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原譯
隨著“占領華爾街”運動持續擴大，這項運動矛頭指向的目標已逐漸改變響應態度：從語帶輕蔑地駁斥，轉變為哀鳴。金融界的“現代領主”們盯著抗議人士問道：“難道你們不明白我們對美國經濟做了哪些事嗎？”
答案是：沒錯，許多抗議人士的確了解華爾街乃至于更多美國經濟菁英對我們所做的。而這也正是群眾抗議的原因。
紐約時報上周六報導金融業界人士私底下對抗議行動的說法。我特別偏愛一位匿名基金經理人的談話，他說：“金融業是這個國家最后一個做得很好的產業之一。且讓我們擁抱它。”
這對美國勞工而言非常不公平；他們在很多方面都表現良好，如果我們在基礎建設上能做更多的投資，他們表現會更優。但如果美國在金融業以外的領域統統都落后，難道我們不該問為什么、是否要讓這種趨勢持續下去？
美國的“金融化”并未遵循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來運作。金融業之所以比其它產業成長快許多，是導因于1980年前后所做一系列深思熟慮后的政策選擇，特別是解除管制，其過程一直延續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夕。
金融業迅速成長的年代，也正是所得與財富差距迅速擴大的年代，這并非巧合。華爾街對于經濟兩極化做出直接的“貢獻”，因為金融相關所得持續增加，使那些1%最高所得者占全美國總所得的比重也持續提高（而0.1%最高所得者的所得，又占了1%最高所得者總所得的大部分）。同時，推動金融業解除管制的同一股政治力，也透過各種方式助長所得不平等，包括削弱工會的力量，以及將原本用來限制主管薪資的法規污名化為“不當管制”而予以取消等等，不勝枚舉。
噢！對富人課的稅當然也大幅削減。
若以結果來論斷，上述作法似乎是合理的：我們被告知，華爾街的魔法師們所獲得的高薪是適當的，因為他們表現太棒了。然而他們優異的表現卻并未讓其它美國人共享——即使是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亦然。在1980至2007年間，中等家庭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后的實質所得成長幅度，只有二次大戰后出生那一代人的五分之一左右；而在戰后時期，金融業不但受到嚴格管制，富人被課的稅率也遠比目前政治協商中的稅率高得多。
接下來就爆發了金融危機，結果證明這套“現代金融已使風險大降并使金融體系更穩定”的主張全是胡說八道。政府采取的紓困措施，只讓我們不至于遭遇有如經濟大蕭條時期、甚至更嚴重的金融體系崩解而已。
現在情況如何？在一般勞工慘遭高失業率及實質工資下降打擊之際，華爾街的薪資水平又已回升，金融大亨們的賺錢手段比以往更難看。
那么華爾街人士又憑什么希望大家能重視他們的聲音？聲稱金融業是美國唯一表現良好產業的基金經理人們，指責兩位紐約州民主黨籍參議員沒有站在他們那一邊，宣稱“他們必須知道誰才是他們的選民”。事實上，即使在紐約，每17個勞工中就有16人并非從事金融業。
但他們真正要說的是，盡管信譽已掃地，華爾街仍擁有許多的“鈔票”，這要拜政府紓困之賜。
在美國政壇，仍是鈔票說了算；而最近金融業的“鈔票”所說的，就是敢批評金融業的政治人物就要受懲罰，不管批評多么溫和——證據就是華爾街的“鈔票”現在已拋棄歐巴馬，轉而支持（共和黨的）羅姆尼。這也說明了金融業對最近的抗議事件感到多么的震撼。
僅僅在幾周前，華爾街似已有效收買或威嚇了我們的政治體系，讓大家把他們先前既貪得無厭又摧毀全球經濟這碼事忘得一乾二凈。突然間，有些人堅持要把這些事再抖出來談。
他們的憤怒，已獲得全美國數百萬人回響。也難怪華爾街要不斷發出哀鳴了。
2011.10.18
（作者Paul Krugman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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