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梅新育

　　私有化主張充滿欺詐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憲法明文規定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大規模私有化無異于憲法政變，對中國社會和政權穩定性的威脅可想而知。正因為如此，中國社會近年流行的某些私有化輿論充滿了欺詐，最常見的就是把國企與公眾利益對立，在“增進公眾利益”的旗號下推行實際上只能令少數寡頭受益而剝奪大眾的舉措。

　　如以“國有壟斷企業”分紅少、損害了公眾利益為由主張私有化，且不說前些年國企分紅比例低系20世紀90年代國企極度困難時期的遺留問題，我們不能竭澤而漁，這種邏輯總結起來就是“因為國企暫時分紅少，普通公眾受惠少，所以，為了讓普通公眾增加受惠，應當把國企改為私人所有，讓利潤進入少數私人私囊，從而剝奪普通公眾從中受惠的可能”??這是什么樣的邏輯?

　　類似的忽悠做法同樣也體現在關于財政問題的爭議上。主張私有化的人多數也指責中國財政規模過大;事實是中國財政占GDP比例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我們需要澄清某些被攪混的事實。

　　美籍經濟學家陳志武《中國政府規模有多大》一文流傳甚廣。此文指責中國財政規模過大，聲稱2007年中國財政收入5.1萬億元，占GDP的21%，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稅收為 2.4萬億美元，占GDP的18%，中國政府規模大于美國。其實，這篇文章是把不同口徑財政數據放到一起比較了，因此結論只能是誤導。無論是按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財政占GDP比重還是按照財政供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衡量，中國政府規模都小于美國政府;陳志武文章中引用的中國財政收入是包括中央、地方各級政府在內的全部收入，但陳志武用以與之比較的僅僅是美國聯邦財政收入，而美國財政包括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級。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09》，2007年中國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總額51321.78億元，陳志武文中這一數據大體正確;2007年美國GDP為138112億美元，根據我查閱的美國國會預算署統計數據，2007年美國聯邦財政收入25682億美元，經濟統計局報告提供的當年美國州政府財政收入約20190億美元，兩項合計45872億美元，占當年美國GDP的33%，盡管州以下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尚未納入計算，但這個比例已比中國同年全部財政收入占GDP比例高12個百分點了。若按中央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資料，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歷年這項指標都相當于中國的兩倍左右。

　　這些本來是經濟學界的常識，身為知名美籍經濟學家的陳志武在《中國政府規模有多大》一文中作出如此驢唇不對馬嘴的對比，是因為真的不知道，還是明明知道這些常識卻故意拿不同口徑數據對比?他這樣做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正是由于充滿欺詐，許多與私有化主張一脈相承的主張完全違背經濟學基本常識，如“將外匯儲備分給全民”之類，諸如此類的主張居然是知名學者提出，居然能夠走紅，實在是給中國經濟學界留下了無法抹殺的恥辱印記，而我們的社會公眾也需要增強辨別能力，以免遭遇忽悠深陷彀中而不自知。

　　欺詐私有化造就俄羅斯權貴資本主義

　　在蘇聯廢墟上建立的俄羅斯葉利欽政權，企圖通過大規模私有化迅速制造出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他們的口號卻是欺詐性的“全民平分國有資產”。“俄羅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后來與前總理基里延科談話時對此直言不諱：“20世紀90年代改革中完成的唯一任務是促成產生大的資本家，以防止社會主義重歸俄羅斯。這個任務95%是政治性的，只有5%是經濟性的。” 殊不知此舉卻造就了在相當程度上凌駕于這個政權自身之上的操縱者。在收買大資產階級政治支持的交易中，近乎無償掠奪了巨額資產的大資產階級、俄羅斯新貴們并無義務急于支持養肥自己的人。而大力推行私有化的蓋達爾政府由于此舉大大削弱了政權自身的資源，并將絕大多數國民推向自己的敵對面，反而極度削弱了自己的“談判地位”。結果，新生的俄羅斯大資產階級開始萌生操縱政權的野心。

　　蘇聯剛剛解體，新生的俄羅斯大資產階級中就有人開始顯現出操縱政治的野心。俄羅斯寡頭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最近20年里，除了商界外，政府不可能從任何其他地方挖掘到得力的干部。任何一個30?35歲年齡段上的政府工作人員，如果沒有經過在商海中的磨練，在國家的崗位上會無所事事。” 在1992年出版的與其副手涅烏茲林合著的《操縱金錢的人》一書中，他更寫下了這樣的自白：“幾個月前我們還認為不影響我們這些商人利益的政權是最好的。就這一點來說，戈爾巴喬夫政府是最理想的。在當時那個階段，這已足夠。現在，當商人階級的力量在積蓄，而且已經成為不可遏制的發展進程的時候，我們對政權的態度開始改變。政府對我們采取的中立態度已不能使我們滿足。現在需要遵循‘誰有錢誰說了算’的新原則。” 在這方面，霍多爾科夫斯基堪稱言出必行。在攫取了尤科斯石油公司控股權和管理權之后，他同時向政治立場迥然對立的“亞博盧”集團、右翼力量聯盟和俄羅斯共產黨提供政治捐助，企圖先在國家杜馬中獲得“攔截股”，進而取得“控股權”。

　　以1996年初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和當年俄羅斯總統大選為標志，俄羅斯“寡頭資本主義”正式誕生。在當年年初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12個與會的俄羅斯巨商(主要是銀行家)決定集中所有人力、財力、物力以幫助葉利欽競選連任成功。葉利欽如愿以償成功連任，寡頭們也如愿以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國家政權。他們不僅向政府重要位置安插了自己人，而且還親自披掛上陣，在國家機構中占據了幾個高級職位，最典型的莫過于控制奧內克蘇姆銀行的寡頭波塔寧出任聯邦政府第一副總理。別列佐夫斯基更是囂張跋扈。當初極力推行私有化、希望借此造就一個大資產階級作為政權支持基礎的丘拜斯剛剛提出“企業家的活動對國家的影響過大”，就立馬遭到別列佐夫斯基的迎頭反擊。丘拜斯很快失去了在政府中的實職。1998年3月22日，別列佐夫斯基在獨立電視臺的“總結”節目上斷言切爾諾梅爾金總理不可能成為葉利欽政策的繼承者。次日切爾諾梅爾金就被解職。

　　權貴資本主義將使國家走向衰敗

　　強大利益集團孳生常常是一個國家從興盛走向衰落的轉折點，更是后發國家喪失“趕超”希望的根源。因為這樣的利益集團綁架國家政權，使之淪為為小集團私利看家護院的“家丁”，扼殺平等公正。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發展中國家國內產業因國內收入分配嚴重失衡、市場太小而無法取得規模效益，在開放市場的競爭中難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護國內市場、為本土產業創造發展空間，掌握了絕大部分財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輿論上勢力強大的高收入群體也有能力扼殺這類政策，以求滿足自己對外國時尚、高檔、優質消費品的消費需求。

　　比如，一般而言，適度的本幣貶值能兼顧促進出口和抑制進口雙重目標，對本國經濟增長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較強的國家往往訴諸本幣貶值手段以刺激本國經濟。然而，就是這樣一件公認為有利于本國經濟的政策工具，1968年的秘魯政府和1971年的加納政府實施未久，自身便宣告垮臺。之所以如此，原因是這兩個國家政治經濟精英群體日常生活消費高度依賴于進口消費品，本幣貶值政策雖然有利于國民經濟整體，卻導致進口消費品價格上漲，損害了這些群體的短期狹隘利益，便運用自己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顛覆了政府。

　　一個被利益集團綁架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注定缺乏行動能力，財政動員能力虛弱。因為這個小小的權貴群體有能力制定和推行片面有利于自己的財稅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無法提供足夠的財政收入。而一個財政動員能力虛弱的國家無法有效應對各類經濟和社會沖擊，本土現代產業的發展環境因此進一步惡化。面對外敵的入侵，這樣一個國家也注定無力招架，因為敲骨吸髓的剝削者不僅不可能有效動員起被剝奪壓榨的大眾，反而往往唯恐被剝削的大眾在反抗外敵入侵的過程中組織起來而爭取政治經濟權利，因而常常愿意喪權辱國割讓利權，乃至為外敵充當統治的傀儡，只求能保住自己已有的剝削壓榨特權。晚清和舊日的中華民國便是這般景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

　　即使是在引領世界的大國，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團也經常會扼殺公正和發展的希望。昔日的世界帝國西班牙就是這樣沒落的，今天的美利堅“帝國”同樣面臨這樣的風險。次貸危機和由此發展而來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國金融體制的深層次問題，致力于推動金融改革的奧巴馬卻因開罪了華爾街利益集團而付出了重大政治代價。2010年9月上旬，奧巴馬在一次演講中說：“很長時間以來，一些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一直主導著華盛頓的議事日程。他們談論我的時候就像在談一條狗一樣。” 在這年年末的中期選舉中，奧巴馬果然慘敗。

　　在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體中，國有經濟私有化是分利集團快速形成并膨脹壯大的最重要渠道。因為對于以自己發財致富為唯一目標者而言，財富再分配特別是掠奪財富永遠比創造財富更為迅速快捷。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拉美私有化進程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而在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私有化進程中，這一點更是暴露無遺。它造就了俄羅斯目前已是根深蒂固的權貴資本主義，哺育了一批企圖或曾經左右政局的寡頭。盡管普京上臺后強力整肅，但權貴資本主義病根已經深入俄羅斯肌體，無從根除。

　　警惕欺詐私有化，避免中國重蹈俄羅斯的覆轍，是中國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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