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要求我們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既要充分肯定和堅持改革開放的成果，也要抵制那種借“徹底改革”之名、力主“徹底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西式“憲政民主”的訴求。這是關系到制度與道路的大是大非的問題。

　　一、對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現實的社會矛盾，要實事求是地總結

　　經濟體制改革至今35年，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原先單一的國有+集體所有制已轉為今天的混合型所有制。我國經濟的市場化、外向化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

　　關于經濟發展成就的關鍵因素，一些人認為，前30年的計劃經濟體制阻礙了發展，談不上經濟成就;后30年的經濟成就完全歸功于市場因素，政府調控不是經濟增長的推進因素。似乎“市場”就是推動經濟起飛的惟一因素。這種非歷史的、絕對化的看法，是違反歷史事實、違反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的。

　　只要有一點經濟史常識就可以知道，中國在1950年代初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在這樣的起點上，如果不實行全社會計劃經濟體制，就不可能在20多年內，在保證人民基本生活的同時大幅度提高積累率、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科技教育體系，積累起大工業管理的經驗。沒有這樣的基礎，就不可能在后30年的改革開放中，以我為主吸收國外資金技術、迅速提升自己的工業水平，就不可能以一個獨立經濟體系的姿態實現起飛，而只能像許多發展中國家那樣，在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當一個二三流角色。所以，新中國的前30年和后30年是相互聯系的、統一的經濟發展過程，是一個偉大民族在現代化道路上奮起追趕的歷史。

　　一方面是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則是種種社會矛盾的積累。近20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階層分化，腐敗之風蔓延，教育、醫療等公益性服務及住房價格的上漲，加重了群眾生活負擔，加劇了分配不公，引起社會的普遍不安。

　　有人解釋，引起上述社會問題的原因，主要來自政府官員的腐敗、國有部門占有過多的分配比例、市場機制尚不規范，總之是市場化改革尚未到位所造成的。只有進一步限制政府權力、縮小國有部門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市場和私人經濟的作用范圍，才能解決上述問題。這一判斷顯然是根據不足、牽強附會的。

　　醫療、住房等價格過快上漲，很明顯是近十幾年片面的市場化改革的結果。這些領域過去帶有大鍋飯和“單位保障”的弊病，改革勢在必行。但醫療、教育、住房這些領域，都帶有公益服務(或必需品)性質，同時都有較高的“收入的需求彈性”。簡單地“推向市場”容易被高收入階層抬高價格、造成新的社會不公平。要通過完善財稅制度、完善醫療、就業保障機制、強調醫療教育的服務功能、補助困難學生等措施，來解決上述問題。

　　關于收入分配問題，一些人將分配不公的討論集中在“腐敗、國企壟斷高收入、財政比例過高”等方面。腐敗和行業差別固然是拉大分配差距的因素之一，但從全局看，今天我國公有制經濟僅占經濟總量的20%，二、三產業5億就業人口中，全部國有部門就業人數僅占13%。多數就業人口的工薪由資本-勞動關系支配，這是決定今天分配格局的主要因素，也是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基本的解決之道，一方面要重視建立企業工資協商機制，同時要重視二次分配的調節作用。我們在破除極“左”迷信之后，也不要被“自由主義”迷信影響對事物的判斷。

　　遏制腐敗問題，是廣大群眾關注的焦點，只有最大限度地精簡政府、限制政府權力，才是遏制“以權謀私”的治本之策。但我們的歷史經驗說明，政府管理并不必然導致腐敗，健全的內部監督機制和社會監督機制可以有效防止腐敗。限制政府權力是遏制腐敗的途徑之一。但現代經濟社會是高度復雜的結構，離不開權威機構的管理和協調，限制政府權力只能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政府權力的界定，須根據一國的具體情況，以及根據情況的變化進行調整，決不是說政府職能越少越好。

　　新中國一向高度重視防止干部腐敗的問題，并在制度建設和動員群眾監督方面，進行了艱苦曲折的探索。近20年腐敗有蔓延之勢，其主要原因是在市場化推進的過程中，對社會崇尚金錢的價值觀缺乏教育和引導，對政府人員的教育和監督滯后、打擊經濟犯罪不力，以及某些改革政策的失誤等復雜因素造成的。

　　曾經有學者宣揚“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不腐敗就不能改革”的錯誤言論，這更是理論導向的錯誤。第一，不能簡單在私有化和效率之間畫等號，也不能簡單在公有制和低效率之間畫等號。第二，違反公平正義原則的“改革”及其造成的貧富差距，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影響深遠的不良后果：就業格局動蕩，社會信仰體系和政府公信力被腐蝕，市場秩序敗壞(道德誠信缺失)等。

　　我國60多年的經驗說明，任何體制的優劣都是相對的，一項出于良好愿望的政策，也可能帶來負面結果。改革關系到億萬人民的福祉和國家的命運，只有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的精神，以人民利益為重，堅持實事求是，方能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

　　二、堅持基本經濟制度，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是一個重要的原則。經濟改革是為了激發經濟活力、為實現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服務，研究改革要和生產力的研究結合。當前，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問題是發展方式的轉型。

　　20多年來，我們利用全球化機遇、發揮低工資優勢，通過出口導向和國內需求的不斷升級(包括大規模建設)，拉動了經濟起飛。循著這樣的路徑，我國的經濟結構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部分融入了國際分工體系，在國際產業鏈中處于中低層次。近些年西方經濟衰退、人民幣升值和國內工資成本上升，這樣的發展路徑到了必須調整的時候。

　　作為追趕型的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國民收入的提高，只有在堅持產業和技術自主的基礎上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從低技術的結構向高技術的結構轉變)，才能實現。

　　我國工業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一，這容易給人造成“工業化已經實現、已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的錯覺。但從技術含量和創新能力看，我們比起西方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中低端產能過剩，高端技術裝備和元器件大部分依賴進口，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超過50%。我國工業產值平均增加值僅26%，比發達國家低3-8個百分點。工業產值的1/4用于出口，其中60%由外資完成，50%是來件加工組裝。

　　多年來我們過分注重數量型的擴張，迷信“無為而治、比較優勢”，習慣于依賴技術引進和外資的“技術溢出”，忽視培育自己的企業技術隊伍和研發能力，本國企業的新技術新產品，難以獲得本國市場的支撐。

　　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扭轉發展思維。要實現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GDP翻番、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的目標，關鍵是要“從數量擴張轉為提高質量、從GDP導向轉為國際競爭力導向”，以自主創新驅動工業的技術升級和現代化。

　　工業的自主升級，將為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提供持續可靠的支持，為新一代青年技術人員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工業增加值、改善國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將有條件運用推廣國人用得起的環保技術裝備，實現節能降耗。這也是擺脫“國際打工仔”地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徑。

　　經濟體制改革，要按照發展戰略的調整，根據產業和技術升級的實際需要來安排。

　　歷史經驗表明，后進國家的自主工業技術升級，必須克服兩個基本的障礙：一是本國技術能力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二是開放條件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對市場的壟斷。

　　所以，實行創新驅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有統一明確的戰略方針，以及為實現這一方針所需要的體制安排和政策組合。

　　由于科研活動和企業經營活動具有各自不同的規律，科技資源的整合和成果的產業化都需要社會性的協調，故全社會的創新活力和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取決各類微觀主體的活力和他們之間的良性互動，而非單一的市場競爭機制。所需要的體制條件，是建立“國家創新體系”。

　　這一體制要求，國家出面制定科技及產業發展規劃;動員社會資源，協調各方力量建立“官產學研用”協同攻關，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跟進;破除從科研到產業化到市場各環節的體制障礙;有限的產業支持和市場保護政策。總之，綜合發揮政府——市場——微觀各方面的積極作用，處理好開放性——自主性的關系，方能克服上述“后發劣勢”，實現創新驅動。

　　其次，要根據總的經濟發展戰略方針和現實的市場環境，正確處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各種經濟成分的關系。我國市場當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際競爭國內化”，這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西方跨國公司活躍在國內各經濟領域，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在規模、技術與營銷能力方面，還不是他們的競爭對手。一個個細分市場被外企擠占，有的已經形成外資壟斷或寡占局面。當今我們的市場的最大問題，不是所謂“國進民退、國企壟斷”，而是跨國公司對民族產業的強勢競爭。對外開放的根本宗旨，是要引進吸收消化國外先進資源、壯大本國企業，而不是無底線地讓出市場。

　　我國民營企業在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但也存在許多弱點。有人喜歡把民營企業理想化，把好事都歸于市場和民營企業，把壞事都歸罪于國企體制，這是新條件下的形而上學。

　　壟斷行業改革和國企改革不能割斷現結構的有機聯系，產業發展和技術積累需要相對穩定的環境，不能中斷。現實情況是，很多大型國有企業恰恰是國家基礎性戰略性產業的骨干、技術進步的龍頭。這是抵御跨國公司強勢競爭、維護國家經濟主權和國防安全的基礎，也是推進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提升綜合國力的不可替代的基礎平臺，在經濟轉型升級中承擔著不可替代的戰略任務。在關系國家安全與命脈的重要產業和領域，必須保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和國家的控制能力。

　　在過去10年，我們的國有企業實現了多項技術突破，為國家產業升級做出了寶貴貢獻。這已經有力駁斥了“國企不適應市場”的論調。

　　目前國有企業內部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但不應以此為理由，否定國企的戰略意義。當前國有企業需要強化治理、強化組織紀律和教育，重塑國企靈魂。主管部門的管理思路，也有必要考慮發揮國企在創新驅動戰略中的骨干作用，拿出更切合技術進步規律的管理辦法。

　　三、在中華民族百年復興的關鍵時刻，珍惜來之不易的奮斗成果

　　改革是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現代化建設，實現共同富裕。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正確處理發展改革穩定的關系，是指導改革的一貫原則。

　　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是國家的兩大基本戰略利益。今天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和30年前有本質的不同，國家安全戰略問題逐漸突出。我們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也要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因為這關系億萬人民的基本生存和安居樂業。有必要把兼顧廣義國家安全的目標，納入改革設計的視野。

　　經濟改革要以維護社會穩定為基本邊界、要站在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的立場，要讓發展成果惠及人民大眾。開放政策要堅持以我為主、平等互利、維護國家經濟主權和安全利益這個基本前提。在這一戰略方針指導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改革政策，是互相協調、內在邏輯統一的體系。

　　今天我國的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是我們的前輩一百多年為國家獨立富強前赴后繼奮斗，所獲得的輝煌成果。中華民族已經站在一個歷史的高度，趕上世界強國、實現偉大崛起，已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是經過進一步努力可以實現的目標。我們一定要珍視這個成果，不可妄自菲薄。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了千辛萬苦的革命斗爭和反侵略戰爭，掙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了完全意義的國家獨立，建立了深深扎根于中國土壤的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經濟制度，實現了深刻的社會變革。60多年的經濟建設，盡管走了很多彎路，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以全世界瞠目的速度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前30年平均增速6%，后35年平均增速9%)，在人均80美元的農業國的起點上，成長為當今第二經濟大國。這一切都說明我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我們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奮斗成果。

　　維護國家的統一和主權，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效能，保持社會的安定，這是保持經濟穩定發展的基本前提。保持現有經濟結構的穩定和不斷進步、維護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科技體系，又是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和社會穩定的基本條件。任何改革政策的制定，都必須以滿足這些基本條件為前提。蘇聯式的激進私有化和“憲政改革”，顛覆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其災難性后果，足以使我們警醒。

　　例如，中國油氣資源儲量很低，西部是我們最大的能源基地。國際油價被石油和金融大鱷操縱，油價攀升的趨勢不可改變。國內能源生產是保持能源價格穩定的砝碼，也是維護制造業競爭力的砝碼。所以中國西部的穩定，極大影響著未來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的格局。它甚至影響著政治體制及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

　　歷史經驗說明，我國作為現代化追趕過程中的國家，獨立自主的工業和科技體系，是國家獨立與民族生存的基礎。在全球化時代，發展民族工業的必要性一點沒有減弱。

　　1949前的中國，本身就弱小的工業中，60%是外資企業，而且還占據著電力、冶金等要害部門的主導地位。那是典型的依附型的半殖民地經濟。經過前30年全體人民的節衣縮食和后35年的改革開放，形成并基本保持了獨立自主、相對完整且具有相當活力的工業和科技體系。這是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很難做到的。盡管它的整體競爭力比西方還有不小的差距，還存在不少缺點和弱點(包括國有企業體制的弊端)，但畢竟是中國人民的共同財產，是國家的命脈和脊梁。有了這樣的基礎，我們的國家主權與安全，人民的和平建設才有基本的保障;沒有這樣的基礎，中國在外來威脅面前就缺乏自我保護的行動能力。“落后就要挨打”是中華民族不能丟棄的歷史記憶。我們今天生活在和平的環境中，但全社會(特別是精英層)必須具備基本的居安思危意識。

　　有些人批評這是“經濟民族主義”，甚至把它和法西斯、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混為一談，這是十分荒謬的。被壓迫民族高舉民族主義旗幟，是為求生存、爭獨立，爭取自己的尊嚴，是正義的、具有無窮生命力的。這樣的民族主義當然應當提倡。

　　這關系到對今天的時代本質的看法。今天盡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正在走下坡路，但并不是說，西方霸權已經結束，或者他們已經放棄維持自己的世界霸權的意愿。和平發展是人們的良好愿望，和平發展的力量確實不小，但不等于說這個世界沒有侵略反侵略、壓迫反壓迫的斗爭。

　　經濟的崛起，科技和國防力量的強大是中華民族崛起的根本。政治體制改革也必須以維護這個基礎為前提。必須堅持國家的獨立、統一、富強這一根本目標并在這個前提下，逐步擴大公民權利，促進公平正義，不斷有序地的增加民主的因素，加強對政府的監督，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

　　(作者：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