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財團與辛亥革命

■ 白益民 王宇

中國過去的歷史，很難用一條簡單的脈絡去勾勒。如果把中國歷史比作一出戲，華夏兒女無疑是這出戲的主角，然而，諸多“配角”所發揮的作用，亦不能忽視。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當我們重新回顧100年前那次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時，革命先烈為理想獻身的精神可歌可泣。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日本政府及其支持的財團勢力，在辛亥革命前后亦曾扮演過重要角色。

趁虛而入
中國的封建時代，恰似一場又一場盛裝大戲，臺上封侯拜相，臺下落寞潦倒。等到鑼鼓停聲，改朝換代，一切貴賤窮富，皆歸烏有。大清朝也不例外，這場戲足足演了267年，到了1911年，終于演不下去了。
彼時清廷與西方列強締結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威信一落千丈。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在帶來一定技術革新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腐敗。宣統三年，作為“中央機關事務局”的內務府，其一年支銀的預算高達1024萬兩，而在咸豐朝時僅為40萬兩，足足增加了24倍。至于冒領公款、揮霍浪費甚至侵吞賑災錢款等更是層出不窮。兩廣總督岑春煊巡視陸軍學堂，光一次宴會就“動需洋酒千數百金”，為此還專門在衙門中設立“洋酒委員”一職。甚至連軍隊都大量參與走私販私，號稱世界八強的北洋海軍，其內部的腐敗也是造成甲午一戰全軍覆沒的主要原因。
然而與此同時，甲午戰爭的另一方——日本，卻借此機會迅速發展壯大。借國力強大之東風，以三井物產為代表的日本財團不斷擴張勢力范圍，最主要的交易商品除稻米外還有煤炭，并出口到上海、香港、新加坡、臺灣等地。在政府主導之下，三井與各地炭坑締結獨家販賣契約，其承辦數量一直增加。另外，對應日本紡織業的興隆，也擴大棉花與紡織機器的進口。
甲午戰爭的獲勝為日本帶來龐大利益。首先以2億3千萬兩的賠款金進行日本的金融改革，確立了金本位體制，擁有了能與歐美諸國競爭的經濟力。同時由于領有了臺灣與澎湖島等殖民地，以及取得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并開放朝鮮的四個港口，開始開拓與獨占臺灣、朝鮮市場。這些成為日本資本主義確立的契機，亦成為三井物產發展事業的契機。三井物產隨著純益增加和資金豐沛而開始金融活動，投資各種公司，并形成三井物產聯合企業群。

獨占東北 稱霸上海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日本取得了南滿的殖民權益。日本勢力擴及到中國東北，取得了大連與旅順的租借權，也接收俄國所擁有權益的中東鐵路（自旅順至長春），還獲得鴨綠江右岸一帶的森林砍伐權，安東奉天間的鐵路使用權以及鐵路沿線駐兵權。日本的財閥勢力隨著軍閥勢力踏入南滿，三井物產亦隨著日本勢力進入我國東北地區，也隨之開始開拓東北市場。三井系對南滿大舉投資，先后取得了鞍山鐵礦和撫順煤礦的開采權。
三井進入東北地區后，安田、三菱等財團的勢力也尾隨而來，安田在一年中的投資規模甚至一度超過三井的三年之和。明治三十九年（1906），日本財團已經完成獨占東北市場的準備，而開始棉布、武器、砂糖、面粉等的販賣，以及大豆、豆餅、雜糧等的收購出口。當時在歐洲大豆是肥皂原料，豆餅為飼料，需要量頗大。明治四十一年（1908），三井物產開始將大豆出口至歐洲，銷售成績非常好，獲得成功。當時，在華日本財團的重要經辦商品是煤炭、棉花、棉紗、棉布、蠶絲、砂糖、機械、金屬器物、稻米、大豆、豆餅、木材等等。雖然所經辦的商品五花八門，但這些重要項目是讓日本財團勢力得以順利發展的基礎。
霸占東北市場的同時，以三井為代表的日本財團也開始把對華資本輸出的方向集中到上海。上海附近產蠶絲、稻米、棉花。紡織業是當時上海的支柱產業，各國紛紛投資。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尋找廠址是最令人頭痛的。于是，三井把目光轉向了底子薄弱的中國民族資本家興辦的紗廠，雖然規模不大，但還算有廠房、有設備，只要盤過來，投入一些資本便會產生活力，可以和英美人競爭。
1903年，三井看上了位于上海市區的大純紗廠。這家廠距離三井在上海的據點三井面制廠很近，便于管理。廠雖不是資金雄厚，卻占有很大一塊地方，有伸展余地。于是，三井便開始購入大純的股票，大純股很快成了上海的紅頭股，價格直線上升。到1905年，三井成了大純最大的股東。于是，三井便虛張聲勢，大量拋出股票。由于此時的大純股正處于高價位，而三井作為大純的第一大股東大拋股票，使其他握有大純股票的股東對大純喪失了信心，也一哄而上，猛拋大純股。于是，三井趁著自己營造的低價位，馬上大批購入大純股票，從而完成了對大純紗廠的收購。

居心險惡的政治投資
在經濟領域進行投資的同時，日本也瞄準了中國另一個有利可圖的領域——政治。早在1895年，孫中山秘密策劃廣州起義之際，便經過英國人康德黎博士介紹，結識了日本人梅屋莊吉。這年3月1日，在梅屋的聯絡下，他來到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訪中川恒次郎領事，以爭取日本對起義的支持。據中川提交日本政府的報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缺乏武器，需要步槍25000枝，手槍1000枝，欲求為之籌措。”
4月17日，中川恒次郎再次報告原敬孫中山來訪事宜：“其后，孫文仍時時來館，提出務欲我國予以聲援，但從來與我方并無關系⋯⋯總之，孫文等所說的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可見當時日本對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并無太大興趣，面對嚴重缺乏資金而四處求援的革命黨人，也并無任何同情之心。然而，隨著武昌起義一聲炮響，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日本政府及其背后的金融勢力終于按捺不住，立刻主動提出愿為新政府提供貸款。
南京臨時政府剛剛成立之時，因西方勢力不予支持，無法從各大銀行獲得貸款，經濟上十分困窘。據胡漢民回憶，有一次安徽特使來南京請餉，竟發現“財政部”金庫內僅有現洋10塊。由此可見南京臨時政府處境之艱難。
就在此時，日本人伸出了橄欖枝，并且出奇地“積極”和“主動”。日本方面派出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等人從中撮合，提出南京政府以蘇省鐵路公司、漢冶萍公司、招商局為擔保，向日本方面貸款的計劃。與此同時，日本大財閥阪谷芳郎也提出“幫助”中國籌建中央銀行。條件是，南京政府向日本借款1000萬日元，以阪谷芳郎為銀行總監。集股成立后，資本金為日幣1億元，政府股份為3000萬元，以官有財產為股份證券抵押，年利率6%。這個擬議中的銀行，還有發行紙幣的特權，特許有效期50年。
幸而此時，尚有一批頭腦清醒的中國實權派人物及時揭穿日本的陰謀。大實業家張謇致信南京政府道：“凡他商業皆可與外人合資，惟鐵廠則不可；鐵廠容或可與他國合資，惟日人則萬不可。日人處心積慮以謀我，非一日矣，然斷斷不能得志。蓋（日本）全國三島，無一鐵礦，為日本一大憾事⋯⋯民國政府建立伊始，縱不能有善良政策為國民所謳歌，亦何因區區數百萬之借款，遺他日無窮之累，為萬國所喧矣！”
此后隨著中國政局動蕩，日本財團密謀投資中國政治的計劃亦無果而終，但清朝滅亡前后數年日本財團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的穩固經濟勢力，卻成為該國日后發動侵華戰爭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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