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反壟斷法》于2008年8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迄今已有6年，反壟斷執法的進程和力度體現出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特點。2014年7月以來，行政執法部門開始向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發力，先后調查了微軟、克萊斯勒、寶馬、奔馳等一大批外企在中國市場的涉嫌壟斷行為，由此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議論。其中，中國歐盟商會等機構，對這些反壟斷調查公開表示強烈反對，認為目前的反壟斷執法雖然有助于中國發展“健康的市場經濟”，但其強硬的調查方式對于外企似乎并不公平，如“某些被調查的行業，中國本土企業并沒有受到類似的針對。而在部分涉及合資公司的案例中，僅有外方成為被調查的一方”，等等，甚至以此斷定中國正在走向“經濟民族主義”。那么，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應該認識到，中國逐步加大反壟斷查處力度，符合《反壟斷法》執法的普遍規律和國際慣例。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任何法律，其執法都要面臨一個學習和適應過程。一方面，《反壟斷法》自2008年開始實施后，還需要出臺一系列配套法規、實施細則、具體辦法及執法程序予以完善。另一方面，逐級成立反壟斷執法機構以及“三定”方案比較耗時費力。因此，中國《反壟斷法》的實施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起步之初被譏諷為“沒有牙齒的老虎”，也是可以理解的。從各年反壟斷立案數量看，2008年到2012年商務部每年審結的經營者集中案件分別為16、78、109、171和164件，實際上只有可口可樂并購匯源案1件被禁止，附條件審查通過18件，通過率達97%，這在國際上是相當高的。而同一時期，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關于壟斷協議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立案數量分別為0、1、2、7、14件。負責價格壟斷執法的國家發改委，2008年到2011年期間，較少有所作為，但從2013年開始，先后對6家國際液晶面板企業、茅臺五糧液公司、6家奶粉企業、上海15家黃金飾品企業等進行了價格反壟斷調查并開出了罰單。被查處的既有企業，也有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可以預見，中國的反壟斷行動將持續處于發酵狀態，而目前針對部分外企的反壟斷調查只是逐步加大執法力度的體現，并非具有特殊針對性的“選擇性執法”。

　　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征程中，壟斷勢力已經成為市場公平競爭的最大克星。《反壟斷法》的出臺即是為了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可以說，其立法宗旨與國外的相關法規并無實質差異。國外百余年的反壟斷法歷史對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功不可沒。在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中，也存在著形形色色的壟斷行為，如企業之間的壟斷協議、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以及旨在排除限制競爭的企業并購等。企業壟斷行為有百害而無一利，構成了對消費者和公共利益的盤剝以及對市場公平競爭的破壞，具有“財富轉移”的效果。從已查處的價格壟斷案件看，那些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壟斷企業，通過制定壟斷價格獲得超額壟斷利潤，而經反壟斷調查并處以巨額罰款之后，又紛紛采取大幅降價行為，對消費者的“返利”效果非常明顯。所以，有關“中國打壓外企”、“中國大搞保護主義”的外媒論調是有悖事實、別有用心的。對于長期享有而習慣于“超國民待遇”的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而言，更應該以平和而理性的心態適應中國經濟轉型的要求，在建設“法治中國”和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方面主動樹立“大企風范”。

　　然而，我們也不應諱言，中國有自身的問題，甚至應該借助這次機遇促進《反壟斷法》的完善。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反壟斷法素有“經濟憲法”之稱，具有“上位法”的地位，那些與該法相沖突的法律都必須以反壟斷法為準。中國的《反壟斷法》僅有6年的歷史，無論是法律本身還是執法力量，其權威性都還遠遠不足。從1987年最初醞釀起草到2007年最終出臺實施，這部法律僅立法就歷時20年。但“初生之物，其形必陋”，由于各方面意見和矛盾難以協調，在其具體條文中屢屢出現的“傷痕”，無不體現了立法過程中各種利益相關者的“妥協”。

　　此外，現實中各種與《反壟斷法》相重復甚至相沖突的法律法規都在發揮作用，如《價格法》、《招標投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電力法》、《鐵路法》、《煙草專賣法》、《郵政法》、《電信條例》，等等，甚至在目前的《反壟斷法》中仍有諸多類似“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的條款，無異于“自降其格”。

　　因此，為了建設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賦予《反壟斷法》以“經濟憲法”地位，修改其他與之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并盡快統一執法部門，向一切壟斷行為“宣戰”。而且，必須深化壟斷行業改革，不斷強化競爭機制，確立競爭政策相對于產業政策的優先地位，最終形成“相競而進、相爭而奇”的社會競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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