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國內最早倡導“自力發展”、“自主發展”的概念，曾經發表關于“自力主導型開放制度”和“自主型經濟發展方式”的文章。本文則是進一步在經濟全球化的視野下深化對這些問題的論述。

　　一、從當代經濟全球化的實質看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方向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科技條件下國際經濟運行的客觀趨勢，是經濟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并向全球拓展的過程。經濟全球化使經濟分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本、技術和信息等生產要素在國際社會流動配置，可以帶來巨大的分工利益，推動世界生產力和全球經濟的發展。

　　但我們同時要看到，當代的經濟全球化還反映了私人資本發展的必然邏輯，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私人資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潤。當國外存在著比國內更高的預期利潤率的時候，資本必然要越出國境，在全球范圍內擴張。正是資本的這種性質，使它沖破國境，建立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體系，使經濟生活逐步走向國際化、全球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而來的是私人資本無時空限制地對剩余價值的榨取，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在全球范圍內加深了。跨國公司內部的高度組織性和計劃性與世界經濟無政府狀態、全球生產的無限擴大與世界市場容量的有限性、資本擴張的無限性與地球資源的有限性、資本積累過剩與勞動者消費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大自然、與人類基本生存條件之間的深層次矛盾不斷加劇，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性正在造成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經濟社會等危機，威脅著整個人類的生存與良性發展。

　　現階段的經濟全球化，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起主導作用的經濟全球化，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懸殊的背景下展開的經濟全球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憑借優勢地位，在制定貿易和競爭規則方面具有近乎壟斷的決策權，控制了眾多的國際組織，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這種全球化除了具有優化資源配置等可能性外，實際上把市場經濟的消極方面全球化了。它既給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和國際市場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給所有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風險和負面影響。

　　可見，現階段經濟全球化可從兩個層面來描述和界定。一是從生產力和經濟關系一般意義上說，經濟全球化描述的是生產要素在各國之間流動加快的趨勢，經濟活動在各國之間聯系日益緊密的趨勢;二是從現階段經濟關系一個重要特征的意義上說，當今經濟全球化是美國等資本主義強國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控制和擴張的趨勢。

　　如果我們承認現階段經濟全球化的雙重性質和特點，那么作為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在經濟發展方式問題上所面臨的主要矛盾與風險是顯而易見的。放在當代經濟全球化的視野下，我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所要克服的重要矛盾與風險就是：克服市場經濟的消極方面，克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主導作用的負面影響，從而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經濟關系對我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經濟運行的危害。

　　這就要求我國，必須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自主型經濟發展方式。所謂自主型經濟發展方式，是指經濟發展必須主要依靠中國所擁有的生產要素和管理能力。這意味著我國要適當控制對外經濟的各種依存度、依賴性和風險性，不斷完善獨立與開放有機結合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加大自主知識產權體系和自主發展，其科學發展成果讓中國人民共享，同時對世界經濟作出更大的貢獻。

　　具體說來，自主型經濟發展方式體現在生產力和交換力層面上，是要有足夠的科技、品牌和服務的自主創新；體現在生產力源泉層面上，是要有足夠的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所需的資源、環境和人才；體現在生產關系或經濟基礎層面上，是要有足夠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國有制為主導的民族企業和民族經濟，國民財富的儲存和分配要有利于國內勞動人民；體現在對外經濟依存度層面，主要是適當控制外貿、外資、外產、外源、外技的依存度和外匯的儲備度。

　　由于帝國主義發動冷戰和實行經濟封鎖，以及中蘇友好關系破裂，因而我國在改革開放前20年基本實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爭取外援為輔”也難以實現，即被迫實行完全自主型經濟發展方式。新中國短短30年間，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門類初步齊全、依靠內循環可以基本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包括導彈、衛星、核武器在內的自主武裝，經濟增長速度年均超過6%，可以躋身同期世界發展最快的幾個國家之列，取得了足以自豪的輝煌成就。但完全自主被迫形成了比較封閉的經濟發展模式和體制，再加上國內外其他種種挫折和干擾，使我國并沒有達到最佳的發展狀態。

　　為了實現經濟社會更好更快地發展，我國毅然進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確實取得了更加輝煌的成就，不過，當前我國經濟已呈現過度外向特征，形成了對外貿、外資、外技和“外源”(資源能源)等的過度依賴局面。如不及時轉變，我國有喪失自主型經濟發展方式而淪入依附型的危險，實際上近年來我國的產業安全、經濟安全以致經濟主權等都已經受到了相當的威脅。不同于改革開放前我們是相對封閉的經濟體，即使經濟有問題，財富往往是在國內不同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間重新分配;而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情況下，經濟安全出了問題，財富會在國際間重新分配，甚至可能我們長期積累的財富一夜之間全被卷走，經濟也會很長時間無法恢復元氣。所以，我國轉變對內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有著極端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我們不可能也沒必要回到被破封閉的完全自主型經濟發展老路上去，而是轉變為開放的充分自主型經濟發展方式。

　　二、從“中美國”之間的經濟循環看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初期，在“發展”等同于“增長”的“硬道理”理念指導下，我國把促進經濟總量快速增長作為發展的主要任務，從而形成了全力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增長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這種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弱，且出口是建立在勞動力和土地價格低廉的所謂“低成本優勢”基礎上。

　　眾所周知，生產成本主要是勞動力成本、原料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環保支出等等，其中我國最為明顯的成本優勢是勞動力成本優勢。有文獻指出，中國員工工資的總體水平僅相當于美國和日本的4%。中國制造業工人的小時薪水只有美國制造業工人的3%，只及德國工人的2%，甚至大大低于泰國，泰國為每小時2美元，中國只有0.8美元(中國勞動力的極低價格絕非其“自然價格”)。為了攫取更多的利潤，少數企業主更把這一“優勢”發揮到了極至，即企業主讓工人在有毒有害的勞動環境下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而沒有任何補償;在十幾年里讓工人的工資長期徘徊在略高于法定的最低工資額而不增加：在沒有足夠勞動保護的條件下讓工人深井下挖煤而時常發生礦難。顯而易見，這樣的比較優勢，不過是用勞動者的血汗補貼產品的出口。

　　在土地成本方面，前些年我國的許多地方出于競爭，競相以低地價來吸引外資，也使外商在地價支出中獲益匪淺。例如，在我國寸土寸金的長三角某個城市，當年為了招商引資，將每畝已投入開發成本達20萬元的土地，以15萬元讓予外商。

　　在資源環境成本方面，我國在治理環境污染方面法制不健全、政策不到位，許多企業將其巨大的負外部性留給了當地社會，生產的社會成本增加了。比如，水、空氣被污染了，各種稀缺的資源被大量消耗了，而廠商卻因此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我國人均資源缺乏，但我國經濟的高增長，是用大量的資源消耗來實現的。廉價的“中國加工制造”，不但損害了勞動者權益，而且還嚴重透支了資源和環境。與此同時，我國政府部門還承諾給予外資企業相當的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包括給予外資投資低息貼息的“配套”貸款資金等。

　　所以，我國使用外資的成本價格實際上是畸高的，與外資價格相對應，內資（這里主要指我國國家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價格可謂畸低。綜合這些因素，才導致了“中國制造”產品出口的低價格。究其實質，中國實際上是以部分損害勞動、環境和資源為代價，為美國等國家消費者提供物美價廉的產品。

　　由于中國內部要素的價格被人為壓低，降低了投資成本，就使生產加速擴張，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不斷縮小。生產擴張所帶來的產能不能被低報酬勞動者的購買力所消化，就會產生生產過剩，并引發一系列的結構性矛盾。同時，這又使外需依存度不斷提高，進而導致我國國際收支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的順差越來越大，巨額外匯儲備使得人民幣面臨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又導致外資的進一步流入，國際收支順差隨之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升值壓力進一步增強。這就形成了我國嚴重內外失衡的不良循環。

　　在對外出口上，由于采用低人民幣匯率政策(人民幣匯率從1979年0.67美元/元人民幣一路下降到最低時即1993年0.12美元/元人民幣或8.7元人民幣/美元)，企業只要生產出口商品，就能在國際市場低價賣出去，這實際上是國家通過匯率政策給予出口商補貼，但這種補貼實際是由全體老百姓來承擔的：進口商品在低匯率下，在國內必然大幅度漲價，老百姓再一次承擔了補貼責任。這是在商品進出口上中國遭受雙重盤剝，或曰對美國的雙重賤價奉送。　　如果我們采用低匯率政策，只是作為一個便于交易的中介，即便于出口商品然后換回我們需要的物資和設備，倒也罷了，問題是我們的出口似乎只是為了外匯。而外匯，如美元，實際是美國的欠條，而這張欠條不斷貶值。40年前，1美元等于一張欠1/35盎司黃金的欠條，拿1美元可以換回1/35盎司黃金;現在，國際市場上黃金價格每盎司超過1700美元，也就是說1美元只能換回1/1700盎司黃金了。40年前的美元欠條，現在兌現，能拿回來的財富只有當時約2%。如果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的人民幣購買力平價匯率和出口總額及人民幣實際實行的匯率估算，1980-2008年我國總計奉送財富32.16萬億美元（2008年美元），相當于每個中國人奉送23800美元。這29年來，平均每年奉送財富超萬億美元，最多一年（2006年）奉送財富高達3.9萬億美元。

　　另一方面，在中國國內，由于發行流通的人民幣代表了所有在中國土地上生產的商品價值(GDP)，但實際上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早已賤價奉送給了美國(累積凈出口+GDP—GNP)，這部分價值不斷增加，中國社會上流通的沒有相應商品對應的超發人民幣就越來越多，引起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同時，由于外匯不能在中國社會流通，只能再以微不足道的利率流回美國，主要是購買美債等，然后美國又拿著這些流回的美元再來賤買中國的商品，這是又一次免費奉送財富！

　　“中美國”之間經濟循環的故事并未到此結束，即使中國持有的實際上僅僅是數字符號的美債，美國也是不斷在想法賴賬。如近年美國實行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中國持有“兩房”的4千多億美元的債券可能歸零等，都是典型的例證。

　　更可悲的是，中國以巨額的經濟犧牲來補貼全球，包括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美國，但如此巨額的犧牲并未換來國際社會的些許認同，相反，竟招來仇視和抵制。從1995年起中國已經連續16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中國是國際上反傾銷和反補貼的最大受害者，“中國制造”是外國反傾銷的重點。

　　三、從充分自主型發展的內涵要求看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因素

　　其一，在生產力層面，必須堅持科技的自主創新，完善勞動力、資源和環境價格機制。

　　中國以較大的經濟犧牲來補貼全球，出口低廉的產品，卻得不到善待。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局面呢?由于“中國制造”不是“中國創造”，多為無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形成無核心技術、無自主品牌、無自主營銷網絡的“三無”產品，因而不少“中國制造”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容易同“廉價”產品劃等號，容易被當作“地攤”產品處理。世界市場很多“中國制造”的產品扎堆在低端、低價市場上，低價出口又成誘發反傾銷的導火線，靠“便宜”換美元，給人以反傾銷的口實。“止痛”的良藥是變“三無”為“三有”，變“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加快自主創新步伐，取得自主知識產權戰略和策略上的突破，然后才能用自主先進技術改造國內傳統產業，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完成在品牌、產品、服務、營銷、管理、人才等方面的升級，切實降低資源能源的消耗水平，解決生態環保問題，實現民生取向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企業興旺的生命。避免反傾銷也好，走循環經濟之路、避免制造污染也罷，都離不開創新。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即使有自己的品牌，這樣的企業也不會“長壽”。世界各國發展的歷史經驗證明：要發展就要有核心競爭力，要有核心競爭力就要有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而獲得能力的惟一途徑是自主自覺的技術學習，其中包括：企業在產品開發和技術創新等方面的努力，大學和科研機構從事的基礎研究，對教育和人才培養的投資，政府對技術學習的政策支持等等。主要靠引進、合資或出讓市場，是難以真正換來先進技術的，往往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開放式技術爬行主義。必須大力發展“控股、控技(核心技術、技術標準)、控牌(品牌、名牌)”的三控型國有跨國公司。

　　從供給角度來講，我國目前自主創新供給不足的重要成因之一是外來技術的“擠出效應”。但與一般技術領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發達國家對我技術封鎖最甚的產業，尤其是國防科技工業，如大型計算機、航空、航天工業等，反倒成了自主創新成果最為突出的生長點。這表明，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軍隊以及國防科技工業體系的自主創新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從需求角度來講，民品市場需求，絕不會自然而然地拉動對各種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原始創新。但由當代戰場需求轉化而成的國防需求，卻集中表現為對尖端科技產品的需求。因此，我軍轉變戰斗力生成模式、我國建設強大國防的進程，恰好是對自主創新提出高端國防需求的進程。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現實：高科技產業既是經濟產業，也是軍事、政治的戰略產業。高科技自主創新，只有在經濟、政治、軍事綜合需求的拉動下才能得到順利發展。隨著我國“軍民深度融合和共享力度”的加大，以重大工程牽引軍民融合發展，促進軍事自主創新成果的大面積擴散，必將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產生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影響。

　　勞動力、資源和生態環境均屬于生產力的重要源泉和要素，其價格機制直接涉及到轉變對內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問題。在勞動力價格方面，要逐步形成勞動報酬與資本回報合理分配企業收益的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要引導企業通過節約資源、技術進步、改進管理而不是通過壓縮勞動報酬來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應審視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所進行的過度和不合理競爭，避免地方政府為發展局部經濟，而付出過大的資源環境成本，忽視對社會整體對各種資源的優化配置。未來經濟發展的著眼點，應從單方面對資本的優惠逐步轉到同時對勞動的優惠上來，逐步轉向以勞動者素質的提高而不是以勞動力價格的低下來吸引外資;應盡快形成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的經濟機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調節過高收入者收入;應通過完善和嚴格執行勞動保護制度、最低工資標準制度和工作日制度等，切實維護勞動者權益;應以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應調整稅收結構，引導各級政府從GDP取向的傳統發展思路轉向民生取向的科學發展思路。在要素價格方面，需通過資源、能源、資金等生產要素價格改革來重新配置資源，改變資源配置扭曲的現狀。應重點推進資源性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引導市場主體在競爭中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其二，在生產關系層面，必須真正做到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

　　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區別的根本標志。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有基本數量和質量的公有制作制度保證，這同時是充分自主型發展的內在要求。但中外一些輿論聯合起來，否定社會主義及其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錯誤地論證國企低效，進而提出“化公為私高效論”、“國資流失無害論”等。其實，這些觀點，包括其研究方法、論證邏輯、理論依據等都是有誤的。造成我國國企績效一度陷入困境的具體原因很多，政策負擔、社會負擔、歷史負擔過重和政策操作失誤等，都是重要原因。近幾年來隨著這些問題的逐步解決，即使直接用微觀經濟效率指標作比較，我國國企績效也超過了非國企。可見，把我國國企一度存在的困難和目前依然存在的一些弊端簡單地歸結為公有制或國有制，是找錯了病根。

　　我國國有經濟的數量底限，既不能以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化的“國際經驗”為依據，也不能憑主觀好惡為尺度。假如國有經濟僅僅占到10%或20%，就得把重要的礦業、能源、交通、金融、大型設備制造業和軍工等有決定意義的部門全部拱手讓出去，只剩下賠錢和微利的公共服務產業(按西方計算，僅軍隊、學校、科研單位、政府機關、公共事業等消費提供的GDP就超過20%)，那又怎么能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呢?因此，要落實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的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確保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競爭力和影響力，它占GDP的30%左右為宜，加上40%的集體經濟，公有制可以保持在70%左右的比例，非公經濟保持在30%左右。這種“343產權模式”，既能充分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性質，又能推動對內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實現與開放相結合的充分自主型發展。

　　事實表明，我國大陸進入世界五百強的85家企業，90%以上都是國有經濟或國有控股公司;凡是國有經濟退出的經濟領域，我國的私有企業并沒有占據支配和主導地位，都被外商迅速占據主導地位。西方國家輿論普遍確認，作為“金磚國家”的帶頭羊——中國，能夠很快自主應對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巨大沖擊，并出手援救美歐國家，其主要原因是國有經濟相對較強，國家調控有微觀基礎，比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要優越。可見，國家國資委強調要“做優做強國有企業，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央企”，是完全正確的。不僅如此，中國經濟在發揮國家規劃、產業政策等宏觀調控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推進經濟增長方面的經驗，也可以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乃至西方發達國家提供有益的借鑒。總之，無論是轉變對內經濟發展方式，還是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只要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充分自主作用調整和發揮好了，其他各類企業都會被影響、被帶動，便會在經濟結構調整、創新型國家建設、國家經濟安全、國際經濟合作、民生取向改革等諸多方面，較快取得實質性的重要進展，否則，極易主次不分，事半功倍。

　　其三，在對外依存度層面，必須逐步地適當控制，進而積極提升自主發展的程度。

　　一是適當控制外貿依存度。我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進出口外貿依存度迅速提升，2003年首次超過50%達到51.9%，2006年達到最高的67%，2007、2008年有所回落，但均在50%以上，2011年仍在50%以上，達到50.1%。2009年中國工業品產量雖已位居世界第一，但產品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國的4.38%、德國的5.56%，出口商品中90%是貼牌生產。中國自1995年起已連續17年成被發起反傾銷最多國家。

　　二是適當控制外資依存度。2010年我國利用外資突破1000億美元，達到1057.35億美元，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在日內瓦公布的數據，2010年中國吸收外資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發展中國家第一。2011年FDI繼續增加，為1160.11億美元。我國利用外資方面取得的成就,往往是以外資“超國民待遇”所隱含的巨大成本為代價的,而這種代價的付出并不總是對經濟長遠發展有益。

　　三是適當控制外產依存度。2009年外資企業產值已占我國工業產值的30%以上,出口占56%以上。僅以美國在華投資為例,據《人民日報》轉述中美商會發布調查報告,2009年71%在華企業實現盈利,而46%的受訪企業在中國市場的利潤率高于其全球利潤率。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6年7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數資產控制的已經達到21個;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據國家工商總局調查，電腦操作系統、軟包裝產品、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手機等行業，外資均占有絕對壟斷地位。而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外資公司的產品已占據1/3以上的市場份額。據商務部透露，2005年，中國出口總額的58%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外貿順差中資和外資企業的比例為17%：83%。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凈值844億美元，占中國貿易順差總額1019億美元的83%，如果扣除這一部分，中國的貿易順差僅為175億美元。

　　四是適當控制外源（外國資源）依存度。從1993年開始，我國開始成為原油純進口國。在此后不到20年的時間里，原油消費急速上升，2009年原油凈進口1.99億噸,增長13.6%,對外依存度約為51.3%,超過50%的警戒線。2010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54.8%。到2011年上半年，原油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了55%，達55.2%，已超越美國。這是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連年打破歷史紀錄后，首次超過美國。中國對鐵礦石的需求在全球所占的份額從2004年的32.0%增加至2008年的49.8%。中國鋼鐵行業鐵礦石對外依存度從1995年的15.65%上升到了2008年的53.9%。2009年我國進口鐵礦石62778萬噸，占當年高爐生鐵總量的62.3%。2010年中國進口鐵礦石6.18億噸，對外依存度為62.5%。根據國家糧油信息中心的報告，2010年國產大豆的產量在1450萬噸，但是進口需要4750萬噸，對外依存度在76%以上，比2009年進口4109萬噸、對外依存度達到72%繼續有所提高。據估算，2011年我國石油、鐵礦石、大豆對外依存度分別達到55%、63%、80%。

　　五是適當控制外技依存度。目前我國技術對外依存度高達約50%，而美國和日本只有5%。2008年全社會R&D(研究開發投入)總量達到4570億元，比1978年增長40多倍，但研發投入比例較低，近幾年甚至比印度還低，很多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仍然受制于人。我國原創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屈指可數，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曾連續4年空缺，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也曾經連續6年空缺。我國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40%，與發達國家技術進步貢獻率高達70%左右相比，差距甚遠。而創新型國家的基本特征是技術對外依存度在30%以下，2006年我國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到2020年技術對外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不過，其中還有核心技術和技術標準的依存度問題。實踐證明，國內企業只有兼顧自主創新和對外直接投資,實現技術互動與技術吸收的有效對接與相互促進，才能實現自主創新發展。

　　六是適當控制外匯儲備度。中國的外匯儲備在近10多年來快速增長,從1997年的1399億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8473億美元,而且從1999年起增長的速度越來越快。而據計算，現階段我國動態的適度外匯儲備的基準規模大致在10000億美元左右。201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高達2.84萬億美元,占到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47%，已經遠遠超過測算的適度規模。2011年3月份突破3萬億美元，達30446.74億美元，8月份增至32624.99億美元，此后略有下降。至2011年12月份為31811.48億美元。外匯儲備過多，不僅造成資源浪費、貶值，而且對國內宏觀經濟和政策調控形成一定的壓力。應盡快加大直接或間接地用外匯購買國外實體性資產、參股和并購國外媒體、在主要國家設立基金會、改善國內民生和彌補國防欠賬等戰略性措施。

　　(原文標題：加快向充分自主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基于經濟全球化視野的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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