筑路工程項目當初是總統力排眾議，拍板將這個由世界銀行提供資金的筑路修橋項目交給中國公司完成的。想不到自己爭取的項目被搞成了不堪入目的“豆腐渣”，令身為總統的他顏面全無，特別是無法向世界銀行和怨聲四起的民眾交待。此事又勾起了總統對他2004年5月訪華時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當面承諾的幫助馬國建設水泥廠和國際會議中心這兩個大項目遲遲不見動靜帶給的惱怒，急令馬國總理雅克--西拉立即發出外交照會，與中國有關方面交涉。西拉總理緊急約見我國駐馬大使李樹立，傳達了總統希望中方就兩個項目做出明確答復的要求。由于使館對人家的上述要求只有解釋而無承諾，總統更是氣不打一處來，遂決定不會見來訪的吳官正一行，甚至準備拒絕參加2006年11月份在北京召開的非盟首腦論壇。

事態變得嚴重起來，令人感到弄不好很可能引發中馬關系破裂、斷交。由于基本無法再在外交上進行正面溝通，通過馬國執政黨主席和議會議長去做總統工作也無濟于事。萬般無奈之下，想起了與馬國總統私交甚篤的中國民營企業家、香港商人許智明，希望他出面盡力說服總統，化解外交危機。許智明臨時受命，先是拜訪了總統的兒子祖祖，請他給其父消氣；隨后又拜訪了總統的特別顧問，請他見機行事，與總統多做溝通工作；最后又連夜電告正在外地度假的馬國外交部長馬塞爾，懇請他盡快飛回首都勸說總統，化解這場外交危機。許智明的斡旋工作卓有成效，最終使馬國總統拉瓦魯瑪納納改變了不會見吳官正一行的決定。

在會見吳官正他們之前，拉瓦魯瑪納納總統先是緊急接見了許智明等人。見面開門見山。主人拿出中地公司承建的公路工程橋塌路毀照片十余張，無不埋怨地說道：“你們看，這讓我如何向撥款的世界銀行交待，又如何向我國老百姓說清楚、講明白？是我親自批給中國公司修建的，結果是這個樣子，怎能不叫人失望！”

接著，總統更直白地講到“中國現在是我國的最大投資國和收益國，每年中國企業從我國賺走的錢都不少于5千萬美元，但中國近五年來對我國的支持資金、實物和現金加起來也不到一千萬美元”；他問許智明”你們連自己的主席和總理答應的事都不兌現，我還有必要與你們的領導人見面嗎？”許智明說：“我相信，中國政府和領導人作出的承諾是一定會兌現的。現在出現這些問題，他們可能不知情，所以溝通和對話非常必要。吳（官正）書記我是很了解的，它是中國主管干部隊伍、黨風黨紀的國家領導人，也是一個辦事非常認真、作風非常務實的國家領導人。總統如能與武術幾多進行交流，有助于消除雙方的誤解，也有助于發展中馬兩國的長遠利益。”總統被說服，臉上終于露出笑容，邀許智明參加他與吳官正一行的會面。

會見時，拉瓦魯瑪納納總統對吳官正講：“我與非洲其他國家元首的不同之處，在于我當總統之前已經商致富，我從政的目的不是為了權力和金錢，我的責任是要把國家發展起來，是為了讓馬國人民提高自尊心，讓他們改善生活，富裕起來。” （聽了這話，你會不會發問：我們今天那些一夜暴富、腰纏萬貫的先進生產力代表們中有多少人有這樣的情懷和思想覺悟？）接著，總統又講：“由于我是經商出身的，說話很直率。現在我把憋在心里很久的一些想法直接告訴您，希望能避免和消除不利于中馬關系發展的因素，增進相互理解。”隨后，便當場拿出中國地質公司偷工減料的劣質工程照片交給吳官正，并同時告知，中方領導人承諾援建的水泥廠和國際會議中心兩大項目至今沒有兌現。總統說“這事讓我非常傷心難過，我經商40多年很講信譽。我當總統，也仍然信守朋友間的承諾。我國雖然還比較貧窮，但我們是有自尊心的，我們開始在發展。”在此同時，總統向吳官正遞交了一分給胡錦濤的信。吳官正聽了這些，回答說：很贊賞總統向我直抒己見，路橋工程問題我們一定會查清責任，做出嚴肅處理，同時督促施工單位及時進行修復，挽回不良影響。對于水泥廠建設問題，我已做了了解，可望明年6月建成；而國際會議中心的圖紙設計已經完成，今年10月份可以正式開工.。”

會見后，吳官正連午飯都顧不上，緊急召見了中地公司駐馬負責人，責令他迅速而且保質保量地修復受損的道路橋梁。當晚，回到下榻的旅館，又聽許智明講水泥廠的事還懸著呢，并沒有真正落實下來。吳官正坐不住了，當即放下飯碗，讓秘書長緊急聯系唐山市委書記。因為正值國內凌晨一點多，秘書有些猶豫。吳官正堅持要他接通電話。接通電話后，吳官正向唐山市委書記直接做出指示，要求唐山市務必全力付起責任，按期建好這個水泥廠，這關系到胡主席和中國的形象”。繼而，一夜未眠的吳官正又直接將此報告了北京的胡錦濤和溫家寶，引起了最高層的震驚和高度關注。胡溫對許智明在關鍵時刻所起到的關鍵作用表示了感謝。

應該說，這起引發嚴重外交風波的“豆腐渣”工程事件和有關政府部門管理懈怠、只管下達、不重落實、行政粗放的工作作風對中央領導確實起到了某種震撼性的作用。在胡、溫的直接過問、督促下，一度失信于馬國的幾項工程悉數迅速開工并加快落實。在國家8000萬元貸款支持下，唐山的曙光集團負責投資興建的水泥廠已于2007年6月正式投產。國際會議中心項目也由安徽外景集團快馬加鞭地承建，并于2008年6月落成并交付使用。

在中馬這場外交風波發生當年即2006年11月初在京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上，國家主席胡錦濤宣布了對非務實合作八項政策措施，使中國對非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八項措施包括：1/ 擴大對非洲援助規模，2006年到2009年，援助規模增加一倍；2/ 今后3年內向非洲國家提供30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和20億美元的優惠出口買方信貸；3/ 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設立中非發展基金；4/ 支持非洲國家聯合自強和一體化進程；5/ 免除同中國有外交關系的所有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無息貸款債務；6/ 進一步向非洲開放市場；7/今后3年在非洲國家建立3到5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8/ 為非洲培訓培養各類人才，向非洲派遣高級農業技術專家等等。自北京中非合作論壇結束以后的三年中，中國領導人出訪非洲就達9次之多，訪問的國家達到25個之多。

這些措施和領導人訪問無疑會起到鞏固中非友好關系的作用，但還應看到，如今國內某些精英人物及進入非洲工作的一些中國人，談到非洲總有一種大國沙文主義腔調，在非洲老百姓面前，說話辦事往往擺出一種早前白種歐洲人看黃種中國人那樣的自視高人一等的架勢。拉瓦魯瑪納納在與許智明交談時，談到中央電視臺在一個節目中把世界第四大島馬達加斯加說成是“爪哇國”，惹得總統讓人查了一下，意思是說馬國是個蒼蠅腿般大小的地方，到此投資是去了一個讓你無法驗證、查證的地方。總統為此很生氣，說了這么一番話：“馬國雖窮，但我們有自尊，這樣藐視我們，還怎么交朋友？”。人窮不窮尊嚴。人窮是由歷史根源的。我在阿爾及利亞工作時，與在阿爾及利亞第二大城市奧蘭工作的法國人常打交道。記得有一次閑聊時，其中一個法國人說了些瞧不起當地人的話。當時我面嗆了他幾句，我說，阿爾及利亞長期是你們法國的殖民地，阿國的落后難道跟法國的殖民統治無關嗎？他聳了聳肩，沒有說話。在場的阿爾及利亞朋友都附和我。另外，中國人現在遍布非洲，除了一些公派人員，還有大量的個體居民。中國人被認為很會做買賣，特別是個體人員有的通過銷售價格低廉的商品擠垮了當地不少商戶，引起當地人的不滿，糾紛、打斗時有發生。我以為，應加強這方面的教育。銷售假冒偽劣商品，搞損人利己的惡性競爭，長久下去是會影響中非人民之間傳統友誼的。

由于毛主席和周總理領導時期我國對非洲“有恩不圖報答”的無私援助，非洲國家和人民對我們中國形成了一種自然的親近感，長期以來，在國際上幾乎所有需要投票表決的問題上，如涉臺、涉藏、涉疆、人權問題以及申辦奧運和上海世博會等一系列涉及我國核心和重大利益問題上，非洲國家總能向我們提供寶貴支持。尤其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后，非洲國家不顧自身困難，向災區人民提供了6千多萬元人民幣的捐款。對非洲國家這種對我國寶貴的友好情誼，我們任何時候都要倍加珍惜，千萬不能干出任何一點損人利己、忘恩負義的事兒來。

四、南非西北省省長率團訪華 —— 曼德拉總統導演的一次詭秘外交

南非著名黑人領袖納爾遜.曼德拉自1994年5月當選南非總統以后，曾試圖在不與臺灣斷交的情況下實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雙重承認”局面。雙方高層官員的多次互訪當中，面對中方申明的立場，南非方面一直沒有做出明確的表態。即使在1995年12月非國大召開的執委會上，就一個中國的立場達成了共識，曼德拉也表示同意會議的決定，但他在1996年5月份會見時任經貿部部長吳儀時，仍表示對臺問題“應該謹慎處理，要同臺灣商量”。8月26日，在南非政府派出的由南非西北省省長莫利菲率領的代表團正在我國內考察訪問的時候，曼德拉在記者招待會上依然重申，南非愿與臺灣和中國“兩個國家”都發展關系。

可是來訪的南非西北省省長代表團負責人向我方透漏的情況卻與曼德拉總統在上述公開場合的講話調門迥然相異，要是根據代表團傳達的如下重要信息判斷，曼德拉簡直就是個雙面人。

1/ 他們這次來訪是接受了曼德拉總統交給的了解中國，推動與中國建交的秘密使命，他們回國后將把在中國訪問的情況直接向曼德拉總統匯報。

2/ 目前影響南非與中國建交的最大障礙還是經濟問題。目前臺灣在南非有20億美元的投入，辦了200多家工廠，解決了3萬多人的就業。而中國大陸在南非的投入相比是很少的，而且大多數是在經貿方面，實物投入辦廠，解決失業人口（主要是黑人）就業方面力度不大。而且控制南非經濟命脈及軍隊的白人依此為理由，雖不反對與中國建交，但強烈反對與臺灣斷交。在這種情況下，臺灣為保住南非這一政治上的重要地盤，在南非拼命施展銀彈外交，傾其島內財力籠絡南非人心。這也是曼德拉總統提出雙重承認的重要背景。因此他們希望加強中國與南非的經濟合作，尤其希望加強中國企業界與南非西北省之間的經濟合作，以經濟的合作與發展來促進兩國政治關系的改變。

3/ 中國南非建交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希望中方給他們一個做工作的時間。他們深知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人民對南非人民是毫無保留的支持的，臺灣當局在那些年代是支持白人種族主義政府的。但是對于臺灣的銀彈外交及其后果，必須要有一個工作過程，需要一段時間。在南非國內有各種反對的意見，白人掌握著該國的軍隊，掌握著該國的經濟命脈，如果這個過程太急太快，將會適得其反。他們預測，中國與南非正式建交將在1997年實現。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將大大促進中南兩國正式建交，因為在香港的利益對與南非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為了不喪失在香港的重要利益，南非的外交天平必然要向中國傾斜。南非政界有政治頭腦的人物都明白這一點。

代表團負責人的如上表述給人以至誠之感，簡直是在向我方交心，傾訴肺腑之言。省長莫利菲是南非國大黨黨員、曼德拉的親密戰友，曾被關在監獄多年，后接受組織任務出獄在外從事革命活動，他與曼德拉私交很深。副團長羅帕（在省長提前回國參加緊急會議離京后擔任代理團長）是南非共產黨黨員，西北省代理省長，因西北省貧窮如我國西部地區，共產黨在那里勢力強大，莫利菲在該省施政必須處處依靠南非共產黨，再加上執政理念頗多共同點，所以兩人感情甚篤。遇有重要和機密大事，莫利菲總要交給羅帕去辦。南非代表團這兩位負責人的關系背景是羅帕先生坦然告知我方的。所以他們上面對我們說出的“掏心窩子的話”都是非常可信的。據此讓人懷疑，曼德拉總統8月26日的講話是意在暫時穩住臺灣陣腳而故意施放的一顆煙幕彈。他們這次來訪的目的實際是想了解同中國合作的前景和這種合作能給自己帶來多大利益，會不會丟掉了臺灣得不償失，他們可不想大的還沒把握拿到手，就先將小的也丟掉。

這次由南非西北省省長莫利菲率領的代表團實為由23名政經人員混合組成的經貿代表團。其訪華目的主要有三，第一，與我國各有關單位建立廣泛聯系，實際了解我國國內的情況，為今后中國和南非的政治關系建立基礎。第二，廣泛宣傳南非西北省經濟開發的各項優惠政策，為在該省波徹斯楚市啟動曼德拉總統十分重視的“龍城開發項目”進行招商引資。第三，參觀中國的開發區、保稅區及大中型企業，學習我國開放搞活的經驗。離京前，他們對自己八、九天的訪問活動非常滿意，認為完全實現了自己的預定目標，將把訪華成果直接向南非中央政府、向曼德拉總統匯報。并且多次表示將把中國人民的友誼帶回國內。

講到這里，大家會問，南非這個代表團訪華的情況，你怎么會知道得這么詳細？在此透漏給大家，接待這個代表團的是我所在的中國地質科學院下屬的“地廣聯”公司負責接待的。為商討雙方合作事宜，我當時作為院外事處負責人與這個團有過多次接觸。我知道，“地廣聯”公司負責人為接待好南非這個高規格代表團，以利于早日實現中南建交付出了很大努力。他在全程陪同接待中表現出的熱情、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贏得了南非朋友的信任與贊揚。他們的接待報告及時報送到我外交部非洲司，這個司對他公司的接待工作給予了肯定的評價。由于他辛勤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曼德拉總統于當年11月27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提前宣布將與中建交后，臺灣“外交部長”章孝嚴急飛南非為挽回不利局面欲見南非西北省省長莫里菲時，莫里菲省長采取了拒絕與之見面的態度（見1996年12月8日的參考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成功的接待工作中，地廣聯公司負責人克服了不少由原部級歸口單位設置的障礙。這個單位公然違反中央規定，將自己下發和要求其下屬單位遵守的國家外事紀律棄之不顧，自行其是，胡亂作為。

根據國家規定，外國政府和部門的副部長以上人員率領的代表團均需由有關歸口部門和外交部或中聯部會簽后上報國務院或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審批；另一條，同未建交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人員往來要由外交部歸口審批。按照這些規定，我院“地廣聯公司”意外聯系到的這個南非高層訪華團能否接待，由誰接待，最后審批權應在國務院或外交部，而原xxxx部單方面是沒有這個權力的。

因為對方是由一個行政省長率領的代表團，公司自感事關重大，主動告知了外交部，外交部領導十分重視，很快就接待工作做了如下三條批示意見：1/ 請北京地廣聯科經貿有限公司直接向xxxx部、外經貿部有關部門和領導匯報接待南非西北省省長代表團事宜，并由xxxx部國際合作司出面協調接待事宜；2/ 外交部對xxxx部、輕工總會、紡織總會、全國總工會、天津市的有關領導出面接待南非西北省省長代表團不持異議；3/ 如果南非西北省省長代表團要求會見外交部領導，我們將積極予以聯系。公司及時向原xxxx部國際合作司傳達了外交部的這三點意見。

按照外事工作程序，接待單位發出邀請函后，應隨即給各有關接待單位發出接待函，根據接待函的接待日程安排，各有關接待單位負責搞好接待。可是，原上級歸口單位xxxx部8月14日向南非方面發出邀請函后，不知何故，第二天卻拒發接待函，并隨后追回了他們提供的聯系各有關接待單位的全部介紹信。這一突然發生的變故帶來了南非西北省代表團來華無人接待的嚴重局面。這就好似，你請人來家做客，卻不給開門，讓客人吃“閉門羹”。對南非這個尚未與我建交的敏感國家如此行事，真令人不可思議！至今我也不清楚，對原xxxx部國際合作司如上一系列違紀行為，國務院有關部門是否提出過批評？他們自己有沒有反省過，做過檢查和自我批評？

為避免給我國造成重大的不利國際影響，公司采取緊急措施，當機立斷與中國國際旅游航空公司聯合組成接待組，于8月16日由該旅游公司發出接待函，以民間方式接待對方。同時將這一突然變化及時報告了外交部。外交部方面要求接待工作必須做到萬無一失，若出現任何問題，概由接待單位負責人承擔責任。為了搞好接待，公司負責人在承擔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克服了意想不到的重重困難，完成了大量接待準備工作，在原XXXX部國際合作司違逆外交部領導“出面協調接待事宜”這一指示的情況下，使南非西北省省長代表團在拿到中國駐南非外交機構----南非問題研究中心發放的簽證后，于8月23日順利抵京，在隨后一個多星期的時間里圓滿地完成了他們的訪華任務，滿意而歸。

在代表團離京前的告別宴會上，從他們熱情洋溢的講話可以判斷，通過這次來華實地考察了解，他們已基本認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完全可以給自己帶來遠遠大于臺灣提供的利益。

9月3日和10日，返回南非的莫里菲省長和羅帕代省長分別給地廣聯公司負責人發來感謝信，并表示盼望在南非西北省接待他。

1996年11月27日，南非總統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宣布決定與中國建交。在南非西北省太陽城，省長莫里菲在會見應他本人邀請回訪南非的我院下屬公司負責人時講：西北省8月份的成功訪華極大地促進了南非與臺灣斷交，與中國建交的進程。曼德拉總統原計劃在1997年1月或2月宣布這一決定，但在1996年11月27日突然做出這一宣布，一個直接因素是：11月23日，曼德拉會見莫里菲省長及其私人代表皮特，龍城項目管理公司主席萊瑞，第四次全面聽取了南非龍城開發項目的匯報，并應莫里菲省長等人“向中國打開大門，推動龍城項目開展”的建議后才做出了這一十分重要決定的。為穩住臺灣陣腳，曼德拉在1996年8月26日關于中國、臺灣“雙重承認”這顆煙幕彈式的講話確實迷亂了臺灣外交部門的視線。在曼德拉于這一年11月27日突然投下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這顆重磅炸彈后，臺灣駐南非“大使”陸以正向南非外長遞交了措辭強硬的抗議照會，對曼德拉的宣布“大感意外”，指責這種做法“與國際慣例不符”。所以，我認為，曼德拉自1996年8月23日秘密派遣一個省長率領的考察團訪華并在考察團在華考察期間依然重彈“雙重承認”的老調，到他在11月27日突然宣布將與中國建交這一段時間，親自導演了一場非同尋常的詭秘外交。

說到這里，我要說一句：這次在外交部領導正確領導下我院小人物辦好的事，是應該給予肯定的。因為這次接待造成了曼德拉總統提早宣布與中國建交的結果就認為中國和南非“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被干擾”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13年過去了，這件事從未在官方媒體報道過。但是，這是一件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情，鑒于“政務公開、信息透明”是中央當今的政策主張，也鑒于1996年曼德拉宣布將與中國建交前，南非政府曾派出的是一個省部級高規格訪華團，我以為今天在這里披露出來是有必要的。有關部門一直忌諱公開此事，曾任我國駐南非開普頓總領事的陸苗耕同志寫過一篇題為《中國同南非曲折建交》的文章，文章中對此事毫無提及。此事過程復雜，特別因為原xxxx部在一開始就違背國家規定，自行其是，致使在外事程序上出現過多處不協調乃至相互矛盾的地方，牽扯到許多責任問題，想必難以下筆，本人是理解的。但無論如何，上面所述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回避不是正確的態度。

這里我還要說幾句，穿戴西裝革履、出入高堂華廈、交際觥籌交錯的外交官，其工作以國家利益為重，視野寬、眼界高是上層官方外交的特點。但是不要因此而以為，外交工作神秘，高不可攀，只有外交人員才能勝任。非外交機構里或民間憂國憂民、心存高遠、關心國家大事的人很多，而且這些人所能起到的作用有時不見得外交官們可以起到，前面提及的在處理中國和馬達加斯加外交風波中立下大功的許智明就是明證。當官方外交走不通時，民間形式的往來卻因為交談氣氛活躍而隨意、語言表達方式靈活而不刻板，往往能夠辟出一條“柳暗花明”的新路。在8月29日和30日晚上與南非代表團的兩次長談中，我方就以民間老百姓的語言與他們進行了思想交流，并傳達了中國老百姓對曼德拉總統接見臺灣要員和分裂主義者達賴以及對中國、臺灣“雙重承認”等言行的反感和不滿，希望他們回國后，將中國老百姓的這種心情轉達給南非政府和曼德拉總統。

上面所講的兩件事，一個涉及對外經援，一個涉及外交。除了企業自身的問題外，從中還暴露出我們某些國家機關行政監管不力、責任心不強的問題，請問，對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親自向外國總統允諾的項目為何批示有關部門落實后，在對方期盼實施的長時間等待中，遲遲不見動靜？他們的責任心在哪里？作為上級單位，自己帶頭違反國家外事紀律，沒有自責，反而蠻橫霸道，推卸責任，他們的品行符合中央對國家公務員的要求嗎？我擔心過，也憂慮過，長此以往，毛主席、周總理領導時期新中國給第三世界留下的美好形象能不能永遠保持下去！

就講到這里了，最后想接著前面已說過的話，再說兩句。我認為當今不是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而是如何“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走什么路線的問題。要論“改革開放”，毛主席是“改革開放”的奠基者，也是倡導“改革開放”和在條件具備情況下最早邁開“改革開放”步伐的第一人！毛主席在世時倡導“兩參一改三結合”、提出“斗批改”等，不就是要進行改革嗎？要說對西方世界正式開放，前面已經講了很多，依我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華訪問并雙方在一系列問題上達成協議后，尼克松簽署行政命令，解除對華貿易禁令，使我國在以后3--5年引進了總金額達51。4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就已正式地拉開了對西方開放的帷幕！‘對外開放‘不能無設防，不問方向，造成現今社會污泥濁水泛濫、歪風邪氣盛行的狀況，致使在對外交往方面，國內出現的一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如假冒偽劣、豆腐渣工程、坑蒙拐騙、惡性競爭等丑惡現象也顯現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