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魏斐德博士在其著作《上海三部曲》(即《上海警察》、《上海歹士》、《紅星照耀上海城》)中，敘述了上海從1927年到1952年的歷史變遷。1927年，上海按行政管轄可分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國政府管轄區”，外國人在上海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管束。所以這時的上海是半殖民地。國民黨當局一直試圖收回租界的管理權，但西方國家以中國政府沒有管理能力為由加以拒絕。國民黨當局確實沒有能力搞好社會管理。當時控制上海的勢力有三股：管理租界的西方人，中國政府，以黃金榮、杜月笙為頭目的黑社會。上海的治安狀況最能說明當時為什么中國政府沒有能力管理好上海。

　　中國當時的經濟命脈控制于外國資本，上海經濟同樣如此。上海作為一個殖民經濟的中心，同時又是一個巨大的娛樂中心，——揮金如土的富豪存在的地方必然娛樂業發達。

　　帝國主義的入侵和農村封建勢力的剝削使大量民眾生活無著，成千上萬的人流離失所不得不到大城市中謀求生存。上海當然沒有能力解決幾百萬人的就業問題。社會治安的混亂是一種必然。國民黨當局經濟上不獨立，沒有能力通過發展生產的方式改變人民的生活。當局本身的財政收入也遠遠不足。通過毒品、妓院、賭場等非法貿易獲得的收入一向是國民政府財政必不可少的支撐。黑社會所以長期存在，這即是主要原因。蔣介石政府的高官和黑社會頭目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黑社會頭目還在政府部門中任職。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需要通過鴉片貿易來解決財政問題。民眾的貧窮，政府的缺乏能力，使上海同時成為了一個犯罪中心。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人控制了租界，日偽政權接管了上海所有地區的管轄權，但這個政權被稱作“蒙特卡洛政權”，同樣要依賴鴉片貿易等來支撐財政。人民的生活完全不能得到改觀。

　　國民黨政權的階級性(它代表了封建地主階級和外國侵略者的利益，而不是廣大人民的利益)使它既沒有能力趕走外國侵略者實現經濟政治獨立，又沒有能力改變農村的封建剝削關系。這兩者事實上是相關聯的。農村的封建剝削關系不改變，民眾則不會擁護政府，得不到民眾擁護的政府自然沒有能力趕走外國侵略者。

　　國民黨政權以其階級性決定了它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共產黨同樣以其階級性決定了他的成功(階段性的成功)。

　　共產黨的階級性就是其人民性

　　1949年5月，共產黨接管上海。對舊政府的工作人員進行安排。“6月8日早上，陳毅市長在天山電影院舉行的三個小時的大會上對2，800名上海警官講話……陳毅還保證：如果一位巡警能夠有意識地為人民服務，他就會鼓勵其留任。”(《紅星照耀上海城》105頁，后面引文均出自這本書，黑體字為本文作者所加)“在上海，這便意味著‘各警察站的老人員……將接受再教育，并在每早7—8點的時間里學習《新民主主義》原則，以使每個警察都可以被訓練成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完美警察’。”“潘漢年對他們說：大部分人員基本留用，你們許多人有專業技術，可以為人民服務。……我們要你們學習不是因為想把你們甩到一邊，而是把你們訓練得更好來為人民服務。”(106，107頁)

　　共產黨的階級性就是其人民性，也就是說這個政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這也決定了由共產黨人組成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所有政府人員工作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這種階級性也決定了共產黨員作為個人也應以人民的利益為第一位，把個人利益看得很淡，為了人民利益可以犧牲個人利益。他們所崇尚的模范品德就是“大公無私”。如果一個人不具備這種品質，他就沒有成為共產黨員的資格。一個共產黨員如果失去了這種品質，他就會走到人民的對立面。尤其是作為政府工作人員，“大公無私”是一個根本性的要求。這也是對一個共產黨員的要求和對一個普通群眾的要求不同的地方。不具備大公無私品質的就不應該成為政府工作人員，更不應該成為政府官員。

　　“……當人們抱怨到派出所領油糧等定量票得排長隊時，公安局領導就命令定量票直接由商業公司發，只要公安局出的證明即可。

　　“(有的)警察因為‘隨便說話，違法(原文如此，可能是違反)政策’，沒有遵從共產黨新形勢下的規章，因而做過公開書面道歉：

　　“我是一個‘留用人員’，自從解放以來，雖然我經過了一年多的學習，我的政策水平仍然很低……首先，我的說話方式表明經過一年學習后我的進步多么小。我沒有理解政策也沒有熟悉國家法律，以至于我會說出這么魯莽的話。第二，盡管我的話沒有嘲笑的用意，但事實上它們一定讓對方產生了壞印象。除了做深入的自我檢查并努力糾正我的錯誤以外，我特意向越東香煙廠的工人深深道歉。”(129、130頁)

　　一位老太太“給《申報》寫了一封信說：‘我認為今天的人民公安人員不應該保持這種反動派態度。我希望楊同志今后注意改正他的態度。’楊警察受到上級處分后做了一次自我檢討：‘我們還沒有鏟除持有特權的觀念。’他保證除掉從舊國民黨警察那里帶來的‘權威思想的殘余’。”(130頁)

　　“濫用職權也滲入在‘新’警察當中……由于被糖衣炮彈擊中，他用權力從手下人那里詐到了錢和女人。這非常罕見。罕見的是，當他被揭發之后，公安當局立刻在他腦后用一顆子彈把他送終了。

　　“……上海警察當局發起了一場糾正上述問題、揭露‘蒙蔽上級草率辦案’、‘利用身份意圖貪污’的公開活動。讀者們被鼓勵把他們的抱怨寫信到《解放日報》……”(130頁)

　　新政府就是這樣為人民服務的。

　　將群眾組織起來參加社會管理是共產黨政府人民性的體現之一

　　“……上海城市交通堵塞的主要原因仍舊是那15萬多名攤販，他們布滿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與國民黨在20年前接管上海城時橫掃馬路攤販的做法不同，共產黨公安局當權強調(此句不通順，原文如此)：首先，宣傳教育;其次，把攤販們組織起來納入具體的各地區‘攤販聯合會’。……他們在7月11日天蟾舞臺召集了全市街頭攤販組織的大會。……會議通過眾人投票，決定所有攤販必須登記，領取執照，然后方可在合法的地方擺攤，并在他們中間組織攤販小組……據了解，這些決定都是得到市政當局與攤販組織雙方同意的。

　　“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關鍵區別……只要涉及到動員，國民黨的做法是：緊急會議，向下頒布法令，監督執行。共產黨的宗旨是：到基層去，從底層開始組織，呼吁群眾來積極參加，讓他們在社會中起重要作用。‘這個實踐與過去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追求不同。后者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是建立在極少數一部分人的利益上的。’”(以上兩段位于123、124頁)

　　共產黨政府要實現為人民服務，必須破除官僚主義，即不能只由政府官員來參加政權管理，必須以各種方式讓群眾參與管理。新中國正是這樣做了。

　　“上海公安局在維持城市的治安方面尤其依靠居民委員會。這些居民團體組織也體現了全國政策的一部分——1951—1953年之間制定出來的政策，也是反對劉少奇自上而下使用警察進行管轄居民事務的對策……

　　“……1953年6月8日，彭真向毛澤東和中央遞交了一份建議在全國每個城市成立街道辦事處和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報告。……街道部門也將與警察站所合作領導街道治安小組、在居民中進行宣傳以提高革命警惕、并在提高公眾道德觀念的同時維持治安。最后，這些部門還能協助城市的清潔掃除工作，把堵塞了全市下水道和陰溝的20多萬噸充斥了排泄物和驅蟲的垃圾給清除了。

　　“到了1950年代中期，‘上海里弄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秩序已經通過居委會的有效工作而取得……’”(199、200頁)

　　在新中國的治安管理中，居委會起了很大作用，有人把這種治安模式稱作“群眾維穩”或“人民維穩”，以和單純的“警察維穩”或“武警維穩”相區別。這種“群眾維穩”的模式在新中國的建設過程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這本書中還引用了別人的這么一段話：“共產黨……它努力鼓勵居民積極參與由國家管轄的社區生活。正是以這種方式，如培養起覺悟的居民積極分子、由政府資助和控制的居民委員會成員、居民小組組長。結果，共產黨城市控制系統成功地避免了前國民黨保甲制中存在的大多數社會問題。”(162頁)

　　事實上擴大群眾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力，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政治特色之一。以“兩參一改三結合”為核心的鞍鋼憲法即是這種政治的模范。群眾參與管理不僅有利于發揮群眾的智慧，不僅有利于增強群眾的工作積極性，不僅有利于增強群眾的國家主人翁責任感，更現實的意義則是可以有效防范官僚主義的發展，防止政府官員的腐敗墮落，從而防范政府改變其為人民服務的執政宗旨。

　　不斷革命理論的人民性本質

　　在現階段，國家都需要一個政府來管理，政府是通過一個個獨立的工作人員來行使管理職能的。所以，政府工作人員的政治素質決定了這個政府的階級性。“大公無私”的政治素質是保證共產黨政府不變質的根本。那么，一個政府人員怎樣才能保持這種政治素質呢?他必須是一個“不斷革命理論”的崇奉者。

　　即便新中國建立了，人民政權建立了，這個社會就完美了嗎?這個社會就不再產生矛盾了嗎?奪取全國革命勝利后，我們就功成名就了嗎?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凡是有功成名就思想的人，是不能夠擔任管理國家的重任的，是不能成為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人員的。因為他們不愿意再前進了，他們就會更多地考慮私利，最終他們必然會走上人民的對立面。新中國剛剛建立，在“三反”運動中就發現了或輕或重的貪污腐敗，這正是由于這些人思想上的止步不前而陷入追逐私利的欲望中造成的。

　　我們應該樹立“不斷革命”的辯證的歷史觀。人民政權雖然建立了，人民的生活就很好了嗎?不是的。為了讓人民生活好起來或者更好，我們必須不斷解決新的矛盾，一方面發展生產，更重要的是要保證人民政權的人民性，不能讓政權變質。不斷革命的歷史觀會時刻督促我們“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作風”。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僅要解決國內矛盾，還要放眼國際，只要世界上還有資本主義的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就不可能停止，所以，我們的眼光不僅要放在中國，還必須看到整個世界。凡是不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要有國際主義精神”的人就一定沒有真正弄懂馬克思主義。這也正是一部分人對新中國在經濟困難時期仍然支援其他被壓迫民族不理解的原因。

　　對黨員干部的要求和對普通百姓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因為黨員干部在政權中處于核心位置，黨員干部的變質必然帶來國家政權的變質。

　　世界上矛盾不會消失，所以我們要樹立“不斷革命”的歷史觀，要時刻保持大公無私的精神品質。

　　資本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不同

　　《紅星照耀上海城》中作者引用了一段別處的資料：“上海的電影老手們積極地支持了1949年夏末發起的各種運動，后來也反對好萊塢的‘毒害’片子。他們在年輕時代曾經對好萊塢電影文化著迷過，現在出于自身的藝術、經濟、政治利益的考慮，他們譴責起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111頁)

　　“《文匯報》譴責：美國的影片帶給我們什么?它們給我們的是露著大腿的舞女，半裸體的游泳鏡頭，奇怪的間諜故事，壓抑的悲劇，毫無意義的愛情商品，白種人、飛機、坦克、大炮征服野蠻人的故事。9月16日的《大公報》也發表了同樣口吻的文章。大致內容要點如下：

　　“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可惡的美國電影仍然泛濫在上海并吸引著廣大觀眾。我們一部分電影觀眾仍然陶醉于麗塔·海沃思美麗的形象和充滿誘惑的微笑，仍然為美國殺害印地安人拍手叫好，或仰慕賈利·庫珀的勇為。必須承認，我們一部分電影觀眾對美國污穢的電影沒有真正理解。

　　“1949年9月19日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對進口電影進行審查。”(111、112頁)

　　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在文化上是否應該有所區別，這是個重要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家集團的國家，他們宣傳個人主義的享樂主義文化，這是有利于資產階級的，有利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而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其階級性與資本主義國家截然不同，這就決定了其文化上的根本區別。社會主義國家其政治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是要實現全體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福利。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文化必然是一種“集體主義”文化。尤其是作為黨員干部，必須以國家、人民的集體利益為第一位(也就是大公無私)，同時，必須在文化上提倡集體主義精神，而不是個人主義享樂。只有這樣，黨員干部才能保持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人民群眾才不會為了私利而損害集體和他人的利益。

　　對于黨員干部來說，我們要堅持“不斷革命”的思想，排除“享樂主義”思想。而我們所以要在群眾中提倡集體主義精神，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需要廣大民眾參與，所以不能讓群眾被“享樂主義”思想所俘虜。

　　黨員干部必須時刻保持大公無私的精神，時刻堅持“不斷革命”的歷史觀。

　　2012年10月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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