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走出歷史的知青典型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四十周年特輯

    2008年6月中旬，侯雋在遼寧沈陽、大連等地為她主編的《知青心中的周恩來》一書舉辦簽售活動。和侯雋一起簽名的還有邢燕子、柴春澤等人。眾多知青圍著他們，握手、合影、仿佛回到了那個上山下鄉的年代。
    侯雋、邢燕子、柴春澤等人曾經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知青典型。   上世紀六、七年代，官方在知青上山下鄉風潮中推出大批典型。他們成為全國知青的榜樣和偶象，代表知青參加各種會議，表達各種態度，擔任各種職務，并因此聞名全國。
    侯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曾經官至國務院知青辦公室副主任。這一身份也令她退休后依然與知青有關的事務。
    侯雋試圖促成再版1996年國務院知青辦成員編寫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
    這兩體書匯集大量官文件和資料，被侯雋稱之為“正史”她希望書的再版能夠與將知青史否曲成血淚史的“野史”抗衡。
    2003年至今，侯雋還在她當年插隊的竇家橋村運作了一個“中國知青村”項目。侯曾經邀請其他知青典型前來參觀，合作。其中包括柴春澤、邢燕子以及從上海到云南的知青典型朱克家。
    被發掘出的典型
    1963年7月10日，北京高中畢業生侯雋正式將戶口從北京遷到了河北省寶坻縣竇家橋村。侯的成績非常好，但在高考前放棄了考試。畢業前，校長給學生作了形勢報告；城市就業壓力大，糧食不夠吃，國家提出“大辦糧食，大辦農業”。畢業生被要求“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如果考不上大學，家在農村的學生就回鄉務農。
    此時，離北京開始大規模動員城市青年上山下鄉還有5年，此時的北京僅僅號召農村青年呆在農村，不要到城里來。
    侯雋此時的偶像是王培珍和同樣在寶坻農村的邢燕子。
    邢燕子的父親是天津陶瓷廠廠長，邢完全有條件當工人，但她卻選擇了留在農村的爺爺身邊。這一選擇與北京的號召不謀而合，邢被樹為扎根農村的典型，郭沫若亦曾為她寫詩《邢燕子歌》。
    侯雋與邢燕子不同的是，她根本就是城市人口，卻主動到農村，1963年，這一特別之處被作家黃宗英在采訪邢燕子時順便發現。
    此時北京正在考慮和部署動員城市知青下鄉，黃宗英在周恩來家吃飯時提到侯雋，周表示，青年到農村去是方向，授意黃宗英將侯雋的事寫成文章。當年7月《人民日報》刊登了報道侯雋的文章《特殊的姑娘》，侯雋自此成為聞名全國的知青典型。
    侯認為，恰好符合當時北京的部署，并走在了前面，是邢燕子和她被當典型樹立起來的原因。
    與侯雋、邢燕子不同，柴春澤和朱克家下鄉并非自愿。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
    大陸自此掀起上山下鄉的熱潮。眾多城市出現一片紅，一鍋端的下鄉方式。整所學校，整條街道的知識青年統統被送往農村。
    朱克家也陷入了學校，居委會，父母工作單位一起動員的重重包圍之中。
    1969年4月，朱克家來到云南西雙版納勐倉公社勐掌生產隊插隊落戶。朱登上云南的火車時，看到母親在月臺上哭得當場昏倒。
    第二年，柴春澤也下鄉到了內蒙古翁牛特旗玉田皋。
    柴原本的志向是參軍。此前柴已經是中學里的典型，紅衛兵代表大會的副主任，一些被動員下鄉的畢業生稱：“柴春澤下鄉我們就下鄉，他不下我們也不下?！?BR>    無奈，柴只得選擇下鄉。
    朱和柴都在下鄉后作出了一些成績，也有些“反潮流”的舉動。朱克家放棄推薦上大學的機會，獨自在偏遠的愛伲族山寨教書。為鄉親當裁縫，木匠和遞頭匠，柴春澤則嘗試在當地種植水稻，并寫信拒絕了父親讓他招工回城的打算。   “反潮流”令兩人很快被發掘成為曲型。
     朱克家放棄上大學的事跡被上海市革委會云南慰問團相中，一份名為《山寨里最忙的年輕人》的材料被送到上海市委。朱克家進入了姚文元的視野。姚馬上派出專門的寫作班子，到云南采訪報道。不久后，署名朱克家的《我深深愛上了邊疆的一草一木《農村也是大學》《貧下中農的好兒女》等通訊大量見諸報刊，朱克家被塑造成了幾個第一；山寨里的第一個人民教師，第一個木匠，第一個理發師等等。
    一夜之間，曲型就這樣煉成了。
    朱克家感到騎虎難下；他壓根兒就沒想過要一輩子呆在農村，現在卻被拔得這么高，“愛上了邊疆的一草一木”。就只能接著干了，想走也走不了了。
    1974年1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敢于同舊傳統觀念決裂的好青年》為題，報道了柴與父親的通信，柴也從此成為聞名全國的曲型。
    自此，3人的命運便都不再由自已掌控。   “侯十三”與“政治直升機”
    成為典型后，侯雋、柴春澤、朱克家3人被瞬時抬上了不同的政治地位。
    侯雋一度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團縣委書記，縣委副書記，省婦聯副主任、天津市團委書記，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等13個職務，時稱“侯十三”
    1971年，侯雋參加四屆人大期間，在周恩來的干預下，侯的職務才被精簡為市委書記、大隊總書記、縣委副書記3個。
    侯的偶像邢燕子更是以16個職位被人稱做“邢十六”
    邢燕子還曾2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5次當選全國黨代表，3次當選中央委員，5次見到毛澤東，13次見到周恩來。
    侯雋也曾經是共青團九大代表，中共十大代表和四屆人大代表。
    相比之下，柴春澤的官職較小，一直任基層公社副書記，大隊支部書記，盟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兼盟知青辦副主任。但他還是成為1975年12名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下鄉知青代表之一，并曾作為知青代表訪問日本。
    3人中，朱克家的升遷經歷為名噪一時的“政治直升機”他毫無準備地創造了兩次政治奇跡，最短入黨時間和最年輕中央候補委員。
    1972年，姚文元在布置采訪時得知；朱克家不是黨員。姚當即表示，這樣的人不入黨什么樣的人才能入黨。
    1972年4月27日，上海方面火速打電話給云南有關部門，要求突擊解決朱克家的有關問題，電話傳到山寨。當晚，朱克家被突擊入黨。從打電話到入黨，期間共11個電話，歷時9小時。朱克家此時連入黨志愿書都沒來得及寫。他感到有一只巨大的手在后面推著自已走，想停也停不下來。
    1972年6月，“四人幫”在加緊物色中共十大人選，張春橋以“支持新生力量”為借口要求云南省委讓朱克家作為知青代表參加十大。8月下旬，朱克家在十大期間，當選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朱克家心里很虛。他只知道自已被推上去的主要原因在上海。但對上層真實意圖一無所知。
    北京的會場上，坐在一群老者中間，23歲的朱克家常常緊張得雙手，雙腳不停地顫動?；氐嚼ッ鳎鎸ε_下的高層領導作報告；朱也時常面紅耳赤，甚至讀錯內容。
    朱只能慢慢適應，逐漸進入狀態。
    演講與表態
    被抬上高位后，典型們承擔起各種政治任務，北京需要他們去動員，去演講、動表態、甚至直接參與政治斗爭。
    成為典型后，侯雋的生活就不停地被會議打斷、省、地區、縣、各級先進知青代表會，五好民兵代表會、婦聯、共青團、各條戰線、各種會議侯都要出席。
    侯雋有些如履薄冰：會議太多，誰都得罪不起，不去會被認為是驕傲，去多了自已地里的活又沒法干。于是，她只得在開完會后沒命地干活。同時接待不斷的來訪和采訪，晚上還得寫材料，睡眠時間越來越少。侯雋在記者采訪過程中都能睡著。
    侯的會議之多甚至被寫成內參并驚動了周恩來，1964年，周為此專門打電話給國務院辦公廳，規定侯雋外出必須地委批準，這才減輕了她的壓力。
    1964年，侯安排到中學、大學作演講鼓勵學生到農村去，“要真正把自已的理想和祖國的命運聯系到一起，站出來祖國挑選，要有正確的苦樂觀?！焙罡嬖V學生。
    許多學生聽了侯的報告決定下鄉。
    1968年，北京開始大規模組織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侯雋、邢燕子等人又被重新樹了起來，在報紙上反復宣傳，成為動員工具。
    這年起，侯雋又要到各地作報告，但重點不再是學校而是知青代表會。侯為知青們簽字“鐵心務農一輩子。為縮小三大差距而奮斗終生”。
    很多年后，侯雋還因此承擔著罵名；一些1968年之后下鄉的知青指責她是大規模上山下鄉的始作俑者，但侯雋認為這些人顯然高估了她的地位和能量。
    1974年，當了典型的柴春澤也開始到北京、天津等眾多地方作報告。
    僅在天津一地，柴春澤就被組織參加了20余場千人報告會，其中一場4000人大會上，柴見到了自已在中學時代就熟悉的典型：侯雋。
    但柴春澤也很快感到了苦惱。一旦有了新的政治運動，柴就會被通知去旗、盟、省的工商、五七戰士。知青等各條戰線開會表態，新聞單位也會及時采訪，要求表態。表態是否明確。及時，成為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盡管很多時候，柴對需要表態的政治運動和風向根本著不清。
    柴想來想去，也只有一條原則可以遵循：毛主席說啥就是啥。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
    1975年9月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柴春澤與朱克家共同起草了與會12名知青代表給毛主席和黨中央表決心的信。信被毛澤東，鄧小平分別批示后。很快在《人民日報》頭版上發表，關經各地報刊轉載。
    這一年11月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興起。
    柴春澤曾在第二年被遼寧省團委、知青辦通知參加全省知青“批鄧，反擊右傾案風座談會”并要求表態，提供表態稿。
    最終，由遼寧另一知青典型劉繼業起草致全省人民的公開信。全省知青共同表態，發表在《遼寧日報》和《人民日報》上。
    此前一年，身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朱克家參加了北京的第二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打招呼會”。
    會議期間，王洪文來到了云南會議組。
    王當場訓斥了云南省第一書記賈啟云，并鼓勵朱克家回到云南仍然要堅持斗爭，幫助省委轉彎子。
    王洪文的嚴厲令朱克家又驚又怕?；氐皆颇虾?，朱克家迅速成為云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領軍人物。
    朱克家親自到昆明師院“蹲點”將師院變成全省批鄧的典型，并炮制政治話劇《典型報告》。
    1976年，云南省受層層揪“走資派”“投降派”的沖擊，工農業生產受到破壞，社會秩序一度陷入混亂。
    這些后來又無可避免地成為朱克家的罪證，并因此受到了層層批判。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知青典型紛紛倒掉。他們幾乎都被認為是“四人幫”的人受到審查甚至判刑。曾經的政治地位瞬間土崩瓦解。
    這一年，在國務院知青辦當了3個月副主任的侯雋遭到審查。
    此前，國務院知青辦向全國派出10個調查組，形成《關于知識青年問題的調查報告》及7個附件報送國務院。  “四人幫”倒臺后。調查報告被很快認為：“符合‘四人幫’口味”。知青辦也被要求查出“四人幫”的人。
    于是，侯成為被調查的對象。侯聲稱，那時作出的調查報告。不符合“四人幫”口味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她還是因為自已3個月的副主任生涯失去1年多的自由。侯每天呆在國務院知青辦的辦公室里。不準外出，不準打電話，不準接觸外人。要求把問題說清楚。侯還被特別提醒。這不是“隔離審查”也不是“停職反省”。
    由于沒有勞動，侯雋不得不每天在樓頂上又蹦又跳，防止長胖。侯雋擔心，一旦長胖將有可能被認為是態度不好。
    侯雋審查引起了北京知青辦的不滿；他們指責國務院知青辦在需要找個人承擔責任的時候；選擇的替罪羊居然是知青辦里唯一的知青。
    當年12月4日，柴春澤也被“辦學習班”第二年4月遭到逮捕。
    柴也被認為是“四人幫“安插在知青辦里的人。另一罪名是將矛頭指向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
    柴被關進看守所，押送到各地批斗，游斗中，負責押解的警察每人揪住柴的一只耳朵，柴恍如夢中。
    柴理解不了眼前發生的一切。明明是一心跟著黨走，卻變成了“四人幫“樹的典型。過去的功績變成罪名，過去心目中“黨的化身”瞬間變成了“反革命野心家”。
    朱克家是在“四人幫”倒臺后數日，才從另一知青口中偶然得知這一消息。朱感到莫名的悲哀，身為中央侯補委員，居然對此一無所知。
    1976年11月，朱克家在昆明被隔離審查，朱曾經與專案組激烈對抗；他拒絕承認自已有政治野心。他堅稱自已僅僅是被上面推到高位，然后按照上面的意圖做事而已。
    但最后，朱還是被迫承認專案組所需要的野心與罪名。
    1979年2月，朱克家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后，下放到滇黔邊界的洪恩煤礦勞動鍛煉，并被指定必須下井。這種明顯懲罰性的勞動剌痛了朱克家的心，盡管他覺得煤礦并不比插隊的農村更勞累。
    1977年12月，侯雋恢復自由，回到竇家橋村繼續當她的村支部書記。此時，柴春澤也剛剛被釋放，但精神因遭受嚴重刺激而失常。
    柴始終想不通一個問題，以前自已所做的事，所說的話，不都是黨讓做的事情嗎？怎么現在又不是了呢？柴覺得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是被安排來刺探自已是否真的擁護黨中央。他每天神經緊張，嘴里不停地嘮叨；“相信黨，忠于黨，相信黨，忠于黨……”。
    沉默和不沉默的人
    風浪過后，侯雋得以繼續她的仕途。
    1980年，侯成為寶坻縣人大副主任，寶坻縣副縣長。2001年，侯雋擔任寶坻政協副主席后，工作輕松了不少。
    她有時候會去廈門，上海等地參加知青的聯誼會、研討會，研討會上，侯雋發言時總是堅持自已的觀點，上山下鄉是一種有益的鍛煉，不能現在生活不好了就全賴上山下鄉的日子，一位組織者對侯說，這話也就你說，要是我們說，早就被人轟下去了。
    但互聯網上，知青們對她依然爭論不休，有人稱她和邢燕子等人是既得利益者，有人則慶幸自已再也不需要由這些典型去代表了。
    2002年，侯雋在竇家橋種下知青林，她將“傳承一種奉獻的精神，留下一片綠蔭，為知青歷史留下點東西”的希望寄托在這些樹上。這一想法后來演變為建設一個老年社區再后來又演變為一個名為“中國知青村”的知青主題文化公園以及配套的休閑娛樂場所。  “中國知青村”的提法也是吵各不可開交，有的老知青堅決反對侯雋用“中國知青的招牌繼續代表自已，稱自已的知青生涯，“絕對不是瑰色的回憶”。侯雋則對此置之不理，她承認絕大多數知青并不想呆在農村，也并不情愿被她所代表。侯認為自已能否代表知青，不得看知青本人是否愿意，而是自已代表的是否正確的方向；那時候國家需要年輕人去作出犧牲，帶著知識和文化到家村去，解決城市的經濟危機，這就是正確的方向。
    侯聲稱，她當年手下的知青都是自愿下鄉的，沒有老三屆。她本人也不清楚那被強迫下鄉的人心中是什么感受。如今，中國知青村里已經有了石山，不染亭等景點。侯的老朋友邢燕子為中國知青村題寫的“知青林”3個字被制作成景石，侯說，如果有人設資，這塊景石也將被豎立起來。但由于離城市太遠，設資一直都沒有招來。侯雋必須賣掉一些樹，好維持一年10萬元左右的維護費用。
    邢在遭受短暫沖擊后，也繼續著自已的仕途。
    2001年，邢燕子從天津市北辰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邢的家里至今供奉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瓷像。2005年，地方政府為她編寫了《邢燕子》一書并正式出版。
    柴春澤在妻子的照料下恢復了正常，如今在赤峰電大擔任學生管理工作。
    柴開辦了一個著名的知青網站“柴春澤網站”網站頁面的上方飄動著藝術體書寫的“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令柴春澤感到欣慰并一再強調的是，由于在“四人幫”倒臺后及時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他被開除的黨籍在釋放后又順利恢復了——不像遼寧省其他拒絕表態的典型，吳獻忠或者是張鐵生，至今沒能恢復黨籍。
    1981年，國務院知青辦曾經編寫一本記錄全國先進下鄉知青的集子《真實的故事》（當時未公開發行）。書中收錄了邢燕子、侯雋等86名知青典型的事跡。但沒有廣西、云南、青海3省的內容。此時正在洪恩煤礦干活的朱克家以及傅衍彭、辛溫（女）等云南著名典型因此沒有出現在書中。
    朱克家說，不同的知青典型在“四人幫”倒臺后的處理結果差別很大，有的只能算是“受了些牽連”另外一些則經歷了過多的挫折和磨難。
    1980年代初，朱克家曾試圖調回上海崇明島的一家國營農場。一番運作后未能成功。1994年，朱克家來到云南曲靖，在一家綜合性大廈擔任了9年經理。2004年，朱克家退休。此時，上海對朱克家來說已經是一個消費高昴的陌生城市。只能做一個普通打工者的朱，覺得自已還不如留在云南。
    朱從未去省外參加知青的活動。即使是和知青老朋友們在一起。朱也避免談及當年非無話可說，他至今認為當年對他的處罰過重接受不了。曾經有人希望聯合他去找政府。糾正當年過重的處罰，恢復被開除的黨籍。朱一口拒絕，他對此早已失去了興趣。朱感謝改革開放的年代，結束了當年的荒唐，令大家的生活都變得更好。他自己也在忙于利用在云南的關系和影響，操作一個煤化工項目。只是朱克家有時候會牽掛當年同為知青典型的好友辛溫，辛溫在當典型時拼命干活，嚴重摧殘了自己的身體。當年留下的后遺癥，至今還在折磨著她。(轉自2008年8月25日24期《鳳凰周刊》作者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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