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民“絕密報告”揭開盛世才真面目

耘山 周燕　

1939年至1940年間，毛澤民曾在蘇聯學習､治病近8個月時間。其時，他肩負著特別重要的秘密使命。近年來，毛澤民的后人曾幾次赴莫斯科，從俄羅斯陸續公開的共產國際檔案中，尋找回一批珍貴的歷史資料。其中，毛澤民親筆撰寫的《關于新疆情形的報告》，就是當年共產國際的一份“絕密文件”，它詳細敘述了新疆軍閥盛世才與中共在新疆高級領導層之間關系變化的內幕，揭開了盛世才的“變臉”之謎。

二戰一觸即發，莫斯科格外關注新疆

1939年5月的一天，毛澤民告別迪化(烏魯木齊的舊稱)，登上了飛往蘇聯的軍用飛機。這一年，他43歲。
毛澤民在新疆工作了15個月，由于過度勞累，加之西北寒冷的氣候，長期折磨他的胃病､神經衰弱等多種病痛更加嚴重。1939年初，鑒于他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中共中央決定安排他到蘇聯治病和學習。為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致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正式批準了中共中央的請求。
初到莫斯科時，毛澤民住在位于庫其諾區的共產國際黨校七部，也稱中國黨校。這是一座莊園式的建筑，被一片高大的白樺樹林包圍著，環境幽雅､靜謐。毛澤民熟悉的林彪､劉亞樓､楊至成､方志純､蔡暢､劉英､賀子珍等30多位中國同志也在這里學習､養病。
戰友重逢的歡笑聲還未散去，毛澤民就接到任弼時的緊急指示，要他寫一份詳細的關于新疆情形的報告。幾天后，林彪去共產國際談話，又給毛澤民帶回指示:要他“隨時準備去國際匯報新疆的情況”。
毛澤民是中共領袖毛澤東的親弟弟。他的公開身份是新疆盛世才政府的財政官員，從內部講，他是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的到來，自然引起莫斯科的特別關注。
進入1939年，整個歐洲大陸彌漫著濃重的戰爭陰云。
蘇聯高層擔心德､日兩國聯手發起進攻，使蘇聯陷入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不利境地。而日本軍國主義繼1938年7月在中國東北張鼓峰地區挑起反蘇武裝沖突后，1939年5月以來，又在中蒙邊境諾門坎地區向蘇聯､蒙古軍隊發動大規模進攻。
面對東西夾擊的威脅，蘇聯曾多次主動采取行動，爭取與英､法兩國建立反侵略的統一戰線。但英､法仍奉行綏靖政策，無意與其合作。相反，英國同德國進行了一系列秘密談判，力求實現英､德合作，把戰火引向蘇聯。
在此時局下，莫斯科和共產國際更加關注中國的抗日戰爭，格外關注中國新疆的形勢。5月20日晚上，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總部召見了中共代表任弼時和林彪，與他們一起分析中國戰局的走勢。季米特洛夫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一行黑體字——“談中國問題”。
蘇聯與中國新疆有長達3000多公里的邊境線。日､德等帝國主義都一直覬覦這塊戰略要地。尤其是日本占領中國東三省后，又向西伸展到熱河､察哈爾和綏遠，正迅速向新疆推進，企圖從遠東到中亞細亞形成一道威脅蘇聯東南防線的弧形戰略包圍圈。當時，蘇聯出于維護本國邊境安全考慮，自然希望有個親蘇的新疆政府。
1933年，盛世才登上新疆最高統治者的寶座后，與占據北疆的馬仲英和占據伊犁的張培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盛世才知道，只有打起親蘇反帝的旗號，取得蘇聯的援助，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于是，他請求蘇聯紅軍出兵解圍，甚至不惜允諾在新疆實施共產主義。由于蘇聯紅軍出兵助戰，張培元慘敗，馬仲英南逃，到1934年初，盛世才在新疆已無強勁的對手了。
1935年，盛世才在蘇聯和進步人士的幫助下，提出“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著手恢復經濟，改革行政，整理財政;下令禁鴉片､賭博､貪污等不良風氣;吸收少數民族頭領參加政府工作……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贏得新疆各族各階層人民的擁護。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莫斯科選擇了盛世才。
在此期間，共產國際曾指示中國共產黨重視對新疆的工作。而打通國際路線，以解決革命根據地的戰略依托問題，就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方針之一。
1937年4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云和滕代遠等人從蘇聯回到迪化。他們與盛世才達成協議，盛世才同意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領的西路軍左支隊余部400多人進入新疆。這支部隊對外稱新兵營。新兵營利用新疆這個安全的大后方，利用蘇聯軍事教官以及盛世才提供的教員､設備等有利條件，開始學習文化和軍事技術，為中共培養了近300名包括空軍､裝甲兵､炮兵､汽車､無線電通信在內的軍事技術人才。
1937年10月，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在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駐新疆代表。
蘇聯與盛世才結盟，中共與盛世才建立統一戰線，使得新疆在抗戰初期不僅是蘇聯向中國進行軍事援助的主要交通要道，而且是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進行聯系的主要通道。盛世才向國民黨政府鬧獨立性，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他在政治問題上以“兩個中心的態度”為標準，即國際問題看莫斯科，國內問題看延安。
然而，自1938年夏天盛世才去莫斯科返回后，他對蘇聯駐迪化總領事，以及顧問和教官的親近態度大大改變了。此前，盛世才為一點小事就要跑到蘇聯領事館與總領事商量。這會兒，就連他過去最親近的軍事顧問也不愿見面。新疆形勢的微妙變化，不能不引起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高度關注。
而此時，盛世才與中共在新疆的高層領導人之間同樣產生了較大的隔閡。盛世才是莫斯科一手扶植起來的，為什么中共進入新疆只有一年多的時間，雙方就鬧得不可開交?怎樣才能讓共產國際公正､客觀地接受目前新疆形勢變化的現實，并拿出具體辦法，盡快改善中共駐新疆代表與盛世才的僵持關系呢?
毛澤民不顧旅途疲勞，白天，他堅持和黨校的學員們一起上課學習;晚上，就在自習室里認真思考問題，準備報告。他客觀､細致地分析了中共與盛世才建立統戰關系后新疆工作所取得的相對成功，1938年9月新疆召開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三全大會”)后盛世才思想變化的過程，以及他本人對新疆工作的看法和建議。大約用了一周的時間，毛澤民終于完成這份近1萬字的報告。

盛世才狹隘多疑，新疆統戰出現陰云

中共在新疆建立辦事處后，根據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請求，中共派了二三十名德才兼備的干部進入新疆文化教育､軍事､民運､財政等機關。隨后，又陸續有一批中共黨員前往新疆工作。在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的正確領導和蘇聯同志的幫助下，中共在新疆人員堅決執行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艱苦工作，使新疆的文化教育､軍事國防､反帝民運､財政經濟和地方行政等工作，得到相對的成功。
新疆反帝會的組織得到充實，會員人數增加了數倍。各級區分會及學聯會､工救會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也大為改進。反帝會的工作，影響､推動了民族會和抗日救國后援會的抗戰動員工作，僅有400萬人口的新疆，總的抗戰募捐款達到200多萬元。
在財政金融工作方面，因為新疆歷年的反動官僚統治，財政機關被貪污腐敗和昏庸無能的人所盤踞。盛世才上臺的4年間，借外債600余萬美元，濫發省票銀達360億兩(相當于720萬銀元)，使新疆財政瀕臨崩潰的邊緣。毛澤民主持新疆財政廳的工作后，盛世才不得不給以全權。毛澤民用“另起爐灶”的大手筆，改革新疆舊的財政體制，將財政､經濟､金融視為一體，用發展經濟來開辟和培養財源。毛澤民向中共中央求援，將中共訓練有素的干部充實到全疆各稅收機關，整頓和加強稅收。他又將封建壟斷的官辦銀行改組為官商合辦的商業銀行，廢除舊省票，發行新的大洋券(即“新幣”)，使新疆的財政狀況迅速好轉，順利度過了金融危機。
其中領導文化教育､新聞輿論､民運和財政工作的中共人員，都是經過長期革命斗爭考驗的有經驗､有能力的中共黨員和黨的負責干部。
如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副委員長黃火青，化名黃民孚，就是一位久經考驗的老同志，他曾在武漢工人運動講習所工作，畢業于黃埔軍校第六期。大革命失敗后，黨派他到蘇聯學習軍事。回國后，他曾在江蘇通海如泰地區參與創建紅軍第十四軍的工作。1931年11月，他進入中央蘇區，先后任國家保衛局特派員､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等職。1935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他奉命隨左路軍行動，參加西路軍遠征，后來到新疆。
新疆日報社副社長汪小川，化名汪哮春，是紅四方面軍參加西征的幸存將士之一，曾任西路軍政治部宣傳干事､紅三十軍宣傳部部長。
新疆學院教務長林基路當時只有23歲，是一位海外留學生。他于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中共東京支部書記。抗戰爆發后，他毅然回國，奔赴延安。1938年2月，林基路受黨派遣到新疆工作。他參照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辦學方針，以“團結､緊張､質樸､活潑”為校訓，采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法，帶領學生走出課堂，廣泛開展愛國抗日宣傳活動，動員師生員工以實際行動支援抗戰。在林基路等中共黨員的培養教育下，許多青年學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新疆學院的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然而，“三全大會”之后，盛世才眼中的幫助新疆工作的“功臣”，卻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僅記過､扣薪，有的還被調離崗位，發配到邊遠地區去工作。新疆的統戰形勢開始發生變化。
在“三全大會”之前，反帝會副委員長黃火青在修改反帝會章程時，在反帝會宗旨一條中寫入了“依照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的字樣。當時，盛世才正在莫斯科看病，無法征得他的同意，而在他回來后，章程又沒及時送給他過目，就印發了。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認為是共產黨有意在搗他的鬼。幾個月后，黃火青被調到阿克蘇地區任行政長。
“三全大會”開幕時，新疆學院的學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贈發給全體與會代表，很受歡迎。歌集的封面上印有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朱德和盛世才的頭像，盛世才被排在最后。這下可捅了馬蜂窩!盛世才認為這是共產黨故意在群眾中降低他的地位。他勒令馬上收回全部歌集。散會后，代表們已返回全疆各地，要在天山南北收回全部歌集談何容易?!這更使盛世才懷疑是共產黨故意所為。他頒布訓令，給新疆學院教務長林基路記大過一次，罰薪一個月;給新疆教育廳廳長兼新疆學院院長孟一鳴(徐夢秋)以申斥的處分。盛世才還在電話里直接指責孟一鳴說:“把不遵政府命令的統統送出新疆!”果不其然，林基路不久即被調出迪化，先是在阿克蘇專區任教育局長，后來又下放到庫車縣和烏什縣任職。
因《新疆日報》編輯人員偶然疏忽，發稿時，將盛督辦的“辦”(繁體字)字錯寫成“辯”字，校對人員又沒查出錯誤。再加上政府處罰了一批參加賭博的公務員中，內有督署辦公廳盛世才的心腹。報社副社長汪哮春寫了一篇社論，贊揚政府處置參加賭博的公務員。聯系前后兩件事，盛世才猜疑報紙在譏笑他。于是，汪哮春和那位校對人員分別被給予記大過一次､罰薪一個月的處分。
1939年2月間，毛澤民生了一場大病，正請病假在外面養病時，財政廳的檔案室因取暖爐起火，燒了兩間房子和全部卷宗。毛澤民背上記大過一次，罰薪一個月的處分。其實，起火的原因很蹊蹺，有人說是反革命有意縱火。盛世才卻欲蓋彌彰地說，正因為案情發生在毛澤民已請假不負責任的時期，所以給他的處分比較輕。
……

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成了盛世才的“出氣筒”

一個個矛盾沖突，如同一根根導火索，在盛世才狹隘的胸膛中迅速燃燒起來。“三全大會”之后，他再也憋不住了，于是把所有怨氣都撒在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一個人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勢。個中的緣由，還要從1938年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說起。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醫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他要向斯大林要黨票。自盛世才與中共建立統戰關系后，新疆全區在中共干部的幫助下，政局穩定，經濟迅速發展，財政收入大大增加。盛世才便沾沾自喜，感到自己手中已經有了政治資本，可以與莫斯科討價還價了。
為了在斯大林面前表現得游刃有余，行前，盛世才特意請鄧發到督辦府商談事情。他表情謙恭地請教說:“我到莫斯科后，在與各方面接洽時，應該注意哪些事情?需要事先做哪些準備的工作呢?”
鄧發非常誠懇地告訴他:“凡事都用筆記起來。”
盛世才聽了很高興。
時隔幾日，盛世才又找來鄧發，還是請教以上問題。
鄧發仍舊推心置腹地告訴他說:“如果見到斯大林同志，不僅要談新疆建設的成績，中共在新疆同志的好處，就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也可以說，包括我本人在內。”
鄧發還說:“對蘇聯顧問和教官，好的地方要說，他們的缺點和不足也可以說，甚至蘇聯駐迪化領事的缺點也可以談。”
這種布爾什維克式的坦誠相見的實在話，對于內心狹隘陰暗的盛世才來說，聽后反倒滿腹狐疑。他認為，自己是去蘇聯觀光的，不是去說人家壞話的。他認為鄧發另有企圖。
盛世才興沖沖地來到莫斯科。可他提出的加入共產黨等幾項基本要求，都被斯大林一一拒絕了。一個月后，他掃興而歸。
盛世才回到迪化的當天，鄧發即到督辦府去看望他，與他寒暄。出于關心，鄧發又問起盛世才去莫斯科的情況，問他向斯大林提出的請求是否都解決了。不想，盛世才惱羞成怒。他認定是鄧發在搗鬼，才使他的預定目標沒能實現。
緊接著，新疆召開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會，蒞會的百分之九十的高層領導人都是中共黨員。其實，這個高層領導人的名單，恰恰是盛世才本人擬定的。而大會的成功召開，又使與會代表對在新疆的共產黨人有了極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這使盛世才認為自己是在替共產黨創造機會，爭取群眾。他把在新疆的共產黨人艱苦忠誠地幫助他的工作，看作是企圖奪取新疆的政權。
于是，盛世才想盡各種辦法，在職權上限制，政治上打擊，極力削弱在新疆的共產黨人在群眾中的影響。他重新重用那些曾被他拋棄的､對共產黨心懷不滿的舊部下，有意制造摩擦。
1939年5月，盛世才首先改組反帝會，將副委員長黃火青調到邊遠的阿克蘇地區擔任行政長。一些擔任部長或科長的共產黨員，換的換，調的調。有幾位很盡職的科長也被調到人口稀少､幾乎全無漢人的邊境小縣當副縣長，使英雄無用武之地。一些思想進步，與共產黨人較為接近的青年干部，也同樣受到打擊或撤換，使積極有為的干部不敢接近共產黨人。
然而此時，盛世才的羽翼尚未豐滿，還不敢公開與蘇聯和中共反目。正因為如此，盛世才便將心中的怨氣全部發泄到鄧發的身上。
盛世才曾三次約毛澤民談話，大肆污蔑鄧發，竭盡挑撥離間之能事。
“三全大會”后不久，盛世才借口找毛澤民談其他事情，把他請到督辦府，實際是發泄對鄧發的不滿。盛世才說:“你也看出，我近來的態度較之過去有些不同，實際上是由于方林引起的，他對我不誠實。我原來認為他是一個極好的朋友，而不料，在我去莫斯科前的第二次談話中，他有意跟我耍把戲。要我將你們和顧問､教官的缺點報告給斯大林先生，使我同蘇聯､同中共的關系出現裂痕，這是方林的陰謀。”盛世才又將修改反帝會章程的事，以及歌集上領袖頭像排列順序的事，喋喋不休地嘮叨了兩三個小時。他一再說:“這些事情雖然是別人的過錯，我就不相信方林沒有看過章程，以往我和你們寫的文章都要送給他看。”看來，“三全大會”的那口惡氣，他還沒有咽下去。
毛澤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釋說:“反帝會章程方林同志確實沒有看過;歌集是偶然發生的閃失;告訴斯大林我們的某些缺點，更是表示督辦誠懇地信用這些人。我們的工作存在缺點在所難免。方林同志是中共高層領導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絕不會有個人野心。”對于毛澤民的耐心解釋，盛世才很不滿意。
1939年5月，就在毛澤民去蘇聯養病之前的一天晚上，盛世才又約他去談話。作為道別，毛澤民首先向盛世才匯報了自己來新疆15個多月的工作。在毛澤民等共產黨干部的大力幫助下，新疆度過了經濟危機，建立起正常的財政､金融秩序，財政收入增加，金融運轉良好。遵照盛世才的指示，毛澤民擬定出1939年度的預算計劃和1940年至1942年新疆經濟發展的新的三年計劃。
盛世才對毛澤民說:“我對你們是很信任的，你這次去養病只能去4個月，必須回來執行你所擬定的計劃，幫助新疆建設。你這次去蘇聯，實屬不得已，待養好病后，必須回來，不能在那里求學。這是我同意你去養病所必須告訴你的條件。”
說到這里，盛世才把話題一轉，又開始惡毒地攻擊起鄧發來。除了老調重彈外，他又耍起挑撥離間的伎倆。盛世才知道毛澤民是湖南人，所以不懷好意地指責鄧發有意排擠湖南人。他挑撥說:
“周小舟是毛主席介紹來任八路軍聯絡員的，方林說他不行，把他送回去，因為周小舟是湖南人。”
“后來‘一只手’來迪化，明明在他要去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來電，要留他在新疆擔任中央代表，可方林硬是將他送走，還推脫說，他看到毛主席的電報已經遲了。這也是排斥湖南人。”
盛世才還不無得意地說:“我這里有延安發來的電報，具體日子可以查!”
接著，他又說:“我要方林將新兵營的李卓然調出來工作，他不肯，因為李卓然是你們湖南人。”
“王明先生回國后，方林認為國際代表一定是他，后來毛主席派任弼時去了，因任弼時也是你們湖南人，方林的臉色都不像從前了。”
……
盛世才說到的“一只手”，是指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蔡樹藩。在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作戰中，蔡樹藩不幸負傷，后被截去左臂。其實蔡樹藩是湖北漢陽人。盛世才借“湖南人”說事，是有意無事生非。
說著，盛世才又抬出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林彪。他告訴毛澤民:“林彪先生路過此地去蘇聯養病時，告知黨中央同意我入黨，我很感激!我本想將今天所談的這些問題都告訴林彪先生，但林彪先生兩次來見我，方林都跟在他身邊，我無法開口，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談一談。”
盛世才還信口開河地說:“方林過去在保衛局工作，很看重權力。我認為他有個人野心，想在新疆奪權。”
說到這兒，盛世才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轉怒為喜。他用手捂著半張臉，在毛澤民耳邊小聲說:“告訴你一個秘密，毛主席給我寫過好幾封信，明天我送給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他對我是如何有誠意了。我對你們整個中共，尤其是毛主席是很信任的，我要將方林的這些材料搜集起來，將來見到毛主席的時候，一定要向他詳細說明。”
走出督辦府，毛澤民怒火中燒，他從沒見過如此厚顏無恥的挑撥。盛世才侮辱鄧發和其他同志，毛澤民感到就像侮辱了自己一樣。他本想馬上報告中共駐新疆代表處，一看手表已經是第二天凌晨1點多鐘了，只好作罷。
不想，天剛亮，盛世才又來電話要毛澤民去督辦府，說是還有話要談。原來，盛世才找出了毛澤東寫給他的幾封親筆信，一定要當面拿給毛澤民看。
盛世才手里的確有毛澤東給他的四封信，保存得很好。其中三封是毛澤東親筆寫的，一封是秘書代寫的。
毛澤民默默瀏覽著信中的內容，還沒開口，盛世才又說開了:“你看毛主席對我多誠懇，他花了那么寶貴的時間給我寫信。等我見到毛主席時，一定要將昨天我們所談的那些問題，系統地談清楚。因為我對中共和毛主席十分相信。我昨天告訴你方林的陰謀，這與中共無關，不過是個別人的問題。以前，蘇聯駐新疆的領事也有個別不好的，蘇聯政府聲明是個別人的問題，絕不是蘇聯政府的本意……”
盛世才表現出很得意的樣子，他把那些侮辱鄧發的話又重復說了好幾遍。為了顧全統戰關系，毛澤民只得強壓怒火，不厭其煩地向他解釋:“方林同志絕不會對新疆有野心，其他同志更是在督辦的領導下來新疆幫助工作。我們在工作中發生某些缺點是不可避免的，請督辦予以原諒!”
直到毛澤民勸說盛世才，可以直接給毛主席寫信，傾訴自己的想法，并表示到莫斯科后，把這些情況向任弼時同志匯報時，他們的談話才真正結束。

關于新疆情形的“絕對秘密”

在與盛世才幾次面對面的交談后，毛澤民的心中充滿了憂慮。盛世才先是給中共駐新疆的主要負責人找茬兒，后是再三告中共代表鄧發的刁狀。這一切，給中共在新疆的統戰工作敲響了警鐘!
1939年春天，毛澤民將上述情況寫成詳細的報告，呈交黨中央和毛澤東。毛澤民赴蘇聯學習治病，其中就肩負著向共產國際匯報新疆情形的重要任務。
離開新疆之前，毛澤民作了充分的準備。他特請教育廳長孟一鳴和新疆日報社副社長汪哮春分別寫了一份書面材料，報告和分析了盛世才在文化教育和新聞輿論方面與中共在新疆人員的摩擦，以及挽救局勢的辦法。他將兩份材料一同帶到莫斯科，作為報告后的附件。
在列舉了一系列翔實的實例后，在《關于新疆情形的報告》的結尾，毛澤民作了精辟的總結:
第一，同盟者(指盛世才)在前一時期較好，是受了漢奸托匪等危害后，感覺他的部下沒有一個可靠的人，只有蘇聯是他的幫助者。經過蘇聯同意我們幫他工作，且在工作中能有進步，有辦法，當時確是相當信用我們。
第二，后來同盟者為什么大變了。主要由于他的社會出身，他的英雄思想和軍閥習氣封建意識，尤其是在莫斯科沒有達到他的兩大目的，自認為經過五六年和蘇聯的合作，現在他又用了一些共產黨員在工作，還不能取得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的信任，這一定是方林同志在想搗他的鬼，想奪他的王位……這是同盟者改變態度最中心的地方。
第三，因為我們這一時期的工作中，取得了廣大群眾的信任，尤其是廣大前進青年的信任……雖然不僅不是我們的錯誤，而且是我們同志艱苦工作的成績，但同盟者是不需要我們這些成績的。這也是統戰工作的矛盾。
第四，我們自先沒有深刻了解同盟者這些嚴重的基本缺點，只看到第一時期同盟者對我們的信賴，于是，只是求得工作進展，解決當前的困難，老老實實的為政府工作，向著大的目標而工作，沒有顧及其小節，顧及統一戰線工作的特殊環境……引起了同盟者的懷疑，招致了同盟者的不滿。
第五，雖然同盟者因他本身的基本缺點……但他今天在軍事､財政經濟均無獨立的能力，在主觀上，必須保全和蘇聯合作。在客觀上，國際的局勢和國內局勢，對聯共和中共不好決裂，否則，與他不利，這是同盟者所深知的……當然，我們若不想盡一切辦法來挽救，仍聽將這些壞影響發展下去，對于沒有更高政治原則和政治遠見的同盟者來說，走上更壞的地方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今天整個國際政治形勢和國際抗戰形勢下，新疆關系的好壞，是有很大意義的。何況我們今天還是處在極困難的地位，在國際交通上和物資上，必須經過新疆和他的幫助，才能更順利的克服這些困難……因此，我們今天應用盡一切可能的辦法，來求得同盟者的諒解，即或不能求得在第一時期一樣，比現在的關系改善一些是完全可能的。在新疆工作的同志應該這樣去做。同時，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也正這樣在做。
第六，請蘇聯政府更加加強駐迪總領館的外交工作，從這方面采取各種方法來轉寰(圜)，這是更有可能。同時，我們駐迪代表，方林同志本來很好，對黨的領導很好，但今天既與同盟者有了裂痕，同缺乏政治原則性的同盟者，重新弄好關系恐很困難。我個人意見，最好由黨中央另派一個善外交的同志來。適合和同盟者辦外交的代表，也是挽救現時惡劣關系之一。
毛澤民的《關于新疆情形的報告》，是一份詳細揭秘新疆軍閥盛世才與中共駐新疆高層領導關系變化始末的絕密文件。然而，歐洲的戰火一觸即發，新疆形勢更顯至關重要，任何一個微小的信息不慎走漏，都可能引發不可挽回的后果。此時，毛澤民住在莫斯科郊區的庫其諾中國黨校，由于沒有可靠的遞信人，他將《報告》縝密地收藏著。幾天后，這封密件通過專人轉交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手中。
毛澤民的初衷是將《報告》提供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作參考。他在寫給任弼時的附言中謙遜地說:“報告拉雜地寫了一些，因為我很少寫過東西，故不能有系統地寫出。茲寄上，作你的參考，請你代為寫成大綱提交國際。”
任弼時仔細閱讀了毛澤民的《報告》，認為內容翔實､準確，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對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作任何修改，便直接將報告送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在轉交報告時，毛澤民還特別要求任弼時，請他當面向季米特洛夫總書記重申新疆形勢變化的真實狀況，希望共產國際出面，拿出具體辦法，盡快改善中共駐新疆代表與盛世才的僵持關系。
1939年9月中旬，周恩來到莫斯科醫治臂傷。毛澤民到克里姆林宮醫院看望周恩來時，周恩來講述了他途經新疆時會見盛世才的情景。周恩來特別談到，盛世才的態度很強硬，斷然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撤回鄧發，甚至威脅說:“如果方林在迪化，最好不要讓我看見。”
按規定，鄧發在新疆的任職期限還有4個月。周恩來答應，在此期間，中共和盛世才的談判將由其他人代為進行。可是，讓周恩來感到棘手的是，鄧發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增選)，即使其他人來新疆與盛世才談判，遇到問題還是要請示鄧發。
毛澤民在與周恩來交換意見后，經過深思熟慮，于10月5日給季米特洛夫寫了一份報告。在報告首頁的右上角，毛澤民用鋼筆重重地寫下“絕對秘密”4個字。他再次向共產國際重申了關于中共駐新疆代表易人問題的建議。
毛澤民尖銳指出:“盛之為人，盛的缺點，以布爾什維克眼光看，是很不好的。”但從反法西斯斗爭的全局考慮，“今天是統一戰線，他今天在蘇聯幫助下，還保存了新疆沒有入帝國主義手中，今天還想與蘇聯和中共弄好，就應該盡一切可能去弄好。才能符合一切為了抗戰與統一戰線的政策。因為今天盛與國民黨比較起來，還是進步些”。“因此，為了顧全統一戰線，為了保全蘇聯､國際與中共各方面之聯系，為了中國抗戰的國際援助等”，“黨最好另外派人去新疆領導，才能避免盛那些不必要的誤會。因此，我認為另外派人為最好”。
毛澤民的建議與共產國際的考慮是一致的。不久，周恩來便與季米特洛夫共同簽發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電報。電報指出，“鑒于政治局勢，讓鄧發離開迪化。指示他務必不要在迪化滯留”。
1939年春天，曾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已從蘇聯回國，途中在迪化停留。陳潭秋奉命接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他帶領中共在新疆人員，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在不斷惡化的形勢下，同軍閥盛世才進行了更加靈活巧妙的斗爭。
毛澤民赴蘇聯學習治病的這次機會，無論是對莫斯科還是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都顯得非常重要。隨著歲月的流逝，他的莫斯科之行更充滿了神秘色彩……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5期，摘自《黨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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