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觀察者網重發崔之元的《從歐美金融危機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文，認為：“作者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考，在今日仍有啟發意義”。而崔之元先生在該文最后也說：“希望這篇短短的注記可以引起更多人對米德感興趣，也許這最終將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含義”。

　　的確，明確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是當今中國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中國現在要深化改革，卻不知道改革的具體目標是什么，這實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左派要求發展國企而消滅私企，右派要求消滅國企而發展私企，而黨和政府則把國企和私企混在一起，美其名曰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底那個正確?在筆者看來，都錯誤!那么又該怎樣化解當前中國的這種左右之爭，國企和私企之爭呢?顯然，唯有統歸于真理，真理是唯一的。而真理在于：建立符合邏輯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改開以來，中國一直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指導思想和原則來建設整個國家。但正如崔之元先生在文章中所說的：“大多數西方的評論家，無論其立場是左還是右，都認為中國越來越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缺乏內在邏輯，最多只是起到一個裝飾意識形態門面的作用”。顯然，西方評論家的這種認識是對的。

　　當前中國經濟的基本現實明白地擺在那里，是資本主義私有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具體實現了怎樣的社會主義目標等都是無法否認的客觀現實。顯然，那種把僅存的、少量的、仍然弊端重重的國有經濟當作社會主義基本特征，并認為其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可以長期、永久地存在，并可以形成一種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模式”，實現什么中華民族崛起的思想，明顯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行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一直就是以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理論、制度和道路的，然而35年后的今日中國，種種現實與問題卻只是讓我們更加沒有自信、更加失去了自信!一句流行的俗話：“不改革沒有出路，改革就是死路”，形象生動的說明了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面臨的困境與處境!

　　改革開放前后60多年的國有經濟實踐，早已證明國有經濟的問題與弊端所在。把這種國有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經濟混合起來，搞成一種混合市場經濟的做法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式，既不能解決國有經濟的問題，也不能解決社會經濟的發展問題，更無法解決讓共產黨可以繼續執政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問題。

　　這種以“國有”和“私有”相混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是錯誤、行不通、不符合邏輯的，是當今中國一系列社會問題和弊端的產生根源。它既不能實現民眾期望的共同富裕目標，也無法解決目前中國所面臨的一系列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可以說，當前中國的貧富差距、經濟危機、經濟增長、貧窮與失業、階級分化與斗爭、官僚腐敗、官民對立等等都根源于這種國有與私有混合的基本經濟基礎。而且，經濟的“國有化”與“市場化”本身就是矛盾和沖突的，即便國有化只在少數領域和小范圍內存在，或以某種資本化的形態存在也都是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的。市場經濟要求產品生產的所有者必須是可以獨自承擔民事責任，有實際經濟利益需要，互相完全獨立的自然人;而國家則是公權力中心，國有經濟的所有者在各個方面都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政府決策智囊團出臺的“‘383’改革方案”充分顯示出這種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混合而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尷尬境地和必將被淘汰的結局與命運。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迫切需要解決這種基本經濟制度上的自相矛盾現象。如果中國的黨和政府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和制度，就必須對之進行真正的發展與完善，使之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充分自洽與符合邏輯，可以真正解決一系列現實社會問題，可以科學有效地指導中國的發展與建設才行。

　　當前中國的執政精英們再不能自欺欺人了，廣大的人民群眾也不能再被欺騙了。民眾們可能被愚弄一時，卻不會被欺瞞一世。不管目前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過去取得什么成績、發揮了什么作用;到了今天，它以其根本不利于普通民眾利益的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相混合的特點，已無法再取信于人民，不能再作為“凝聚共識、團結進取”的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了。繼續堅持這種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明顯只會葬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事業，葬送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未來。

　　觀察者網重發的崔之元這篇《從歐美金融危機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章，其實就證明了當前中國的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缺乏內在邏輯”的，是不科學、不能持久的;不但會葬送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也會導致“蘇東劇變”現象的最終發生，并最終會導致整個中華民族的一種大災難，并使中國陷入像一種像印度那樣的境地、狀態和發展水平。

　　首先，陳錦華告訴江澤民的這個結論是并不成立、不符合邏輯的：“既然在西方經濟學領域中其影響力僅次于亞當?斯密的帕累托對社會主義也很感興趣，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使是在西方經濟學中也是有意義的”。事實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是有價值和意義的，但顯然決不是一個西方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感興趣就能證明和體現的。只有在市場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和提法才是科學、正確、符合邏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要求，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邏輯相一致時才是正確的。

　　在文章中，崔之元先生“試圖為陳錦華對江澤民的答復做一個延伸”。無疑，崔先生是想以西方經濟學的視角，來證明現今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有效性。然而，他是怎樣“延伸”證明的呢?“迂回地從2007-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談起，看看美國‘暫時國有化’措施的經驗教訓是否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此，筆者要很遺憾地對崔之元先生說：這種證明或邏輯是不成立的，美國的案例恰恰說明了這種以“國有化”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無法持續、不能長久的，是缺乏內在邏輯的。

　　首先，美國危機時的國有化政策的“暫時性”是有道理的，符合邏輯的。因為，私有經濟體制的內在動力在于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資本家通過對利潤的追逐所實現的生產創造。資本主義的生命力、生產力和驅動力都在于此。在這一根本驅動力之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自成體系，排除一切障礙，按照自己的邏輯、方式和體系運轉。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方式下，要讓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來自動調整社會經濟的發展，就不能去阻礙這只手發揮正常的作用。為了讓這只手發揮正常的作用，“國有化”就必須是“暫時性”的。

　　從美國以“國有化”方式來應對金融危機的具體方式來看，其“國有化”的目的意義在于維持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動力與健康，其操作手法是相當細膩、有效、科學的。這種國有化的意義在于“糾偏”，而非“阻撓”或“替代”，這種作用的不同是意義非凡的。這正如格林斯潘自己所說的：“國有化使得政府能夠將有毒資產轉移至壞賬銀行而避開對這些有毒財產如何定價的問題。”崔之元先生很好的總結了這種“國有化”(即將公共資金注入私人銀行)措施的妙處：“一是銀行不愿意把它們的有毒資產以低廉的價格出售給‘不良資產救助計劃’;二是購買這些有毒資產需要很長的時間以至于不能很快地使經濟恢復健康狀態;三是根據巴塞爾協議所允許的銀行股權資本的杠桿比率，將公共資金以股權資本的方式注入私人銀行，即‘國有化’，比用公共資金以低廉的價格購買有毒資產更有效”。

　　但與此同時，美國財長保爾森為什么要強調“我們想要避免任何帶有國有化色彩的方式”?因為：“購買普通股雖然有助于提高資本充足率，但普通股是帶有投票權的，而我們想要避免任何這類帶有國有化色彩的方式。于是我們傾向于優先股，因為優先股沒有投票權(除了在某些非常有限的情況下)，而且即使在普通股價值大跌的情況下也可以全額贖回(保爾森，2010，第291頁)。”

　　但“這種特殊的國有化形式，即公眾承擔風險而公眾沒有控制權，是‘具有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顯然，這與社會主義無任何關系。這種“具有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仍然是一種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邏輯規范，是為資本家的利益服務。

　　事實上，“國有化”并非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國有化的思想和做法完全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要求和邏輯規范，而只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目標的一種過渡的需要和手段。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特征是證明了資本雇傭勞動者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私有社會經濟一切社會弊端的根源所在。因此，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就是通過一定形式的生產資料公有制，讓勞動者擺脫資本的束縛，而能自由建立和擁有屬于自己的，由勞動者自己平等合作的，沒有雇傭的生產方式。“國有化”雖然是生產資料有公有制的一種形式，但并非是勞動者可以自由建立和擁有屬于自己生產勞動的生產方式，因此并非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要求。將近一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表明，國有經濟既無法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理想，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要求。中外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們至今仍把“國有化”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完全是一種故意歪曲的結果。

　　因此，或許“國有資產”可以以一種優先股的形式存在于一個或一些企業之中，但這種優先股形式的“國有資產”已經沒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性質和作用在內。除了暫時讓私有股份制企業在困難時期度過難關，擺脫自身困境與危機之外，這種優先股的國有資產的存在已經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當私有股份制企業沒有這種優先股的存在也可以更好的生產與經營的時候，那么這些優先股的退出就成為必然。因此，崔之元先生的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是缺乏邏輯的，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邏輯，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邏輯，根本是說不通、不可行、不科學，無法長久的。

　　崔之元先生驚訝于“政府掌控銀行關鍵的一級資本的四分之三”，認為：“如果我們用美國政府擁有多少“一級資本”的來衡量國有化的程度，那么政府實際上擁有75%的‘一級資本’;也就是說，在美國這樣一個如此反感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環境中，這種情況怎么會發生的呢”?

　　其實，問題的實質并不在于如何實現股份公司的“國有化”，而在于國有化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中國與美國面臨著截然相反的輿論環境，中國是如何在避免國企私有化的前提下，解決國企的改革問題;而美國才是如何對私有股份制企業實現一種特殊的“國有化”，從而暫時解決私有股份制企業的生產與經營問題。顯然，美國人用于解決其私有股份制企業暫時生產經營問題的方法，并不適用于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美國的“特殊國有化”方案有效解決了私有股份制企業的臨時生產經營問題，并不說明這種“特殊國有化”方式就是可以長久、持續發展的、符合邏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式。

　　崔之元先生接下來所例舉的“美國的國有化只能是暫時的”事實和原因，證明了這種“特殊國有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長久、不可持續、不符合邏輯性：“到2011年3月8日為止，不僅九大銀行如數贖回了政府所購買的優先股股票，而且其它707家參加了“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的銀行中有145家也通過資本償還或是其它政府計劃，包括“社區發展資金倡議”(Community Development Capital Initiative)，的投資置換全額贖回了政府購買的優先股”(Congressional Oversight Panel，2011，第55頁)

　　顯然，一方面，這種優先股的存在不符合其他股東的利益，其他股東當然希望“贖回”他們的優先股。這同當前中國的國家控股的所謂國有企業面臨的局勢一樣，其他私人股東當然不喜歡國家控股的現象的存在。這一事實本事說明了國家控股的國有企業改革方式的錯誤與不可行之處!在這種國有股份公司中，中國和美國都一樣發生了要求國有股權退出的事情。只不過美國是公開的“贖回”，中國則是變相的、以營私舞弊的腐敗行為為特征的國企私有化。

　　另一方面，正如西方經濟學家們所認識到的，這種“隱蔽的國有化的政治邏輯是如何需要巨額補貼來實現——韋羅內西和金格爾斯將其稱之為‘保爾森的禮物’”，是不合理的。這種反其道而行之，不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是國家和人民倒貼財富和利益給私人資本家的“特殊國有化”，是不正常的現象和表現，只能用于緩解一時的危機，卻無法、也不應用于長久的社會經濟制度。

　　崔之元先生用“重慶試驗”來說明這種以國有化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重慶實驗表明公有資產和私有企業不是相互替代此消彼長的，而是相互補充和相互促進的……當公有資產能夠在市場中獲得收益，政府就能夠減輕私有企業和個人的賦稅，從而實現公有資產和私有企業的共同發展和相互促進。當全國的所得稅稅率是33%時，重慶只征收15%的所得稅這一事實是很說明問題的(Cui，2011，第654-57頁)。”

　　事實上，這種：“公有資產和私有企業不是相互替代此消彼長的，而是相互補充和相互促進的”邏輯，并不具有持久性的普遍意義。在各個方面，在理論與實踐上，在社會主義事業與現實社會經濟的發展上，都是不符合邏輯、不成立的。

　　首先，這兩種企業在利益上是矛盾和沖突的。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與條件下，國有企業的所有者由于缺乏自然人的特性決定了其終將被淘汰、消亡的趨勢和命運。當今中國持續不斷的國企私有化要求就在客觀現實上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國有經濟有其自己內在的合理合法性，至少可以滿足哪怕是一部分人的現實利益，那么國企就不會處于像今天這般的可憐境地。

　　其次，國有經濟的存在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和要求。以國有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國有經濟的所有者是國家，由政府來代為管理。雖然政府盡量不去干預企業經營管理，或者以某種股份代理人、企業經理人代為其經營管理，但是承擔最終經營后果的依然必須是國家或者政府。因此，除非國家可以任由國有經濟被侵蝕殆盡，否則國有經濟就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國家的必要干預。而這種干預本身就是與市場經濟的原則相矛盾的。

　　美國人在其金融危機期間的“特殊國有化”政策中，極力強調“要避免任何帶有國有化色彩的方式”。說明美國人對此是有清醒認識的，從側面說明了企業生產經營的國有化是不利于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的，即便是國有資產資本化經營也不行。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群眾的生產與生活需要，國家無論是以實體經營形式，還是以資本經營形式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是不利與人民的生產與生活需要的，都是沒有必要的。國家只應以類似美國“特殊的國有化”政策方式來引導、挽救、協調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運行。

　　第三，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沒有國家的特殊補貼政策，如果在市場經濟的平臺上與私有經濟真正公平地生產與競爭，國有企業自身也是無法長期、良好地生產與經營的。由于其所有者的特殊性，國有企業自身是必然缺乏效率的，沒有辦法在與私有企業的公平競爭中取勝。現今中國國有企業的良好發展是建立在一系列特殊的原因和基礎之上的，是不可持久的。

　　第四，國有經濟的存在除了可以讓國家掌握一定的經濟權力外，本身沒有什么特殊的價值和意義。為了國計民生健康、穩定的發展需要而像今天這樣在重要的產業上掌控一定的國有經濟是可以的。但如果國有經濟既不能去實現一種社會主義的目標和理想，也不能實現一種自然人的經濟需要，那其在社會經濟中的存在就毫無意義。這種毫無存在意義的經濟成份的存在，只會影響其他經濟成份的正常生產與發展，從而既不應該長久存在，也不可能長久存在。

　　除非執行某種特殊的功能和職能，存在某種內在的生存與發展動力，否則，在自由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普遍來講的國有經濟必然會日趨消亡。在當前中國，由于國有經濟失去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因此黨和政府根本就沒有辦法讓國有經濟繼續發展、存在下去，除非中國準備回歸過去那種全民所有制的計劃經濟制度。那種企圖維持國有經濟，直至生產力發展到可以消滅市場經濟，社會產品豐富到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候，從而把國有經濟當作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基本生產方式的想法，無疑只是一種天真的幻想，缺乏任何理論與現實的可能與基礎。而涉及國計民生，需要國家和政府掌控的國有經濟只需要少數即可。

　　第五，對國有經濟的認識誤區之一就是國有經濟所承載的所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職能。其實，正如筆者在前面已經說明，在多篇文章也都論證過的：“國有”并非社會主義的本質，不是科學合理的社會主義基本生產方式。“國有”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事業來說，具有一種臨時的從資本主義社會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功能。但如果把國企當作社會主義的長期的、永久的、可以實現更遙遠的共產主義高級目標的生產方式、企業制度，那就大錯特錯、本末倒置了。因為國企并非是可以實現勞動者自由與解放的生產方式。在國有企業中，勞動者不是自己和自己勞動的主人，依然沒有杜絕雇傭勞動關系。國企在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上的普遍失敗也證明了其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要求的。中國建國以來的60多年的國企實踐明白、明顯地說明和證明了這一切。

　　因此，當今中國必須對國有經濟的發展方向做出重大規劃和調整：要么是私有化，完成所謂的“轉型”，在中國實現一種完全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要么是集體化，從而讓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科學地結合起來，以一種真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式，進一步向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目標前進。

　　如果我們證明了以部分國有化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現實、不正確、不符合邏輯的，那么也就證明了米德的“顛倒的國有化”的計劃的荒謬。這種荒謬的東西，顯然遠遠談不上什么符合邏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

　　米德的“顛倒的國有化”計劃是：“國家不發行國債，而是擁有價值相當于一個國家的生產性財富的50%的國有資產。政府不親自經營生產性財富背后的企業，而是如同持有私有的信托公司和其它類似的金融機構的股權一樣在競爭的股票交易市場上投資于這些生產性財富/企業(Meade，1993，第94頁)”。那么，國有資產的價值、作用和意義何在?可以實現一種社會主義的目標和理想，克服和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各種弊端嗎?可以避免私人對這些國有資產的侵蝕，從而可以避免國有資本的私有化趨勢嗎?國家以經營全國50%以上的資本經營，這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國家干預?這種經營或干預會有效合理嗎?顯然，答案通通都是否定的!

　　在這種“顛倒的國有化”計劃中，政府“用股權投資所得到的收益建立一個‘社會分紅基金’，向每一個人發放最低收入”當然好。但問題是，這種股權能維持多久?這種“最低收入的發放”與資本主義國家通常的福利制度相比，那一個更有利于民眾?顯然，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同時，在這種“顛倒的國有化”中，政府真的可以“從她所部分擁有的企業的微觀管理決策中解放出來”嗎?在一個政府擁有50%股權的企業中，擁有最大權利的政府股東可以任由其他股東自由管理和經營，自主決定企業的資本運作、所有生產與經營管理上的事情，而政府股東自己不管不問嗎?顯然，做不到!顯然，“米德”的這種以“顛倒的國有化”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符合客觀現實的社會需要，缺乏足以讓其自生與發展的內在邏輯。

　　國有化、國有制并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主張，而只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目標的一種過渡方法和手段。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那里，與“國家”一樣，國有化、國有制都是一個暫時性的存在。無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國有經濟、國有生產資料，都只是為勞動者的真正當家作主，實現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讓勞動者成為自己和自己勞動的主人，由勞動者占有和管理自己的社會生產作嫁衣裳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任何脫離按勞分配，脫離這一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和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不成立的，都是缺乏內在邏輯的，不可行、不現實、錯誤的。

　　真正的符合邏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是嚴格符合馬克思主義按勞分配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自身內在的本質要求、客觀體現和必然結果。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理論、生產資料公有制理論、消滅階級理論、勞動者當家作主的自由與解放理論、人和生產力的解放理論、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必然存在私有財產和市場交換行為等等的理論，我們完全可以發現一種真正符合邏輯的，既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和要求，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求;既可以解決當前中國的一系列現實社會問題，也可以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目標，滿足人民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資料公有制下的真正集體所有制市場經濟。筆者在《當前中國社會問題的系統化解決方案》一文中，詳細論述了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制度、做法和方式。

　　眾所周知，社會主義是以消滅雇傭勞動為基本特征的。因此真正科學、有效、符合邏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是以消滅雇傭勞動，實現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為基本訴求、目標和功能的市場經濟。符合邏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同時嚴格符合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雙重原理與原則要求。顯然，國有經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要求，而私有經濟則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要求。因此，符合邏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不能以國有經濟為基本內容，也不能以私有經濟為基本內容，更不能是國有和私有的混合經濟。真正的符合邏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能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以一種既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要求，又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要求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為基本內容的市場經濟。在嚴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都只能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邊緣和補充，可以自由發展和存在，卻不能、不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內容。

　　在當今中國，如果黨和政府真的還想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制度和理論的話，必須在理論與實踐上真正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發展必須摒棄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迷信，開拓進取，創建一種嶄新的，以集體經濟為主體的，既嚴格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也嚴格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的公有制市場經濟。這種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當然是以成功戰勝資本主義私有市場經濟體系為特點和標志的。

　　如果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力、生命力、驅動力在于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資本家通過對利潤的自由追逐所實現的生產創造上，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命力、生產力和驅動力就在于每一個普通勞動者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幫助下，擺脫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束縛，而能自由、自主、自愿地建立和擁有屬于自己的生產創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資本創造和決定一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勞動者的自主勞動創造和決定一切。兩者都是以實現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需要為中心、紐帶和基礎的，但勞動者自主聯合的生產創造方式顯然要比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創造方式先進、文明、有效、合理得多。集體經濟與私有經濟所不通的只是所有者不同而已，集體經濟的所有者是企業的勞動者，私有經濟的所有者是脫產的私人資本家。集體經濟的所有者的有效合理性顯然遠遠高于私有經濟的所有者的有效合理性。無論是微觀經濟基礎的有效性，還是宏觀經濟整體的良性循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效合理得多。

　　最重要的，是這種以集體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可以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目標的。正如筆者在《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系統化解決方案》一文中所證明的，這種以集體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真正消滅失業現象，實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實現的充分就業，從而也就實現了人類夢寐以求的共同富裕理想。并且，由于集體企業是勞動者平等聯合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沒有了雇傭勞動關系，在企業的范圍內消滅了人與人之間的真正不平等，從而在社會的范圍內就消滅了資本主義的階級對立關系，從而消滅了階級剝削與壓迫，實現了人的自由與解放。顯然，這也就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目標理想。

　　在中國的實際經濟發展中，只要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以資本雇傭勞動為基礎的，那么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貧窮與失業、經濟危機、中等收入陷阱、階級分化與斗爭、民生與社會保障等問題就不可能解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是早就被馬克思充分證明的客觀真理。因此，在當今中國，只有這種以集體經濟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唯一科學、有效地解決各種現實社會問題，實現中華民族的真正崛起與發展。

　　中國只有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真正切實的科學含義，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和做法，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真正認可，中國黨和政府才能得到人民的擁戴，中國的社會問題才能解決，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崛起，中國夢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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