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林彪這個人

老田

作為一個公開的秘密，共產黨遠非鐵板一塊，而是分成不同的山頭，井岡山時期就有三個三頭：南昌起義部隊的余部朱德陳毅等是一個山頭，秋收起義余部是另外一個山頭，而平江起義余部彭德懷等是另外一個山頭。山頭之間，平時是壁壘分明的，毛澤東回憶說，不同山頭之間隔閡很大，而同一個山頭內部則無話不講，更有甚者，日寇轟炸延安，不同山頭的人，躲飛機都是分開來走的。而林彪在井岡山時期，作為南昌起義部隊余部的主要人物之一，能夠超越山頭的門戶之見去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這是很不容易的。

長征結束之后到達陜北，1937年8月紅軍接受國民黨的改編，林彪帥115師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在平型關戰(zhàn)役中間獲勝。此后，115師向山東挺進，并獲得較大的發(fā)展，1945年抗戰(zhàn)勝利之后挺進東北，這也是共產黨的主要發(fā)展方向，看起來，林彪的運氣很好，每一次他所負責的部隊都走到了共產黨的重點發(fā)展方向上，力量膨脹當然是最快的。再后來，遼沈戰(zhàn)役獲得了勝利，改變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力量對比，使得勝利的天平發(fā)生了快速傾斜；而平津戰(zhàn)役后四野南下，一直打倒了海南島，解放了半個中國。在為新中國奠基的三次戰(zhàn)略決戰(zhàn)中間，林彪的部隊制勝了兩次，這些輝煌戰(zhàn)史是不可抹殺的。

作為一種方法論的個人崇拜，實際上是不可能消除的，這就是：人們總是傾向于把個人的重要性與重大歷史事件聯(lián)系起來給出因果解釋，最后是把個人的作用看成歷史潮流或者重大歷史后果背后的原因來看待，這樣，每一個處在歷史潮頭的人，都會被人們看作是歷史演化的動力和原因，對林彪也是這樣。不要說林彪，由于北洋軍閥的快速瓦解，與北伐緊密相關的黃埔軍校都曾經被人們抬高到神話的地位上，原因無他，人們在軍校與巨大勝利之間潛在地給出一個因果聯(lián)系。但實際上黃埔軍校僅僅招收中學生，同時也只給出極為初步的政治思想和軍事訓練，軍校學生的素質與巨大的勝利之間看不出必然聯(lián)系。國民黨張軍長說，國民黨的失敗不是我們軍事不行，而是共軍太狡猾，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林彪就往往被看作是“共軍狡猾”的典型代表。

建國后，許多戰(zhàn)功赫赫的將領進入軍營，淡出日常政治；林彪不僅和其他戰(zhàn)將一樣淡出日常政治，而且由于其身體狀況極差，甚至還從軍營中間消失了。只有極少數(shù)重大政治場合，才會有他的身影，例如人們經常提到他參加過1959年廬山會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

真正體現(xiàn)林彪個人的政治價值的時段，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不僅出席了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并且在會議上做了有名的“政變經”發(fā)言，而且在后續(xù)系列的決策會議上，成為重要的決策參與者。1967年軍隊支左之后，林彪出席并主持三月軍以上干部會議，四月軍委擴大會議，并對此間兩個至關重要的文件出臺有著很大的影響：一是元月末的“軍委八條”，二是四月初的“軍委十條”。就這些正式的會議、決策的整體表現(xiàn)而言，人們很容易把林彪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鐵桿支持者。

幾十年來，在文革和林彪的再評價中間，不停地有人要把林彪妝扮成為“逍遙派、觀潮派”甚至是“保守派”，這些說法也不是完全沒有依據，1967年五一三演出之后，林彪明確支持軍隊內部的保守派組織，導致北京全部軍隊單位內部的所有造反派的快速瓦解（除了國防科工委之外）。

很難說，對五一三事件的態(tài)度就代表了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態(tài)度，畢竟在1966年秋天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后，各地黨政系統(tǒng)的當權派普遍轉入罷工狀態(tài)，這時，軍隊介入政治并作為維持秩序的主導力量來起作用，已經是不二選擇了。在此種情況下，保持軍隊穩(wěn)定，并停止軍隊內部的四大，是不得不做出的讓步。實際上，在1967年四月初，毛澤東就已經決策停止北京中學生對于衛(wèi)戍區(qū)的反對活動，對支左部隊的態(tài)度是北京中學生四三派和四四派形成政治對峙的焦點問題，在毛澤東做出決策之后，中央文革實際上也迅速做出了全體表態(tài)。假如按照一些所謂的文革史家的簡單邏輯推理，顯然，中央文革在四月三號的表態(tài)證明他們是造反派，四月四號的表態(tài)則可以說明文革成員是確鑿無疑的保守派。這個方法人人都知道，叫做“抓住一點，不及其余”。

不管林彪事實上對于文化大革命的態(tài)度如何，有些事情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黨政系統(tǒng)的絕大多數(shù)當權派在1966年秋天轉入罷工，結果逼迫毛澤東周恩來等文革派領導人重新建設第二指揮系統(tǒng)，這樣，就不得不引入軍隊支左。反文革派進行政治博弈的一個主要策略是：放棄領導職責以增加社會混亂和群眾對立帶來的損失，從而讓文革派不得不考慮后果；這個策略在較不明智的底層反文革派人士那里是公開講出來的，例如上海工人保守派“赤衛(wèi)隊”就提出要搞“停產停水停交通”。不論文革派或者反文革派官員心里如何打算的，客觀上共同造成了官場大換班的結果，在建國初期被毛澤東有意冷藏在軍營里面的“共產黨內部的強勢群體”，由此走出軍營并在現(xiàn)實政治中間取得了主導地位，這一轉變是理解林彪一生中間“政治活躍期”的關鍵背景。在九大講話中間，毛澤東引述了日本人和蘇聯(lián)人對于新政治現(xiàn)實的批評——日人稱為“軍事官僚體制”而蘇人稱“軍事官僚專政”，這個新的權力分配格局才是林彪政治活躍期的政治現(xiàn)實。考察林彪的政治生涯，如果脫離這個“軍隊干部主導文革走向”的宏觀背景，就很難說明問題，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林彪之成為接班人，也會有所啟發(fā)。

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之后，1967年二月逆流期間，青海發(fā)生“二二三事件”，軍區(qū)副司令員趙永夫下令開槍打死造反派群眾180余人，抓捕上萬人；湖南省軍區(qū)一夜之間抓捕造反派頭頭一萬多人；四川的抓捕人數(shù)創(chuàng)歷史紀錄超過十萬。而在實施二月逆流之前，各地軍隊干部優(yōu)先解散軍隊造反派組織并抓捕了本系統(tǒng)內部的造反派成員。不管怎么說，軍隊干部很少支左，而是優(yōu)先“支?！保@是鐵的事實。

根據戚本禹的回憶，毛澤東原本希望把他保下來，但是，各地軍隊干部整了無窮多的“罪證和材料”，要求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必須毫不手軟地把戚本禹弄下去，最終他們如愿以償了，1968年初戚本禹被隔離。在這一輪政治博弈中間，軍隊干部實現(xiàn)了第一次“清君側”的目標，從而也部分測試出了文革最高指揮部的讓步底線——在軍隊的攻勢面前會保留多少守勢。江青曾經私下對重慶“反到底”頭頭黃廉明確講過：軍隊的事情不好辦，你們自己要把握好。江青這個認識是很符合實際的，因為黨政系統(tǒng)的當權派選擇罷工之后，為了維護秩序軍隊介入就成為必然，為了避免社會秩序混亂的擴大，就不得不對軍隊干部中間的強烈“反文革意志”做出各種妥協(xié)。重慶的五十四軍就是長期堅持“支一派壓一派”，最后中央沒有辦法，不得不于1968年底讓他們調防云南了事。

在軍隊干部完成對文革派的第一次“清君側”之后，實際上高層文革派指揮部的意圖就已經完全暴露了——為避免社會失序狀態(tài)繼續(xù)擴大的可怕后果毛周將傾向于做出任何可能的讓步。越是邊境附近和局勢緊張的地區(qū)，支持造反派群眾的力度就越小，1967年秋天毛澤東自己親口說“黑龍江炮轟沒道理”，這不是肯定潘復生對“炮轟派”的鎮(zhèn)壓，而是強調對蘇前線地區(qū)必須迅速穩(wěn)定下來。后來廣西的韋國清等人敢于放手鎮(zhèn)壓“四二二”，也在于他自認為看穿了毛周的底線。事后回顧，從1968年八一五國防冶金會議之后，周恩來主持的各種會議，基本上都是以恢復秩序為主要目標，不再支持造反派群眾的合理要求，這表明中央的文革司令部已經把社會成本最小化作為第一目標。

既然知道了文革司令部的底線和意圖，軍隊干部中間的反文革派就獲得了明確的自由行動空間。1968年夏天，黃永勝、卜占亞等人在衡山開會，決策“捅馬蜂窩”——把參加三結合進入各級革委會的造反派代表人物都趕下去，并且采取極端殘暴的方式進行——發(fā)動農民進城來抓他們指定的反革命，一些地方采取讓農民去抓捕造反派頭頭并用鋼絲穿肩胛骨、腳板等在街上游行。

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其領導權一樣落入軍隊干部手里，并且轉過來對準造反派和群眾組織。而且，軍隊干部并不以整造反派群眾為滿足，還長期揪住前黨政系統(tǒng)當權派不放，他們主持的大批判運動和輿論，始終在清算“劉鄧黑司令部”的旗號下，打擊黨政干部。對于這個問題，林彪也有一個很明確的判斷：劉鄧的錯誤不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真正對黨政干部的“路線錯誤”揪住不放的，始終妨礙解放干部大多數(shù)的，既不是造反派，更不是四人幫，而是軍隊支左干部。文革前武漢市委書記宋侃夫被武漢警備司令部“監(jiān)護”了好幾年時間，期間經常被拉出去出席批判大會，他對與自己一起監(jiān)護的老記者說：造反派和群眾呼喊口號要打倒我，那是假的，只是批判批判而已；要是毛主席要打倒我，那就真的打倒了，但是主席是了解我的，不會這樣做；要是那些穿軍裝的成心要打倒，那我真的是倒了。事實證明，宋侃夫的判斷很準確，直到1973年初毛澤東要求“權歸政、兵歸營”、支左干部由此退出地方政治舞臺之后，他才得到解放。

軍隊干部當然是優(yōu)先打擊對文革持理解和同情態(tài)度、并參加了革委會的那些干部了。四川的梁興初就長期與劉結挺、張西挺過不去，山東的楊得志說跟王效禹完全無法合作，湖北的曾思玉劉豐打擊任愛生，都是出于“清君側”的計謀——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從各級黨政權力中心中間清除出去。后來毛澤東開楊得志的“玩笑”：什么完全不能合作，我們共產黨還跟國民黨合作過呢。

大體而言，軍隊干部的“清君側”活動進行了至少三輪，第一輪把中央文革中間的“王關戚”搞掉，第二輪是把新成立的革委會內部的文革支持力量搞掉：這包括清算支持文革的干部，同時通過清理階級隊伍和捅馬蜂窩把群眾代表搞掉。到了1970年前后，只剩下中央那幾個孤伶伶的文革干將了，所以，第三次“清君側”目標很具體很明確，針對張春橋（因為在毛澤東還活著的時候，不方便針對江青），這是廬山會議的要害所在。1970年前后，浙江的軍隊干部中間就有人提出“反對小資產階級搶權”口號，矛頭指向參加革委會的大學生；等到1975年鄧小平主政，派紀登奎去浙江解決所謂的“雙突”（指突擊入黨、突擊提干）問題，仍然把大學生結合代表作為優(yōu)先打擊對象——說他們都是些“臭老九”，毛澤東對此針鋒相對地提出“老九不能走”。

康生曾經問黃廉：你知不知道這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黃廉回答說：我頭腦里糊里糊涂的搞不清白。康生說：你不清楚就對了，這次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很清楚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大量的中間群眾是不清楚的?？瞪@個話看起來有一定的道理：文革經過幾輪政治博弈之后，中國政壇中間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力量對比的消長變化是非常清晰的，沒有人能夠施展障眼法，更沒有人能夠發(fā)布可以蒙蔽人的假消息，只要是自上往下看，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來不得半點虛偽和含糊。

李雪峰在九屆二中全會前夕告訴陳永貴：這一次林副主席是下了決心的。李雪峰要陳永貴在會上抓住機會放炮，向張春橋進攻。在事后回顧，非常清晰，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確實在幕后指揮，要實施最后一次“清君側”行動，把文革派力量徹底從現(xiàn)實政治中間驅逐出去。不過，毛澤東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員，頭腦非常清晰，要保護文革派的最后陣地，絕不后退，這其實就是他南巡系列講話的針對性和現(xiàn)實性所在。至于是否要設立國家主席，我相信雙方都不那么認真，但是對于要不要根據對“三個副詞”的態(tài)度去揪人（吳法憲等人支持三個副詞，張春橋反對），我相信這是雙方都決不后退的立足點。張春橋在廬山會議上受到高官們的一致猛攻之后，也選擇了一種機會主義的應變策略，王洪文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張春橋會后要求上海諸人：以后上海穩(wěn)著點，讓遼寧去出頭。

林彪的態(tài)度很好理解，由于文革期間大多數(shù)干部失去了權力和利益，只要是能夠代表喪失權位干部群體的利益，就能夠取得相當大的政治代表性，從而取得毛澤東身后中國政壇的主導權，這在林立果等人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有明確的表述。贏得了干部的人心就贏得了政治代表性，這個文革期間新形成的“政治機會”，那些反文革派最為敏銳并首先發(fā)現(xiàn)了，這是那些文革初期“保爹保媽派”的狹隘立場中間蘊含的獨到政治眼光。張愛萍的兒子張勝在新書《兩代軍人的對話》中間，說他完全贊同這個紀要的主要段落；1957年被鄧小平彭真打成右派的鐘惦棐的兒子阿城（名作家）則說五七一工程紀要是“新中國第一份改革文獻”，阿城還認為這個紀要的文風也不同凡響還流傳至今，劉亞洲的文章其實就是林立果的口氣。林立果自己看到了政治上的翻盤機會，但是他自己沒有能力實施，1975年的右傾翻案風和1976年的粉碎四人幫，在操作原理上與“五七一工程紀要”完全吻合。應該說，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發(fā)動群眾并支持群眾，拒絕與既得利益集團妥協(xié)把文革變成第二個反右，結果得罪了多數(shù)干部，這就成就了一個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策略——討好干部就能夠取得政治代表性。

毛澤東南巡的結果有些出乎意料，結果導致一個幼稚的謀殺策劃。林立果這樣的人，是一個天生的“保爹保媽派”——對于他們來說父母的資歷和權位就是自己優(yōu)勢地位的全部保障，所以，這些人很容易對文革形成的負面影響有著通透的理解。從林立果后來的表現(xiàn)看，他與多數(shù)“聯(lián)動”分子完全一致的訴求，如果他僅僅是一個小干部或者文職人員，他的反文革反毛態(tài)度充其量也就局限在發(fā)發(fā)牢騷或者偷偷寫點傳單什么的，不會鬧出什么大的動靜來。

非常遺憾的是，林彪與葉群作為父母很不檢點地把他安插在空軍里，吳法憲又樂得拍一下馬屁對林立果授予高位，很多攀龍附鳳的空軍精英爭相托庇于林家鋪子之下，這三個方面共同造就了林立果的行動能力。同時非常遺憾地，這三個方面都不足以幫助林立果提高其策略行動的水平，結果是林立果有能力策略一次謀殺毛澤東的計劃并付諸行動，同時卻缺乏足夠的水平保障行動成功。非常可笑的是，直到所有謀殺預案都失敗之后，林立果才去求助于攀附于他的空軍英雄魯珉，要他開戰(zhàn)斗機去轟炸毛澤東專列，魯珉為了避免直接拒絕林立果這樣一種不利表現(xiàn)，按照醫(yī)生老婆的建議用鹽搓揉眼睛至紅腫從而住進醫(yī)院里，并在事后揭發(fā)了他。

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毛時代的人遠非個個大公無私，應該說大部分人還是時刻謀劃著去競爭稀缺的向上爬機會的，在這些積極向上爬的人看來，與林立果交往有一種積累社會資本的實際效果，有可能讓他們在以后的稀缺機會競爭中間處于優(yōu)勢。林立果的眼光很有限，他能夠看到很多人圍著他轉圈子，但他沒有想到的是，之所以有很多人愿意圍著他轉，僅僅意味著要積累社會資本以便于自己以后的升遷，而林立果策劃的謀殺行動，恰恰會葬送那些攀附者的預期收益，政治謀殺這種事情按照古代陰謀家的經驗只能通過“養(yǎng)死士”去完成的。林立果本人做事的能力很低，但是他身邊卻麋集著一大批看起來很忠誠很能干的精英，他簡單地以為這些人隨時都可以為他所用，這讓他產生錯覺——一種誤以為自己很強大可以掌控一切的良好感覺，而這恰恰讓他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父母的光環(huán)讓他感到自己也應該高人一等，大量的攀附者也證明了他高人一等，但這恰恰是太子黨“眼高手低”并往往長期陷入“眼高手低”的困境所在。

林立果實施了一種永遠都不可能成功謀殺，結果葬送了林彪的后路，促使他的父母也不得不選擇外逃并摔死于異國他鄉(xiāng)，其實，就算他們不是運氣太差而是如愿到了蘇聯(lián)，也不見得晚景多么愉快。本來，廬山會議之后，林彪雖然陰謀敗露，但是他本人表現(xiàn)仍然十分強硬，拒絕檢討和認錯。這很好理解，因為他本人的歷史地位和功績擺在那里，毛澤東未必就會把他怎么樣，就算像1959年彭德懷那樣被打成“反黨集團”，也依然能夠保持政治局委員待遇，這對于身體狀況極差本來就缺乏擔任領導工作條件的林彪來說，甚至說不上是一種多么大的利益損失，所以，他才表現(xiàn)得格外有恃無恐。

非常不幸的是，林彪的兒子策劃了一場為人們所不齒的未遂謀殺，這就斷絕了林彪后路——他再也不能認定自己是有功同時無罪的人了，而作為一個政治謀殺案主角的父親，要在當時的中國尋找一個安靜的角落去養(yǎng)老，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說，林立果身邊曾經圍繞著很多攀龍附鳳角色的話，顯然，這些人無非是希望通過與林立果的交往來積累社會資本，目的顯然為了自己的升遷和前途，這種現(xiàn)實說明，此后那些積極分子會反過來以十倍的堅決百倍的主動去批判和踐踏林家，以從反面積累政治資本去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只要看一下林立果身邊的馬屁精有多少，就算是閉上眼睛，林彪也能夠匡算出來以后轉變過來向他們身上吐吐沫的人數(shù)有多少了，中國肯定不再是林彪能夠安靜養(yǎng)老的地方，所以，林彪吃了安眠藥之后也依然爬上了三叉戟飛機。

從林彪的前期看，他對毛澤東思想領會的比較透徹，這也是他能夠超出同儕建功立業(yè)的奧妙所在。在文革之前，林彪的政治表現(xiàn)機會很少，看不出什么特點來，我個人不相信什么林彪一貫投機鼓吹個人崇拜的說法，如果真有人大肆鼓吹個人崇拜，按照中國的黨政體制，那應該在中宣部“五大閻王”中間去找罪魁禍首。

文革開始之后，林彪在政治上的表現(xiàn)開始積極起來，他的一些講話，從后來的歷史演變看應該說有一定的預見性。在文革前期，客觀上出現(xiàn)了軍隊干部替代黨政干部的換班進程，期間林彪一直是很積極的。到了1967年春夏文革陷入膠著狀態(tài)之后，軍隊干部大多數(shù)表現(xiàn)出強烈的反文革取向，此時林彪的態(tài)度晦暗未明，無從判斷。等到軍隊干部在現(xiàn)實政壇中間占據絕對優(yōu)勢之后，確實如林立果所言產生了新的政治機會，這個機會需要通過整肅文革派而贏得，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確實有熱衷于把握機會的舉措。但是，鑒于林立果策劃謀殺的水平過低，我個人傾向于相信林彪未曾事先參與，但是，林彪并不能因此避免承擔后果，是他兒子的愚蠢舉動斷絕了他的后路，這是明擺著的。

有些“陰謀史學”權威說，是毛澤東或者周恩來耍手腕逼走林彪，林彪因此接收到錯誤的信息并做出了錯誤的選擇，這完全說不通，從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后拒絕檢討的強硬態(tài)度中間可以得到驗證。要是硬要用權力斗爭來解釋林彪事件的話，很顯然要把政治上的受益者考慮在內，林彪事件之后，毛澤東加速了讓支左干部退出政治舞臺的步伐并于1973年底進行了“八大軍區(qū)對調”，終結了軍隊干部干預地方政治的安排，結果鄧小平出山和葉劍英掌握軍權，林彪事件之后政治上的得益者是鄧小平和葉劍英，但是，這兩個人當時恰恰缺乏搞宮廷陰謀的條件。

二○○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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