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財經大學 朱明熙 代靈敏

　　內容摘要：著名的庫茲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曲線”意味著貧富差距會隨著市場經濟和經濟發展先變大，經歷一個最大值以后，再逐漸變小，其政策效應就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完善和經濟發展貧富差距最終會自動縮小，因此，無需政府采取任何干預。然而，從實踐對“倒U型曲線”的檢驗得知，貧富差距的改善恰恰不是市場經濟和經濟發展自然的結果，相反，而是政府調節的結果。國內外實踐已經充分證明，試圖簡單地通過市場經濟和經濟發展來縮小貧富差距，最終只會離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標越來越遠。

　　關鍵詞：倒U型曲線 收入分配 貧富差距 經濟發展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國人民幾千年的夢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他甚至認為，能否實現共同富裕是檢驗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鄧小平晚年非常注重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問題，他指出：“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1]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519322億元;2001-2011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10.4%，處于世界領先水平。2009年我國出口總量達到世界第一，2010年我國以401512.8億元GDP總量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2000年GDP世界排名第七，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只用了9年，速度之快，令人嘆為觀止。

　　但同時，這種以“GDP增長至上”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式，不但透支了中國的環境和資源，而且也過度透支了中國的人力資本和權益資本。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很多不平衡、不協調、不和諧的問題也顯現出來，其中最嚴重的便是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據國家統計局所發布的基尼系數，2012年為0.474，2003-2012年平均為0.4814;另據西南財經大學公布的一份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其中城鎮家庭內部的基尼系數為0.56，農村家庭內部的基尼系數為0.60，大大高于國際公認的0.4警戒水平，而且也超過了0.44的全球平均水平[2]。此外，據王小魯(2009)估算的2008年隱性收入高達9.26萬億，幾乎占當年GDP的三分之一;而且據他研究，這9.26萬億的隱性收入中，最高收入家庭占有了63%，20%的高收入家庭占有了80%以上[3];如果按照這個包括隱性收入的數據去計算基尼系數，其值要遠遠大于國家發布的水平。

　　面對經濟發展過程中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問題，理論和學術界給出了大量的經濟學解釋，其中庫茨涅茨收入分配“倒U型曲線”以及“涓滴效應”理論成為經濟學界最主流的解讀之一。

　　在國內，陳宗勝(1991)認為，隨著我國經濟從低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發展，收入分配差別將呈現為先上升后下降的長期趨勢，此即倒U理論模型[4]。1994年，陳宗勝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數學論證，然后將體制改革與制度創新引入分析，論證“階梯形”收入差別曲線，并根據我國市場化改革中所有制結構的變動，以“混合經濟中收入差別倒U曲線的‘階梯型’變異”解釋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跳躍性[5]。周云波(2009)認為，城市化是改革開放以來導致倒U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城市化的加快使得由城鄉人口流動導致的收入差距于2001年開始縮小，加之低收入農村人口比例的縮小和低收入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促使我國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放緩。由此，全國總體收入差距將在2006-2009年迎來倒U形曲線的拐點[6]。許冰、章上峰(2010)利用非參數局部多項式估計方法，測度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多拐點倒U型曲線，并認為中國倒U型曲線將出現兩個轉折點，收入分配不平等在2010年后將趨于平穩，2015年后將趨于縮小[7]。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學者在分析貧富差距和經濟發展關系的時候，仍然是依據庫茨涅茨的“倒U型曲線”理論，視經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擴大是正常現象，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由貧窮走向富裕的必經之路[8]。他們認為，我國貧富差距擴大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發展的必由之路。換句話講，不論我們如何調整政策，這個貧富差距擴大化的過程是無法避免的[9]。同時他們認為，從長期來看，我國的貧富差距會隨著經濟發展自行得到收斂[10]。因此，他們認為，雖然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早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但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甚微。只要抓經濟發展，總量增加，發展到一定程度，貧富差距就會自動縮小。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核心是怎樣做大蛋糕，而不是如何分好蛋糕。”

　　這就提出了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大問題：在現實中，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庫茨涅茨的“倒U型曲線”到底存不存在?

　　二、“倒U型曲線”理論的簡單回顧

 　　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在擔任美國經濟協會會長的就職演說上宣稱：“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增長早期階段會迅速擴大，而后是短暫的穩定期，然后在增長的后階段會逐漸縮小”。1955年Kuznets又把這種關系以論文的形式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自此以后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家們討論的熱門話題。20多年后，羅賓遜(S.Robinson)也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該文指出：一個僅含有極少數假設條件且非常簡單的模型，宣稱倒U現象是一條經濟法則[11]。隨后國內外關于此方面的文獻不斷涌現，但至今仍未達成一致意見。

　　在解釋倒U曲線假說時，庫茲涅茨認為初始階段收入分配不斷惡化的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由于儲蓄造成的財富積累主要發生在少數富裕階層，而儲蓄積累又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因此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形成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其次，城市化、工業化是和經濟增長相伴隨發發展的，而城市內部的居民收入要比農村更加不平等，因此城市化和工業化必然帶來初始的總體收入不平等。在解釋倒U曲線中收入不平等的狀況由惡化轉向緩和時，庫茲涅茨指出了三點抵消收入差距擴大的因素：首先，遺產稅、累進制所得稅和救濟法等國家相關宏觀經濟政策和法律干預的實施;其次，由于高收入階層生育率比低收入階層要低，若干年后，最高收入人口中會有相對較低收入階層的人進入，從而會降低總體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后，新興行業和技術進步等因素的作用，必然會導致來源于舊行業的收入或財富在總體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降低[12]。

　　其實影響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有很多，這需要從經濟制度和社會傳統等多角度去探索，深入分析貧富差距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從整體上說，影響和決定貧富差距的動態過程中，有兩股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著。一個是以市場為主體，在自由競爭中自發產生的擴大貧富差距的力量。它以機會均等為原則，崇尚叢林法則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承認貧富差距擴大的合法性基礎;另外一個是以政府為主體，由政府機構實施的、凌駕于市場之上的相關經濟調控政策，此力量致力于縮小貧富差距。第一種力量在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存在，第二種力量由當時社會經濟環境所決定，所以貧富差距的擴大與否，主要由這兩股力量所決定[13]。

　　三、“倒U型曲線”的驗證

　　關于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實證分析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以幾個代表性國家多年跨度的長時間序列數據來證明;另外一種就是通過一段年份中很多不同國家的相關橫截面數據來證明。相對而言，前一種方法更為科學一些。由于庫茲涅茨在論文中使用的經驗數據比較少，大約在5%左右，而且所收集的數據年代跨度也比較短。例如，在論證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收入分配擴大時，庫茨涅茨僅僅引用了普魯士1854-1875年的數據。數據跨度僅有21年，因此，我們認為其證偽性不夠強。

　　為了驗證貧富差距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本文選取了13個發達國家，6個發展中國家，通過近100年最高收入比重所占份額變動情況，從長時間序列數據這個角度來證明“倒U曲線”存在與否。

　　衡量貧富差距可以通過多種指標實現，國際上比較流行的是用基尼系數來將貧富差距定量化。此處主要通過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來衡量貧富差距狀況，有學者認為最高收入比重對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貧富差距影響較小。如果我們從基尼系數的具體計算公式來理解貧富差距狀況，就會知道基尼系數的大小對最高收入比重變化很敏感。 

　　資料來源：A.B.Atkinson， Piketty Thomas， Saez.Emmanuel，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49:1，3–71.

　　圖1 美國、加拿大等國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1900-2011

　　圖1列示了1900-2011年美國、加拿大等國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變動趨勢，從圖中可以看出，100多年來，這些國家整體上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變動恰恰不是倒U型,而是呈正U型。具體講，二戰之前，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其比重都比較高，達到20%多，澳大利亞、新西蘭也在10%左右徘徊;二戰結束后一直到80年代初，整體上比重比較低，美國、加拿大保持在11%左右，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愛爾蘭保持在9%以下的水平，其中澳大利亞在1980年低到4.78%的水平;但自80年代以后，這些國家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又開始不斷增加，美國又恢復到20%以上，英國、加拿大、愛爾蘭也都達到了15%的水平。

資料來源：A.B.Atkinson，Piketty Thomas，Saez.Emmanuel，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49:1，3–71.

　　圖2 日本、德國等國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1900-2011

　　圖2列示了日本、德國等國1900-2011年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整體上看，收入分配的變化也不是呈倒U型，而是呈L型。二戰以前，整體比重在15-20%這個水平，二戰期間，法國、荷蘭、日本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迅速下降到10%左右，其中瑞典下降幅度最大，一度低于5%的水平。二戰以后一直到21世紀初，其比重都大體上維持在5-15%這個區間，其中以法國和日本最為明顯。

　　資料來源：A.B.Atkinson，Piketty Thomas，Saez.Emmanuel，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49:1，3–71.

　　圖3 中國、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1920-2011

　　圖3列示了中國、印度尼西亞等主要發展中國家的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變化情況，由于發展中國國家的數據統計遠不如發達國家完全，大體上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從上圖可以看出，與發達國家的正U和L型不同，發展中國則是橫的S型，即貧富差距從1920年到二戰期間先變大，二戰以后一直到80年代期間都是逐漸縮小，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又逐漸變大，總體上呈現一個橫S型[14]。

　　從以上三個圖可知，以上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從100年的長時期看，以1%最高人口收入比重衡量的貧富差距變動趨勢呈現出的恰恰不是庫茲涅茨的倒U曲線形狀，而是正U、L以及橫S型。

　　與此同時，所謂向下的“涓滴效應”利益擴散機制也并沒有自動發生，這已經被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際情況所證實。與此相反，許多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還出現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狀況。威爾伯在伊爾馬·阿德爾曼等人對42個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發展歷程的分析的基礎上指出：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在于減少了窮人的收入，發展所帶來的好處不但沒有自動地想下層人們流動，反而自然地使發展好處向上流動，得益最多的是中產階級和富有階層[15]。以陷入發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為例。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就傳入拉美國家，并在80年代“華盛頓共識”精神的指導下，很多拉美國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并沒有促進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20世紀90年代的十年間，拉美國家經濟年均增長率不到3%，比新自由主義改革前的六七十年代6%平均增長率水平差一半，也低于世界銀行估計的為減少貧困所必需的3.4%的最低增長率。新自由主義改革不但沒有促進拉美國家經濟發展，反而帶來一系列災難性的后果，其中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最為嚴重[16]。

表1            拉美17國城市家庭收入分配（各家庭組別占總收入百分比）

　　資料來源：蘇振興，增長、分配與社會分化——對拉美國家社會貧富分化問題的考察[J]，《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2月，第一期。

　　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 1981-2000年之間，除了玻利維亞、智利等六國最高10%人口收入比重有所降低，但是其降低幅度很小以外，其余九個國家，其比重都是上升的，特別是委內瑞拉，其最高10%人口收入比重上升超過了10個百分點。

　　四、“倒U型曲線”與政府干預

　　既然從一百年來的世界各國的發展史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根本不存在收入和財富變化的庫茲涅茨的倒U曲線，但從短時期看，比如30年代大危機以后至70年代這段時間，發達國家確實又出現過倒U曲線的變化，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我們認為，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從30年代大危機以后至70年代這段時間，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收入和財富的倒U曲線的變化，即貧富差距的縮小，恰恰不是市場和經濟發展的自然而然的結果，相反，而是政府大力調節的結果。這一點完全可以從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的變化與個人所得稅的變化的相互關系中看出。

　　資料來源：美國、英國最高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來自于A.B.Atkinson，Piketty Thomas，Saez.Emmanuel，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49:1，3–71. 美國最高邊際稅率來自于Wojciech Kopczuk，Emmanuel Saez，Top Wealth Shares in the United States，1916–2000: Evidence from Estate Tax Returns，National Tax Journal Vol.LVII，No.2，Part2. June 2004.英國最高邊際稅率來自于Annual Reports (AR) of the Inland Revenue and Inland Revenue Statistics (IRS).

　　圖4 美國、英國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及最高邊際稅率:1913-2011

　　圖4列示了1913-2011年美國、英國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及最高邊際稅率之間的變動狀況。

　　以美國為例，從圖4可以看出，從1918年開始，美國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不斷上升，并在大危機前夕的1928年達到了最高的24%，也就是說，當時的貧富差距達到最高。而此時，也是美國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自一戰以來最低的水平，1925-1931年為25%。大危機以后，隨著“羅斯福新政”的實施，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的提高，1944-1945年時期，最高邊際稅率一度達到了94%的水平;與此相應的是，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不斷降低，到20世紀50年代，此比重降到了10%的水平。整個50至70年代中期，美國的基尼系數都維持在0.37-0.39的水平;在此期間，美國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最低維持在70%的水平，1951-1963年一度達到90%的水平。但80年代以后，美國的貧富差距又開始擴大，直到2008年的次貸危機前，基尼系數又從70年代的0.35上升到2007年的0.47，甚至超過三十年代大危機前的0.43的水平，并最終導致2008年金融大危機的爆發[17]。面對這種狀況，不少美國人哀嘆，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消失，甚至發出“99%對1%”的怒吼。而這段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之所以擴大，恰恰與實行更多的市場，更少的政府干預和更低的稅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有關。反映在稅收上，就是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由70年代末期的70%大幅下降到80年代中后期的28%，以后雖然有些調整，但都沒有突破36%的水平。其他發達國家也同樣出現這種狀況，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兩個基本結論：第一，從一百年來的世界各國的發展史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出現一個隨著市場經濟和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自動縮小的趨勢，或者說庫茲涅茨的收入和財富的倒U曲線根本就不存在。而30年代大危機之后到70年代這段時期，西方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之所以出現縮小，恰恰不是市場經濟和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國家調節的結果。而國家之所以要調節，恰恰是經濟、社會矛盾嚴重的結果。第二，因此，對于我國正在日益擴大，并為國人所詬病的貧富差距，試圖完全通過市場機制和經濟發展來調節，來縮小，無異于癡人說夢。如果真正想緩解貧富差距，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和實現社會和諧，那就必須充分發揮國家的干預作用。這一點已經為國內外的實踐，尤其是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以及無數發展中國家的實踐充分說明。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64 頁。

　　[2]甘犁等，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2012，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2.6。

　　[3]王小魯，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比較》總第48輯，2010年第3期，中信出版社。

　　[4]陳宗勝，公有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分配差別理論模型與假說(Ⅱ):兩部門模型、總模型及倒U假說[J]，南開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

　　[5]陳宗勝，倒U曲殘的“階佛形”變異[J]，經濟研究，1994年第5期。

　　[6]周云波，城市化、城鄉差距以及全國居民總體收入差距的變動——收入差距倒U形假說的實證檢驗[J]，經濟學(季刊)，2009年7月，第8卷第4期。

　　[7]許冰、章上峰，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型多拐點測度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年第2期。

　　[8]郭熙保，從發展經濟學觀點看待庫茲涅茨假說──兼論中國收入不平等擴大的原因[J]，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

　　[9]茅于軾，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為一歷史過程[N]，經濟觀察報，2007年1月8日，第014版。

　　[10]王韌、王睿，二元條件下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與收斂——對我國“倒U”假說的存在性檢驗[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年第3期。

　　[11] Sherman Robinson, A Note on the U Hypothesis Relat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6, No. 3 (Jun. 1976),pp437-440.

　　[12] Kuznets.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1955.

　　[13]紀玉山，西蒙•庫茲涅茨倒U理論質疑[J]，社會科學戰線，1997(3)：68-74。

　　[14] A.B.Atkinson，Piketty Thomas，Saez.Emmanuel，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49:1，3–71.

　　[15]威爾伯，發達與不發達問題的政治經濟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16]鄭興碧，從“華盛頓共識”看新自由主義的危害[J]，當代經濟研究，2008年第3期。

　　[17]黃樹東，中國 你要警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96頁。

　　Do Income distribution Kuznets' "inverted U-shaped curve "really exist?

　　——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Visit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u mingxi Dai lingmin

　　Abstract：The famous Kuznets income distributio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means that the gap with market econom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large, after going through a maximum, and then gradually becomes smaller, the policy effect is the market economy improve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ltimately will automatically narrow the wealth gap, the Government need to take any intervention. However, from the practice of the "inverted U-shaped curve" test that, the wealth gap is not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ural resul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contrary, 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 has fully proved that simply by trying to market econom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narrow the wealth gap will eventually leave to pursu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farther away.

　　Keywords: Inverted U-shaped curve;Income distribution;Economic development;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