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在中國國民經濟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統計，2012年“中國企業500強”總收入為44.9萬億元，相當于2011年GDP總量的95.3%。其中，310家國有及其控股企業營業收入占比為81.87%，凈利潤占比高達83.61%。另據國資委數據，2011年117家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20.24萬億元，相當于同年中國GDP總量的42.9%，凈利潤近1萬億元。在國內A股市場，上市公司數量占比30%的國有控股企業的市值占比達到了70%。

　　2006年以來，國有經濟開始強化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七大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的絕對控制力。如果將地方國企在燃氣、熱力和自來水等城鄉生活保障領域的經營控制情況考慮在內，國有經濟或許在十幾個行業領域內擁有突出的控制力。人們擔憂“國進民退”的趨勢會破壞市場經濟秩序，不利于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經濟學人》(Economist)雜志指出中國國有企業存在三大缺陷：第一，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排擠了其他企業，最終讓有關系的內部人而不是有能力的外部人得益。第二，只有在有能力的政府領導下國家資本才能正常運轉。第三，這種模式沖擊了發達國家在過去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對于想在世界有一席之地的發展中國家，國家資本主義有很強的吸引力，但為了自己的利益也為了世界貿易的利益，中國應該減少對國有企業的控制。

　　中國是否應該降低國有經濟比重和減少國有企業數量呢?私有化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么?筆者認為，中國正處于促進經濟長期良性發展與深化改革的關鍵戰略轉型時期，應慎重考慮和深刻論證經濟發展模式及其制度安排等問題。關于國有企業的存在價值，不宜只從經濟層面考量市場價值，還應考慮社會層面因素。以下幾方面論證提出，現階段中國需要利用國有企業參與全球資源整合，并致力于推動構建和諧社會和實現包容性增長。

　　首先，中國匱乏偉大商業機構，可圍繞國企培育世界級企業。

　　1997年，筆者在《改革》雜志撰文提出了企業制度劃分的一個標準和“國有企業是超現代企業制度”的觀點。世界上有代表性的企業制度可劃分為三種：英美型、日德型和東南亞式的家族企業型。英美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特征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相比下國企管理團隊一股不持，國企采用的是一種“超現代企業制度”。在充分競爭市場機制下，若缺乏成熟獨立的法律制度體系與充分的信息披露機制，現代企業制度是很難生存的，而“超現代企業制度”的生存力更脆弱，這就是為什么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體系以家族企業主導。

　　在現代企業制度下，西方國家誕生了一批超越家族不斷壯大的偉大商業機構，如通用電氣、IBM、沃爾瑪、西門子等，而傳統家族企業則鮮有成長為世界級。這些大公司為母國培育中產階層、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盡到了應有的社會責任。近年來，優秀跨國公司正積極轉型為全球資源整合型企業(GIEs)，將全球化引入新的發展階段。全球資源整合能力將成為強國參與全球化競爭的一個核心資本與商業能力。

　　現階段，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有著明顯的經營規模效應和市場先導地位，擁有相對豐厚的人才儲備和良好的領導選拔機制。在技術儲備和重大項目研發方面也具備相對突出的資源優勢。在法制和市場秩序有待進一步完善的過程中，大型國有企業應被視為中國經濟參與全球資源整合的核心力量之一。在全球化的競合過程中，國有企業與世界一流企業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或許有助于中國打造偉大的商業機構。

　　相比之下，中國私營經濟克服了普遍存在的歧視性因素，成為中國經濟與社會轉型的主導性力量之一，誕生了如華為、聯想、吉利、沙鋼等入選“世界500強”的大型民營企業。但僅以“中國企業500強”衡量，民營企業的綜合實力和全球競爭力還很弱。如下所述，去家族化仍是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重大挑戰之一。

　　其次，“家天下”文化是民營企業成為世界級的內部阻礙因素。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天下”觀念深入人心，其始于夏禹，定型于秦始皇，以后歷代帝王都實行家天下，視家天下為當然。儒家文化亦有“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說法，其透射出的等級制度和階層分化思想也使“家天下”觀念深入中國社會。當代社會學家認為，中國傳統“以家治天下”的思想在向現代法治跨越或轉換的過程中存在障礙，“家天下”觀念或許不利于增強社會流動性，會導致階層固化。

　　從企業管理和發展的角度看，“家天下”思想的制約性表現在：其一，領導力不足導致“富不過三代”。現代商業競爭的本質是人才競爭，現代企業制度下豐富的激勵機制有利于廣納人才和集思廣益。“家天下”思想強調權力不外傳，一流人才無法進入企業核心決策層，可能會導致家族企業因領導力匱乏而長期衰落。其二，思維局限導致“家族企業做不大”。如果富裕起來的國內企業家無法超越“家天下”文化，只想著個人榮華富貴、光宗耀祖和子承父業，這種思維缺乏激勵，會制約家族追求自我超越而發展為世界一流企業，這也是華人企業鮮有世界級的原因之一。

　　國有企業具備相對完善的領導干部選拔機制和領導力培育體系。第一，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國企的管理者，多數擁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通過逐級升遷與競聘考核，其綜合管理能力可謂優中選優。第二，管理者輪崗或企業間調轉機制，促進了優秀管理人才和管理理念的流動，有助于提升國企整體管理水平并降低系統管理風險。例如，在中海油工作了30年的傅成玉調任中石化董事長，電信運營商之間的管理層調動等。第三，全球管理資源整合。2003年起，國資委開始面向海內外公開招聘央企高管。2008年，中國又推出“千人計劃”，以相對優越條件吸引各類海外高端人才來華工作。長期看，類似的全球人才整合計劃或將有助于縮小中國企業與世界一流企業的管理差距。

　　第三，私有化并不一定能夠改進市場經濟效率。

　　從世界范圍看，國有企業并不一定意味著低效率。比如新加坡財政部持有100%股份的淡馬錫公司，被看做是一個高效的投資公司，淡馬錫控股57%股份的新加坡航空也被看做是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再如德國大眾汽車集團、法國雷諾汽車公司、巴西航空工業公司、韓國浦項制鐵等企業，也都是國有企業的典范。

　　同樣，私營經濟占主導的市場中不并不意味著沒有壟斷，比如微軟公司幾乎壟斷了全球PC桌面操作系統(Windows)和辦公軟件(Office)市場。但總體看，發達經濟體依靠相對完善的法制約束和反壟斷條例審查，市場壟斷地位往往也體現了充分市場競爭的結果。而在一些法制和市場經濟秩序并不完善的新興市場國家，如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私有化浪潮后產生了眾多民營寡頭壟斷性企業，排擠了外部競爭力量，同樣降低了市場競爭效率。例如在墨西哥，主要的行業通常都掌控在一兩個家族手中，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旗下公司大約控制了墨西哥超過90%的固定電話市場、50%的互聯網業務和70%的移動通信市場。

　　從全球比較看，僅僅以國有或私有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來衡量市場經濟效率并不科學。中國需加速推進法制建設和完善市場機制，以此為國有和非國有經濟建立起高效的市場運作體系和考核體系，這也應成為國有企業和市場經濟改革的重點方向之一。如此看在現階段的中國，倡導私有化和市場經濟也應謹防私營企業壟斷和不利于市場競爭的情況。

　　第四，國有企業更有利于社會財富分配與構建和諧社會。

　　當前中國社會政府權力依然較大，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扭曲了收入初次分配機制，使政府和企業(既有國企也有民企)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愈來愈高，而勞動者報酬的占比卻每況愈下。實際上，在現階段法制和稅收體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憑借巧取豪奪，可能成為了收入初次分配的最大個人受益者。我們也看到，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龐大的國內市場產生了很強的“造富”功能，即使是在全世界，中國經濟的“造富”能力也堪稱一流。在《福布斯》雜志“2013全球億萬富豪榜”上，中國大陸有122人入選，僅次于美國與俄羅斯，財富總額達到2629.6億美元。中國上榜富豪基本是民營企業家，這無疑時間好事，是改革開放的成就之一。但在經濟發展模式、法律和制度等無法有效協調并解決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均和財富差距過大的前提下，在新商業文明尚未建立和其他收入再分配機制(如慈善和捐贈等)還不健全的情況下，“造富”功能對于中國打造和諧社會而言或許未必是件好事。

　　私營企業或許擁有更高的經營績效，但在“家天下”思想影響下可能導致貧富不均的社會矛盾更突出，可能導致日趨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更不利于和諧社會構建。1978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317(世界銀行)，2012年升至0.474(國家統計局)，大大超出國際警戒水平，成為全球貧富不均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可見，限制國有經濟規模，鼓勵私人經濟發展，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機制，這些想法的初衷是好的，但理想與現實之間或有一定差距。

　　公有經濟強調共同所有和共同分配，是一種“公天下”思想。盡管國企經營績效受到一定質疑，但至少從機制上可以防止收入和財富不至于進一步流向少數人。在現實中國，國有企業的存在或許有助于緩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最大限度推進共同富裕，這有助于打造更多的中產階層群體。正所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這種觀念也符合現階段中國社會倡導和諧社會和包容性增長的發展理念。

　　(注：作者為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本文首發于2013年8月《長江》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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