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姆•喬姆斯基 魏文 編譯

　　50年前10月的最后一周世界處于不安狀態，從那時起人們知道蘇聯把有核彈頭的導彈部署在古巴，直到危機正式結束，盡管公眾并不知情，那只是“官方的”事情。

　　看到這些處于不安的世界的圖像我們歸因于舍爾頓•斯特恩，他是約翰•肯尼迪總統圖書館的歷史學家，他公布了經過授權的國家安全執行委員會會議的錄像，會上肯尼迪和他最接近的顧問討論如何應對導彈危機。會議是由總統秘密錄制的，可以看出在會議期間他與其他參加會議的人持有相對溫和的立場，后者不知道那是為了后代在討論。斯特恩剛剛公布了一份可以得到的準確的對這份重要文件的研究，它是在90年代被解密的。他在結論中說：“在此前任何時候或從那時起人類文明的幸存就在很少幾個星期危險的討論中進行博弈”，結果是那一周讓世界處于不安。

　　那時讓世界擔心有充足的理由。一場核戰爭曾經是緊迫的，一場可能“摧毀北半球的”核戰爭，正如艾森豪威爾總統所警告的那樣。肯尼迪的評估是戰爭的可能性高達50%。隨著對抗達到它的頂點，這個數字提高了。在華盛頓制定了一個“發生一場災難的秘密計劃，目的是確保政府的幸存”，記者米歇爾•多布斯最近在他關于危機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有文件充分證明，但是沒有解釋這樣做的理由，因為一場核戰爭有它自然的特點。多布斯提到迪諾•布魯吉奧尼“作為檢查蘇聯導彈設施的中央情報局小組的一個關鍵成員”，他沒有想到除了“戰爭和全面的破壞”以外還有別的出路，與此同時鐘表的指針標明了午夜的一分鐘-這是多布斯為他的書選擇的題目。歷史學家阿蘇爾•斯萊辛格是接近肯尼迪的人士，他那次事件被描述為“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時刻”。時任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自問“我們是否為了看到另一個星期六的晚上而活著”，以后他承認“我們幾乎不能拯救自己”。

　　如果更靠近審視發生的事情，前面提到的看法就顯出陰暗的色調，現在有了反響。

　　“最危險的時刻”

　　對這個題目有一些候選者。一個是10月27日，當時正在古巴附近進行檢查和封鎖的美國的驅逐艦對蘇聯的潛艇扔下有厚度的貨物。根據國家安全檔案透露出來的蘇聯人新的說法，潛艇的司令們當時對“他們考慮發射核魚雷的爆炸非常緊張，其當量為1.5萬噸，類似于1945年8月(美國)破壞廣島的原子彈的爆炸當量”。

　　事件之一是，為了開始戰斗，卯接一顆核魚雷的決定在最后一分鐘被潛艇的第二艇長瓦西里•阿奇波夫否決，他被認為是拯救了世界擺脫一場核災難的人。如果核魚雷被發射，美國的反應是什么，或者俄國人在他們的國家點燃火苗如何做出回應，疑問不多。在發射(Defcon2)之前，肯尼迪已經宣布最高警戒，授權“飛行員(或其他人)駕駛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飛機從土耳其起飛，直飛到莫斯科，扔下一個炸彈”。這是哈佛大學外交事務戰略分析人士格拉漢•阿里森說的。

　　另一個候選者是此前一天的10月26日。這天被堂•克萊森少校選擇為“最鋌而走險的時刻”，他駕駛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架B-52飛機，他在危機期間提供的描述讓人毛骨悚然：“載有核武器的B-52飛機處于警戒狀態，準備好被使用”。“10月26日是國家處在核戰爭邊緣的日子”。克萊森在他的《空軍一個飛行員不恭敬的軼事》中這樣寫道，發表時的題目是“有某種事情是飛行員應當知道的嗎?”有一次機會，克萊森曾處于引爆最后的災難的形勢。他在結論中說：“在沒有讓世界爆炸時我們很有運氣，這不是由于這個國家的政治家或是軍人的領導”。

　　克萊森報道的領導人的錯誤、混亂、事故的風險和誤解是令人吃驚的，但是并不像指控和控制的規則那么令人吃驚—或是這些規則的錯誤。克萊森說道，在他作為飛行員24小時內參加的15次使命(可能是最多的)中，司令官們沒有能力避免飛行員中一名傲慢的成員卯接和發射一件熱核武器，甚至沒有宣布向整個空軍的飛行隊伍“發出不可能扭轉的警戒”。飛行員一旦起飛，就帶著核武器：“有可能將核武器卯接起來和發射，從地面沒有任何干預。在系統中沒有禁令”。

　　根據空軍基地負責飛行人員計劃的戴維•布奇內爾將軍的說法，整個空軍近三分之一飛機都在空中。負責的戰略司令部看來在現實中控制很少。根據克萊森的講述，國家的指揮當局沒有收到戰略司令部足夠的情報，這就是說在國家安全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做出決定的人知道的情況更少，而這些決定是在進行危險的賭博。布奇內爾將軍的口頭講述同樣讓人毛骨悚然，它表明文人指揮機構深深的輕蔑。照他的說法，俄國人的投降從來沒有讓人懷疑。美國軍方指揮機構設計的行動是為了讓俄國人清楚在一場軍事對抗中他們不可能競爭，如果他們這樣做，很快將被摧毀。

　　審閱國家安全執行委員會的記錄，斯特恩的結論是，10月26日肯尼迪總統如果“傾向于一次軍事行動以便消滅在古巴的導彈”，根據五角大樓的計劃，后續的將是一場入侵。明顯的是這個行動可能引發戰爭，從透露出來的被迫做出的一個結論看，已經部署了核武器，俄國的力量將比美國的情報機構所承認的要強大得多。

　　當國家安全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到10月26日結束時，收到赫魯曉夫總理致肯尼迪總統的一封信，斯特恩說“信函似乎是清楚的”：“如果美國承諾不入侵古巴，我們將撤走導彈。”

　　第二天上午10點鐘，總統再次做秘密的錄像，他大聲地宣讀情報部門剛剛收到的一份報道：“赫魯曉夫總理已經致信肯尼迪總統，告訴他如果美國從土耳其撤走它的導彈，今天將撤走在古巴的武器。”

　　這說的是帶核彈頭的木星導彈。報道被確認。盡管委員會收到它覺得有某種意外，實際上他們正等待這個。肯尼迪對他們說，“從一周以來我們就知道可能走到這一步”。已經注意到拒絕公眾的不滿會是困難的。這涉及的是已經過時的導彈，已經被標明將由致命的威力更大的北極星潛艇替換它們。肯尼迪承認“如果這是(赫魯曉夫的)建議，曾處在一種站不住腳的地位”，因為在土耳其的導彈已經沒有用處，將會以任何方式撤走，因為“這似乎讓任何美國人或是任何理性的人認為是一種公平的交易”。

　　一種嚴重的進退兩難

　　(美國)領導人面對一種嚴重的進退兩難：他們已經收到赫魯曉夫以某種不同方式的兩項建議，以便結束一場災難性的戰爭的威脅，這兩項建議作為公正的建議將被“理性的人”所接受。那么，反應如何呢?

　　一種可能性是可以是渴望減緩，因為文明可能幸存下去，熱情地接受這兩種建議，宣布美國將尊重國際法，撤銷所有入侵古巴的威脅;將從土耳其撤走過時的導彈，按原定的計劃辦事，以便完善對蘇聯的威脅，以此作為全球包圍俄羅斯的一部分。但是這是不可想象的。

　　不可能考慮以前的立場的基本理由由國家安全顧問、哈佛大學的前系主任邁克喬治•本迪做了解釋。他認為世界應當理解“現在對和平的威脅不在土耳其，而是在古巴”，(蘇聯的)導彈在那里瞄準我們。美國的戰爭力量比任何其他國家的戰爭力量超出很多，它瞄準自己的更軟弱和脆弱的敵人蘇聯，無論如何不能被看成是對和平的威脅，因為我們是好的，西半球或是更遠處的很多人能夠證實這一點，其中有美國對古巴進行的反對恐怖主義戰爭的受害者，或是那些在阿拉伯世界受“仇恨運動”影響的人能都夠證實這一點，這使艾森豪邁威爾十分茫然(但是對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這樣清楚地解釋)。

　　當然，認為美國應當受到國際法的限制的想法要被考慮是過于可笑的。正如受尊敬的自由派評論員馬特烏•伊格萊西亞斯最近說的：“國際機構秩序的許多功能之一表明西方強權使用致命的軍事力量是合法的”，也就是說，美國使用軍事力量是合法的—那么，這是“令人吃驚的天真的”想法，不只是天真，而是“犯傻”，建議美國應當尊重國際法或是任何其他因為缺乏權力而強加的條件：直率地宣布認同美國國家安全執行委員會的班子所意會的行動預算。

　　在一次隨后的談話中，(肯尼迪)總統強調如果我們拒絕幸存者認為合理的建議，如果有人認為這是重要的話，選擇發動國際戰爭，“我們將處在一種劣勢的地位”。這個“實用的”立場從道德考慮來說代表著最高的水平。哈佛大學拉美問題專家豪爾赫•多明格斯最近在分析已經公開發表的關于肯尼迪錯誤的時期的評論中說：“在近千頁的文件中，只有一次機會一名美國的官員對美國政府支持的恐怖主義做出的觀察接近于一種軟弱的道德上的異議”。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提出，空中侵犯是“危險的，會殺害無辜的人……在某些友邦國家的媒體上可能引發不利的報道”。通過導彈危機期間的辯論，同樣的態度占主導地位，如當羅伯特•肯尼迪警告說，一場對古巴的的大規模入侵可能“殺害大量的人，我們不得不為此應對反對這樣做的強烈的反應”。這到現在還一直占主導地位，只有少數的例外，正如文件所證實的那樣。

　　公眾缺乏了解

　　如果世界對美國在那個時期的行動知道更多的話，我們“甚至可能處在更糟糕的地位”。只是到最近我們才知道在危機之前的6個月，美國已經在日本的沖繩秘密地部署導彈，幾乎與俄國后來運到古巴的導彈是一樣的。在一個該地區的緊張關系增加的時期，那些導彈肯定是指向中國的。沖繩現在繼續是美國進攻性的軍事基地之一，盡管那里的居民并不同意，現在他們擔心地看到V-22(“魚鷹”)直升機的演練，在山巖國軍事基地那是容易出事故的飛機，該基地位于居民稠密的城區的中心。

　　在后來的討論中，美國承諾從土耳其撤走過時的導彈，但是沒有通過書面宣布此事，也沒有公開：重要的是保持赫魯曉夫已經投降的想法。提出了一個有興趣的理由，被學者和評論員作為有道理的理由而接受。多布斯說：“如果這似乎是美國在蘇聯的壓力之下單方面撤銷了它的基地，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可能分裂”。

　　或以另一種方式說，更喜愛一點真相，如果美國用更加致命的厲害的武器替代沒有用處的導彈，如原來設計的那樣，與俄國進行交換，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認為是公正的，這可能造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分裂。事情是清楚的，當俄國撤走保護古巴免受在一場直接的入侵中美國的攻擊的唯一障礙時，俄國退出了舞臺，古巴人憤怒了，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是一種不可接受的比較，因為它的理由是雙重標準：我們是重要的人，而他們是“非-人”，這是奧威爾使用的句子。

　　肯尼迪也做出一個不入侵古巴的非正式承諾，但是有條件：不僅是撤走導彈，而且也結束或至少大幅度減少俄國的軍事存在。(與和蘇聯有邊界的土耳其不同，這種類型無論如何不會被考慮)當古巴不再是一個“武裝了的戰場”，那么“我們可能不會入侵”，這是肯尼迪總統的說法。他還補充說，如果古巴希望擺脫美國侵略的威脅，應當結束它在拉丁美洲的“政治顛覆”(這是斯特恩的話)。

　　多年里政治顛覆是一個不斷重復的問題。比如當艾森豪邁威爾推翻危地馬拉的民主政府時引述了這種說法，這個國家受到折磨而沉入深淵，目前還處在這種境地。在80年代里根在中美洲推行恐怖主義戰爭期間這個問題繼續有效。“政治顛覆”說的是支持那些抵抗美國和順從它的政權的暗殺攻擊(恐怖中的恐怖)的人，有時候甚至為受害者提供武器。

　　與卡斯特羅的問題

　　關于古巴的情況，美國國務院的政治主張做出的解釋是：“我們和卡斯特羅對抗的主要危險是……他的政權純粹的存在對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左派運動所具有的影響……卡斯特羅代表著一種對美國成功的挑戰，這件簡單的事情就是否定我們對整個西半球近一個半世紀的政策”。

　　門羅主義宣告了美國統治西半球的圖謀，那時是實施不了的。在當代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是由伊朗學者艾瓦德•阿布拉米安最近進行的關于美國和英國1953年針對伊朗民主政權發動的政變的研究透露的。他通過對內部文件仔細的分析，很有說服力地表明官方的說法得不到支持。政變的主要原因與冷戰沒有關系，也與伊朗沒有理性地蔑視華盛頓“溫和的意圖”沒有關系，與得到石油和其他的利潤沒有關系，而是與想廣泛地實施全球的霸權而進行全面控制的要求有關系，全球的霸權已經受到獨立的民族主義的威脅。這就是我們在一次又一次地調查這些特殊的事件時發現的理由。

　　在古巴這事也沒有讓我們感到驚奇，盡管應當分析事件中的狂熱。美國對古巴的政策在整個拉丁美洲受到嚴厲的批評，在世界的多數地方也受到嚴厲的批評，但是“對人們的輿論的基本的尊重”被作為一種空洞的理論而接受，在7月4日的語調顯得沒有自信。從對這一問題進行的民意測驗來看，絕大多數美國居民支持與古巴的關系正常化，可是這也是微不足道的。公從輿論當然沒有考慮此事，這是正常的。在這件事情上有興趣的是對同樣支持關系正常化的有勢力的經濟階層的意見仍熟視無睹，它們經常對政治決定有很大的影響力：能源、農產品加工、制藥部門及其他部門。這意味著有一種卷入國家懲罰古巴人的強烈的興趣，這如同由卡梅洛特的知識分子的癔病所表明的文化因素。

　　總之……只是官方的

　　10月28日導彈危機正式結束。危機的解決不是陰暗的。那天晚上，在CBS的一個特別節目中，查爾斯•科林伍德報道世界已經擺脫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可怕的核犧牲的威脅……以蘇聯的政策一次羞辱的失敗而結束”。多布斯評論說，俄國人試圖把走出危機解釋為“莫斯科爭取和平、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推動者的對外政策的另一次勝利”，如同是“特別明智和有理性的蘇聯領導人拯救了受到核破壞威脅的世界”。推斷傾向于尷尬處境的基本事實，赫魯曉夫的協議“拯救了受到核破壞威脅的世界”。

　　但是，危機沒有結束。11月8日，五角大樓宣布所有的蘇聯導彈基地已被撤除。同一天，斯特恩報道說，“一個破壞的小組對古巴的一個工廠進行一次打擊”，盡管被稱為“埃及獴行動”的肯尼迪的恐怖運動已經正式縮小為危機的尖角。11月8日的恐怖打擊支持了本迪的看法，即對和平的威脅在古巴，不在土耳其(在那里俄國人不會繼續一次致命的打擊)。但是，這不是本迪的結論，也不可能這樣理解。

　　受人尊敬的學者雷蒙德•加托夫在政府內部是很有經驗的人，他在1987年關于導彈危機的講述中提供了更多的情況。他寫道：“11月8日美國派去實施一次隱蔽的破壞行動的小組炸毀了一個古巴工廠的設施”。根據古巴政府寄給聯合國秘書長的一封信，這次攻擊打死了400名工人。加托夫評論說，“蘇聯人只能將打擊分析作為對他們來說是一次倒退，有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美國保證不打擊古巴”，特別是因為恐怖打擊是從美國發起的。這次行動以及其他的通過第三者的行動再次表明，對雙方來說風險和危險可能到了極端，災難并沒有被排除。加托夫也回顧了肯尼迪恐怖運動的破壞性行動，這些行動確實會被看成不只是對戰爭的辯白，如果美國或它的盟友或它的順從者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案者。

　　根據同樣的來源，往后我們知道1962年8月23日總統發布了第181號國家安全備忘錄，“一項為了組織一次(古巴)國內反叛的指令，接著將發生一場美國的軍事入侵”，包括“重要的計劃、演習和美國軍隊與軍事裝備的移動”，古巴和俄國肯定了解這些。同樣在8月份，加強了恐怖襲擊，其中有從快艇上向古巴海岸邊一座旅館的襲擊，據了解“蘇聯的軍事技術人員集中住在那里”，這次襲擊打死了一些古巴人和俄國人;對英國和古巴的貨船的襲擊;污染作為貨物的糖;還有其他的暴行和破壞活動，主要由古巴流亡者的組織實施，他們在佛羅里達自由地活動。不久之后，到了“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時刻”，這不是偶然的。

　　玩火

　　在導彈危機結束以后，肯尼迪正式恢復對古巴的破壞。在他被暗殺的10天前，批準了中央情報局一項“破壞行動”的計劃，由第三者實施，目標是“古巴的一個大型煉油廠和倉儲設施，一座發電廠以及一些糖廠，鐵路的橋梁，一個海灣的設施，從水下破壞古巴的碼頭和船只”。據加托夫的報道，一項暗殺卡斯特羅的計劃可能在肯尼迪被暗殺的同一天開始執行。1965年恐怖運動被中止，但是“1969年尼克松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是指示中央情報局加強反對古巴的隱蔽行動”。

　　蒙塔格•克恩在最近一期《政治學》季刊雜志上說，導彈危機是這些“大范圍的危機”之一……“在危機中一個意識形態的敵人(蘇聯)作為襲擊者被普遍接受，主導一個所有國家的運動，在大量擴張的旗幟后面支持總統，增加他們在政治上的選擇”。克恩說的以這種方式被“普遍接受”是有道理的，他將那些逃避意識形態鏈條的人放到一邊，這是為了對事情給以某種關注。克恩是他們中的一分子。舍爾頓•斯特恩評論說，“赫魯曉夫對運導彈到古巴原來的解釋基本上是真實的：蘇聯領導人從來沒有準備使用這些武器作為對美國安全的一種威脅，而是為了保衛古巴(一個盟國)的一種防衛，免遭美國的攻擊，是一種絕望的努力使得蘇聯在表面上追求在核勢力的平衡方面的平等”。

　　多布斯也承認：“卡斯特羅和蘇聯老板害怕美國改變(古巴)政權，包括作為最后的手段入侵古巴的圖謀有現實的理由……(赫魯曉夫)面對北方強大的鄰國保衛古巴革命的愿望也是真誠的”。

　　美國的攻擊經常被美國的評論家們低估，作為傻瓜的玩笑，他們說，中央情報局那些好打架斗毆的人不受政府的控制。沒有任何東西更遠離現實。“最好和最杰出的人”對豬灣(古巴的吉隆灘)的失敗的反應幾乎是歇斯底里的，包括總統，他莊重地向國家通報：“我實現的令人高興的寬容的和溫和的社會差一點被歷史的瓦礫沖走。只有強者……有可能幸存”。

　　只能夠幸存，顯然他想到的是使用大規模的恐怖，盡管這補充的一點是秘密的，那些忠誠的人還不了解，他們接受的是他們的意識形態的敵人就是進行攻擊的人，如同斯特恩所說的，感覺幾乎是普遍的。歷史學家比埃羅•格萊杰塞斯注意到，在豬灣失敗以后，肯尼迪提出了一項窒息性的封鎖來懲罰古巴人，因為他們打敗了美國支持的一次入侵，他要求他的兄弟總檢察長指揮一個高級別的國家機構的小組審查“埃及獴行動”，那是一個準軍事計劃，1961年年底肯尼迪本人實施了(對古巴的)經濟戰和破壞，以便對菲德爾•卡斯特羅采取“地面的恐怖行動”，用更平庸的話來說，是為了打敗他。

　　“地面的恐怖行動”這句話被阿蘇爾•施萊辛格寫進了實際是官方的羅伯特•肯尼迪的自傳中，肯尼迪負責恐怖戰，告訴中央情報局古巴的問題是“對美國政府最高級別的首要問題，所有其余的問題都是次要的，為了推翻卡斯特羅的政權不應當節約時間、努力和士兵”。“埃及獴行動”是由愛德華•蘭德爾領導的，此人有很多“反對起義”的經驗，這個詞是為美國實施的恐怖行動而使用的。1962年10月，他制定了一個引導“反叛和推翻共產黨政權的”計劃。

　　“最后確定的”計劃承認在恐怖主義和顛覆做了準備的條件以后，“最終的成功只有靠美國一次堅定的軍事干涉才能實現”。這意味著美國的軍事干涉可能發生在1962年10月，也就是爆發導彈危機的時候。我們剛分析的事件說明因為古巴和俄國嚴肅地考慮到威脅時有充足的理由。

　　多年以后，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承認古巴那時害怕一次打擊是有道理的。他在導彈危機40周年時說，“如果是我處在一個古巴人或一個俄國人的地位，我也會感到害怕”。關于斯特恩提到的“蘇聯爭取一種表面上平等的絕望的努力”，我們記得肯尼迪在1960年選舉中微弱的勝利取決于制造一種武裝的“導彈的缺口”以便恐嚇國家，在國家安全事務中譴責艾森豪邁威爾政府軟弱。確實存在“導彈的缺口”，但是那明顯地有利于美國。戰略分析人士德斯蒙德•貝爾在他研究肯尼迪的導彈計劃時認為，第一個關于真正的事實的“錯誤的公開聲明”是在1961年10月的聲明，當時國防部長羅斯威爾•吉爾帕德里克向交易委員會通報說，“在蘇聯第一次打擊中可能使用的核力量的一次意想不到的打擊以后，美國將擁有一個更大的核回應系統”。

　　當然俄國人很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相對的弱點和脆弱性。當赫魯曉夫向肯尼迪提出大幅度降低軍事攻擊的能力，他們也意識到肯尼迪的反應，他的做法是在沒有肯尼迪的回答的情況下單方面去做，肯尼迪實施一項大規模的軍備計劃。

　　回顧

　　關于導彈危機的兩個最關鍵的問題與如何開始和如何結束有關系。它由肯尼迪針對古巴的恐怖襲擊和威脅1962年入侵開始。結果是(肯尼迪)總統拒絕蘇聯對任何有理性的人看來似乎是公正的建議，但是那是不可想象的，因為它損害美國有權單方面在任何地方部署部署核導彈的根本原則，指向中國或俄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在它們的邊界上部署;與此有聯系的原則是古巴沒有權利擁有用于自己防衛，反對他們看來一場迫在眉睫的美國的入侵的武器。為了堅定地確立這些原則，依靠一種不可想象的破壞能力面對一場戰爭的高風險，拒絕簡單的和公正的方式，是完全合適的，這是他們自己承認的消滅威脅的原則。

　　加托夫認為，“在美國對肯尼迪操縱危機的方式存在幾乎一致的認可”。多布斯說，“經常的樂觀主義的語調由歷史學家阿蘇爾•施萊辛苦格強調的”，他寫道，肯尼迪通過一種強硬與溫和、意志的力量、緊張與智慧的結合，“使世界眼花繚亂”，控制得很出色，較準無可比擬。斯特恩的語調更有節制，稱肯尼迪多次拒絕他的顧問和合伙人要求一場軍事干涉和把和平的選擇拋到一邊的建議。

　　1962年10月的事件被廣泛認為是肯尼迪最突出的時刻。格拉姆•阿里森和其他許多人提出這是“關于如何消除沖突，操縱高級別的權力關系和對一般的對外政策的問題做出正確的決定的指針”。從很狹窄的意義上說，這些評價似乎是有道理的。國家安全執行委員會會議的錄音透露，(肯尼迪)總統與其他人有分歧，有時幾乎與所有的人意見不同，他拒絕條件不成熟時使用暴力。

　　但是，存在一個更深刻的疑團：如何能夠評估肯尼迪在我們剛分析的在更廣泛的范圍內操縱危機時相對的溫和?但是這個問題不能以很有紀律的道德和智力的文化進行分析，不能沒有質疑地接受美國有權確實成為世界主人的基本原則，最終它是一種利益的力量，盡管有錯誤和有時被誤解。因此，美國認為它在全世界部署大規模的攻擊的軍隊是完全合適的，與此同時當別的國家(美國的盟國和順從它的國家例外)朝這個方向做出最少的表示也是一種冒犯，以至當它們想說服全球霸權主義的勢力使用暴力溫和些也是冒犯。

　　這種理論如今是官方反對伊朗的主要的指責。伊朗可能是一個反對美國和以色列的一次打擊的說服的力量。這種話題在導彈危機期間也是考慮的一部分。在內部的談話中，肯尼迪兄弟表示他們害怕在古巴的導彈可能成為對一次委內瑞拉的入侵的一股說服的力量，當時曾經考慮過這種情況。因此，“(入侵)豬灣是一項正確的決定”，這是肯尼迪的結論。

　　原則繼續有效，代表著一種經常的核戰爭的風險。從導彈危機以來從不缺少嚴重的危險。10年以后，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期間，亨利•基辛格曾宣布一次高級別的核警戒，以便提醒俄國人保持在局外，與此同時基辛格秘密批準以色列違反美國和俄國強加的停火。幾年以后當里根上臺時，美國開展行動以便檢驗俄國的防御，假裝進行空中和海上的攻擊，同時在德國部署潘辛導彈，飛行5分鐘的時間就可以達到俄國的攻擊目標，這是中央情報局預計的“意想不到的超級打擊能力”。

　　顯然，這在俄國引起很大的驚恐，這個國家與美國不同，它多次遭受入侵，實際上被破壞了。1983年這導致一次大的戰爭威脅。有數百次在打擊發生前幾分鐘，在自動的系統發出虛假的警報之后，一個人的干預挫敗了打擊。我們得不到俄國人的記錄，但是沒有疑問的是他們的系統對于一次事故是更加易于被感染的。

　　同時，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經數次接近一場核戰爭，沖突的根源繼續存在。和以色列一樣，兩國拒絕簽署一項核不擴散條約，它們發展核武器的計劃得到美國的支持，到今天印度是美國的一個盟友。在任何時候在中東的戰爭威脅可能變成現實，這再一次增加一場災難的風險。

　　1962年由于赫魯曉夫決定接受肯尼迪霸權主義的要求，做到避免了戰爭。但是我們不能認為類似的準則會永遠存在。到現在為止沒有發生核戰爭幾乎是一個奇跡。比任何時候都有更多的理由聽取60年前貝特蘭•拉塞爾和阿爾伯特•埃因斯坦提出的警告：進退兩難是“未成熟的、可怕的和無法回避的”：“人類種族行將結束嗎;或是人類應當放棄戰爭?”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5期，摘譯自2012年10月23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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