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毛澤東自己要“創立毛澤東主義嗎？

—評李銳非毛反毛(50)

幾個月前，中央文獻研究室參加過《毛澤東傳》和《毛澤東年譜》編寫的資深專家黃允升研究員，在網上發文，以確鑿的事實指出，李銳反復攻擊毛澤東在1950的“五一”口號中，自己加了一個“毛主席萬歲！”，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由此我聯想到另外一個類似的問題，就是李銳攻擊毛澤東在延安提出自己要“創立毛澤東主義”，同樣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李銳是這么說的：“王明還說：1941年，毛曾經對他談過自己創立‘毛澤東主義’的想法：‘新民主主義論就是毛澤東主義。我的《新民主主義論》就是毛澤東主義的這么一部理論著作’”。據此李銳說：“1939年毛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就考慮到這一點了。只是當時不能公開，現在可以了。這也許是毛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的許多考慮中最重要的一種。從這一角度說，他倒是非常誠心的。”（《炎黃春秋》07年第2期）這就是說，毛澤東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要“創立毛澤東主義”，而提出新民主義理論諸多考慮中，“最重要的”不是中國革命的需要，而不要“創立毛澤東主義”。

歷史的真實果真是如此？

王明所謂毛澤東同他的個別談話，別人無法知曉。但從大量的歷史事實來看，這顯然是對毛澤東的莫大污蔑！

我的依據有六：

證據其一、單單王明所謂毛澤東同他的個別談話，無論如何不足為證。王明何許人也？他就是那個自稱“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的人，就是那個詆毀毛澤東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就是那個在黨內創造了“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人。此人在第1次大革命由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遭致嚴重失敗后，長期占據黨中央的最高領導職位，完全不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照搬蘇聯大城市武裝起義，致使中央根據地來一個二萬五千里“大搬家”，中國的紅色根據地幾乎丟失怠盡，工農革命力量損失約百分之九十之多。延安整風中，黨和毛澤東嚴肅地批評和否定了他的錯誤路線，但對他仁至義盡，七大、八大都把他選為中委。而他卻在解放后，以“治病”為由，長期滯留蘇聯，后來投靠“蘇修”，成了赫魯曉夫豢養的一條反華反毛的兇惡“鷹犬”。這樣一個人在投靠蘇修后拋出來的反華文章中，提出所謂毛澤東在同他個別談話時，說自己要創立毛澤東主義。對于這樣的攻擊，任何一個“良知尚存”的人，都不能不對此打上個疑問。而李銳卻如獲至寶，不做任何查證，就作為大捧，想把毛澤東砸碎。眾所周知，在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統治期間，毛澤東深受其害。對王明其人，毛澤東比誰都認識得更清。怎能設想毛澤東在延安整風前尚未對的王明的嚴重錯誤展開批評之時，會把自己要如此重要的想法，單獨對他提出？怎能設想毛澤東會愚蠢到把自己的此種想法單向早已為自己所深知，并曾攻擊自己是“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提出呢？

證據其二、毛澤東不會不道知道，自己果真要創立毛澤東主義，必須要經過黨的“七大”討論通過才行。這就理所當然地要先同中央其他“幾大書記”商量，先向中央其他領導提出。黨的七大是根據劉少奇的提議，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定名為“毛澤東思想”。難道這是否定了毛澤東自己的本意是要“創立毛澤東主義”的結果？從毛澤東在“七大”時期毛澤東的地位和威望，乃至當時全黨的理論水平來看，如果他真是“誠心”誠意要創立毛澤東主義，那么，劉少奇和中央其他領導卻否定毛澤東自己的本意，只同意名曰“毛澤東思想”，可能性應是不大的。如果王明所謂毛澤東同他的個別談話屬實，那么，李銳從延安其他同志那里找出一件兩件證據證實，理當易于反掌。而他卻一件半件也找不到，只能證明這種指控本來就是子虛烏有！

證據其三、《汪東興日記》1947年10月12日記載著一個事實：“下午，我在窯洞里看中央社會部發給我的《馬恩列斯毛》這本書，主席進來……順拿起我看的書，說這書的標題不對。我曾經說過，不要把我的名字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名字并論。在中央十七大時就有人提出毛澤東思想，也有人提馬恩列斯毛，我是堅決不干。后來就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了，有人要這樣提，有什么辦法？”（第80頁）

這就清楚說明七大時，毛澤東連別人提出“毛澤東思想”，乃至把“馬恩列斯毛”并論，都“堅決不干”，又何來自己“最重要的”考慮是創立什么“毛澤東主義”咧！

證據其四、1948年8月13日，時任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致電周恩來同志：說他想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學習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主義”。并說這樣的提法“是否妥當”，請周恩來“同主席與少奇商量后，賜以指示。”（《》第卷，第頁）

如果毛澤東果真是要創立“毛澤東主義”，結果被“七大”否了，那么吳老建議將“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主義”，也就正合毛澤東的原意，是求之不得的。然而，毛澤東卻在兩天后斬釘截鐵電復吳老，堅決不同意把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主義”的主張。他尖銳指出：“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學習毛澤東主義’，而是號召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他還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與馬恩列斯并列，說成‘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文集》第5卷，第123頁）

這個鐵的事實清楚證明，毛澤東是何等“堅決反對”有人提出所謂把毛澤東思想上升為“毛澤東主義”，將“馬、恩、列、斯、毛”并列，以及“主要學習毛澤東的著作”等等主張。因為一則“不合實際”，二則“無益有害。”這些白紙黑字，李銳這何全然置于不顧？真可謂“反毛智昏”，達于極致！

 證據其五、1949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對王明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所作的批評。原來，正是這個王明不贊同劉少奇七大時把毛澤東思想只定義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提出應擴張、提升為“馬列主義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和發展”。

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王明的此種提法。

他說：“這種提法不妥當。因為照王明的提法，則有點分劃分‘市場’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圍很寬，一劃分開，就似乎是說，斯大林只管工業發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歸我們管，那豈不把馬克思主義的‘市場’分割了嗎？而且，我們說殖民地地半殖民地歸我們，可是有那么一個國家，提出不買你的貨，而要直接到莫斯科買貨，這又怎么辦呢？”他還說：“為什么不應當將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并列呢？我們要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不反對不應當反對宣傳中國的東西。但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傳。所以現在應當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關于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等等，而不要把毛現馬、恩、列、斯并列起來。我們說，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這樣說法就很好。”（《文集》第5卷，第257、261頁）他還形象地把馬克思主義比喻為“總店”，而我們中國的東西只是一家“分店”而已。毛澤東說得多么深刻，多么誠實、誠篤、誠懇呀！

這就清楚表明，王明此人提出要把毛澤東思想升華、擴張為“馬列主義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和發展”，毛澤東都堅決否定，又何來曾向他提出自己要“創立毛澤東主義”呢？

證據其六、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是周世釗的談話。1967年6月17日，毛澤東在同周世釗的談話中，再次明確表示，用他的名字命名“毛澤東思想”，實在是無可奈何。他是這么說的：“關于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運動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一種思想體系，一種指導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思想體系。”“大家覺得有必要給這種思對想體系安一個名稱。”“黨中央當時把這種正確思想體系叫做‘毛澤東思想’，決不是說‘毛澤東思想’就完全是一個人的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的正確思想在內的。明確地說，‘毛澤東思想’是包括我們這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正確思想在內的思想，只不過用我的名字代替罷了。”“但我一直不同意用我的名字來代替。我曾經多次批示不用‘毛澤東思想’，而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是他們不聽，這叫我有什么辦法呢？當然在這個正確思想體系里面，我的東西可能要多一點。”（《領袖情毛澤東與周世釗》第95頁）

在這里，毛澤東重申，以他的名字命名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結晶，實出無奈。

總上可知，李銳所謂毛澤東在延安就要“創立毛澤東主義”，如同毛澤東在五一口號自己增加一個“毛主席萬歲”一樣，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事實勝于雄辯，真理就是真理，假的就是假的，謊言就是謊言。李銳的謊言必須揭穿，還歷史以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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