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明

　　人的一生有很多難忘的經歷。我很慶幸，從一九五五年大學畢業就分配到名人聚匯的中國作家協會工作，因此與很多現當代著名作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今年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使我不由得想到在《講話》后涌現的一批重要作家作品。其中，就有著名女作家丁玲同志。

　　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上午十時，丁玲生命的最后時刻是在北京協和醫院。

　　恰巧，頭天晚上我還去了醫院，她已經在急救室。幾天前的二月二十七日上午我也曾去醫院探望，她正處于昏迷狀態，當時已報病危。醫生正在采取各種措施全力搶救。

　　探望的人絡繹不絕。有作家、藝術家，科學、文化界的許多朋友，有老一輩的革命家和她多年的戰友，還有素不相識的熱心讀者。大家都祝愿她早日恢復健康。

　　然而病魔卻奪去了她的生命。

　　但是她的名字和她用心血創造出的數百萬字的文學作品，將會永遠留在讀者和人民心間。

　　丁玲，作為一名革命戰士，一位人民的作家，幾十年來，盡管她經歷坎坷，遭難多年，但她始終保持自己與群眾的血肉聯系。所以這次當她病重的消息傳出后，她在戰爭年代生活過的桑干河，她在一九五七年遭難后下放勞動過的“北大荒”，都立即派了群眾代表日夜兼程趕到了北京，趕到了醫院，在她的病榻前，默默地、深情地表達了真誠的祝愿。

　　這種真摯的友情使我深受感動。巧的是，這兩個地方我都曾經去過。桑干河，不但去過，一九五九年我還在那里下放勞動鍛煉一年，所在的村莊正好是在丁玲同志土改時生活和寫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那個溫泉屯村。小說里叫暖水屯村。《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所記述的人物和故事大體都是發生在這個屯子和這一帶地方的人和事。我們在那里時，村里的人們都把小說中的人物和他們本村的某些人“對了號”。稱呼那些人的姓名時，也是用了作品中的名字。我們當然并不贊成“對號入座”。但它說明，這部小說贏得了群眾喜愛。也說明，它是來自生活，來自群眾，是人民群眾火熱斗爭生活的及時反映，真實描繪。

　　后來，這部小說榮獲“斯大林文學獎”。丁玲派專人給溫泉屯村送去了大量的書和這本書的稿費、獎金，幫助村里修建了一座漂亮的文化站，設置了文化設施。為了活躍農村文化生活，促進新中國的農民提高文化，我們曾在文化站辦夜校，舉辦演出活動，等等。村里的農民們都把丁玲同志親切地稱為“老丁”，說老丁是個有名的作家，聽說還在大上海待過，又到過延安，卻一點都不擺架子，和俺老百姓打成一片，對待鄉親們可真親、真好吶。

　　人們談起來情意綿綿，使我這個涉足文壇不久的青年，也深受感染，深深感到一個人民作家能夠贏得群眾的如此愛戴，是多么值得自豪。當時我是和作家宗璞、聞山、鄭文光一起，下放這個村的。憶往昔，五十多年了，這個在解放了的燦爛陽光照耀下前進的溫泉屯村，和桑干河畔淳樸、忠厚的翻身農民都使我多么難以忘懷!自然地也難以忘記在那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里深深扎根在群眾中的作家丁玲同志感人的事跡。呵，想起了桑干河，就會想起丁玲，想起這位人民的作家。

　　同樣，遠在祖國邊陸的北大荒，則是丁玲同志流血流汗、勞動和生活了十二個春夏秋冬的又一個故鄉。她和密山、湯原的農工們、戰友們在風風雨雨中，在共同勞動中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她曾說：“北大荒的戰斗生涯，錘煉著我的一顆紅心，人民哺育我、教育我，在嚴寒中得到的溫暖最暖，在烈火中打出的刀刃最硬。”她說，在北大荒“我有新的成長，我更為穩定。多謝老百姓呀，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同樣，北大荒的老百姓們又怎能夠忘記曾與他們甘苦與共的作家丁玲呢!所以當病重住院的消息傳到北大荒，傳到桑干河后，那里的鄉親們便立即派出自己的代表前來探望和慰問。當這些老鄉親風塵仆仆地趕到醫院，站在由于做過手術已經不便講話的病人面前時，經陳明同志大聲介紹后，對這些地方懷有無比深情的丁玲同志嘴角微微蠕動想說什么卻不能夠出聲了，她的眼角露出了淚痕。

　　還有河北蔚縣的老縣委書記也趕來了。這里是解放戰爭時期丁玲同志戰斗過的地方，她和那里的群眾也結下了不解之緣。去年秋天，蔚縣的同志還特地為丁玲準備了一幢可供她寫作的房子，熱情邀她和陳明去那里寫作和重游故地，那里的老百姓可是很想念她呀!本來丁玲準備秋天去的，不巧，七月里她卻病了，住進了醫院。一住就是幾個月，未能如愿。但她對于此行卻時在念叨中，希望實現。老書記于今在她的病床前舊話重提，然而丁玲已經無能為力了，報之以他的又只是滿眼淚痕。

　　這時，我想起，當年在延安，在全國解放后，丁玲同志曾經鮮明地提出并強調過的一句口號“到群眾中去落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也就是提倡作家深入生活的問題。幾十年來，她正是用自己的行動實踐著這一倡導。而這，也正是作為一個人民作家所必須堅持的正確方向。我想它同樣也適用于我們今天。當然今天我們的作家到群眾中去、深入生活的方式完全可以多種多樣。在這個問題上隨著時代的發展，出現了不少新形式、新趨勢、新問題。完全可以并應當按照各人的習慣方式進行。但是作家需要和必須深入生活這一點，猶如魚之于水，不可須臾脫離，是不會有太大異議。在這方面，應該說，丁玲同志為我們作出了榜樣。

　　驀地，我的思緒回到了去年春季。那是陽春三月的一天，我們邀請丁玲同志為首都文學愛好者開一次講座，她欣然答應，我們高興極了。那次是在巍峨壯觀的首都劇場，面對一千多名渴求文學知識的青年，丁玲以自己親身的創作經歷，告誡青年朋友們：寫作，要向社會學習。她辭懇意切而生動地講述說：常常有人問我，你當作家經常讀什么書，受什么書的影響?受哪位作家的影響?我想了想，我就讀了一本書，讀了社會這一本書。到現在，我也這么想著：我就是在這個社會里，跟著社會滾，滾了幾十年，滾到現在。我就是一個社會的人。我寫東西不是從書本上來的，不是從幻想中來的，都是從我眼睛里見著的，社會里經過的，或者與他做過朋友，或者與他斗爭過的，就是這樣的一些人。我沒有離開這個社會，永遠是在社會里，跟著社會跑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總之，不要脫離生活，要經常深入到實際中去，到火熱的現實生活中去，到群眾中去!

　　聽眾報之以熱烈的掌聲。

　　她的這番話、這件事，使我聯想到了她在重病時，桑干河、北大荒何以專門派人來慰問她，這說明什么呢?自然可以說明許多問題。但最重要的，我以為這是丁玲同志作為一個作家，長期以來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結果。

　　那天，在病房，我和陳明同志交談間，一位護士走過來，請陳明去接電話。歸來后陳明告訴我是葉(圣陶)老打來的，詢問丁玲今天的病情。我知道已屆九十二歲高齡的葉老也正在另一所醫院住院，卻還這般關心他人，這實在是格外令人感動的事。陳明說，葉老差不多三天兩頭來電話關切丁玲的病情，這使我想起了丁玲與葉圣陶先生的深情厚誼的一段佳話。那是一九二七年，正在北京流浪、思考的二十三歲的丁玲，為了解剖社會，宣泄自己內心的苦悶，詛咒和聲討黑暗的舊社會，她找到了一個工具，一件武器——那就是筆，手中的筆。她拿起一支筆來，寫下了她最初的小說《夢到》，投給鄭振鐸、葉圣陶主編的《小說月報》，被葉圣陶從一般來稿中發現采用了。由此丁玲走上了文學道路。發現一篇稿子就是發現一個人!用當今的話來說就是推出一個文學新人。可以想見，這種特殊的情誼自然不一般。多年來，丁玲對葉老一瓣心香，沒齒難忘。同樣，葉老對丁玲也一向是關懷備至。因此，當丁玲病情嚴重的時刻，葉老對之格外焦慮、格外關懷。

　　如今，丁玲已經去世多年了。但作為一位從戰斗的風雨中走過來的戰士，一位人民的優秀作家，我們將會永遠記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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