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奧巴馬特別代表、財政部長雅各布-盧(JackLew)于5月13日又來了。去年日元狂貶30%以上，美國沒有表示異議;相反，人民幣持續升值了36%而僅僅貶值了不到3%，美國政府就不干了。在中美大國博弈中，匯率是玫瑰還是武器?是什么武器?這種武器承載著美國什么樣的戰略使命?這是中國經濟決策者必須清醒認識的問題。

　　一、重新認識匯率武器

　　當年義和團在戰場上與洋槍隊進行生死決戰的時候，只關注毛瑟槍上那把白晃晃的刺刀而忽視了暗藏在槍膛里那顆致命的子彈。今天，中國在事關存亡的大國博弈之戰場上對于美國匯率武器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當年義和團的水平之上：政府官員和民間百姓全都認為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僅僅是為了解決中美貿易逆差，把匯率武器僅僅當做刺刀，而不認為匯率武器是隱藏在貿易幌子后面的子彈——一顆完全可以摧毀中國經濟、阻斷中國工業化進程、剝奪全民財富、引發國家財政稅收危機和金融系統危機、最終導致執政黨危機和全面社會危機的原子彈。如果匯率武器僅僅屬于刺刀，那么，這種武器交給高盛、摩根等經濟殺手就可以了。美國總統和財長難道是端刺刀與中國對陣的人選嗎?這與他們自認為的世界領袖身份相稱嗎?沒有領袖人物會端著刺刀赤膊上陣的。他們手上握著的一定是足以摧毀中國的戰略性武器，是和平時期每天都在使用的核武器。在國際金融的認識水平和實戰經驗上，不要看到中國經濟領導人手里僅僅拎著大刀和菜刀就以為奧巴馬和雅各布手里端的只是刺刀而不是原子彈。對匯率武器的認識差距一定會把中國經濟推向絕境。

　　其實，中國經濟已經十分危險，岌岌可危。這恰恰是美國十多年來對華實施匯率攻擊的結果。遺憾的是，由外資控制的國內輿論平臺和一群被收買或洗腦的“經濟學家”卻把引發中國經濟危局的原因推給了政府政策失誤、推給了四萬億、推給了所謂國企壟斷、推給了共產黨官員的腐敗，等等。一切似乎與美國的匯率武器和匯率攻擊無關。事實上，中國政府宏觀調控失靈、經濟結構失控、房地產和涉外經濟領域的官員腐敗的終極根源恰恰是美國的美元武器和匯率武器。

　　二、匯率武器屬于美國的“巧實力”范疇

　　當中國的進出口總值占GDP的比重超過60%之后，意味著中國已經不是一個經濟獨立、政治自主的國家。這是中國歷經三十年發展和退化并存的結果。同時，美國及其盟國是當今國際政治經濟軍事領域的主導者，對任何潛在挑戰者也絕不手軟。這就是現實，必須面對。這也是思考中國問題的前提條件。

　　美國統治世界的綜合實力是美國“三大國家力量的總和”，即美國以工業和軍事力量為核心的硬實力、以科技和輿論力量為核心的軟實力、以美元和匯率為核心的巧實力。美國的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之間不同的排列組合，可以構建一個個針對不同潛在對手的“魔鬼三角陣”，將其置于死地(詳見筆者《美國的“魔鬼三角陣”及其中國的全球突圍對策》)。其中，美元武器和匯率武器作為美國統治全球的巧實力，與美國的軍事威脅和輿論煽動進行配合和組合，足以打擊任何國際對手，包括曾經的蘇聯和當今的中國。

　　迄今為止人們還沒有完全透視美國統治世界的力量構成、力量組合及其背后的運行邏輯，仍然把美國的“軟實力”和“巧實力”混為一談。于是乎，美元武器和匯率武器作為戰略核武器的地位被忽略了。把美國的匯率武器誤認為是刺刀而不是原子彈，甚至把人民幣升值說成美國獻給中國的一朵玫瑰(詳見央行副行長易綱關于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提高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的講話)。這代表著中國央行官員對匯率問題的基本認識，也代表著中國央行官員的業務水準。今天中國經濟的所有亂象，如宏觀調控失效、熱錢漫溢、房地產泡沫、實際利率飆升、實體經濟凋敝、本土企業舉步維艱、外資企業高歌猛進、匯率與通脹齊飛、錢多與高利率并存、中國工業化面臨中斷的危險、經濟社會危機四伏，等等，這一切致命的問題就是起因于2005年的匯率改革，起因于十年多來人民幣的持續升值，起因于美國控制了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看看人民幣被迫升值十年所產生的全局性惡果，至少應該認識到匯率武器絕不是刺刀而是經濟金融領域的核武器。

　　美國利用匯率武器摧毀中國經濟的過程是十分隱蔽的，幾乎欺騙了中國經濟金融界的所有決策者。首先，美國以市場化的名義要求人民幣放棄鎖定美元，實行所謂的“雙向波動”;然后，以貿易順差和平價購買力等理論要求把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變為“單向升值”。貿易順差如何解釋日元不是升值而是大幅貶值?貿易又逆差如何解釋美元擺脫貶值周期而步入升值周期?此外，哪一個國家的匯率水平是根據平價購買力理論計算出來的?這類所謂的匯率理論其實就是強勢話語權之下的匯率霸權。遺憾的是，中國央行那批被洗腦的海歸領導者把美國脅迫人民幣升值的霸權與借口當做真理，毫不抗拒。美國不僅設計出了逼迫人民幣升值的“理論”，還擁有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大棒”——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一唱一和、時常揮舞著“匯率操縱國”的大棒。美國這種“理論”的軟實力與“大棒”的硬實力之組合，一舉奪得中國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

　　人民幣匯率的運動方向和升值幅度始終是中美戰略對話的主要議題。根據美國在戰略對話層面設置的議題，不難看出，美國事實上已經把匯率武器升格為戰略性武器，但中國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沒有意識到匯率是武器而不是玫瑰。每次中美戰略對話之前人民幣往往都有一波加速升值的行情。人民幣匯率成為中國向美國示好和獻媚的外交工具。國之利器，拱手于人。

　　三、匯率定價權屬于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

　　美國控制了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進而控制了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權。美國借助著脅迫人民幣升值的強勢話語和威脅大棒，打造出一個人民幣持續穩定升值的預期。從此，美國開動了毫無信用保障的美元紙幣印鈔機，形成了美元紙幣涌入中國的狂潮。中國外匯儲備十年間由6000億美元上升到3.9萬億美元。中國的外匯占款數量和中國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數量之間形成了一一對應的關系。換句話說，美元完全主導了中國基礎貨幣的發行，美聯儲徹底掌控了中國的貨幣主權，人民幣已經美元化。這種本幣與美元完全掛鉤的情況類似于國民黨撤離大陸之前的中國。

　　當美國政府、美國國會和美聯儲完全控制了中國基礎貨幣發行權和人民幣匯率定價權之后，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已經喪失了。為什么近十年來中國宏觀調控、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改善民生等目標沒有一項達到預期?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的喪失(詳見筆者《誰掌控了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一文)

　　遺憾的是，宏觀經濟的決策者及其智囊至今沒有在戰略層面上真正理解上述“三大頂層權力”運行的秘密和巨大的威力，他們的關注點仍然停留在自貿區、棚戶區和長江流域大開發區之上，而沒有意識到中國經濟擺脫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奪回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

　　貨幣與信用是市場經濟的根基。人民幣升值率和國內高利率之和遠遠高于海外熱錢資金成本，二者之間的差價，促成了國際熱錢涌入中國的狂潮。

　　熱錢的涌入造成基礎貨幣投放量的增加，央行開始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等手段回籠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這就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現象：美元流入中國越多，央行回籠的商業銀行流動性就越多，實體企業貸款額度就越少，貸款利率和民間利率就越高，股票資產價格越低，企業直接融資就越困難。由于經濟是一個不斷循環周轉的系統，利率持續走高和人民幣升值形成的雙重無風險套利收益，又進一步吸引更大規模的熱錢涌入中國;同時，資本市場的持續低迷、低效和IPO停滯又導致大量企業選擇海外上市，募集大量美元貨幣返回中國境內。隨著美元的持續流入，央行又要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回籠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由此形成了一個以中國央行為軸心的惡性循環系統。如果把中國央行一手給美元熱錢兌換人民幣，另一手向國內商業銀行回籠人民幣流動性聯系起來看，那么，可以發現，中國央行是把國內企業的流動資金轉移給了美元持有者做了資本金，而這部分外資資本金在具體的運營中還要進一步擠占國內企業的流動資金貸款額度。經營企業的人都知道：資本金僅僅影響企業發展速度的快慢，而流動資金則決定著企業的生死存亡。近十年來，中國央行的主要工作就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把決定國內實體企業生死存亡的流動資金倒手交給美元熱錢的主人，成為后者在華攻城略地的資本金，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把中國實體經濟逼向絕境。

　　美元熱錢一旦轉換為人民幣就稀釋了中國人的儲蓄財富、降低了人民幣的購買力、推高了房地產價格、擠占了國內企業的貸款規模、推高了國內企業貸款利率和民間利率，推高了百姓的生活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使工業企業和實體經濟難以生存和發展，于是，社會資本逐步逃離工業企業和實體經濟。房地產泡沫和產業空心化趨勢同時在中國出現了。

　　當實體經濟不再成為稅收的主要來源、土地財政又難以為繼之時，煮青蛙的溫水就成為燙手的開水。這正是中國經濟當下的處境。中國現代經濟難道又在重復著明朝末期“危于財政、毀于金融”的歷史劇目嗎?

　　四、人民幣升值的產業后果

　　人民幣持續升值一方面有效打擊了中國本土企業的真實出口，幾乎摧毀了整個外向型經濟體系(幾乎所有的外向型企業都不同程度地轉向“套匯差”和“套利差”的所謂“資金生意”);另一方面卻有利于跨國企業借助人民幣升值所形成的進口成本優勢，通過進口組裝搶占中國市場，壓制本土企業的發展空間;同時，人民幣升值還有利于外資企業利用國內企業的經營困難進行產業并購和產業鏈控制。中國實體經濟空心化的過程成為外資企業控制中國產業核心環節和控制中國產品市場的難得機遇。

　　五、當前應該重點防御美國“巧實力”的巧取豪奪

　　代表美國“巧實力”的匯率武器基本實現了其預定的目標：人民幣完全美元化、人民幣匯率被高估化、房地產資產泡沫化、商業銀行高利貸化、資本市場窒息化、實體經濟空心化、外資主導化、經濟殖民化、社會兩極化。在此背景之下，代表美國“硬實力”的軍事力量開始重返亞太，劍指中國，并與美國在中國長期打造的思想輿論“軟實力”相互呼應，形成全局性、立體化的圍剿態勢。

　　面對美國“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的全面立體圍剿，中國反圍剿的最薄弱環節究竟在哪里?如果說，美國還不敢與中國發生直接軍事對抗，美國的軍事“硬實力”暫時還沒有用武之地;同時，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已經開始阻擊美國在華培植的文化輿論與意識形態“軟實力”;那么，以美元和匯率為核心的“巧實力”圍剿和掠奪應該是美國對華攻勢的戰略重點。

　　美國對華的“巧實力”圍剿足以掏空中國的財政、金融和產業，足以摧毀黨的執政基礎和社會穩定的基礎。這是美國圍剿中國的主攻方向，而軍事攻勢和意識形態攻勢屬于側面呼應。換句話說，美國發揮“巧實力”攻勢是主要手段，而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屬于副攻力量。美國知道集中優勢力量打擊中國最不設防的、最薄弱的、美國培植的代理人最密集的經濟金融領域，通過直接和間接掌控中國的貨幣主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可以對中國的產業、科技、信息、裝備、教育和財政稅收進行一網打盡，對共產黨執政基礎進行釜底抽薪。美國在追求不戰而勝、完敗中國，同時還可以掙得缽滿盆滿。

　　如果美國的“巧實力”一旦完成對中國財政、金融和產業的摧毀，那么，美國的“硬實力”攻勢和“軟實力”攻勢將成為圍剿中國的主攻力量。

　　六、應對美國“巧實力”圍剿與掠奪的對策

　　面對美國的“巧實力”圍剿和掠奪，中國需要迅速行動起來，及時扭轉目前認識不足、組織不足、對策不足和人才儲備不足的現狀。

　　第一、抓住一切有利機會實施人民幣快速貶值。人民幣貶值的目標價位是實現外向型出口企業全面盈利。決定人民幣匯率的核心因素是確保國內外向型出口企業可以達到社會平均盈利水平，而不是依據美國教科書上的平價購買力模型和國際貿易順差水平。中國的匯率政策應該為本國企業的長期利益服務，而不是為外國利益集團服務，不是為熱錢的套利服務。

　　美國宣布退出QE和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事件是實施人民幣快速貶值的二次絕佳機會。遺憾的是中國已經錯過。

　　第二、在人民幣貶值并提高外向型出口企業盈利能力的同時，取消所有出口補貼。把每年一萬多億人民幣的出口補貼節約下來轉移支付給農村、農業和農民，推動中國“三農”的重新組織化和現代化。國外市場不是中國的立國根本，城鎮化如同遍地的開發區更是一場歷史鬧劇，但中國“三農”的再組織化和現代化則是中國的立國根本(中國三農的重新組織化和現代化也是扭轉中國農村基層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基層無序化、混亂化、黑社會化和恐怖主義化的根本性措施)。

　　中國應該大幅提高資源稅和環境稅，嚴格環保執法，提高外向型出口企業的資源成本和環境成本;同時，國家通過人民幣貶值、提高出口企業盈利能力來給予補償和平衡。過去十多年的做法恰恰相反，人民幣不斷升值并侵蝕企業利潤，外向型出口企業只好鉆環境、資源和銀行的漏洞來生存。這種發展思路實屬自我毀滅。

　　第三、迅速開征贈與稅，圍堵海外跨境熱錢。魔鬼就在細節里。在香港給地下錢莊的個人銀行賬戶匯入一億美元，在國內就可以得到對應的六億多人民幣;同樣，給國內地下錢莊個人銀行賬戶匯入六億多人民幣，就可以在香港拿到一億美元。資本項目管制是中國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線，但在地下錢莊面前則顯得形同虛設，正如中國的互聯網安全防線在美國高盛設計的VIE模式下形同虛設一樣。為什么美國等國家沒有地下錢莊?因為美國有開征50%的贈與稅。資金在不同自然人之間轉移就必須繳納50%的贈與稅。高額的贈與稅大大提高了外幣與本幣的兌換成本，使得地下錢莊在制度上無法生存。

　　開征贈與稅不僅可以在制度上防止熱錢進出，而且可以在制度上預防錢權交易和腐敗。如果稅務部門緊盯著個人賬戶的資金往來、對贈與行為進行征稅，那么，腐敗問題可以得到有效抑制。中國財政部沒有開征贈與稅，這是中國產生大量腐敗的制度根源。制度性腐敗才是最大的腐敗，一批批倒下的大小官員無非是制度性腐敗的犧牲品。因此，盡快開征贈與稅不是與民爭利，而是大慈大悲。

　　第四、以降低社會資金成本、提高融資效率為軸心，展開金融改革。如果金融改革導致金融機構暴利和實體經濟凋敝，那么，這種改革就是失敗的。中國遠未完成工業化，離實現四個現代化還很遙遠。如果全社會最優秀人才長期向金融等虛擬經濟領域集中、全社會資金向房地產等泡沫經濟領域集中，那么，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必將被迫中斷。

　　為了降低全社會資金成本，一方面必須大幅提高房地產和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門檻，甚至不惜采取行政手段進行規模控制;另一方面必須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降低存貸款利率的方式，增加實體經濟的流動資金供應量，并且把工業企業和高科技企業的貸款利息率降低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之下。中國作為一個工業化過程中的趕超型國家，工業和高科技企業的資金成本必須低于工業化發達國家，直接融資和上市的效率必須比紐交所和納斯達克還要高。這是發展經濟的常識。

　　第五、政府要重新奪回資本市場的定價權，限制甚至取消資本市場上所有金融做空工具。中國資本市場的怪現象表現為：一方面實體經濟、產業部門和高科技企業缺乏補充資本金有效機制，資本市場投融資效率低下，IPO近乎停滯，優秀創業型企業被逼出走海外;另一方面卻發展各類指數期貨、融券工具等鼓勵做空市場的金融衍生品，使得股票指數持續低迷，投融資效率更加低下，各類企業上市的時間成本和財務成本長期居高不下。中國資本市場這種荒唐的頂層設計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最大障礙。因此，為了發揮資本市場的正常功能，中國政府必須撥亂反正，限制甚至取消到期的指數期貨和融券項目，削弱資本市場的做空力量;同時，央行的貨幣政策不能僅僅盯住物價指數，還要盯住證券市場的資產價格指數。如果證券市場的資產指數持續低迷，央行必須放松銀根，及時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釋放流動性，以維護資本市場的投融資功能。

　　如果西方國家的央行行長只關心豬肉市場行情而不管資本市場指數，他早就下崗了，更不可能延遲退休和超期服役。中國資本市場長期低迷的根源在央行，而中國央行的問題之根源在于美聯儲、美國政府和國會。中國央行不僅需要檢討業務能力，而且需要檢討政策立場。

　　第六、提高全社會的工資水平，擴大內需。貨幣金融政策一方面需要向中國本土企業(不包括房地產企業)提供充足的貨幣供應量和流動性，降低間接融資成本，提高直接融資效率，創造商品供給和物質財富，另一方面需要大幅度提高政府機構和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大幅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并提高農民收入。讓貨幣政策回歸到“為人民服務”、“為中國人民服務”的軌道上來。如果貨幣政策可以提高生產力和商品供給能力，特別是農副產品的供給，而不是流向制造房地產泡沫等領域，就不會產生通貨膨脹。

　　讓本幣創造國內市場需求，讓國內市場來培育和發展本土企業，讓本土企業和居民向國家提供穩定的稅源。這是德國戰后振興經濟的經驗，值得中國學習。中國發展經濟的榜樣不是美國、不是新加波，更不是曾經的英國殖民地香港，而是德國。

　　美國的匯率武器不是刺刀而是原子彈。中國已經遭遇了十年的經濟金融核打擊，面臨著極大的經濟金融與社會困難。擺脫這種困境的出路也必須以人民幣貶值作為重新出發的起點。當前的國際政治格局已經為中國反擊美國對華的“巧實力”圍剿創造了良好的時機。“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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