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的革命人道主義　　

——兼斥反毛右派的“封建暴君”說　　

作者：錢昌明　　

在共產主義叛徒和反毛右派掀起的“污毛化”濁流中，其中潑向毛澤東臉上最黒的一盆污水就是：毛澤東是一個殺人如麻、嗜血成性的“封建暴君”！　　

老右派分子茅于軾最近又拋出《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讀〈紅太陽的隕落〉》，就狂吠毛澤東時代是“解放后帶來生靈涂炭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死亡達五千萬之眾，超過二戰死亡總數。”言下之意，毛澤東比希特勒還要希特勒，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惡魔”。

當今共產主義叛徒和反毛右派對30年前毛澤東的攻擊，是不需要任何史實根據的。在國際、國內“反毛”勢力的支持下，他們只要有一張會造謠的嘴和一支能無中生有的筆，只要能創造出天方夜譚式的有關毛澤東是“封建暴君”與“惡魔”的神話就行。他們搖尾乞憐從國際資本那里領賞（茅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受福特基金資助），卻不需對自己的言論負“誹謗”罪責。　　

然而，公理自在人心，是非當有公論。常言道：“舉頭三尺有青天”，這個天就是廣大人民群眾。“污毛化”可以欺騙一些不明真相的年輕人，但隱瞞不了億萬從毛澤東時代走過來的人們，更欺騙不了一切尊重客觀史實和有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事實上毛澤東一生沒有下令殺過一個人，他恰恰是一個最尊重人的生命，最反對殺人，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與古代的奴隸主階級和封建主階級相比，近現代資產階級無疑是歷史上最為虛偽的階級。奴隸主在剝削、奴役被統治階級過程中，公開把奴隸當作“會說話的工具”；封建主在剝削、奴役被統治階級過程中，則公開把農奴視作“下等人”，在它們的字典里，從不講什么“人道”、“人權”之類的話。唯有資產階級，它一方面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美國獨立宣言》），“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法國《人權宣言》）；另一方面，從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性的屠殺到販賣黑人奴隸，從對殖民地人民的燒殺擄掠到如今美國的霸權主義戰爭，真可說是無惡不作，那有什么“人道”、“人權”可言？　　

如果說，近現代資產階級要比古代奴隸主階級和封建主階級有什么“進步”的話，那就是現代資產階級遠要比它們更貪婪、更兇殘、更狡詐！　　

資產階級所以特別喜好這種“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式的虛偽性，這是受這個階級的階級私利性特點所決定的，它不可能向人們公開自己剝削、奴役全世界勞動階級的貪婪私利本性。為了應對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日益覺醒，它就只能采用這種欺騙、麻痹的手段以售其奸，以繼續維護資本在世界范圍的統治地位。

與資產階級謀求本階級的私利相反，無產階級謀求的是消滅剝削制度，具有為求人類解放的公利性，因此，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行為一定是光明磊落的。正如《共產黨宣言》所宣告的那樣，“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無產階級革命就是要用暴力摧毀一個舊世界。馬克思主義和真正的共產黨人，從不隱諱自己信奉階級斗爭學說，但同時他們確實又是人類歷史上最講人道的，主張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同時又是一位偉大的革命人道主義的實踐家。只要認真研究一下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人們就會發現，他確實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人道主義者。毛澤東的革命人道主義遠勝資產階級虛偽的人道主義，如果一定要作比較的話，那么，毛澤東的革命人道主義堪稱巍巍泰山；而西方鼓吹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不過是一個小土冢而已。

珍惜生命，不輕易殺人　　

毛澤東革命人道主義的核心，就是珍惜生命，在進行階級斗爭的過程中，主張不輕易殺人。　　

從世界歷史上看，當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后，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就是一種客觀存在，于是殺人的事情就會時常發生，可謂貫穿中外古今。比如，統治階級奪取政權要殺人，老百姓活不下去造反要殺人；統治階級鞏固政權要殺人；國與國之間發生利益沖突爆發戰爭更要殺人……　　

遠的不說，就說進入近代。無論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美、法的資產階級革命，無一不是通過戰斗殺人來完成的。特別是法國大革命，由于斗爭的激烈，因此反復殺人的時間更長，殺的人也就更多，歷經了半個多世紀的殘酷斗爭才平靜下來。　　

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政權。被推翻的反動階級不甘心自己的失敗，自然要作垂死的掙扎，以作困獸之斗；因此，殺人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的革命人道主義在革命實踐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打響。為配合國際階級斗爭形勢，國內殘余的國民黨匪徒糾集地富反壞各路反革命力量，在大后方大搞反革命暴亂，肆意殺人、放火、爆破。僅以西南地區的情況為例，據1950年3月西南局的報告，近一個時期以來，西南川、康、云、貴各省，連續有土匪在各地發動大規模武裝暴亂：

2月5日成都西南龍潭寺地區土匪暴亂，殺害干部戰士50多名；

邛崍城遭士匪萬人圍攻，壁山軍分區一夜之間八個區政權遭匪襲擊而全部丟失。平塘全縣我地方工作人員被匪殺害達80余人；劫去婦女十六歲至二十歲婦女40名，其中21人被匪徒剝光衣服，七人被強奸，兩名軍屬被強奸后又擄走；

該縣忠孝鄉三天之內遭匪徒兩次洗劫，第一次被搶居民13戶，第二次全村90余戶全部被搶，被土匪殺死70余人，8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燒死；

匪首曾紹華帶近數萬人接連三次襲擊貴州大學和花溪市，打死學生、員工多人，先后擄走男女學生90余名；　　

川西地區，僅各種公開活動之土匪就達104股之多，小股數十、數百余人，大股萬余人，總計殘匪不下6萬人。　　

全國其他各地情況也大多相似。美蔣特務勾結暗藏的階級敵人，殺害干部，破壞生產，投毒、爆炸，殘害百姓，從不停息。據《人民日報》報道:“從去年十月至今年九月先后被我公安部門捕獲的特務分子達13000余人，并破獲美帝國主義在中國所直接進行的間諜案件數起，繳獲的特務機關的電臺共175部。”（以上材料均參見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史學研究》2006年第1期）　　

為了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從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堅持“鎮反”的必要性，鎮壓反革命分子，這是殘酷的階級斗爭表現。因此，在“鎮反”運動中，處決那些罪大惡極、特別是現行的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是理所當然的。這就是革命，就是階級斗爭。非如此，就不能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非如此，就不能鞏固革命的勝利成果。“鎮反”，就是保護絕大多數人的生命安全。

后來毛澤東在總結這場斗爭時說道：

“鎮壓反革命殺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億人民的大革命，不殺掉那些‘東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來的。如果沒有那次鎮壓，今天我們采取寬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贊成。”（《論十大關系》）

然而，在劇烈的階級斗爭中，毛澤東始終不忘珍惜生命，反對輕易殺人。他認為不能輕開殺戒。即使是像“宣統皇帝、康澤（國民黨大特務頭子）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這樣的人殺了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就要來比，許多人頭就要落地。”另外，生命對人來說只能是一次。“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　　

“鎮反”運動開始后，毛澤東就明確提出：機關、學校、部隊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由機關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檢察機關不起訴，法院也不審判。一百個反革命里面，九十幾個這樣處理。這就是所謂大部不捉。至于殺呢，就是一個不殺。”

即使是對于社會上一些現行的敵特和反革命分子，除非是那些負有血債，民憤極大的罪犯，一般都不判死刑，嚴格限制殺人。主張“少捉少殺”。（《論十大關系》）　　

在1951年5月第三次公安會議召開前，毛澤東就講：

“在鎮壓反革命的問題上，右傾比左傾好。右了你說糾正明天就可以起來，容易糾正；左了以后就不好辦”。總之，殺人不能太多，“殺得太多了，喪失社會同情，喪失了勞動力。”

據此，《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明確提出：“關于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內。將捕人批準的權限由縣一律收回到地委、專署一級，將殺人批準權由地、專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區一級。”“凡是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是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上述引文均轉引自《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

近代法國是“人權”與“人道”口號喊得最響亮的國家，是最講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然而，撕開法國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外衣，恰恰是它們對敵對階級的鎮壓最為血腥。且不說法國大革命時代對路易十六等封建主的處決和鎮壓（如雅各賓時期實施的“恐怖”統治），就以1848年法國資產階級鎮壓巴黎工人六月起義后的大屠殺，僅短短4天，就槍殺了起義工人11000多人，被處以監禁、流放的參與起義工人25000多人！再如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敗，以梯也爾為首的資產階級政府，毫不手軟地屠殺革命戰士，制造“五月流血周”。法國作家左拉在《崩潰》一書中寫道：　　

“許多男子與兒童，只有極小的痕跡，如手上染了黒的火藥，腳上穿著軍用的鞋子，就被判了死刑。……血不斷地流著，自早到晚，垃圾車載去成堆的尸體。”　　

看，法國的資產階級多“人道”呀，它連兒童也不放過，只要與起義沾上一點兒邊，就一律處死！　　

中國的歷史更是如此。想想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時的歷史吧，那時蔣介石、汪精衛屠殺共產黨人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漏網一人！”　　

一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一個“馬日事變”，長沙附近就有一萬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七一五”反革命政變，汪精衛集團在武漢地區又大肆搜捕、屠殺共產黨人、革命人士和工農群眾。

除了公開的屠殺外，從袁世凱到蔣介石，這些反革命政客還熱衷于以暗殺手段來對付自己的政敵。看看民國史上被暗殺的人物吧，如革命黨人宋教仁、陳其美；愛國人士楊杏佛、史量才、聞一多、李公樸……

相比之下，在對待失敗了的階級敵人處理問題上，在相比歷史上中外資產階級在階級斗爭中屠殺革命人民的表現，就越發地反襯出毛澤東革命人道主義的偉大！就越發地反襯出無產階級的寬大胸懷！　　

反右運動后期，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反右運動實際上的最高負責人鄧小平、彭真曾經提出，要將一些很有影響、地位很高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黃紹竑、龍云等64人逮捕法辦，遭到了毛澤東的否決（參見朱長超：《人民的兒子：鄧小平爺爺》）。結果是“右派分子”的工資照拿，經濟待遇不變。（即使是在三年大饑荒年代，章伯鈞們一面享受著國家給的豬肉、雞蛋、白糖、黃豆配給優恵待遇；一面仍可同“朋友們”一起發發牢騷——參見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第64頁）

“文革”期間，王光美被打成“戰略情報大特務”，中共九大后林彪曾下令判處王光美死刑，要“立即執行”，判決書送到毛澤東那里，他就批了“刀下留人”4字，保住了王光美的性命。（參見《王光美與毛澤東后人和好言歡》2008-10-13 10:10:40新華網）

對罪犯重在思想改造　　

毛澤東的革命人道主義，還突出表現在對已放下武器敵人的態度上。　　

早在1929年，毛澤東在修訂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時，就明確提出“不虐待俘虜”的條文，這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里最早的革命人道主義內涵，以后則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逐漸得以完善，最終演變成為“優待俘虜”的政策。

凡是敵人，只要是放下了武器不再抵抗者，一律不殺；有傷的給以治傷，有病的給以診治；尊重其人格，尊重其宗教信仰。　　

1941年，延安中國醫科大學（前身為紅軍衛校）的第一期學生畢業。毛澤東為他們親筆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從此，“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成了醫大全體師生在事業上追求的崇高目標，成為一代又一代醫大人的行動指南，并最終成為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全體醫務工作者的座右銘。即使是對受傷、患病的戰俘、罪犯，照樣予以盡心盡力的診治。

聯想當今世界上開口就是“人權”，閉口又是“人道”，最講“人道主義”的美國，在實際行動中卻屢創虐囚丑聞記錄，對采用諸如“水刑”、“電刑”和各種高科技手段，對被俘人員施行逼、供、信，那更是家常便飯。這一次，它又無視盟國巴基斯坦的國家主權，越境捉拿拉登，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卻任意將拉登擊斃，并進而虐尸——把尸體糟蹋得一派血腥，面目全非！最終搞得在世人面前連拉登的尸體照片都不敢公布。　　

毛澤東的革命人道主義的一個偉大之處，就是反對從肉體上對罪犯進行懲罰，強調思想教育，通過勞動改造思想，讓罪犯棄惡從善，重新做人。　　

1950年7月，969名關押在蘇聯遠東地區的日本戰犯被引渡到中國，送往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等待中國政府的審判。這是一批在中國犯下了深重罪孽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個個都是死有余辜。然而在毛澤東革命人道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中共中央指示撫順管理所：對戰犯嚴格實行“三個保障”政策，即：

“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里，戰犯們享受到革命人道主義的待遇。犯人們每天的伙食標準甚至幾倍于普通中國百姓；會吸煙者，還能得到黃煙或紙煙；每周能洗熱水澡，每月可理一次發；享受定期體檢；監獄管理部門還組織犯人開展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每年春秋季各召開一次運動會，每逢節日還要搞會餐。

建國初期經濟困難，糧食緊缺，戰犯管理人員每天只吃兩頓，主食為“窩窩頭”，而犯人們卻一天三歺吃的是細糧。一次戰犯們偶然發現，管教們的午餐竟是玉米面做的“菜團子”，頓使他們感慨萬千。

戰犯中有受傷致殘的，管理所就為他們安裝假肢。醫務人員耐心周到的態度，直感動得戰犯嚎啕大哭起來！問他為什么哭？那個戰犯發自內心的回答是：“我是覺得太對不起中國人民！”

武部六藏是日軍侵華時期東北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被稱是偽滿洲國的“太上皇”。關押期間他突發腦血栓，經搶救脫險，從此臥床不起。護士焦桂珍精心護理，歷時4年直至假釋回國。中國人的善良促使這個戰犯良知甦醒，這常使他會常在病床上“像個孩子一樣放聲大哭”，深感愧疚。

在偽滿撫順監獄做過10年典獄長的大村忍，最后也良心發現地說：“現在，我們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誰知我們竟是當年的殺人魔鬼！憑著起碼的良心，我們要走正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隨著戰犯們思想的覺悟，經批準他們成立了“戰犯學習委員會”，開展自我教育活動，真誠地懺悔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以上關于戰犯改造的材料均參見彭冰：《從日本戰犯改造看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力量——1949年后日本戰犯是如何被改造的？》）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革命人道主義在轉化罪犯思想，促使他們自覺認罪、悔罪，最終達到棄惡從善、重做新人的目的，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四年后，1956年夏，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對這些罪犯進行公開審判時，整個審判過程中，竟然沒有一個罪犯否認自己的罪行；相反，全是痛哭流涕地認罪，或鞠躬或下跪，請求中國人民嚴懲。這一情景，被國際史法界驚呼為“撫順奇跡”！最后，中國政府只對其中的45人判刑。到1964年3月，撫順戰犯管理關押的近千名日本戰犯，除１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釋放回國。他們后來成為日本國內要求“和平反戰”、促進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毛澤東時代，對日本戰犯的改造是這樣，對國內的各類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也是這樣。從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到對國民黨戰犯，凡是通過毛澤東革命人道主義教育和適當的勞動，促使他們認真改造世界觀，最終基本上全轉化成為社會主義新人。謂予不信，不妨可以看看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寫的《我的前半生》。

毛澤東革命人道主義的哲學基礎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相信世界上的萬事萬物無不都會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正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寫道：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極因素，破壞因素，是積極因素的反對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轉變？當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會轉變。但是，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由于我們采取了正確的政策，現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這是一種什么力量？　　

這就是毛澤東革命人道主義的力量。　　

斥“封建暴君”說　　

共產主義叛徒、反毛右派分子李銳、辛子陵、茅于軾之流，跪倒在美帝國主義分子杜勒斯和當今國際資本的腳下，為了背叛崇高的共產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千方百計地要毀掉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澤東。因為他們知道，只有毀掉了毛澤東，才能從根本上否定中國革命，才能改變所謂“打左燈，往右拐”（《紅太陽的隕落》）的現狀，讓他們“理直氣壯”地復辟資本主義。為此，他們炮制了一個“封建暴君”說，以此來妖魔化毛澤東。

在毛澤東逝世30年后的2007年，辛子陵拋出了《紅太陽的隕落》，反毛右派們根據書中提供的“炮彈”，采取了“謠言千遍，便成真理”的戰術，反復不斷、喋喋不休地在重復一個“毛澤東故意餓死3755萬中國老百姓”的謠言：

“毛澤東一心想造原子彈、氫彈，與蘇美爭霸，揚威世界，成為第三世界領袖”，在饑饉的年代，“照常出口糧食換外匯，以采購相關的設備和材料。后來，原子彈是上天了，人們至今津津樂道毛澤東的偉大，須知是3755萬條鮮活的生命把原子彈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會、不敢、不可能這樣決策的，只有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敢這么干。”（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第385頁）

有什么可靠的經得起考證的史料依據呢？沒有！但是他們就硬是要這么說，而且反復不斷地說。

反毛右派又說：“文革整了1億人，整死了2000多萬人！”

什么根據呢？據說是葉劍英說的。那么，葉劍英的根據又是什么呢？不知道。反正葉已經死了，他也不會從棺材里爬出來作證。但是反毛右派們就是要這么說，而且反復不斷地說。

無論是三年大饑荒年代“餓死3750萬”說，還是文革期間“整死2000萬”說，抑或“因政治原因死亡達5000萬”說，一句話，都是“莫須有”式的謊言，目的就是為了要抹黒毛澤東。他們以為，只要不斷重復這個謠言，就可徹底毀掉偉大的毛澤東在一切不了解真相的善良人們心中的形象，就可徹底毀壞毛澤東在下一代中國年輕人心目中的形象。否定了毛澤東，就可以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就可以否定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一切，就可以徹頭徹尾地復辟舊中國。

其實，反毛右派用某一年中國人口減少來說事，除了可以起到蠱惑人心的作用外，在論戰中是很難有說服力的，是經不起推敲的。　　

第一，不能僅憑人口多寡論英雄。看一個時代的興衰成敗，應該是綜合的全面的。僅憑1960年戶籍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了1000萬，（且不說這個數字是否由于“非毛”需要而作假），就以此推算三年困難時期就餓死3000多萬人口，而且斷言這都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造成的，這本身就站不住腳。更何況浮夸風究竟是怎么搞起來的？它的來龍去脈怎樣？這些都是值得分析與推敲的。　　

如果單純以人口多寡為衡量標準，那毫無疑問，是毛澤東時代人口增長最多最快，成績最大。歷史證明，晚清71多年，民國38年，合計109年，中國人口總增長僅0．9億！談不上有什么增長率，請看以下有關人口的史實：　　

1840年，4．1億；（清道光二十年）

1949年，約5億；（新中國建立）　　

1953年，5．8796億；

1960年，6．6207億；（三年困難時期）　　

1966年，7．4542億；（文革開始年）　　

1976年，9．3267億。（毛澤東逝世、文革結束年）　　

第二，毛澤東時代也有死人現象，這不等于都是毛澤東造成的，豈能把矢盆子全覆在他的頭上。　　

比如，“文革”時期確實死了不少人，有自殺的，有他殺的。這已成為“反毛”右派對毛澤東進行最惡毒的攻擊的“著力點”。但文革死人的責任是不是都在毛澤東身上呢？非也。　　

盡管反毛右派們不承認文革一開始就有一條“資反”路線，但事實上這條路線是自上而下客觀地存在著的。自1966年6月運動一開始，XX就主持著中央一線工作，牢牢控制著全國的黨政系統。隨著運動在大中院校及文化單位掀起，他們很快就向北京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去“滅火”，搞第二次“反右”運動。

誠如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里所寫：

“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

僅據首都一地24所高等院校統計，在短短的50多天時間里，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把他們當作運動對象進行批斗。全國各級各單位黨組織的領導們，通過有組織的“拋材料”，有計劃地把大批群眾打成了“反革命”。有人估計，遭資反路線政治迫害的人至少有上百萬人！這些人后來成了“造反派”的主要構成，“資反”路線的迫害也成了他們起來“造當權派的反”的動力。

8月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然后通過組織手段，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從第2位降至第8位，靠了邊。隨后，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這才使整個局面有所改變。然而，即使后來XX下了臺，各地各級各單位的當權派，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組成“保皇派”，不惜挑動群眾斗群眾，導致文革兩大派的武斗，這應該是“走資派”的反撲與掙扎，是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斗爭白熱化的表現，這一過程中死人的事，又怎能把所有責任強加給毛澤東呢？

反毛右派一直攻擊毛澤東是“封建暴君”，其中有一條“理由”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所謂“迫害”。說一個國家主席，就毛澤東一張大字報就完了。其實，在中國誰都知道，“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不錯，劉少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然而這個國家主席是中國共產黨推出來的。這是當時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像英國和許多西方國家那樣，至今仍在實行君主政體，這是各國的國情。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然又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其政治運作自然就不可能完全是一種常規狀態。要求在革命時期完全采用常規的方式行事，（切勿忘記：運動初期資反路線把成千上萬的群眾打成反革命，難道是通過正常的法律程序的嗎？）這無疑是不懂革命，否則就只能是脫離實際情況的癡人說夢。　　

其實對劉少奇的處理，雖說有毛澤東個人的影響，但整個過程的處理是按黨的組織原則，按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辦事的，完全不是由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的。如果說，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當時中央委員的成員尚未變動）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多數人是違背自己意志而投贊成票的，那也只能怪這些人為什么要投“違心”的票呢？　　

黒格爾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你不愿行使給你的民主權利，你自己放棄，那能怨誰呢？毛澤東給了你們反對的權利，你們不要，卻要表示“擁護”，投贊成票，這能說毛不講民主嗎？現在反過來再罵他是“封建暴君”，這是什么邏輯？　　

反毛右派們的思維邏輯就是這樣混亂和滑稽！這種怪現象能說明什么呢？只能說明這些“違心”的人是兩面派，是一批表里不一的人；或者說是一些不敢表達反對意見的膽小鬼，這至少證明他們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還能作什么解釋呢？　　

“封建暴君”說，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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