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7月，數十個國家的數百名代表在美國一個小鎮召開了一場會議，隨后兩大國際性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成立，并同全球大多數國家產生交集。這場名為布雷頓森林的會議由美英特別是美國主導，美國歷史學家孔華潤曾評論說，“美國夢的光輝頂點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展露無遺”。70年后的7月，金磚國家在巴西簽署協議，成立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布雷頓森林體系被認為是由西方主導的舊的國際經濟秩序，那么，金磚國家的舉動是對這種舊秩序的挑戰嗎?英國《金融時報》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人熟知的壁壘會在相當長時間內屹立不倒。美國丹佛大學教授趙穗生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說，金磚國家的新機構盡管無法取代IMF和世界銀行，但能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形成補充與競爭。
“美國夢的光輝頂點”
“70年之癢。”英國《經濟學家》7月份的一篇報道稱，美國從一段慘痛經歷中懂得了經濟合作的好處。一戰后，由于未能設立幫助引導世界經濟的機構，大蕭條加劇并為接下來的重大災難埋下禍根。于是，二戰行將結束時，美國及其盟友在新罕布什爾州一個度假勝地起草世界經濟管理計劃，并設立一些機構來保障該計劃。然而，70年后，當今的卓越國家似乎忘記了教訓。美歐未能加強和改革布雷頓森林協定的產物IMF和世界銀行。現在看來，整個布雷頓森林體系搖搖欲墜。
“布雷頓森林體系”得名于當年召開會議之地。1944年7月1日，44個國家的代表齊聚布雷頓森林，經過3周談判，通過《聯合國家貨幣金融會議的最后決議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體系。
“美國夢的光輝頂點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展露無遺”。歷史學家孔華潤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目標是建立確保匯率穩定的機制，與會者創建了IMF和后來被稱為世界銀行的復興開發銀行。無論在華盛頓還是海外，人們對布雷頓森林體系服務美國長遠利益的初衷已不再有任何疑問，然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打消了疑慮，接受這樣的思想：這個體系造福美國的同時也造福世界。
不過，這項協議一開始就有隱患：美元被高估，且賦予過多責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黃金大量外流，接連爆發美元危機。1971年，為阻止黃金外流，美國政府拒絕拿黃金兌換美元，其他國家放棄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義務，實際上宣告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制度的崩潰。盡管如此，一個制度化的框架已經確立，IMF和世界銀行繼續存在至今。
“沒有改革就沒有貸款”
“過去70年，IMF和世界銀行一直是世界經濟體系的支柱，它們向身處困境的國家伸出援手，并支持各種發展項目”，法新社7月20日報道稱。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支柱，世界銀行和IMF被認為對二戰后全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對提升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潛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它們也引起很多爭議。
美國《每月評論》曾刊文稱，IMF的職責是，確保在經濟衰退期，各國不再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用以鄰為壑的政策解決問題。當一國發現自己處于收支平衡困難時，可以從IMF得到短期貸款，但貸款條件是政府必須采用可能損害民眾利益的一切辦法。文章還稱，習慣思維是，世界銀行的貸款最終是為了促進第三世界的發展，可事實并非這么簡單。受戰爭創傷的工業國完成重建后，世界銀行的主要作用的確是向第三世界國家貸款，但發放貸款的動機卻是促進外國私人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資。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貨幣崛起：世界金融史》中稱，上世紀70年代全球經濟衰退背景下，出現了一批急需金融援助的發展中國家。但要從IMF和世界銀行獲得緊急貸款或其他信貸就必須進行特別的改革，“沒有改革就沒有貸款”。所謂改革，即實施“結構性調整計劃”——放開市場、消除投資管制、由世界市場來決定利息和利率、縮小公共部門的規模、取消補貼等。據了解，1972年，美國通過《岡薩雷斯修正案》明文規定，總統應授意每一個多邊開發銀行的執行董事，投票反對沒收美國資產的國家運用這些機構的資金。美國國會還指責多邊開發銀行將貸款提供給違反人權標準的國家。
美國學者斯蒂芬·哈珀稱，在1980年至1995年間，這種改革被應用于世界上大約80%的人口，由此帶來壓力的典型案例包括墨西哥、阿根廷、牙買加、尼日利亞、俄羅斯、印度尼西亞等各大洲的國家。作者還引述一名經濟學家的評論說，世界銀行的報告也不得不承認，20世紀80年代末很多接受世界銀行和IMF改革計劃的國家經濟表現糟糕。
IMF飽受詬病在金融危機中得到突出體現。據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報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堅持所有援助必須通過IMF進行。結果是，IMF沒能盡到職責，還對借款附加各種有害且不必要的條件，導致局勢混亂不堪。據報道，危機期間，馬來西亞領導人曾說，對所有求助國來說，IMF開列的開放金融市場等條件非常不好。他表示，IMF的用意并不是要加重有關國家和人民的負擔，“但事實上，這些條件會對馬來西亞和人民造成不良影響”。英國《經濟學家》稱，IMF和西方國家在危機中救援的遲緩以及提出的苛刻條件，令危機國產生普遍性的憤恨。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戰略預測》 周刊稱，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遺留下來的機構，IMF本應發揮金融“燈塔”與危機處理的作用，但事實上，當國際金融體系的核心國家遭遇危機時，它卻顯得束手無策。《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稱，在劇烈的變化下，“IMF正變成舊時代的紀念品”。
誰在拖延改革？
1917年7月，美國時任總統威爾遜曾得意地對他的顧問愛德華·豪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別的不說，(他們)單在財政上就要倚仗我們”，“我們應當以資本供給全世界，而誰以資本供給全世界，誰就應當……管理世界”。但威爾遜的構想因國內的孤立主義思潮而沒能實現。在威爾遜之后，羅斯福精心設計了美國的國際權力，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并至今壟斷著國際貨幣金融事務的決策權——無論在IMF還是世界銀行，都握有獨大的投票權。
事實上，面對新興國家的崛起，IMF和世界銀行也作出一些改革姿態。2010年IMF實施改革，許多新興國家的配額和投票權得到提升，但美國仍保留15%以上的“一票否決權”。2013年3月，美國參議院否決了向新興國家轉讓更多配額和投票權的提案。世界銀行的情況大同小異。2010年，世界銀行通過決議，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轉讓共計3.13%的投票權，中國的投票權比例增加至4.42%，僅次于美日。但美國仍然可以“一票否決”。今年4月，IMF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在美舉行，被美國延滯4年的IMF改革方案再度成為焦點。
歐洲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最近十幾年，金磚國家的經濟實力大為增長，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最有力引擎，但其在IMF和世界銀行中的話語權并沒有水漲船高。“遺憾的是，IMF和世界銀行改革進程如蝸牛般緩慢”，埃里克森說，改革之所以難以推進，與認識跟不上時代發展有關，特別是美國，總以為自己還對全球經濟事務有絕對的影響力。此外，美國主觀上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所以拖延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久，日本在IMF和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提出一個大膽建議：組建一個類似IMF的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但日本這一提議立刻遭到美國和IMF反對。它們認為，新組織有可能帶來“道德風險”，因為它將放寬IMF所堅持的嚴格的救援標準。據《紐約時報》報道，從一開始，美國官員就批評日本這一嘗試。美國人稱，沒有IMF的監管，亞洲政府缺少進行必要的經濟結構改革的刺激因素。在兩天的多國副財長會談結束后，日本的提議被拋諸腦后。“美國對會談結果很滿意”，時任美國副財長勞倫斯·薩默斯說。
新老機構可“并行不悖”
美國丹佛大學科貝爾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趙穗生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說，發達國家這些年出現很多經濟問題，然而主導地位沒有發生根本撼動。另一方面，新興國家的崛起使得它們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需要尋求更好的保值途徑。發達國家在這一形勢下缺乏足夠的緊迫性，總認為二戰以后的金融體系都是它們主導建立的，將當前體系持續視作很好的模式。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稱，亞洲金融危機15年后，世界改變很多。這次金磚國家成立應急儲備基金和發展銀行，而美國不能否決。新機構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迎來轉折點，因為西方對全球金融體系無可爭辯的統治已經持續70年。
趙穗生認為，70年前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著一定缺失，并在當前出現許多問題，貸款體系的改革非常緩慢。金磚國家發起自身儲備體系是對已有體系的挑戰，也是一個更正面的發展，增加了國際金融體系的多元性，可以從外部推動IMF和世界銀行的改革，他認為，金磚國家的兩個新機構是對兩大傳統機構不足之處進行的回應，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形成補充與競爭。盡管它們無法取代IMF和世界銀行，但可以做到同已有機構并行不悖，相輔相成。
英國《金融時報》也稱，由于不得不時刻留意面臨的競爭威脅，IMF和世界銀行可能會因此提高效率。但發展中國家另立門戶卻不了了之的嘗試數不勝數，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人熟知的壁壘，似乎有望在相當長時間內屹立不倒。“也許該派又一組顯貴人物到新罕布什爾州了”，《經濟學家》則從新老機構的競爭中看到經濟民族主義的風險，感嘆如果西方與中國合作或許結果會更好。
原標題：布雷頓森林體系 70年之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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