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天津商業大學學報》2010年第9期　　

內容摘要：近年來國內外經濟學界普遍地把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指責為重商主義，但實際情況卻與之背道而馳：我國進口高端產品并出口低端產品的外貿政策嚴重違背重商主義的基本原則，自由貿易和大力引進外資政策是重商主義所堅決反對的，而賤賣自然資源和黃金流失則更使重商主義者錯愕不已。至于貿易順差，它只是金本位時期重商主義政策的特征，而在美元霸權條件下，追求貿易順差則與重商主義大相徑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指責中國政府實施的是掠奪性的重商主義政策，這種言論如果不是因為無知，就是出于賊喊捉賊的目的。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大變革呼喚中國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革命：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大力發展高端產業、禁止資源出口、進口低端產品并出口高附加值產品，通過我國龐大的國內市場規模實現國民經濟的騰飛。　　

關鍵詞：美元霸權；重商主義；出口導向型經濟；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　　

近年來，國內外經濟學界普遍指責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是重商主義的。特別是　2009年12月31日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在其專欄文章《屬于中國的新年》中把這種謬誤推向了高潮，他指責中國政府“遵循重商主義政策，人為地將貿易順差保持在高水平”，并稱“這樣的政策是掠奪性的，”以此為基礎，他呼吁世界各國迫使人民幣升值并對中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不幸的是，無論是克魯格曼還是他在中國的反對者，都被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對重商主義的錯誤批判所誤導，在認識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性質上發生了根本性的錯誤。澄清這種錯誤，對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本文首先為富國強民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正名，然后論證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如何與重商主義背道而馳，最后則扼要討論重商主義經濟政策革命對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意義。　　

一、流行的錯誤看法完全拋棄了重商主義的實質　　

在經濟思想史中，曾經存在著兩種對重商主義針鋒相對的評價：一種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認為重商主義把金銀或貨幣與財富混為一談，追求貿易順差是其經濟政策的首要甚至唯一目標，這種看法被目前的經濟學教科書所采納；而另一種評價則對重商主義持贊賞態度，其代表人物是19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家李斯特和德國“新歷史學派”的領袖古斯塔夫·施穆勒，后者還曾專門寫了一本對重商主義高度評價的著作，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和和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對重商主義也持肯定態度。長期以來，亞當·斯密對重商主義妖魔化的評價就一直占據著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的位置，但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中，國際學術界出現了一股為重商主義平反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著名演化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史家埃里·克賴納特以及著名經濟思想史家拉爾斯·馬格努松，[②] 這種思潮復興并發展了李斯特等人對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評價。　　

李斯特指出，把重商主義指責為對別的國家盡可能多地多賣出和盡可能少地少買進“并不能獲得事實上的印證；不論就科爾伯特或就英國從喬治一世以來政府的施政方針來說，都不能說他們對于貴金屬輸入這一點的重視是超出了合理程度的”。[③]筆者認為，所謂沒有超出合理的程度是指重商主義強調一國要保持適當的貿易順差，在這重商主義時期是十分合理的，因為在當時金本位制的情況下，國際貿易是由黃金結算的，國內發行的硬幣是以黃金作為基礎的，如果長期發生貿易逆差，就會導致黃金外流，這不但將導致本國貨幣的對外貶值，更嚴重的是將產生通貨緊縮、利率上升和資本短缺，從而使商品生產無法擴大，生產、就業和消費都會萎縮，國民經濟發展陷入停滯之中。相反，貿易順差所產生的黃金流入可以使盈余國增加更多的投資、增加就業和提高工資，而由黃金流入所導致的本國貨幣升值不僅使進口原材料更便宜，而且企業如果要保持或增加出口就必須進行技術創新，從而推動其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又將帶來更多的黃金流入，從而使生產、就業和消費在更大規模上展開，由此帶來了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　　

但是如何保持這種由黃金流入所代表的貿易盈余呢？正如意大利重商主義者伯特羅在1589年指出的，“工業的力量如此強大，西班牙即秘魯的金礦和銀礦都比不上它。意大利是一個沒有金礦和銀礦……的國家，法國也一樣，但這兩個國家都因為工業而擁有大量的金錢和財富”，[④]這也就是說，對重商主義而言，真正的“金礦”是制造業。因此，重商主義者提出了三大政策主張：第一，要使國家富強，就必須保護和發展本國的制造業；第二，進口原材料并出口工業制成品；第三，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并借助國家力量比如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護本國工業和市場，并防止外來勢力對國家戰略的干預。因此，李斯特指出，這樣一種經濟政策體系和學說無疑是“工業主義”的，亞當·斯密把它錯誤地命名為重商主義實在是令人費解。而按照李斯特的看法，亞當·斯密妖魔化重商主義的秘密就在于“踢掉梯子”，目的是防止落后國家在了解了歷史的真相后通過模仿英國的重商主義而成為其競爭對手。　　

只要具有經濟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重商主義是從文藝復興時期一直到英國工業革命時期西歐各國競相采納的經濟政策，這是一個西歐各國群雄并起、爭霸西歐的時代，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羅斯托指出的，在歐洲工業現代化之前的歷史中，每一個國家都經歷過特殊的、發奮圖強的階段，對后來政策的構成和經濟本身都留下了重要的印記。……（這些）互相競爭的民族國家所采取的經濟政策混在一起，統稱為重商主義，[⑤]經濟史確鑿的史實也說明，英國從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到1830年工業革命完成時，一直都在實施重商主義政策。因此，重商主義不僅是英國崛起而且也是英國工業革命誕生的基本原因，這也就是說，沒有英國的重商主義也就不會有改變世界的所謂產業革命。因此，亞當·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妖魔化是根本就站不住腳的。　　

那么，重商主義為什么要抓住工業而不是農業呢？原因就在于在當時，工業的創新機會窗口大，具有最高的進入壁壘，因而是收益遞增的，而農業則很少有創新機會，幾乎沒有什么進入壁壘，因而是收益遞減的。那么，重商主義又為什么強調進口原材料并出口工業制成品呢？這是因為相對于原材料生產而言，工業制成品包含著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利潤、更長的產業鏈、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工資。因此，英國在其經濟崛起的過程中，一直都在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或自然資源）出口并實施工業保護。在重商主義看來，只要抓住了工業，貿易盈余才能得到保證，換言之，貿易盈余是工業領先的表征而非本質特征，這是重商主義不遺余力地保護并大力發展工業的原因。正因為這個原因，賴納特指出，“重商主義政策是一個國家從貧困到富裕的必由之路，它是從1485年的英國到20世紀80年代的韓國所奉行的經濟政策。”[⑥]但是，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卻走的是一條與之相反的道路。　　

二、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怎樣與重商主義背道而馳　　

1.美元霸權條件下的貿易順差與重商主義大相徑庭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在金本位制條件下，由于國內工業的強大，所以出口導向型經濟可以成為擴大規模經濟并帶動國內經濟良性循環的發動機之一，（適當的）貿易順差就成為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自然表現。但是，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的崩潰并沒有改變美元作為國際貿易和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而美國卻可以不受限制地印刷美元，因此，美國政府就蓄意地以國際收支赤字作為剝削其他國家特別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工具。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原因就在于國際貿易的增長需要美元作為國際結算的工具，這只有在美國連年保持貿易逆差的情況下，才能把大量美元注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而美國的貿易盈余將回籠美元并導致國際貿易的萎縮，因此，美國政府發現，只有在保持其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條件下，美國才能夠通過沒有成本地印刷美元無償地占有世界上其他國家生產的產品。　　

為了使上述剝削和掠奪其他國家的可能性成為現實，美國政府不僅大力地推動自由貿易和金融自由化，而且還蓄意地詆毀內向型經濟，把出口導向型經濟推薦為經濟發展唯一正確的道路，因為按照美元霸權的邏輯，只有在其他國家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對美國貿易存在著持續貿易順差的情況下，美國才能通過印刷美元紙幣，不勞而獲地坐享別國的勞動成果。因此，美元霸權就徹底地顛覆了重商主義時期的英國和戰后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邏輯，中國通過貿易順差換取的大量美元不僅不能在國內使用，反而卻由于外匯占款引發國內通貨膨脹，而這些不斷積累的美元儲備卻因為美國的通貨膨脹和美國財政狀況的急劇惡化而不斷貶值，從理論上說未來將變得一文不值。顯而易見，美元霸權條件下的貿易順差與重商主義大相徑庭，但克魯格曼卻對美國政府蓄意利用美元霸權掠奪中國財富的現實視而不見，反而卻倒打一耙，指責中國政府實施的是掠奪性的重商主義政策。這說明，克魯格曼的言論如果不是因為無知，就是出于賊喊捉賊的目的。　　

2.中國的貿易結構嚴重違背重商主義的基本原則　　

重商主義政策之所以成為從18世紀的英國到20世紀的日本韓國經濟崛起的必由之路，原因就在于重商主義反對落后國家遵循比較優勢理論，強調高創新率和高附加值的產業價值鏈對落后國家脫貧致富的決定性作用。但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國際分工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之前，為什么抓住了工業就抓住了國家致富的關鍵呢？原因就在于在那時，由于整個工業的產業價值鏈都在一國之內，抓住了工業就抓住了具有報酬遞增之特征的高創新率、高水平進入壁壘、高附加值、高工資和高就業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因此，當時的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許他們從事這種報酬遞增的工業活動，強迫殖民地從事報酬遞減的農業和自然資源的生產活動，從而使殖民地鎖定在貧困境地之中而不能自拔。　　

按照同樣的道理, 隨著全球產業價值鏈作為國際分工新形態的出現,發達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可以通過誘使發展中國家從事報酬遞減的產業價值鏈低端而自己卻牢牢地控制住產業價值鏈的報酬遞增部分，同樣也能達到“殖民主義”的目的。因此，當代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給我們的啟示是：在歷史上也曾經是欠發達國家的英、德、美、日之所以能夠相繼崛起，本質上并不在于他們抓住了工業，而是在于抓住了隱藏在工業背后的本質：只有抓住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經濟活動，國家才能致富；否則，國家將陷入貧困之中而不能自拔，這是重商主義的一種基本原則。而我國遵循比較優勢理論，通過廉價勞動力參與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低端環節，進口產業價值鏈高端產品，出口報酬遞減的低端產品，這嚴重地違背了重商主義的基本原則，因而走的是一條專業化于貧困的道路。　　

3. 中國的自由貿易和外資政策與重商主義嚴重沖突　　

重商主義是一種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體系，它之所以強調保護民族產業、反對自由貿易并嚴格限制乃至禁止外國直接投資進入本國市場，原因就在于對于落后國家來說，由于高附加值和創新機會窗口大的民族產業非常弱小，如果沒有國家的保護主義，扶強抑弱的國際自由競爭就將使其無法發展起來。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現今發達國家在歷史上無一不是通過保護主義而從貧困走向富裕的，這種保護主義包括兩個方面：高關稅貿易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在高關稅保護方面，英美堪稱楷模；而在排斥外國直接投資方面，讀過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的人都知道，英國在崛起前曾與外國商人、投資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經濟進行了反反復復的斗爭，而美國在19世紀對外國直接投資甚至采取了仇視的態度，以至于1913年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因為投資于某個國家的資本會占有并且統治該國。[⑦]　　

反觀我國，在貿易關稅方面，1993年的進口關稅為39.9%，但在加入WTO 后，“我們的關稅總水平現在是9.9%，而全球的關稅總水平是39%。我們的非農產品關稅水平是9%，而全球是29%。我們的農產品關稅水平是15%，而全球平均現在是60%。”[⑧]作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最需要貿易保護，特別是需要保護我國的高端產業和知識密集性服務業，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量低端產品過剩，當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我國卻成了自由貿易的堅定捍衛者。而在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我國對其危害從不設防，自1993年以來，連續17年位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其結果是：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研究報告，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今年又出現了有關中國大量產業有可能被外資控制的頻頻報道：《流通業主渠道盛世危言：外資已占60%》、《外資控制我2/3信用評級市場》、《中國糧倉的鑰匙決不能讓外資搶走 》……，這種狀況怎能說我國是重商主義的呢？　　

4. 中國賤賣自然資源和黃金流失使重商主義者錯愕不已 　　

重商主義的一項基本準則是限制和禁止自然資源出口，喬塞亞•塔克提出了如下重商主義原則，“出口品稅率的高低應與其加工制成的程度成反比，直至絕對禁止原料的出口，而進口品稅率的高低應與其加工制成的程度成正比。”[⑨]在英國通過重商主義而崛起的過程中，政府一再頒布原材料出口禁令，例如為了發展當時作為國際競爭中支柱產業的本國羊毛紡織業，政府制訂了嚴刑峻法，它曾經規定：除“羊毛之外，綿羊、毛線、精紡毛紗、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單上。法律的實施十分嚴厲，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則被處死’”。[⑩]英國還曾把限制羊毛出口作為政治武器和打進競爭對手的武器，據分析，佛蘭德作為歐洲紡織品霸主地位的喪失就與英國的原材料政策有關。　　

將中國指責為重商主義，無疑將使重商主義者錯愕不已，因為我國賤賣自然資源和黃金流失的情況恰好與重商主義的黃金和自然資源政策截然相反。據報道，在金銀方面，我國實際上的政策是限制金銀進口，鼓勵金銀出口。進口金銀要有人民銀行的批件，還要收17%的增值稅；進口半制成品類黃金，均征收50%的進口關稅；而出口金銀，卻無任何關稅。[11]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貴州、云南、遼寧等多個世界級的特大型金礦已經被外資所控制。在自然資源方面，我國珍貴的稀土資源被賤賣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我國的稀土出口曾經便宜到每公斤價格僅18元人民幣，而國際市場價格竟高達每公斤1000美元，價格相差280倍。我國是自然資源非常匱乏的國家，但許多資源如煤炭、木材和有色金屬等卻被大量地廉價出口，被許多國家作為戰略物資儲備起來。　　

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呼喚中國的重商主義經濟革命　　

本文的討論旨在說明，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不僅不是重商主義的，反而卻是與重商主義背道而馳的。與重商主義反對自由貿易政策和比較優勢原則、嚴格限制和禁止自然資源出口、通過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大力扶植本國高端產業的做法相反，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則具有如下特征：自愿放棄對高端產業的保護，堅定地捍衛自由貿易，大量引進外資，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專業化于以廉價勞動力和耗竭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低端，并放任自然資源的自由出口。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在產業價值鏈的低端，而且也使我國遭受到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這是我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已經無法再像戰后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中共中央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扭轉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對國民經濟造成嚴重危害的嚴峻局面。　　

要從根本上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就必須解放思想，從根本上破除對重商主義和內向型經濟根深蒂固的錯誤偏見。重商主義與外向型經濟沒有必然聯系，這從因繼承重商主義遺產而在1894年實現成功崛起的美國經濟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正如賴納特指出的，“自1791年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開始，重商主義的核心原則支配美國經濟長達一百多年之久。在那一時期，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著作的標題都證實了重商主義是其思想的源泉。”[12]這些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著作就是由19世紀的美國學派經濟學家撰寫的，正如維基百科在談到決定美國經濟崛起的“美國制度”時指出的，“美國制度是以漢密爾頓的‘美國學派’思想為基礎提出的一種重商主義經濟計劃”，[13]而由漢密爾頓開創的美國學派則指導了美國經濟的崛起，[14]其核心思想是反對比較優勢、提倡貿易保護并大力發展高端產業，在對外經濟關系上它具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長期貿易逆差，只有在1876年之后，這種貿易逆差狀況才開始被逆轉，這再次證明貿易盈余并不是重商主義的基本特征；第二，美國經濟崛起過程中的外貿依存度一直不高，長期保持在12%-14.1%之間，這說明美國經濟崛起的過程是通過內向型經濟而非出口導向型經濟實現的。　　

其次，要從根本上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必須實現經濟政策體系的重商主義革命。既然與重商主義背道而馳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已經給我國經濟造成了嚴重危害，既然重商主義已經被歷史證明是落后國家的必由之路，那么，我國就必須改弦更張，推動我國政策的重商主義革命，在這方面，美國在19世紀通過內向型經濟而崛起的成功經驗就特別值得我們借鑒。筆者認為，對于發展中大國來說，以保護主義和內需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才是其經濟崛起的正確道路。為此，我國就必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過程，從根本上扭轉由于低端產品大量過剩而導致的對國外市場嚴重依賴狀況。在實現了這種調整之后，我國就可以從自由貿易政策徹底地轉變為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對外則嚴格限制甚至禁止資源出口，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大力發展高端產業并大力支持高端產品的出口，扭轉進口高附加值產品和出口低端產品的貿易結構。對內則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通過讓高端產業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實施主權信貸并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通過我國龐大的國內市場規模實現國民經濟的騰飛。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