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蘭考文革口述史（楊捍東訪談錄）

本次口述史訪談，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六年七月再到蘭考期間進行了部分修訂補充，感謝老黃和老張等同志對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實提供了補充材料。征得楊捍東同志本人的同意，訪談錄以初稿形式發布在網絡上，希望各個方面的相關知情人士對文章涉及的事實，提出補充和修改意見，以便進一步修訂完善。

一、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河南確山縣，家里是雇農成分，父輩是佃農，扛長工過活。共產黨到達我的家鄉之后，家里就是“堡壘戶”，共產黨的縣區干部都經常到我家里來吃飯，有的時候一整天廚房不熄火，我當時年紀還很小，分不清他們到底是不是我家的親戚朋友。

解放前父親就是民兵隊長，小鄉的鄉長，解放后又擔任初級社社長，高級社社長，大隊長，直到一九八○年代我坐監獄的時候，父親還是大隊長。我從小就受父親的影響和共產黨的熏陶，一上學就是靠共產黨和政府幫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開始上小學，五六年小學畢業，是少先隊大隊長，保送上中學。在中學當班長，班主任彭老師被劃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后就叫喊“彭右派”，我還是每天去彭老師那里，這樣就說我劃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給三分，我很想不通，彭老師給我們輸灌的都是好思想，怎么成了右派呢？這樣就把我的班長給下了。

五九年我考上信陽師院，又當了班長，六二年畢業后，和班上另外三個同學一起，考上開封師院。進開封師院以后，我一直也是學生干部，開始當班長，后來是年級的級長，還同時主編《紅旗報》和《青春報》。

二、文革開始的思想和行動

我應該是一九六六年畢業，文革開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黨委成立文革領導小組，我作為學生干部是當然成員。黨委領導的保守派紅衛兵開始搞破四舊，砸那些文物，我跟陳紅兵不參加這些活動，我們都認為傳統的文物不是四舊，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破四舊是指思想問題，要批判解放后文藝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后思想，要解決人的思想問題，怎么能夠去砸文物燒線裝書呢？

當時我們一起有五十多個人，要給校黨委提意見，這些人多數是學生干部，但是不叫提。在八二四這一天，大禮堂開會，我們集體上臺要求發言，結果被校黨委打成“反革命”了，批斗我們。有個學生叫白萬選，他在地上寫大字標語說我是反革命，還不讓我們走路，我對他說：你就只這個水平，讓我教你三年，你都出不了師的。我又去找系里的關老師談心，說三次都是系里抽調我去參加四清，我是落后學生嗎？我們咋是反革命呢？因為我們不服批斗，就到省委告狀，省委承認了我們，這樣我們就公開成立八二四戰斗隊。

我在群眾組織內的時間不長，十月份的時候院黨委還沒有垮，他們讓系里交給我們一個任務，去蘭考調查。因為人民日報二月七號的長篇通訊，使得焦裕祿一舉成名，說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干部的榜樣。九月份十六日這一天，蘭考出現兩張大字報，一是北京八大單位聯合發出的《最最緊急的呼吁》，說人民日報的報道是大毒草，要推翻這個報道；另一個是“中國共產黨蘭考縣機關紅衛兵”發出的《最熱烈的響應北京大學等八個單位學校的緊急呼吁》，在文革期間的一些人看來，聲勢比什么都重要，響應和呼吁書同時發出也在所不惜，一點點掩飾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們的主要理由是這個長篇通訊 “通篇不提階級斗爭”，說執筆寫報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紹焦裕祿事跡的人也是混帳王八蛋。這個呼吁書裝得左的不得了，還把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主義。

這個傳單向全國散發了，可能還到了北京。上面說報道失實，這對省委來說是個嚴重的失誤，而且對毛主席也是個否定，因為用假人物和事跡跟他老人家的名義進行捆綁宣傳。因此國務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務布置下來了。十月五號，院里面就找我談話，要我七號去河南飯店，王維群副省長要照我談話，在他那里領指示，院里要我帶隊過去，接受這個調查任務。七號我們到河南飯店二樓的一個房間，王維群的秘書王德英在那里等我們，說中央給了一個調查任務，要省里面限期提交調查報告。然后，他把那兩張大字報給我們，要我們先熟悉材料，列出了六條調查提綱，其中牽涉到三個人：焦裕祿、張欽禮和周化民。開始他說下午三點鐘王副省長可能要和你們面談，又說沒有時間，轉達了調查要求：要求馬上就下去，爭取兩個月內寫出調查報告，而且約法三章，不許帶主觀意識，不要先入為主，要客觀再客觀，調查要細致，資料要翔實，如果出了問題就嚴懲不貸，說這是王副省長的話。我保證說，王秘書你放心，我從來沒有去過蘭考，跟任何人都無親無故，也沒有任何個人恩怨，更不會先入為主，請省委放心，我們寫一句話就是一句實話，我們保證拿出個客觀的東西出來，至于寫得好壞那是水平問題。

我們當天就從鄭州趕回開封，給學校匯報以后，院里要系里定人，這樣就增加了化學系畢業班的王東舟，中文系的單紅秀，藝術系的常文英。他們推舉我擔任調查小組的小組長和團小組長，九日召集開會，說王副省長傳達了省委指示，要他們先看材料。十號，我們從系里借了錢，帶隊去蘭考住在西大樓。當晚就開小組會，分工，先調查焦裕祿的事跡到底是真是假，兩張大字報說報道不實，我們首先就落實這個，同時調查焦裕祿樹立的四面紅旗，一個人一個大隊，我去最遠的秦寨。凡是長篇通訊寫到的地方，我們都要訪問到，每人發三個筆記本。采取主席總結的方法，找農民和黨支部開調查會。調查回到縣城之后，就找焦裕祿身邊的工作人員和焦裕祿的秘書，張思義、李反修，副書記劉成名。

我們找周化民，因為不認識，他拒絕見我們，文革一來，干部都害怕紅衛兵，最后帶了學校的介紹信給他，他才肯稍微談一下。他說你們到底想要干啥？焦裕祿在蘭考成名，但是縣委的干部都反對這個長篇通訊。我們就問，周書記你認為通訊中間哪個地方不對，讓他談看法，他說自己不理解，對焦裕祿和長篇通訊的寫作過程都不了解，也不能說。既然你不理解，我們就沒辦法問題，然后他就說，我也忙，你們走吧。

劉成名開始不見，后來到底還是找到了，說是接受省里的指派，兩張大字報引起了上頭的重視，劉說不跟你們談，問什么也是一概不知。我們找張欽禮，他去廣東宣傳焦裕祿事跡去了，始終沒有見到他。

我們在底下跟著長篇通訊提到的，走了二十多個村子，個別訪問和開調查會調查的人有三百多個，原始筆錄有十三個筆記本，他們每個人三本都寫滿了，我寫了四個筆記本。

兩張大字報中間實質材料，焦裕祿說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們共產黨人為這片土地付出了重大犧牲，沒有輕易丟給敵人，并提到一個月犧牲了九個區長，其中有一個名叫馬福重，大字報說他是個標準的叛徒。為了落實這個事情，我借了一個自行車，跑去山東曹縣小楊口，訪問馬福重的老家，路過張莊大隊向黨支部問了張欽禮家里的情況。我找到八路軍政委馬振清家里，他告訴我，馬福重是九區區長，四四年被日本人殺害，腸子拉出來掛在樹上，他說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后人民政府認定為烈士，咋是叛徒呢？馬的墳墓在界牌的南門外，墳前還有烈士碑，我連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雙手親自摸摸碑文不可。為了落實這個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里地。

調查一共進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記錄總共十三個筆記本，集中以后由我十四號去省委第一招待所，討論如何寫這個報告，最后決定按照六條調查提綱的順序來寫，由我來執筆，費了三天三夜，一口氣寫完了，底稿一份由王東舟保存，同學們分頭抄寫了兩份，一份交給省委，一份給中央。給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河南飯店交給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時候交給國務院辦公廳的劉主任了。

這個調查報告最主要回答了三個問題，一個是焦裕祿事跡的真偽，調查的結果是翔實無誤，沒有什么水份，第二個是馬福重的叛徒問題，現場找到原來馬福重的上級，他確實是為民族和國家犧牲的烈士，兩張大字報的相關內容都是誣蔑之詞，同時也駁斥了宣傳焦裕祿事跡的人是王八蛋宣傳假典型的說法，我們調查報告還指出，由于長篇通訊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跡沒有寫上，肯定了焦裕祿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干部的好榜樣。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祿的后任縣委書記，他應該率先學習焦裕祿的精神，他借口自己不了解情況，還下手整介紹焦裕祿事跡的人，不組織學習。在中央表態之后，他還繼續抗拒，這就是組織原則的錯誤了。在調查期間，我們就發現，周化民、秦一飛反對宣傳焦裕祿，在看長篇通訊的小樣的時候，在縣委會上周就說焦裕祿到蘭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時間，共產黨成立政權十幾年都沒有改變蘭考的面貌，你一年多就改變了，那不是比共產黨還能？還說長篇通訊不寫縣委的領導，而是突出個人。劉俊生保管了焦裕祿的遺物，是縣委辦的通訊干事，宣傳部長領他去秦一飛的辦公室，說匯報焦裕祿長篇通訊的事情，秦說：啥雞吧典型，你就知道聽張欽禮的胡雞吧咯咯，說你們的沙荒和鹽堿地不是還在嗎？大閨女都沒有褲子穿的窮地方，走走，我不聽你的，結果給攆出來。訪問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這些情況了，我說不要寫進去，老干部認識也要有一個過程，而且是他們在黨內和個人場合說的，中央肯定之前，個人有不同認識，應該允許，也不能算是錯誤，所以沒有寫上去。

我把調查報告交上去之后，住在北大，參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見，是在西苑。

三、蘭考的文革

我回到開封師院已經是十二月底了，這個時候農村已經開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蘭考去看，那里已經分成兩派了，一派稱為“衛焦派”，以焦裕祿樹立的四大紅旗為代表，他們成立貧下中農衛焦司令部，認為否定長篇通訊就是要砍紅旗，衛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張欽禮。另一派是“衛東林焦”，以機關干部為主體，有少數農民，當時開封地委宣傳部、組織部、統戰部的干部，也出了一張大字報，支持周化民打倒張欽禮，好家伙，這就相當于地委四大班子表態了，縣里面原來支持張欽禮的干部馬上倒戈了，脫離“衛焦”加入“衛東林焦”。衛焦就主要剩下工人和農民了，在人數上還是多數，干部中間是少數。衛東林焦就開始揪斗張欽禮，文革初期的兩張大字報一出，實際上張欽禮就被罷官了，說他是政治扒手，介紹焦裕祿是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焦裕祿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于鄭州去世，地委也沒有發現什么事跡，有個地委組織部長王在焦死前去看過他，當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鄭州的公墓里。本來是人死燈滅，一了百了，就無聲無息地走了。張欽禮焦裕祿在蘭考這一年，張欽禮作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動。張欽禮本人是蘭考合并之后的第一任縣長，長期抓生產，在老百姓中間的聲望已經相當好了，老百姓叫他張青天，干部稱他是活地圖。張對焦裕祿就這么無聲無息走了感到難過，認為焦裕祿的精神境界不得了，不能埋沒，五月二十日張欽禮在豫東的造林會議上就講焦，省里面是王維群主持會議，每個代表發言限制半小時，張欽禮講焦裕祿如何造林防風固沙，最后活活累死了，王說張講話不受時間限制。

六四年張欽禮又給河南日報投稿，懷念焦裕祿。十月，張又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匯報一年來蘭考“除三害”斗爭情況，重點還是焦裕祿，引起了省委領導的重視，在全省四清工作會議上口頭表揚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簡報，在焦裕祿去世當年，張欽禮就有三次宣傳焦裕祿的行動。六五年一二月份，新華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長張李勇先，逯祖毅、魯保國，在劉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祿的事跡，河南日報做了報道，并沒有引起重視。

六五年十二月，新華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東了解抗災經驗，如何在黨的領導下渡過經濟難關，找抗災典型的線索，本來已經去杞縣了，第二天坐錯了車偶然來到蘭考的。劉俊生接待他，周原說明來意之后，劉就說縣委書記累死了，周的職業敏感性很強，追問詳細情況，這樣劉俊生就讓他去找張縣長，因為他了解最詳細。周因此結識了張欽禮，一提到焦，張聲淚俱下，講了他的很多感人事例，周也是哭著記錄的，最后感動地說發現了一個金礦。然后，他就向穆青匯報，在電話里講了焦裕祿的事跡。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帶了總社的記者團直奔蘭考，當天下午，十多個記者就找到張欽禮，在縣委辦公室座談，張欽禮再一次聲淚俱下地講了一下午，焦裕祿身邊的工作人員補充，晚飯記者們都吃不下去，夜里一直談到十一點多。穆青說他一輩子的記者生涯中間沒有哭過，我在延安時期就是記者，首次被焦裕祿感動得哭了。他說不用任何藝術加工，簡單地把焦裕祿的事跡羅列起來，就是極為感人的材料。記者們根據張欽禮提供的線索，下到農村去調查核實，周原執筆寫了初稿，最后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刊出來的。周原的夫人陳健說，如果沒有張欽禮，焦裕祿將永遠被埋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四、陷入蘭考文革到進監獄

一九六六年外地學生到蘭考串聯，也分成兩派，一派支持衛焦，支持長篇通訊，另一派否定長篇通訊。我是二十三日去蘭考看大字報的，哪一派都沒有介入，當時支持衛東林焦的一派人，都在縣委吃飯，支持衛焦的人，都在西大樓自己搭伙吃飯。

蘭考文革群眾運動開始的時候，有人拿走了我們的調查報告草稿，寫成大傳單散發，跟初期兩張大字報是對立的。這個稿子出去了，我還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張文革大字報了。我一到蘭考，許多外地學生就一下子包圍了我，說我造謠欺騙中央，逼著我聲明作廢。我說，馬福重烈士的家鄉，我親自去調查過，你們說他是叛徒，有什么依據？到底是誰說假話，造謠？你們提出的，我不能答應。

一月份，開封開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隊介入蘭考文化大革命，他們宣布張欽禮是反革命份子，衛焦是反革命組織，是張記反革命集團。二十九日這一天，我也在西大樓，他們捆走了二十幾個人，包括管財貿的副縣長藺永沛、縣農工部副部長樊哲民，這都是以前跟焦裕祿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還有農民和工人。

我問那個支左連長馬嘯仙，你們帶隊的軍官是誰？他說是開封軍分區的副司令員李地山，我到縣人武部找到他，說：你輕易宣布誰是反革命組織是錯誤的，捆了這么多的干部和群眾，是鎮壓文化大革命，要成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走了，以為自己沒事。第一次軍隊抓的人，被群眾組織營救出來了。

軍隊第二次抓人的時間，大約是二月二十號前后，我也被他們抓了。當時的公社黨委副書記張貽泉回憶，說是三義寨公社武裝部長王金海告訴他：接縣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楊捍東，這人是蔣介石的中校軍官，讓他也參加。我就在三義寨公社背后的候寨被捕了，執行逮捕的有支左軍人，也有縣公安局的人，來了兩輛車。見到我之后，這個張副書記看到我不過是二十幾歲的青年，別說是當國民黨的中校，就是當國民黨的兵都不夠年齡，覺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進去之后，昏迷了幾次，咋進的監獄不知道，醒來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還說咋不把楊捍東架出來？下邊的人說他就是。他愣了一兩分鐘，說，你憑什么給蘭考的文革劃框框定調子？我說自己是開封師院的學生，沒有權力為文革定調子。他反問，你為啥寫那個雞吧報告批評周書記，攻擊蘭考縣委？我說是受上級指派來的，不是什么劃框框。兩個公安人員說修理他，當即就架到現在的縣政府，那里有百十個人，李某、周化民和軍分區的政委都在場，幾十個人輪流上陣，有出拳的，也有出腳的，血留下來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紅了。李某問我認不認錯，我不認錯，他就要我跪下，我說如果我犯了錯誤也只能給老百姓下跪，決不跪他們。一說完，他們那一伙人又是亂拳亂腳打來，當天還被捆了五繩子。我當時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后來才知道，這不過是個開頭，還只是第一場。

進監獄之后，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繩索捆綁起來，我被他們打昏了才進去的，到半夜才凍醒，才發現自己光著上身。嗓子渴得冒煙，看到洗臉盆是空的，后來別人告訴我說，傷重后喝水，很可能當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過來的時候，胳膊動不了，眼鏡也睜不開，想著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們到底是為啥？連大腳鐐都給我上上了。從此一直沒有人審問，到四月二號，才又把我提出來，破了鐐之后再用繩子捆上。接著就提出張欽禮，又提出一個張鳳鳴，他是復員軍人代表，也捆上。這個人十四歲入朝作戰，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國，在玻璃廠當工人，六二年帶頭下放回家當農民，因為他帶領榮復軍人支持張欽禮，所以也把他抓起來。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第一次見到張欽禮，街上很多大標語“打倒走資派張欽禮”，“打倒鐵桿保皇派楊捍東”，我看到之后，感到可笑又可悲，想來都是這個給中央的報告惹了當權派，給自己帶來大禍。他們兩個沒有戴腳鐐，下車時被一腳蹬下去之后，墊幾步還能站穩。我自己戴鐐之后，整個腿都是軟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齒磕斷了，我也至今沒有補，這些都是那些人留給我的紀念。批斗的時候，張欽禮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間，血流下來就順著張欽禮的褲子下去，張欽禮說哎呀，血流到一塊了。

從此之后，就開始全縣游斗，每天一場批斗會，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號。我那個三號號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裝了二十八個人，有農民、工人、干部，真正是名副其實的坐監，根本睡不下去，人挨著人，各個牢房都是人滿為患，連隔壁的杞縣監獄里，都關滿了蘭考的文革犯人，蘭考大約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斗，拳打腳踢是平常事，進監獄之后要過三關：撞墻、沖地等等，每個人都是這樣，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沒有了老虎凳，不然還得讓我們上去坐坐。劉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師長，十三級干部，也被抓來了，他當時已經六十多歲了。最小的是十四歲的小學生，是法院張院長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號出獄的，已經無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虱子亂爬，同學把陳紅兵的褲子給我送過來。出監獄之后，我就回學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進京，總理接見兩派代表，說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話就給平反了，回去之后就是大聯合。

我們在監獄里的時候，周化民他們成立了革委會，執政了，開著干部會議。我一下火車，滿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車，幾十個干部把我按在那里，弄到杞縣去斗。我就說，鄉親們，我是開封師院的學生，你們認識我吧。結果他們又把弄到縣城，我又是這些話，他們最后把我關在城關公社里，我就在那里絕食。我坐了幾個月的冤枉牢，現在回來拿被子，你們還這么搞，太沒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們手上，將來是你們的一筆血債。到了第四天，他們來了兩個人，把我架到車站，其中一個是金百福。我下了火車之后，走不動路，吃了一斤多鹵面，還好沒有出事。吃完就沒有錢搭車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學校。

五、到蘭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張欽禮從北京回來，蘭考在河南第一個成立革委會，典禮給我發了個請帖。那個時候，我已經留校工作了，張欽禮去師院三次，要調我去蘭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為干部調到蘭考。

過去之后，縣革委會向省里報我副主任。我去找張欽禮，對他說：張書記，我當副主任不夠格，你給我一官半職人家還要說閑話，我也不喜歡當官。張很動感情，掉了眼淚，要我參加革委會的工作，名義上是革委會常委，分工上協助管農業。我搬去跟搬運工人住在一起，經常下鄉跟著拉架子車。

不久，就開始重新調查蘭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隨張欽禮帶隊的“學大寨毛澤東思想戰斗隊”，一共二十多個人，步行六十多天，沿著河，帶著饃饃作干糧。每天都是邊走邊看，什么地方可以建閘，沿著引黃河道，跑了三個來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后，又請省水文隊的技術人員，我又領著他們下去測量了一遍，取了320個水準點，為后來的整體規劃提供依據，整個蘭考縣的規劃架子，就是那個時候搭起來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餓了，就吃個饃饃，渴了，就喝河里的水，中午實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樹下面躺一會。一直到十一月份，那個日子真是不好過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這樣的，縣革委會里面也沒有我的床，我就在搬運工人那里搭鋪。

六九年元月八號，我結婚了，婚后我們兩口子一起下去農村，到最遠的地方，南章公社老寨大隊住在楊堂那兒。我愛人在小學里當校長，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祿紀念館館長，跟焦裕祿的夫人關系特好，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們是結婚后第三天下去的，農民給我們騰了間小磨屋，也沒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鋪，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鋪蓋，帶了一個五毛錢的包裝箱過去，啥好東西也沒得吃。

春季，我就領著九個生產隊，搞高產玉米，從農業局引進新單一號，做了很多說服工作，說作為農民長期吃返銷糧，對國家沒有貢獻是恥辱。每個村子都種一二百畝，爭取一季翻身。下種的時候，老農思想不通，說我是吃皇糧的，卻拿著他們的地做試驗。到秋收的時候，平均畝產800斤，最高1150斤，當年就扭轉了缺糧。那些開始反對的老農，主動去看場，我們買了脫粒機，不叫開，非要先照相。

這個事情全縣就打響了，張欽禮把這個作為典型事例，匯報給省里。七○年叫回去當水利局長。我回來的時候，大隊黨支部領著三百多群眾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里地，在公社的照相館合影留念，才回去。農民是真正具有實事求是精神的，發現自己錯了，從來都不護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干部相比，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我回來干水利局長的時候，準備修復三義寨引黃渠首工程，親自擔任總閘修復指揮長，進行底板加固，換閘門，擴大到500流量。還組織打井隊，到通許學習打小井，原來的井直徑一米，需要花幾周時間投資好幾千元，耗費大。新的技術是用水沖鉆打井，當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虛的東西，就干這么兩點實際的事情。

我回來之后，愛人孩子還留在楊堂。七○年，劉建勛說大學生必須鍛煉三年，我就又回到楊堂去，擔任大隊黨支部委員，一邊搞農村工作，一邊組織識字班，中午在識字班教識字，晚上組織干部和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學一段就結合實際討論當前的工作，白天都舍不得開會，開會都是晚上。那個時候，要布置生產任務，有人晚上就偷著干了，也找不到是什么人，很多活兒不讓派，形成這個風氣了，今天要是沒有報酬，還有人干活嗎？我總是在想，農民真的落后嗎？集體真的搞不好嗎？可是我親眼看到，很多農活大家都偷偷干了，不是一兩個人的力量能夠完成的工作。幾千年來都說農民落后，是小農，可是我在那里的時候，農民常常來找我，說漢東，咱該加加油了，是不是領著學習毛主席著作。

原來楊堂這個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鹽場，春天的時候地表就是一層鹽，凍了人走上去嘎嘎響。那個時候，硝鹽也不讓出，農民偷偷曬。因為大面積鹽堿地在那兒，我就跟公社說，應該曬鹽，而且把鹽場分給各家各戶，地少，大家都閑著干啥。公社黨委也同意。每個鹽場都能掃二三百斤硝鹽，比今天的這個精制鹽好吃，一噸鹽可以換到一噸玉米，老百姓很感謝我，這也算是一個原因。農民還對我說，你啥時候叫黃河水過來，我們給你立個碑。

六、反復

六七年二月，他們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張欽禮當了革委會主任之后，很多原來打過張欽禮的干部，都心虛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領工資。張欽禮說，凡是不敢領的，把工資送到他們家里去，文革運動嘛，站錯了隊站過來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個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派的人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擊的真誠，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來為了表示自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長。我們掌權后，代表縣革委會講話出去反復拉架，攔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們在革委會工作后，也有打人現象，我罵過幾次：說你們是孬種，你們不是簡單的打人，而是打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你們挨整有我厲害嗎？我都沒有打人，你們有什么資格打人。雖然如此，還是沒有完全制止住，當時發生了兩個人命案子，一個是李仁德，是原來的縣委組織部干部，六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時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開會批判他，揭發出來他曾經貪污了二百多元黨費，他心里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個是申秀春，教師，他的一幫子學生為了表示反戈一擊，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后他喝了很多生水，就死了。在我們挨整的時候，他們整死了張邦興，縣委副書記，還有楊孔昭，銀行副行長，文革期間，一邊有兩條命案。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死黨王新撤了張欽禮的縣革委會主任職務，把他調到信陽地區掛一個地革委副主任。然后派軍宣隊到蘭考批判張欽禮的“生產黨”，說我們改變災區面貌的努力是“以生產壓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28天的“爬坡會”，把縣委和各級革委會成員集中起來辦“路線教育學習班”，搞“思想爬坡”“批修整風”；從四月開始又搞了52天的“批修學習班”；從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到尉氏縣搞了120多天的“整建黨學習班”。在此期間也把我弄到縣里來開始批判。尉氏縣學習班，又批六八年這個事兒，原來在六七年整張欽禮的人又成了“動力”，張欽禮這一次又被他們作為批斗對象。我說，確實有打人現象，我們一直是批評阻攔的，最后我很快以優秀黨員過關了。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從學習班解脫，回到楊堂，參加黨支部工作。很快，那伙人又派出一個龐大的整黨工作組，專門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縣四個月，他們大張旗鼓地批判張欽禮，我在底下，沒有回蘭考去，也沒有礙著他們的眼，怎么又來找我事兒呢？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我的經濟問題，作風問題，一無所獲，最后說我沒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說我教識字和組織學毛著是反過來教育貧下中農，我說毛主席說了，見了群眾不宣傳不鼓動，是自由主義。他們要因此開除我的黨籍，最后大隊黨支部和全體黨員，要把他們捉住捆起來，他們害怕才連夜逃跑了。

這個時期，縣委書記是武裝部長龐傳文，他把我弄回蘭考，軟禁在招待所里，不讓出門。我們二十多個人一起，就組織上訪團，上省委告狀去了。我們是六月份出去的，在鄭州呆了一個多月，由我執筆寫材料。那個時候，張欽禮還是信陽地革委會副主任，他們這伙子人就在蘭考這邊批判他，用大喇叭對準他的父母家住房喊叫，結果張的母親受不了刺激，死了，張欽禮回來奔喪，這些人還把這作為階級斗爭新動向，登上敵情簡報。

林彪事件公布之后，學習班的事情才有所松動，后來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組去蘭考整我的。我們開始聽說林彪甩死了，都是頭腦發懵，后來才松快了。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劉建勛接見蘭考上訪團，由我主談并匯報情況，劉建勛說聽說你一年改變了一個大隊的面貌，我說這不是我的功勞。后來，劉建勛就提拔我當蘭考縣副書記。

一九七二年底，周總理第二次接見張欽禮、楊貴，為張欽禮平反，年底我參加了批王新的會議，在省革委會五次全會上，我說不能說沒有失誤，但是打人的事情，先革委會是攔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漢軍區要聽龐傳文的檢討，龐來找我說省委領導要聽我的檢討，要我給他寫檢討，我說：你過不了關，困死你這個畜生，我在楊堂勞動，小車一推五百多斤，糧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夠，上集上買紅薯片，沒有摻和縣里面的事情，你為什么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縣差點被你整死，你還有一點人味嗎？你還有臉來叫我幫你寫檢討！

在七二年底這個會上，最后一項議程是平反補臺，我保留革委會常委。龐傳文簽了一句：強烈要求省委調張欽禮回蘭考主持工作。十二月省委下文，安排我當縣委副書記，張讓我管組織和宣傳工作，我自己要求管公檢法，看誰還敢亂整人搞冤假錯案。我管公檢法之后，凡是捕人都要經過我一支筆批。

七三年一月我開始管公檢法，年底又讓我兼生產指揮長，主持政府工作。說是不兼政法書記，除了宣傳衛生不管之外，工農業、財政、公檢法都管。那個時候，張欽禮要求縣委干部每年勞動不少于120天，叫生產隊記工分，那個時候開會和批案子都是在地頭，公安和法院都是找到地里去，晚上才有時間看卷宗，到底是該拘留還是逮捕，我簽字之后，公安局再去拿人。往往晚上要看到一兩點鐘，第二天繼續生產，沒有過年過節，根本就沒有禮拜天的印象。

有些干部，寧肯犧牲別人的生命也不肯犧牲自己的一根汗毛。我主管公檢法的時候，有一起反標案，經過排隊抓了個民辦教師，經過省里面字跡鑒定，批準拘留他。我看了卷宗，認為這個人沒有作案理由和動機，就又要他們排查，結果抓到了真正的犯罪份子。原來的公安局副局長就不肯放這個民辦教師，說他手腳不干凈，拔了生產隊的紅薯什么的。我說，當時抓他不是拔紅薯，而是反標，現在查明他沒有問題就應該放人。那個副局長還是老革命出身，沒有多少文化，解放前戰爭年代的紅小鬼出身，解放后自己當官了就是這個態度對老百姓。所以執法人員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很難做到有法必依，執行上法律就變形了。我是一律要求從輕，他們往往要求從重，說這個人態度不好，態度不好是犯罪嗎？

因為班子里我最年青，每年都是鐵定的防汛指揮長，晚上回來問工業交通的事情。要是什么時候回去一趟，屋里公檢法的人都坐滿了。我總是告訴他們，我不聽口頭匯報，就是要看卷宗，常常忙到三四點，餓了就是白開水加上饃饃。老婆說你是個夜游神，每天都是超負荷工作，睡覺沒有超過五小時的。

七、黃河防汛

我這一生，如果要在回憶中間找閃光點，七三年和七五年黃河防汛是兩個閃光點。前年黃河才2330個流量，這也算是個水呀，就出動了1500官兵，至少花了五千萬。七五年汛期的時候，最大流量12500，最少7500流量，比前年的汛期流量大了五倍不止，我們防汛只花了國家不到十萬塊錢，這么大的洪水，我們連地區都沒有驚動，省里更不用說了。

最為可笑的是，張欽禮被捕竟然是因為這個防洪的事兒，他領著幾十個人，為了保住黃河大堤，他在尉氏縣破了生產堤，趴開了五十米的一個缺口。他也是舍不得，想要保莊稼。那時周總理每年都強調，只要是花園口流量超過了多少，生產堤就必須破堤行洪，為了保大堤，犧牲生產堤是必須的。他們抓了張欽禮之后，省檢察院來了兩人，問張欽禮為什么趴大堤？我反問他們，張欽禮趴的是什么堤？如果他有罪的話，就是他不應該只破50米，而是應該破500米，破5000米，50000米，如果你們現在要找證人的話，我可以找到幾萬人，要找物證，我現在就可以帶你去。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報頭版消息，說張欽禮“嚴重破壞工農業生產，擅自扒堤決口，使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罪惡累累，民憤極大。”因為實在是無法自圓其說，最后在審判的時候給取消了。

那個時候，為了顧黃河大堤，灘區三次過水。我們當時的工作重心，一是大堤安全，二是灘區救護，我們把蘭考空降團調了兩個營上去。開會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講，黃河出險，往往間不容發，這個事情我要一個人說了算，希望大家諒解。那個時候一防汛，多少天沒有睡過，一天剛剛回家，就來信說洪水灣著大堤了，大堤一直往下垮，多粗的柳樹擋水，當場就沖走了，掛柳都不行了，老河工說只有拋石護堤。馬上就通知航運站調五艘船過來，裝石頭，站長不同意，因為一艘船就是幾十萬，我說如果十二點不到，我就一槍斃了你。船載石頭過來之后，很快就捂住了崩岸。下著大雨，我也不打傘，槍提在手里，誰怠慢了都不行，其實槍里頭一顆子彈沒有。曾經有一處管涌險情，我先下去摸到眼，一揮槍，要都給我下去，很快就堵住了，沒有釀成大事故。群眾參加防汛，實在困了，就摟著樹打個盹，為了讓灘區群眾安心，我親自去把群眾的小豬小羊裝上船。

防汛結束之后，我給大家作檢討，說那一次實在太緊急，沒有辦法，如果不能迅速處理，潰口了，黃河就要又一次改道，那我們在現場的這些人，都要成為千古罪人了。

這個防汛指揮長，一直由我擔任到一九七七年。

八、從停職反省到判刑五年

張欽禮被他們構陷之后，我跟新來的書記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對我說，造反派里不是沒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這個人跟風很厲害，凡是張欽禮工作期間在職的干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四月份一次縣委常委會會議，一次性要免掉十八個公社書記，由組織部長宣布名單，同時說兩句免職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時候，理由是惡毒攻擊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依據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幫派會議上，孔令洪說出以華為首的四人幫這個話，我就很奇怪，這個話應該是有下文的，組織部副部長吳令傳說他隨即改口說是黨中央，我就問這到底是口誤還是攻擊？免掉糧食局副局長楊東英，理由是他用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說這個應該有什么家俱名稱，用掉了多少木材，合計值多少錢？幾方木材都沒有，就這樣免掉一個局長啊。刁文當即就說，去球去球，這個會不開了，回頭假裝責怪組織部：你們咋搞的材料？

我說，從免職的程序看，我們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書記，說他是四人幫的幫員，四人幫的手再長，也伸不到公社來呀！我們這些人哪個人跟四人幫搭得上關系呀，我們縣委常委應該是干部的娘家，我建議材料跟本人見見面，行不行？當時參加會議的四個軍隊干部，他們異口同聲地支持我，說楊書記說的對呀。以后他們就再也不通知我參加常委會了，刁文說只要叫楊捍東參加，啥人也免不成，我也就一直住隊，直到免我的職。

我的專案組，大概有十幾個人，始終沒有對面批判過我。從七八年初開始，不叫我管生產和公檢法了，讓我管教育和衛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團上商丘開會，后來開科技代表大會，又要我當團長。會上，我要求見地委李錦堂書記，他召集地委常委聽我匯報蘭考的情況。我說，張欽禮工作的時候，淤灌了二十多萬畝鹽堿地，是有成績的，又打通了最后一條河，蘭考縣內的三害基本上消滅了。張欽禮走了，他手下的干部不一定都是壞人，現在來一個全面掃蕩，原來整張欽禮的人都作為動力，作為提拔對象，我認為這是刁文搞的還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遠是沒有黨性，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產量目標是四五八，黃高昌兩年把產量提高到八百斤以上，蘭考這樣的干部都不要，還要啥干部？至于我個人，我希望地委要么把我免職，要么調出蘭考，我的這個匯報當場做了記錄。

我回蘭考之后，馬上找刁文作了會議內容匯報，包括我跟地委書記談話的內容。他下去說楊捍東在地委告我的黑狀，我回頭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認。

八月份就開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禮堂開會，科局長和公社黨委以上成員參加，我還坐主席臺上，刁文說今天要楊捍東說清楚四人幫橫行時期的事情。財政局的張玉合說：刁書記，我想給楊捍東提幾個問題行不行？一、你抗過日嗎？二、你參加過三年自衛戰爭沒有？三、你一沒有打過日本人二沒有打過老蔣，咋當的縣委書記？刁文說回答嘛。

我說，建國那年我七歲，一無戰功二無苦勞，為啥當書記？我說不出來，自己做夢沒有想過，也沒有申請過，當書記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問劉建勛，我跟老同志比是不夠格，還是趕快免我的職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淚說完這幾句話，就沒有人再發言了，批判我一場就是有人提了三個問題，他們說沒有打過仗就沒有資格當書記。

十月份被免職，宣布的那天刁文還告訴我說免職不是處分，該咋工作還是咋工作。第一天縣城里到處貼的是標語“打倒楊捍東”“要除惡務盡、不留后患”“楊捍東免職大快人心”，楊捍東三個字還是倒著寫的。我找到刁文問他，你不是說免職不算處分嗎？怎么我成了惡，還要不留后患？六七年打過我的人、捆過我的人，我個人是連一句話都沒有回過頭去說他們的，你們就這樣對待同志，這樣當官、執行政策的呀。

接下來我還是回去住隊，在新韓林大隊第四隊，參加他們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和群眾都說老長工又回來了，我聽了很感到欣慰，當人民的長工是值得的。反正，我不當官也一樣為人民工作，這一年隊里成為先進單位，大隊每人都受獎。

九、進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參加會議到六點，回縣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剛到了半碗水喝，還沒有吃飯。就被叫出去，張傳忠副局長宣布，楊捍東因違法亂紀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著就抄我的家，抽屜、衣蔸等等全部抄遍，連工作日記也抄走，練書法的舊報紙也不放過，想要在其中發現思想犯罪的證據。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祿的老婆找我的愛人，說叫漢東去跟刁文說句話就啥事沒有了。我沒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說他在文革中間參加過搶槍，我當時就說你搶槍你檢討，你用自己的派性來說人哪。

被捕的第二天，張副院長提審我，檢察院的丁股長辦我的案子。當兵的都很同情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檢法的，每月五號要檢查一次監獄，看看他們缺啥，辦過緊俏東西也找我批，他們家里有啥事情都愿意跟我說，官兵對我都很尊重。有個姓周的所長不識數，問楊捍東你怎么進來的？我說老子怎么進來的你不知道，你看老子落馬了不是。

到了刑訊室，他們給弄了個燒餅、油條，叫先吃早點。他們說，都熟人了，吃完了吸煙罷。我說，你們兩個怎么辦我的案，是你們問我還是我問你們？他們說，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來蘭考就好了。說來說去，你那個調查報告對周書記的打擊太大了。我說，我都被他們抓去坐過一回監牢了，五花大綁批斗了四十多場，還沒有完帳？

粉碎四人幫之后，特意把蘭考劃到商丘地區，周化民是地委書記，過了二三年，打擊完了，又劃回開封。他們拿出我練書法寫的一首詩，是杜甫的春望，中間有兩句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問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幫被粉碎了你的國就破了吧，我問他們，我還寫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你們沒有看見嗎，哪一首影射現實的？說了兩天，我就問他們還有啥問題沒有？他們說，你管公檢法辦過什么錯案沒有？提到牛萬成這個人，我說這個人解放前出賣過八路軍，解放后又魚肉百姓，本身是個壞分子，他罪證確鑿。他們回答說，已經放了。又說防汛期間，有個韓美蘭，洪水上來的時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五天，何錯之有？最后我說，你們談了這兩天，那一條夠犯罪，他們說確實不夠，我就說你們不能再錯。

第三天，起訴書就給我了，三條罪證。一條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員讓他下跪了，我說你們兩個當時都在場，他抓了1200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國民黨中校的捏造事實來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惡多大。批斗李是武漢軍區批準的，開封軍分區和蘭考武裝部聯合主持的，他們找到我要我上臺發言的，因為我受害最深，讓他給蘭考32萬人民請罪，開封軍分區司令拉著我的手說姿態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場，你們問過沒有，怎么還要用這個來起訴我？第二條是有一個偷水泥的，說是我讓大隊捆他了，我說你們沒有調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現場扭送公安局的，這是大隊黨支部討論的，我說夠判勞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們連維護公益的人都要作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邊去了，誰還敢維護集體利益？第三條，說我在六八年說過對走資派叛徒特務要堅決斗爭，我說我現在還是這個觀點，錯了嗎？我當年對于打人是堅決制止的。他們公然說，現在不是評你當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兒，他們已經公然不要臉了，什么事實，什么法律，在他們眼里完全是狗屁。

結果，還沒有等我的答辯寫好，判決書就下來了。法院院長董惠省對我說，你是我的老領導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兒，不要上訴了，上訴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虧，算了。當時，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從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見不著她了，五年出去，她還不到九十，還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訴了。

到底后來我還是寫了上訴狀，寫了幾天幾夜，要我連夜交給他們，第二天九點多商丘中院就駁回了，維持原判，他們是啥時候上訴，啥時候駁回，效率真是夠高的，這就成了終審判決。蘭考一共六個人送到省第三監獄，獄政科長問是啥罪，我說無罪，他問沒罪來這干啥，我回答說，你看看我的判決書，這些事兒作黨內處分都不夠，叫侵犯了他們的人權嗎？因為我一直拒絕寫認罪書，就不放過我，要留監就業。科長找到我說，老楊你認個錯算了，我說監獄是教人認錯的地方嗎？我犯的是啥錯誤？如果你們能夠依法辦事為我申冤平反，就是認幾天幾夜的錯也可以。

我在監獄了停了五年半，父親杵著拐棍去看我，說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爺兒倆見不著了。我見了他，很難過，說：大，我不孝，我在這給你磕四個響頭，就這樣送你了。最后批準我半個月假，回家給父親治病，一五九醫院和地區醫院都確診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監獄，衛兵卻不讓我進去了，最后是獄政科干部領著我進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說我沒有認錯，原以為五年變無期的。

我離開監獄之后，離開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們湊了四千多塊錢給我，我回家床都沒有下，就會老家去了。年底父親就去世了，人財兩空。我年底回家的時候，大兒子已經參軍走了，才十五歲多，我到武裝部找到部長和政委，說你們膽子太大了吧，烏紗帽不想要了。他說，我們認為你是我們的好書記，我們專門安排他走的，不能因為你影響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當個愛國軍人，要他不要再入黨了，這個黨已經變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幾十分鐘，還召集黨支部會議，當過多年的縣委書記，最后那些以黨的干部宣布說不承認我的黨籍，可笑不可笑。你開除我的黨籍，總要手續完備，我入黨時是在黨旗下宣過誓的。他當了七年半兵，復員回來之后在醫藥公司工作。

我愛人是六三年大專畢業生，當過小學教師，焦裕祿紀念館第一任館長，財政局人事股長，后來因為我的影響要她醫藥公司切藥，倉庫主任，門市部主任，就是不給她調工資，退休了只有400多塊錢。

我回來之后，紀檢書記楊找過我幾趟，他原來是辦事員，是反張欽禮的。他到我家里，叫我上班，我說勞改五年了，還有班可上，他說你沒有開除公職，還是國家正式干部。中央有個文件精神，清查中間的人，要給出路，讓看河南省委的一○○號文件，上面說對罪該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說我不屬于這個范圍。他說從上班之日起發生活費，不等，最高50元。我說我一個本科生，最少教個初中吧，小學老師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話嗎？要我吃狗的食干人的活，何況本來就不該判我的刑，我是寧可多蹲監獄也不認罪的。如果你們真同情我，就在西關農場給幾畝地吧，這樣從八五年開始，我就種了二十年的地，場長給了四畝地，我自己開荒五畝。靠種地供了兩個大學生，本來大兒子學習成績最好，因為我坐監獄給耽誤了。我坐監獄的時候，愛人的工資是34塊錢，三個孩子是十歲、七歲、四歲，現在想起來都寒心，不知道咋過來的。

在農場期間，農場工人多少次要選我當場長，教領著殺出一條血路來，我說我啥沒當過，這個年頭不是我干事的時候。誰要來征求意見，我都是正面說，不能貪，不能占。我自己一生從沒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時候是毫無保留地奉獻青春，蘭考在我們手上領著建了兩個工業區，十個大型廠礦，幾十個集體工廠，農業上除三害的愿望徹底實現，最后我倒成了罪人，他們成了功臣。

十、回顧毛澤東和文革

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以歷史發展來驗證，是非常正確的。蘇東劇變，中國今天的現實，都說明了。毛想讓人民起來監督黨的干部，這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當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領袖，什么時候心里都是想著老百姓。作為一個革命家，他從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脫離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車大房子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對于文革的方式問題，值得探討，天下大亂的方法是否妥當，確實有壞人趁機報復，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規模這么大的群眾運動如何掌握，需要總結經驗教訓。

從中國政治走向看，繼續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間最輝煌處，并非失誤。現在官員腐敗成風不可救藥，黨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兩會上，溫家寶講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說到底是路線方向問題，他沒有說到點子上。靠免稅免糧能免多少，這些措施切斷農民與國家的聯系，可能也就是能緩和一下人民群眾和政府的矛盾。農資大幅度漲價，比免稅來的多，交點愛國糧，增加愛國意識，生資別這么漲，農民倒能多得點好處。農民自己始終認為種地完糧，天經地義。

今天蘭考連教師、正式干部，要發工資的人不少于一萬，按照每人每月八百，光吃飯這一塊就得一個億。蘭考的國有工業商業企業都沒有了，有幾個好的私人企業？稅源在哪里？哪有財政收入？吃飯這一塊都成了問題。地方財政完全失去了造血能力，靠上級財政轉移，戰亂、饑荒怎么辦？國家如何維持，中央財政也變成吃飯的了。靠富人愛國拿錢，那是笑話，明王朝眼看要垮臺了，崇禎親自動員皇親國戚拿軍餉，還都不拿。

中國今天政治理論混亂，經濟理論更混亂，換一個書記打一個旗幟，城頭變幻大王旗。毛澤東思想不說千秋萬代，起碼要管相當一個時期。貓論摸論能指揮一個黨？沒有方向路線和目標，能成嗎？有人說鄧小平是故意復辟，我不相信。他是沒有能力解決中國問題，他所說的兩極分化和產生一個資產階級，已經成為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了，已經是走上他說的邪路上去了，他撐不起這個大廈，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江澤民就是搞個維持會，在他自己的任上，沒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間說，看這幾個領導人的手勢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遠，鄧小平光顧眼前，江澤民是求穩怕亂，農民總結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總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號召力。他們搞什么粉碎四人幫，我曾經多次給中央寫過報告，從來不知道有什么四人幫的事情，省級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個四人幫，一切都是那伙子人事后炮制出來的。他們說主席錯了，中央錯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沒有罪都判刑，有罪沒有罪都免職，他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這，這樣的官員對上是奴隸，對下是奴隸主，靠這樣的人支撐共和國搞建設，可能嗎？

主席當年是怎么搞重工業的？沒有三線建設的老底子，戰爭早就降臨了，援外也是為了周邊安全環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農業發展，我更有親身體會，我執政八年，淤灌二十多萬畝好地，我去坐監后二十七年了，蘭考連碗口大的一塊好地，都沒有造出來，當年打的井，開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壞完了，都沒有人管，對于今天這些當官的，老百姓中間流傳的政治笑話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觀總結歷史，都不是唯物主義，我出了校門就坐監，老了還坐監，咋知道自己一腔熱血變成這個結局？黨內的對與錯、貪與廉，何時和諧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階段，就得提階級斗爭這個口號，就得當作一個重大問題提出來，進行批評和斗爭，沒有這一點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團結的。

我管公檢法的時候，整個公檢法隊伍總共就六十七個人，現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還配備了那么多的警車警械，隊伍膨脹了上百倍，連治安基本好轉都不敢吹。我們那個時候，蘭考根本沒有積案，二十歲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們會感到很吃驚的，當時的精力都放在預防犯罪方面了，一個公社就只有一個公安特派員，一個大隊一個治安主任。過去是壞人怕好人，現在可不是這樣。當官的貪污，只要是上萬，就非殺不可，誰講情都無效，現在是什么樣子，老百姓說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沒錢花；過去誰敢這樣？！

跟今天這些官員對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經過他們三十多年的審查，我們那個時候蘭考的班子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經濟問題、出桃色事件，隨便他們怎么查，都沒有找到我的問題。時間老人最能給人作結論，文件上的結論判決書上寫的都是假的，經不起時間考驗，他們算不上什么英雄。張欽禮被他們判刑關押十三年，離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來越懷念他。他頭上帶著老百姓送的三頂帽子：張青天、新包公、蘭考的活地圖，他的政績有三個無人可比：共和國建立以來對蘭考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貢獻無人可比；樹立焦裕祿這個共產黨人形象的功勞無人可比；廉潔清正一塵不染的作風無人可比。就是張欽禮的政敵也承認這三條，有一個胡某人，是當年整張欽禮的鐵桿保守派，前幾年來看我，我問他，你們當年反張，他有啥問題沒有？胡某人說，沒有，就是張不能團結人、驕傲、抗上，都是上級要整他。

張欽禮不媚上是一貫的，老黃有一次親身經歷，他曾經陪省革委會副主任楊到蘭考來視察，張欽禮帶他們參觀了蘋果園和貯藏蘋果的地窖，硬是沒有請他和隨行人員吃一個蘋果，視察結束時已經到了吃午飯的時間，張欽禮也沒有主動留吃飯。在返回的路上，楊的通訊員和司機就開罵了，受到楊的阻止。老張說到，張欽禮下鄉的時候，如果給炒盤雞蛋或者是豬肉，他一定不吃，還要罵人的，他在鄉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里面煮幾塊紅薯，吃完之后碗比“狗舔的還干凈”。如果是今天，張欽禮這樣耿介的干部，肯定在官場中間一天都混不下去。那個時代出現焦裕祿和張欽禮這樣的干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這樣，蘭考有一個村子在三幾年的時候就建立了黨支部，其中一個老黨員九十多了，常有人問他什么時候入黨的，見識過的什么人最壞，他笑笑說：我入黨的時候你還沒有呢；算孬種支書算第一。

因為張欽禮威信極高，不搞和稀泥，誰不對就要挨批評，受他批評的人往往幾年抬不起頭來，他在蘭考工作時間又長，挨他批評的人不在少數因此很多干部恨他，甚至在公眾場合，上級說的不對的，他也起來反駁，周化民就曾經被他當場指出錯誤，鬧得灰頭灰臉，下不了臺，因此恨他，文革一來就借機整他。

張欽禮死后，我寫了挽聯，橫批是：一代風范　雖死猶榮

樹焦君豐碑、竟焦君遺愿、四十年不曾止步、無愧親密戰友、莫憑恩怨作論；

惦百姓疾苦、為百姓造福、六十載未肯息肩、堪稱人民功臣、勿以窮達相觀。

二○○○年七月十日，開封中院要我過去，說你多年申訴，我們給你合議了一下，叫你來看給你的裁決；然后念道：“對于運動案，中央沒精神無法解決”，是寫在他筆記本上的一句話。我要求給我一個副本，他們不同意，我退一步說，抄下來蓋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級法院連正規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心虛到何等地步。幾個法官跟我談話，說：老楊，你說張欽禮冤，四人幫哪個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還不冤死個球。中級法院都承認四人幫冤，公開撕破臉，不要臉了。他們給我的判決書，就是最好的申訴書，是他們枉法斷案的鐵證。他們說，當年都是省委定調子，我們只是辦手續。

鄧小平依靠的河南這一批人，是什么樣的人，已經很清楚了。那些人從來不干正經事，個個都是整人的好手。從五七年反右開始，吳芝圃、趙文甫、楊尉屏、代蘇理，他們一貫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在反右之后他們搞“反潘楊王”，是老河南幫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來的反右擴大化，又是他們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風的，也是這幾個人。五九年反右傾，張欽禮被他們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四清的時候他們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積極得很，文革初期他們拋出這個拋出那個，粉碎四人幫之后，他們又是來了一個大掃蕩。到下面，他們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馬的秦一飛、周化民之流，焦裕祿死了他們都不知道，張欽禮如果不吭聲，也就一了百了。因為這個原因，他們連張欽禮都恨上了，因為焦裕祿的工作方式被宣傳出來，是對他們工作方式的否定。為這個，張欽禮后半生就被他們一伙壓得抬不起頭來。從改變蘭考的面貌需要看，張欽禮需要焦裕祿這一份精神資源來激勵蘭考的干部和群眾，團結奮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飛之流的“當官做老爺”理念與此格格不入。

從我和張欽禮的冤案看，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祿當這個典型，我的真正問題還是那個調查報告，觸犯了他們的根本立場。焦裕祿和前幾任書記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團結人一道工作，在前幾任書記那里，張欽禮都發揮不了作用，在蘭考縣委班子中間，沒有人比張欽禮更了解蘭考的人，他的工作匯報既具體又詳細，好多老農和積極分子他能夠叫出名字來。那些人構陷張欽禮，是力圖從蘭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張的光輝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樣很難實現。有傳言說周化民私下問刁文，楊捍東這個人有什么問題沒有，在群眾中間威信怎么樣？刁文說在審查中間沒有發現什么問題，楊的群眾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說：不怕楊捍東有問題，就怕他沒有問題，他還有很高的群眾威信，這種人最危險。所以他們就因此不肯放過我。

文革期間，開封師院我班上的同學，在六七年被抓了五個，粉碎四人幫之后被判刑的三個，都是最優秀的人。我們的對立面，只要跟我們當面辯論，根本不堪一擊，文革初期的打砸搶都是這些人干的，當時我們就認為他們是干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方向。這些人除了追隨干部，想趁機撈點什么資本，沒有一分一毫實事求是的精神，也從來不考慮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國家和人民利益，鄧小平后來就是依靠這么一批人來治國，如果反而把中國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一個文革期間參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趙福壽，后來是三監獄的政委，他對犯人說：對四人幫的幫派骨干分子要揭發批判，發動利用犯人治他們從前的對立面，說是誰立功誰受獎。照理說這是他們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機會，是所謂的“撥亂反正”，這樣的事情他們本不該假手旁人的。就是這個人，從文革期間的派性出發，在我刑滿之后又額外多留難了我五個多月。

二○○六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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