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風云(二)

　　王先金 編著

　　第六章 文藝座談毛澤東講話

　　延安整風康生搞搶救

　　早年胡喬木

　　1912年6月1日，胡喬木出生于江蘇鹽城西鄉張本莊。父親為他取名“鼎新”。

　　胡喬木的父親胡啟東，原名胡應庚，鹽阜區著名愛國民主人士。1913年被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此時的胡喬木尚未滿周歲。胡喬木的母親夏氏，是一位相夫教子，勤勞而又賢慧的女性。在眾兄弟姐妹中，胡喬木居中：上有一姐一哥，下有兩個妹妹。

　　胡喬木6歲入學后，很快便顯露出愛好讀書的天性。當時，小伙伴們都戲稱這位嗜書如命的“土包子”為“書癡”。

　　1924年，12歲的胡喬木高小畢業后，以優異成績考取江蘇省立第八中學。當時年長4歲的哥哥胡達新也在這所學校就讀，而且還是國民黨的左派人物。胡喬木從哥哥他們言談中開始聽到“共產黨”、“國民黨”、“社會革命”等許多新名詞，偶爾也目睹一些同學在秘密地傳看進步書刊。不久，他終于也借到了一本《中國青年》雜志，讀罷內容，不禁耳目一新。從此，惲代英、鄧中夏、張太雷、任弼時、李求實等名字，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里。 毛澤東與胡喬木

　　1926年，八中學生自發地組織游行。他們走上街頭，宣傳國共合作北伐，準備迎接北伐軍的到來。胡喬木在街頭演講，帶頭高呼“打倒軍閥孫傳芳”的口號，為此遭到逮捕，幸因年幼得以獲釋。

　　1927年，八中改名為揚州中學，高中部分為文、理兩科。胡喬木由于數理化成績突出，被編入了理科。但他仍舊醉心于文史，其作文卷子常被老師作為范文在班上傳閱;他的五言古詩，被有“淮南才子”之譽的張煦老師發現后，未作一字改動拿到班上，一邊朗讀一邊擊節贊賞不止。

　　1930年夏，胡喬木于揚州中學畢業后，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大學物理系。入校后，時任物理系主任的吳有訓教授，找新生談話。他問胡喬木最感興趣的是什么，將來作何打算，又如何發展，胡喬木據實回答，說的卻是文史方面的東西。

　　“你既然喜歡文科，大可不必念物理系，你可以轉到文科去嘛!”

　　胡喬木很快轉到了文科。本想轉入國文系(系主任是朱自清)，可惜該系名額已滿，便轉入了歷史系。

　　1930年底，胡喬木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中共地下黨負責人曾迪先同學的領導和幫助下，18歲胡喬木成了清華園內的活躍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突發，震撼了中華大地，激起了全人民抗日怒潮。已是共青團北平市委委員、宣傳部長的胡喬木，親自參與并領導北平學生進行游行示威。他的名字“胡鼎新”同時也上了北平市警察局要抓捕的黑名單。

　　這年寒假，胡喬木沒有返回鹽城。春節過后，胡喬木的父親胡啟東收到了一張寫有“有難言之隱”的明信片，父親不放心了，便在大女婿陪同下，到北平來看個究竟。

　　來到清華后，喬冠華接待了他們。

　　喬冠華小胡喬木一歲卻早他一年考入清華。同為鹽城人，交往甚密。喬冠華很快幫助胡父找到了自己的同學。

　　胡喬木果然不在清華，也無正式工作。父親十分理解兒子此時的“難言之隱”。鑒于胡喬木的現實處境，加之目前又正在生病，父親建議他先回鹽城調養一下身體，然后再作打算。于是，胡喬木離開北平，回家鄉鹽城隱蔽。

　　不久，在鹽城，一本以宣傳民主和自由為主旨的綜合性文藝性刊物《海霞》突然出現在世人面前。于是，《海霞》的主編喬冠軍(喬冠華之兄)，一時成了鹽城文化人關注之焦點。

　　其實，喬冠軍的“幕后”，還有一位人物《海霞》的策劃創辦人和實際主編，這位“幕后”便是胡喬木。

　　1932年，胡喬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海霞》出到第三期后，胡喬木果斷決定：立即停刊，改出《文藝青年》報。胡喬木除了親自撰稿外并繼續翻譯一些作品發表外，還約請尚在清華讀書的喬冠華供稿。喬冠華陸續翻譯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短篇小說，以及愛因斯坦、珂勒惠支夫人等反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宣言等文章，先后均發表在家鄉鹽城的《文藝青年》上。

　　胡喬木當了毛澤東的秘書

　　1937年7月，中共黨員胡喬木離開上海隨馮雪峰到達延安。那一年已有5年黨齡的胡喬木年僅25歲。

　　中共中央根據他的特長，分配他做青年宣傳工作，他擔任了“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的宣傳部長。一年后，他被調回延安，擔任了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主持《中國青年》雜志的編輯工作。

　　1941年2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對胡喬木鄭重其事地說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決定調你到他那里做秘書工作。”

　　毛澤東自從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即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以來，人們對他的習慣稱呼便是“毛主席”。盡管他后來的職務不斷地變化著，“毛主席”的稱呼沿用了下來，直至他的整個一生，人們都稱他為“毛主席”。在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又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最初叫書記)。

　　王若飛的話出乎胡喬木的意料之外，他想了一下說：“給毛主席當秘書，我怕當不好。我從來沒有做過秘書工作。”

　　王若飛說：“你發表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陳伯達看了，很贊賞。他推薦給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說，‘喬木是個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夠，他點名調你去當秘書，你同時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

　　那時，陳伯達已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他跟胡喬木并不認識。

　　胡喬木從大砭溝前往楊家嶺當年中共中央首腦人物聚居的地方。楊家嶺位于延安城西北約三公里，是個小村莊。據說明朝太保楊兆的墓在此，故名“楊家陵”。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飛機首次轟炸延安城，中共中央機關當夜便從城內的鳳凰山麓遷入這個小山村，從此改名楊家嶺。

　　毛澤東住在小山坡的三眼窯洞里，左側是劉少奇的窯洞，右側是朱德、周恩來的窯洞。胡喬木新來乍到，被任命為文化秘書(后來成為政治秘書)，一時竟不知干些什么。毛澤東跟他談過一次話，48歲的毛澤東，只是問了問這位29歲的年輕人的大致經歷，便忙于工作了。胡喬木無從插手，只得在自已的辦公室閑坐。他不敢直接去問毛澤東該干些什么。

　　老是這么坐著，也不是辦法。他終于鼓足勇氣，走向毛澤東的窯洞，本來是想問毛澤東該干什么工作，一進去見毛澤東正埋頭校對文件清樣，就說道：“讓我來校對吧!”

　　毛澤東笑道：“好呀!”

　　毛澤東對胡喬木講了校對怎么難，校對也稱‘校讎’，就是要像對待仇人那樣把文章中的錯誤校出來。以后你就接手這件事。

　　于是，胡喬木便開始了他的秘書工作。

　　胡喬木所校對的是《六大以來》清樣。《六大以來》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一本“大部頭”文獻集，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編選工作。此書于1941年在延安編印成集，收入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來至1941年11月的黨內文件557篇，分上、下集。此書是供中共高級干部整風學習用的，借以弄清中共“六大”以來的黨內路線斗爭問題。

　　胡喬木做過編輯，又有文字功底，所以經他校對的清樣，不僅沒有錯別字，而且更正了一些文件最初誤印的地方。毛澤東對這位年輕人的工作十分滿意。

　　此后，胡喬木開始列席政治局會議、書記處會議，成了毛澤東的得力助手。

　　延安文藝座談會開始

　　座談會前的延安文化氣氛

　　從1937年到1942年，文化人潮水般涌向延安，有丁玲、艾青、周揚、艾思奇、周立波、田間、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蕭軍、劉伯羽、何其芳、嚴文井、陳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煥之、王實味、楊朔、周而復、賀綠汀、賀敬之、華君武、高長虹、王朝聞……

　　中共高層對大量知識分子涌來這一態勢的應對， 還處在適應和迎合之中。座談會前，對文化人和他們的寫作，回護遠遠多于指責，甚至近于隱忍。當時中宣部和中央文委1940年10月作出的指示，給予文化人幾乎優渥到理想的程度：創作自由、反對政治干涉、尊重藝術家個性、不必有很嚴格的組織生活……

　　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甚為艱難窘拮，本不適于養活數量如此之多的“清客式”文化人。然而，延安的略具知名度的文化人，生活待遇普遍高于一般官兵，有時供給較諸高級領導人亦尤有過之。他們大體過著一種悠游、自由的生活，除了不時組隊到部隊鄉間搞宣傳外，基本上都呆在延安城里，排練、演戲、辦雜志、寫作、教書，“養尊處優”。

　　文藝座談會開始

　　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毛澤東

　　凱 豐

　　這張請帖發到延安一百多位文藝界人士手中。從1942年5月2日起所召開在座談會，就是后來聞名于世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在粉紅色的請帖上，跟毛澤東一起署名的凱豐，本名何克全，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

　　5月2日下午1時半，延安文藝群星周揚、丁玲、艾青、陳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劉白羽、周立波、華君武、蕭軍……100余位被邀請來文藝界代表，匯聚在楊家嶺“飛機樓”底層南廳里。

　　“飛機樓”乃中共中央辦公樓，是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和附近軍民在1941年建成的。底層南廳，是中共中央會議室兼飯堂。這時，擺了二十多張長板凳，放上一張辦公桌，這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會場。辦公桌上鋪了一塊白布，這就是主席臺。

　　當人們差不多到齊的時候，毛澤東從他的窯洞朝“飛機樓”走來。不過一分鐘，就到了。 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 ↑

　　來了!毛澤東面帶笑容，精神飽滿，從連接山上宿舍一頭的門里走進來，由周揚介紹，毛澤東上前與他們一一握手，互致問候。

　　當周揚介紹到公木時說：“公木，《八路軍軍歌》、《八路軍大合唱》詞作者。”毛澤東點點頭笑笑，邊握手邊說：“寫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毛澤東走到鄭景康跟前時，沒等周揚介紹，鄭景康激動得站起來自我介紹：“我是照相的，叫鄭景康。”周揚還是補充介紹道：“這是從重慶國民黨總統府來的攝影師，曾給蔣介石照過相。”毛澤東很有禮貌地與他握手致意。

　　專程從晉西北前線演出現場趕回延安參加文藝座談會的八路軍一二O師“戰斗劇社”社長歐陽山尊，雙手握住毛澤東的手，沒想到毛澤東還認識他。“歐陽同志，你從前線回來了。”歐陽山尊只覺得一股暖流涌上心頭，眼睛都潮濕了。

　　問候完畢，毛澤東走到主席臺，時任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凱豐宣布會議開始，請毛澤東同志講話。毛澤東的一側，坐著速記員。毛澤東講話時，手中只有一份簡單的提綱。速記員記錄著他的講話，胡喬木也拿出筆記本，作詳盡的記錄。

　　小小的會議室里，響起了毛澤東柔綿細長、抑揚頓挫的湖南腔：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間的正確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協助，借以打倒我們的民族敵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務。”

　　毛澤東接著又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那“朱總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總司令，而“魯總司令”倒是頭一回聽說。經毛澤東解釋，與會者方知是指魯迅!毛澤東的意思是說，一支是武裝的軍隊，一支是文化的軍隊，共產黨要有文武兩支軍隊。

　　毛澤東講話中間，隱隱傳來國民黨炮聲，到過前線的人習以為常，一直在后方的同志難免有些擔心。一張折疊的小紙條傳到講臺前，毛澤東接下來，停止講話，瞇起眼睛仔細看了看，然后清清嗓子，叉開話題道：“大家不要擔心，炮聲離我們還遠著呢。我們前方有聯防軍在保護著我們，所以呀，我奉勸大家兩點，一是母雞不要殺了，留著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給老鄉，還是自己撫養好。如果前方抵擋不住，我還可以帶你們鉆山溝嘛!”

　　這一段題外話，使大家哈哈大笑，部分代表的緊張情緒頓然消失。

　　毛澤東的話講完后，休息片刻，大家就發言討論。

　　蕭軍頭炮大走調 歐陽山被轟下來

　　蕭軍(左)與蕭紅

　　開始有些冷場，一時沒人愿意第一個講話。

　　毛澤東提議，請蕭軍第一個發言。丁玲馬上附和著說：“蕭軍，你是學炮兵的，你就第一個開炮吧!”

　　兩句話一鼓動，蕭軍就從位置上站起來，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諱，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大篇。其中說到：“我們革命，就要像魯迅先生一樣，將舊世界砸得粉碎，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像今天這樣的會，我就可以寫出十幾萬字來。我非常欣賞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我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蕭軍秉性耿直，是延安文人中絕無僅有的一位。他的發言，顯然是跑題走調之論。毛澤東一邊聽，一邊記，有時點頭，有時淡淡一笑。其他人有贊同的，也有反對的，但都難以對話。

　　只有坐在蕭軍旁邊的胡喬木站起來反駁：“文藝界需要組織，魯迅當年沒有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

　　蕭軍毫不示弱，馬上給以回擊。胡喬木照顧大局，沒有再接茬，而是讓更多的人發表意見。

　　第二次會議上引起爭論的焦點人物，仍然是蕭軍。他繼續上次會議發言大走調后，又尖銳地指出：“你們共產黨現在又開文藝座談會，又在整風，你們現在整‘三風’，將來總有一天會整‘六風’。你們為什么不在十年前就提出來呢?”

　　對于這種具有挑釁性的話，還是胡喬木針鋒相對。因為有過上次的交鋒，并得到毛澤東的贊許，他這次更侃侃而談：“我們黨提出整風是因為我們堅信自己的事業的正確性，所以才能夠進行這種嚴格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這樣做并不是從現在提出整風開始，而是從建黨的那一天就這樣做的。我們歡迎各種善意的批評，但也不懼怕任何惡意的中傷和歪曲。”

　　接著，這時在中宣部工作的吳亮平也站起來，駁斥蕭軍的觀點。他講的時間長一點，贊同蕭軍觀點的人就打斷他的發言：“你不要在這里講課，這里不是課堂!”

　　這次討論會開得非常活躍，笑聲、掌聲、爭吵聲不斷。

　　輪到歐陽山發言的時候，他就拉開了陣勢，從什么是文學藝術講起，談到文學現實主義、階段性、形象性、典型性等一系列問題。

　　開始人們還靜靜地聽著，慢慢地會場上就出現了小聲議論。大約講了近一個小時，就有人高聲喊道：“主席，我們這里不是開訓練班!”“他大慨是怕我們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文學概念，來上課的。”這么一叫，會場上頓時就像揭開了鍋，歐陽山也就中止了發言。 歐 陽 山

　　魯藝音樂系教師向隅，發言批評周揚有宗派主義，說自己提交入黨申請已經有三年了，至今都沒有得到解決。坐在一邊的周揚沒有應答。

　　何其芳發言中說：“聽了主席剛才的教誨，我很受啟發。小資產階級的靈魂是不干凈的，他們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動搖。我感覺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他的發言，贏得了毛澤東會心的一笑。但知識分子當時的反應并不一致稱贊，在回到各單位的小組討論會上，有人開玩笑地說：“你這是帶頭懺悔啊!”

　　第一天大會發言的還有李伯釗、丁玲、艾青等人，何其芳之見漸成主流。

　　第二次會議開了一整天，大家的意見不管是對的錯的，都可以無拘無束地講出來，各抒己見，暢所欲言。

　　朱德批評了吳奚如和蕭軍

　　朱 德

　　5月16日，繼續討論，開了一整天的座談會。毛澤東始終在邊聽邊記，偶爾插言，沒有正式講話。

　　會議開始發言還是比較和平的，笑聲不斷。長期帶領“民眾劇團”在邊區各地巡回演出的負責人柯仲平，介紹該團堅持走通俗化道路，在邊區巡回演出大受歡迎的情況。他頗為得意地說：“這兩年在演大戲的過程中，好些人把給老百姓看的小戲給忘了，我們民眾劇團就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卻很喜歡。劇團離開村莊時，群眾都戀戀不舍地把我們送得好遠，并送給很多慰問品。你們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們劇團?怎么找呢?你們只要順著雞蛋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老百姓慰勞我們的雞蛋、花生、水果、紅棗，我們吃不完，裝滿了我們的衣袋、行囊和馬褡。”

　　柯仲平那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引得會場上許多人都哈哈大笑。毛澤東也樂了，插了一句：你們吃了群眾慰勞的雞蛋，就要更好地為群眾服務，要拿出更好的節目來為群眾演出。你們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雞蛋吃了。

　　在這第二次會議上，周揚有個發言，明確維護毛澤東的觀點。而吳奚如的發言，卻受到朱德的點名批評。

　　吳奚如是新四軍的干部，他的發言與蕭軍有合拍之處。

　　吳奚如說，搞文藝都要有個立場，現在不是抗日嗎?能不能提出黨員和非黨員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人立場，中共黨員不要時刻都將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和黨的立場掛在門面上，這樣會不會更利于統一戰線?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日本侵略者，我們革命文學的立場應當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國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

　　此時的吳奚如是剛從“皖南事變”的流血沖突中，歷經艱險，突圍逃難，回到延安。

　　一直坐在主席臺上旁聽的朱德點著吳奚如的名字說：“吳奚如，你是人民軍隊的一名戰士，居然講出這種話來，你完全喪失了無產階級的立場!”意思是說，“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掀起了反共高潮，我們不能再籠統地講抗日統一戰線，應當明確是什么人領導下的抗日，也就是說站在什么立場上的抗日。朱德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當時沒有捉小辮子，吳奚如沒有反駁，也沒有回話。

　　中間休息的時候，毛澤東站在會議室的門口。外邊的光線射進來，何其芳看到了毛澤東的褪色的灰布褲子的兩個膝頭部分，補了兩塊顏色鮮明的藍布補釘!

　　5月23日舉行第三次會議，也是下午開始的。

　　朱德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蕭軍。他說：“大會第一天有人發言，他不但要做中國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還說他自己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以我看，我們每個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農兵群眾批準。”

　　關于思想轉變的問題，朱德以自己的經歷現身說法：“參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轉變，豈但轉變，我說就是投降。就拿我來說，也一樣。我是一個從舊軍人出身的人，我原來不是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無產階級。我投降無產階級，并不是想來當總司令。我只是替無產階級打仗、拼命、做事。后來仗打多了，大家就推我做總司令。共產黨、八路軍，就是有功有德，為什么不該歌，不該頌呢?”

　　平時和藹可親的朱德，這次發言卻頗有些厲聲急色。

　　最后他還說：“有的同志覺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實比起我們從前過雪山草地的時候，已經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說：重慶吃的住的穿的東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東西再不好，是我們自己的呵!”

　　經過討論，以致經過爭論，座談會于5月23日下午閉幕。那天出席的人最多，會議干脆在“飛機樓”前的廣場上舉行。先是由朱德講話。講畢，趁著落日的余暉，與會者簇擁在“飛機樓”前，拍下了合影。

　　毛澤東發表長篇講話

　　晚飯后，毛澤東作長篇講話。廣場上點起了汽燈。毛澤東手上拿著一份毛筆寫的提綱。他即興而講，講得非常風趣，非常深刻，對許多爭論不已的問題作了結論。會場上靜悄悄的，一百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傾聽。毛澤東依然用他那柔綿細長的湖南腔抑揚頓挫地說：“同志們，座談會開了三次，開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幾把椅子，請你們來坐。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前兩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題目，要我做文章。題目就叫‘結論’。

　　朱總司令講得很好，他已經作了結論。中央的意見是一致的，有些問題我再講一點。什么是我們的中心問題呢?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兩個問題為中心……”這段話沒有寫入后來公開發表的正式文本上。

　　毛澤東的講話，在延安文藝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人們紛紛要求《解放日報》刊登毛澤東的講話。

　　毛澤東本是著作巨匠。他的著作，通常是由他自已親筆寫就。但這一回，只有很簡單的提綱，無法發表，他囑咐胡喬木根據速記稿加以整理。

　　胡喬木整理時，參考了速記稿，也參考了自已的筆記。他的整理稿，分兩部分：毛澤東在5月2日的講話，為《引言》;5月23日的講話，為《結論》。胡喬木的整理稿交給毛澤東之后，毛澤東又仔仔細細地作了修改。

　　直至1943年10月19日，為了紀念魯迅去世七周年，經毛澤東仔細改定，《講話》才在這一天全文發表于《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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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70周年，特發表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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