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 駁李銳蘇聯解體“經濟失敗論”
—評李銳“非毛反毛”(49)
十月革命的勝利,按毛澤東的講法,是人類歷史上翻天覆地的偉大變革。然而,它在經歷74年的輝煌歷程之后,卻于 1991年12月25日 解體,社會主義蘇聯覆亡快20年了。如何正確看待蘇聯解體滅亡的原因?這是擺在國際無產階級和各國共產黨面前的重大“科研課題”。
李銳提出所謂“經濟失敗論”,說什么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在經濟的失敗。他說:“蘇聯幾次宣布實現了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了,可是歷史證明,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還在經濟的失敗,民心不滿首先在于商品匱乏。”“蘇聯‘和平演變’了,究竟是他自己之過,還是人家演變的呢?應該弄清楚。”(《直言》第441、442頁)這就是說,蘇聯解體、覆滅的“根本原因還在經濟失敗”,“商品匱乏”,“民心不滿”,同國內的階級斗爭和國外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毫不相干。
這個判斷是否合乎歷史的真實?是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判斷,還是唯心主義的主觀臆斷?應當分辯清楚。
本文先看毛澤東的科學論述,再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出來佐證,最后讓蘇聯經濟說話。
一、毛澤東的科學預見
蘇聯20大赫魯曉夫在篡奪了黨的領導權后,就開始推行的修正主義。毛澤東和黨中央堅持原則,旗幟鮮明地與之進行了長期的、堅決的斗爭。
毛澤東高瞻遠矚,第一個接振聾發聵地提出,由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逐步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修正主義上臺也就是上臺,使蘇聯面臨空前的、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1963年5月9日 ,他在轉發浙江省委《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時寫下了落地有聲的著名的批語:“階級斗爭 、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用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轉引自《毛澤東傳》下卷,第1321頁)
他的這個諍諍警言,不幸全言中了!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經過74年“解體”了,東歐七國也只經歷40幾年相繼發生了“劇變”,紅旗落地,無產階級政權得而忽失,從社會主義倒退到了資本主義主義。這是國際共產主義巨大失敗,帝國主義彈冠相慶!
那么,蘇聯解體和覆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毛澤東認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當然不是經濟失敗,而是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被修正主義者篡奪,“階級沒有搞好”,結果自食惡果。
1956年11月15日 ,毛澤東《八屆二中全會年的講話》分析波、匈事物的原由,作出一個總的判斷:“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了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惡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23頁)毛澤東這里講的雖然是波、匈事件,但同樣也適合蘇聯。
1964年5月27日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黨委會上,科學地分析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形成、蘇聯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的原因。他在此著重講內因,同時又指明外因的重要作用。他說:列寧、斯大林領導時,外部情況比赫魯曉夫時代嚴峻得多,但都頂了。赫魯曉夫受內外因素互相影響,發生了質變,外因(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通過內因(資產階級分子的產生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侵蝕)起作用。(轉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下)第782頁)
這就精辟地、科學地闡明了蘇聯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內因和處因,閃耀著歷史唯物論和歷史辯證法的光輝。其基本要點有三:
第一、蘇聯出現資本主義復辟根本原因在于內部,在于內部的階級矛盾。這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毛澤東在《矛盾論》里早就指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由是觀之,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產生,由此使蘇聯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其根本原因,當然在蘇聯社會的內部,“內因是變化的根據”。
問題在于,此種“內因”究竟是什么?
列寧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為無產階級的黨觀察社會提供了“基本指導線索”,這就是階級分析的方法。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老資產階級消滅不可能一蹴而就,斯大林過早宣布階級已經消滅,也沒有看到新資產階級還可能產生。其實,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盡管同資本主義相比,有其很大的優越性,但還是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還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種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新資產階級產生之后,就不能不千方百計在上層建筑中找到他們的代理人。因之,無產階級的黨中央的領導權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也就成了決定的因素。
隨著赫魯曉夫逐步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蘇聯社會的新資產階級分子不僅數量上空前的增加,而且在社會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變化,在蘇聯黨、政、經濟、文化等部門占據了統治地位,形成了蘇聯社會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主要社會基礎。修正主義上臺也就是資產階級上臺。
毛澤東還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中,看到了黨是可以變的。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自己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成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現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轉引自《毛澤東傳》下卷,第1410頁)
1964年1月5日 ,他在接見外國黨的負責人時說:“修正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舊社會母胎中的產物。就算沒有赫魯曉夫,難道蘇聯就不會出修正主義?我看很有可能。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一定社會階層的反映。”(轉引自《毛澤東傳》下卷,第1338頁)
毛澤東由此作出重要結論: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就是 1966年12月26日 毛澤東同幾個客人講的:“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了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轉引自《毛澤東傳》下卷,第1461頁)
所以,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堅持“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這就是說,蘇聯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黨的領導權被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篡奪,廢棄階級斗爭,結果被國內資產階級和國際帝國主義打倒。蘇聯解體和覆亡是驚心動魄的階級斗爭的結果,怎能說是蘇聯“經濟沒有搞好”呢?為什么列寧締造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后,經濟那么破爛不堪,卻越戰越強?
第二、外因是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
毛澤東洞悉帝國主義的本質,“亡我之心不死。”盡管赫魯曉夫那么熱衷于推行“三和兩全”修正主義路線,否定國際、國內的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可美英帝國主義仍然把蘇聯視為不可戴天之敵,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們在武裝干涉失敗之后,就變到和平演變的反革命戰略。
早在1957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就曾提出“和平取勝戰略”,鼓吹要通過“和平演變”,以促進“蘇聯世界內部的變化。” 1958年10月 24 日,杜勒斯在接受英國電視記者的采訪時說:共產主義“將逐漸讓位于一種更著重國家福利 、人民福利的制度”,現在“俄國和中國共產黨人并不在為他們人民的福利而奮斗”,“這種共產主義會發生演變。它必須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對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滿意,并把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說什么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 如果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要有孩子的孩子,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其后,尼克松還出過《不戰而勝》的專著。
美國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反革命戰略,是促成蘇聯解體和覆亡的“外因”。這是誰抹殺不了的客觀事實!怎么能說蘇聯的解體只是“自己之過”,同“人家演變”無關呢?
然而,處因不管怎么重要,終歸要通過內因起作用。
第三、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毛澤東說:斯大林領導時,外部情況比赫魯曉夫時代嚴峻得多,但都頂了。赫魯曉夫受內外因素互相影響,發生了質變,外因(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通過內因(資產階級分子的產生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侵蝕)起作用。毛澤東 說得多好深刻呀!
可見,毛澤東對蘇聯社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原因的分析,是客觀歷史的正確反映,閃耀著歷史唯物論和歷史辯證法的光輝。同時了是被社會實踐證明了客觀真理。
而李銳卻認定,這正是毛澤東的“左”傾錯誤觀點;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失敗”。
這就不能不引出一個鐵證:撤切爾夫人的證詞。
二、撤切爾夫人演講:“我們怎樣瓦解蘇聯”
毛澤東的這種觀點是否正確?是不是真理?社會實踐本已判明。而李銳等人卻完全無視實踐標準,硬說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還在經濟失敗”,絲毫也存在階級斗爭的問題。
請看撤切爾夫人這位帝國主義的頭面人物是如何坦承“怎樣搞垮蘇聯”的?
1991年11月,美國石油學會的會議上,一年前才卸任的英國原首相撒切爾夫人發表了約45分鐘演講,中心內容可以稱為“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 以下是撤切爾夫演講的內容:
采取行動制造蘇聯內部
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的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并不存在。我們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
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政策,加上獨特的精神和物質上的剌激手段相合,蘇聯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比我們高出一倍。再考慮到蘇聯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的運營,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
因此,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制造其內部問題。
主要手段是將其拖進軍備競賽。我們知道,蘇聯政府遵守蘇聯和北約對手軍備對等的原則。結果,蘇聯裝備花費占去了預算的15%,而我們這些國家是5%左右。這自然造成蘇聯要緊縮在生產居民大眾消費品上的投入。我們希望借此引發蘇聯居民大規模的不滿。我們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泄露我們擁有武器的數量。有意夸大,以誘使蘇聯加大軍備投入。
我們的政策的另一個重要主方面,是利用蘇聯憲法上的漏洞。蘇聯憲法在形式上允許任何一個加盟共和國(只需憑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簡單多數)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脫離蘇聯。當然,由于共產黨和強力部門的凝聚作用,長時間里這一權利實際上很難實現。
為蘇聯“人民陣線”提供資金
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后來我們(主要是美國)出臺了一項政策,就是建立反導防御體系。應當承認,當時大多數專家反對建立導彈防御體系。理由是其投入巨大,且不太可靠。而蘇聯可以以更少(約1/5到1/10)的投入即可以“矛”剌反導之“盾”。但不管怎樣,目的是希望蘇聯同樣建造類似高等造價的系統。令我們十分惋惜的是,蘇聯政府沒有采取行動,只是限于發表政治抗議。
我們由此陷于困境。不過,很快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過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
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的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人民陣線”(指戈爾巴喬夫執政的蘇聯后期,在波羅底海等加盟共和國境內興起的、以求主權、謀獨立為旗號的民族政治勢力組織)的活動不需太多經花費,主要是一些復印、印刷設備的開支和對骨干的經費支持。支持蘇聯礦工長期間罷工的花費要多得多。
推舉葉利欽作為俄羅斯領導人
專家智囊中間圍繞以下問題爭論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舉葉利欽作為“人民陣線”的領袖,進而推選其進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接下來成為俄羅斯領導人(以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抗)。智囊團多數人是反對葉利欽的提名,考慮到他的過去經歷和個性特點。
不過,后來經過多次接觸和約定,還是決定“推出”葉利欽。葉利欽費了很大力氣,勉強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隨即便通過了俄羅斯主權獨立宣言。在“8·19”事件(1991年8月 19日凌晨,蘇聯副總統亞拉耶夫突然宣布,總統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總統職務,由他代行)期間,我們也給葉利欽以極大的支持。其余所有加盟共和國,借機宣布自己的主權。這樣一來,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不存在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紅旗文稿》)
大約兩周后, 1991年12月8日 ,葉利欽、克拉夫丘克等人代表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簽署宣布蘇聯停止存和建立獨聯體的協議。蘇聯解體,紅旗落地。葉利欽徹底拋棄社會主義的牌子,逕直宣告俄羅斯重新實行資本主義。
撤切爾夫人滿懷“勝利的喜悅”,毫不掩飾地坦承:蘇聯解體是他們瓦解的結果。
這是一篇生動的、難得的、絕好的教材,從反面不容分說地證實了毛澤東的科學論斷,也宣告李銳所謂“經濟失敗論”的徹底破產。
撤切爾夫人的演講,從哪些方面證實了毛澤東的科學論斷?
首先,毛澤東斷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制度之間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
撤切爾夫人的演講的是這么印證的。
她說:“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這種“嚴重威脅”是什么?“我講的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并不存在。我們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 “蘇聯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比我們高出一倍。”
那么,原因又在哪里?
她的坦承:“蘇聯借助計劃政策,加上獨特的精神和物質上的剌激手段相合,蘇聯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比我們高出一倍。再考慮到蘇聯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的運營,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這里說的是老實話,實際上也就承認蘇聯之所以對西方資本主義構成“嚴重威脅”,歸根結底,在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解讀《撤文》,不難看蘇聯使她們感到可怕之處有三:其一是,蘇聯“借助計劃政策。”就是說,蘇聯之所以能夠創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是因為它實行“計劃經濟”,它比“市場經濟”更加優越。同我國改革開放中那些把“計劃經濟”罵得一無是處人相比,撤切爾夫人客觀得多。其二是,蘇聯“獨特的精神和物質上的剌激手段相合”。所謂“獨特的物質剌激”,說的是蘇聯實行的按勞分配,消除“兩極分化”,大地提高了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這同資本主義的按資分配、兩極分化是截然對立,絕不相容的。其三是,所謂“獨特的精神的剌激”,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一旦武裝勞動群眾,就轉化成為“強大的物質力量”,這使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招架不住,敗下陣來。有此三者,蘇聯經濟的快速發展,讓西方資本主義望塵莫及,深恐被“擠出世界市場”。
這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構成了對西方世界的嚴重“威脅”,也就是《宣言》頭句話所講可怕的“幽靈。”只要這種“幽靈”不除盡,資本主義就不得安寧,甚至危在旦夕。它們必欲除之而后安。
這豈不是正好從反面證實了毛澤東的科學論斷?
其次,毛澤東斷定,帝國主義的本性,注定其“亡我之心不死”,基本的策略是“和平演變”。
撤切爾夫人的演講是這么印證了的。
她說,對于蘇聯的這種嚴重“威脅”,我們先想從經濟上把它拖垮。“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主要手段是將其拖進軍備競賽”,甚至故意“泄露”和夸大“我們擁有武器的數量”,“以誘使蘇聯加大軍備投入。”“我們希望借此引發蘇聯居民大規模的不滿。”結果呢?蘇聯經濟不僅沒被“拖垮”,反倒比西方帝國主義好得多。“我們由此陷于困境”。一計不成,再生一計。接著,就在蘇聯內部制造分裂,“分化”各加盟共和國。“我們的政策的另一個重要主方面,是利用蘇聯憲法上的漏洞”,唆使和挑動各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但是,“由于共產黨和強力部門的凝聚作用,長時間里這一權利實際上很難實現。”經濟上“拖垮”不成,政治上“分化”不了,最后,找到了“妙方”。這就是物色蘇聯共產黨內部我們的代理人,“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堡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終于“不戰而勝”。
這豈不是正好從反面證實了毛澤東的科學論斷?
最后,毛澤東斷定“修正主義是一種瘟疫”,“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撤切爾夫人的演講是這么從反面印證的。
她說: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經濟拖垮也好,還是政治上分裂也罷,都弄不垮蘇聯。“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穩定。我們由此陷于困境。”“不過,很快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過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 ”“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的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天真善良的人哪里知道,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選原本是蘇聯黨和人民自己的事,而戈爾巴喬夫之所以能在蘇聯 的黨和國家“掌握大權”,竟然是撤切爾夫人及其“專家智囊”經過“評估”一致,并極力“幫助”的結果!
奴才果真不負主子。1996年《戈爾巴喬夫回憶錄》坦率承認:他在大學讀書時就懷疑共產主義,仇恨“列寧主義最大的問題殘酷無情”。1999在土爾其一個大學的講話招認:“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計劃經濟束縛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場才能引向發展。”這叛徒在篡奪蘇聯的領導權后,忠實地按照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想法”,在堡壘內部從思想、政治,到經濟,全面破壞蘇聯。
撤切爾夫人的說:“接下來成為俄羅斯領導人”,那又應當“推舉”誰呢?“專家智囊中間圍繞以下問題爭論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舉葉利欽作為“人民陣線”的領袖,進而推選其進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接下來成為俄羅斯領導人(以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抗)。智囊團多數人是反對葉利欽的提名,考慮到他的過去經歷和個性特點。不過,后來經過多次接觸和約定,還是決定“推出”葉利欽。葉利欽費了很大力氣,勉強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隨即便通過了俄羅斯主權獨立宣言。在“8·19”事件(1991年8月 19日凌晨,蘇聯副總統亞拉耶夫突然宣布,總統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總統職務,由他代行)期間,我們也給葉利欽以極大的支持。其余所有加盟共和國,借機宣布自己的主權。這樣一來,事實上蘇聯已不存在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撤切爾夫人滿懷“勝利的豪情”向聽眾宣布:“我負責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果然如此,1992年12月 8日,蘇聯解體,“紅旗落地”,變了顏色。西方世界“和平演變”,大功終于告成!
這豈不正好證實了毛澤東的科學論斷?
蘇、東社會主義社會全都“紅旗落地”,變了顏色。這些國家共產黨不是被強令解散,就是遭到取締;黨的領導人有的被當場槍斃,有的被投進監獄;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重新淪為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地位;昔日地主、資產階級彈冠相慶。他們連“社會主義”的幌子都不打,干干脆脆就是恢復資本主義!
毛澤東47年前預言不幸變成了現實!
三、“經濟失敗論”乃唯心主義的臆斷。
事實勝于雄辯。
撤切爾夫人承認,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經濟沒有搞好,不是“經濟失敗”。倒是相反 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競賽中,蘇聯經濟高速發展,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望塵莫及。“蘇聯經濟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比我們高出一倍。”
這是歷史的真實。
先看斯大林時代,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就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
俄國原本是經濟非常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斯大林領導蘇聯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三十年,完成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從而使蘇聯從沙皇俄國那樣是一個非常落后的國家,建設成世界上第二大強國。 沙皇俄國原來是一個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勝利后外國武裝干涉和3年國內戰爭,蘇聯經濟被破壞得一塌糊涂。經過恢復時期(1921-1925年),工農業接近戰前1913年水平。但仍然是個落后國家,在工農業總產值中,農業占三分之二,工業只占三分之一。 1926-1928年,蘇聯搞了三個“年度控制數字”,實際上是簡易的年度計劃。從1929-1933年,蘇聯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實際上到1932年,五年計劃四年完成了。“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把原本依賴外國的貧弱的農業國,變為技術進步的完全獨立的富強的工業國。在斯大林的領導下, 蘇聯人民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嚴格節約,從1926-1930年,工業基本建設共投入資金60億盧布,建立了冶金工業、汽車拖拉機制造業、機器制造業、現代化學工業、航空工業、電力工業、煤炭石油工業等新的工業部門,還擴建了紡織工業,創立了新的國防工業。 四年間,工業總產值完成五年計劃的93.7%,而重工業產值完成原定計劃的108%。重工業平均每年增長27.1%,輕工業平均每年增長12.9%;因而重工業所占比重由1928年的39.5%,提高到1932年的53.4%。蘇聯的鋼產量由1928年的425萬噸,增加到1932年的593萬噸,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的1390萬噸,超過了法國的564萬噸,德國的562萬噸,英國的535萬噸,大大加強了蘇聯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總之,到1932年,蘇聯工業的規模已經超過了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
蘇聯“一五”時期工業平均每年增長22%,而同期資本主義世界正爆發經濟大危機,美國工業下降了44%(只有原來的56%),英國下降了20%,德國下降了45%。這充分表明社會主義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 在“一五”時期建立了許多新的工業部門之后,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28年的48%,提高到1932年的70%,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蘇聯宣布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
再看斯大林去世后的30年,蘇聯經濟的發展也使資本主義國家望塵莫及。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雖然赫魯曉夫逐步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但由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改變要一過程,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慣性繼續發揮作用,廣大勞動人民的主人翁的勞動積極性也在持續,因而蘇聯經濟的發展仍然較快。
請看蘇、東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比較的基本數據:
以1950年為100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50-1980間年均增長率
蘇聯 265 364 528 696 856 7.4
捷克 207 228 319 421 502 5.5
匈牙利 177 216 300 406 476 6.6
保加利亞 282 391 593 865 1200 8.6
羅馬尼亞 268 413 599 1022 1500 9.5
美國 138 174 203 222 277 3.5
西德 215 273 341 381 449 5.1
法國 156 206 268 322 384 4.6
英國 131 154 174 187 202 2.4
日本 232 368 660 902 1100 8.3
意大利 169 225 300 333 406 4.8
(以上數據引自“蘇聯基本數字手冊”,時事出版社1982年版,來源是蘇聯一些統計年鑒和西方國家的報刊材料。)
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從50年到80年,不僅是蘇聯,而且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都遠遠超過了美、英等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比如,這三十年里,蘇聯的年均增長超過美國3.9全百分點,超過英國5個百分點,超過法國2.8個百分點。即使發展最快的日本8.3%,也排在羅馬尼亞9.5%,保加利亞8.6%之后,只是略高于蘇聯7.4%。而發展很快的西德5.1%,比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最慢的捷克斯洛伐克5.5%,則還慢了近半個百分點。
再看,即使是蘇聯解體之前的一段時期的經濟發展,同美國相比,也高出一頭。據蘇聯最后一本統計年鑒資料,從1981-1989年蘇聯的國民生總值平均每年增長3.6%以上,而美國不到2.9%。1989年,蘇聯許久重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超過美國,如石油為6.07億噸/3.85億噸,天然氣為7420億立方米/ 4900立方米 ,鋼16000萬噸/9500萬噸,化肥3430萬噸/2500萬噸,金屬切削機床14.3萬臺/10.5萬臺(1988年數),拖拉機53.2萬臺/8.6萬臺,水泥14000萬噸/7500萬噸,棉織品81億平方米/39億平方米,毛織品7.21億平方米/1.57億平方米,牛奶10850萬噸/6540萬噸,砂糖880萬噸/600萬噸,動物油180.8萬噸/57.2萬噸,水產品1130萬噸/570萬噸(1987年數)。(摘自《蘇聯1989年統計年鑒,俄文版第688-691頁)
可見,無論是從斯大林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還是他去世后的30年,乃至蘇聯解體前的幾年,其經濟的發展都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望塵莫及的。這是歷史的真實,
而李銳卻無視客觀事實,一口咬定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失敗”,顯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這就是,一方面借以掩蓋蘇聯新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行徑,一方面借以掩蓋帝國主義千方百計對蘇聯推行“和平演變”的罪惡勾當。一言以蔽之,就在于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客觀存在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否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的尖銳階級斗爭,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妄圖解除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武裝,從而像蘇聯一樣,成就他們夢寐以求的在國中復辟資本主義“大業”。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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