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 通訊員獨立思索的世界）李昌平 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監利縣先后就讀于湖北省機電學校，華中農業大學農經學院，中南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擔任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總理，反映當地面臨的突出問題，此信引起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注。10月，首次公開在國內媒體呼吁：給農民以同等國民待遇；12月當選《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0年9月辭去鄉黨委書記職務，任《中國改革》、《改革內參》記者、編輯。2002年1月，李昌平專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由光明日報社出版。現在就職于河北大學。
　　今天李昌平老師講座的題目是：未來糧食危機的核心內因和外因。李老師首先講述了農產品武器化的趨勢，進而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中國未來糧食危機的核心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指出糧食危機對中國可能的不利影響，并提出了中國應對糧食危機和保障農產品安全的戰略，同時李老師對聽眾的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解答。
　　一、農產品武器化
　　李老師前年曾經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論述美國的能源安全法案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以此文章為引，李老師給大家分析了美國能源法案的本質。2005年八月份，美國總統小布什簽署了能源政策法案，其主要內容就是用財政資金補貼用玉米或者其他農作物轉化汽油。該法案簽署的時候石油的價格是四十多美元一桶，農作物轉化汽油無利可圖，所以很多專家認為生物能源產業化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而不是眼前的事情。但從2007年開始到2008年，短短幾個月時間，石油價格就從每桶四十多美元上升到一百四十多美元。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石油價格增長這么高，這樣的增長出乎專家們的預料。如果石油價格維持在六十美元一桶，那么用糧食生產汽油就不需要補貼就有利可圖；如果每桶石油七十美元甚至更高的價格，那么用糧食生產汽油就有很客觀的利潤。李老師認為，能源政策法案的厲害之處就在于把美元、匯率、期貨、石油、糧食這些全部聯系起來了。如此，誰控制了糧食誰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人，因為糧食不再只是糧食了，已經成為了一種武器。這個法案讓糧食和石油對接之后，當用更多的土地去生產汽油的時候，那么一部小汽車燒汽油吃掉的糧食就可能占用相當于幾百個或者上千個人的生存口糧。因此把糧食作為武器就很厲害，而且不僅是糧食，是所有農產品都可以成為武器。從二戰以來，美國主導的糧食武器化已經發展到農產品武器化。在這樣的戰略指導下，美國出口任何東西都不是簡單的出口，而是作為武器化戰略的一個部分，先讓其他國家對美國產品或技術產生依賴性，進而形成對他國的控制。這樣的情況下，一旦發生矛盾乃至戰爭的時候，美國就可以利用這種武器來打擊制裁他國，而他國因為對美國的依賴則無法給予抵制。但是在中國則不行，盡管日本農產品高達百分之六十五多依賴中國，可總是中國處于弱勢，日本處于強勢，無法控制日本的農產品市場，這就是因為中國沒有農產品武器化的戰略。美國可以使用這種方法，那么中國同樣可以始終這種辦法。比如讓臺灣、朝鮮的農產品銷售或需求形成對中國市場和供給的依賴，那么就可以對臺灣、朝鮮的政局和社會形成影響乃至控制。大國使用農產品武器是很厲害，而小國對大國使用則很難，這是市場量大和量小的問題。但中國一直沒有這樣的戰略，因此出口農產品缺乏戰略高度的指導，即不賺錢，又不能對他國形成制約，同時對自己國內的糧食安全又無法形成清醒的認識，不能保護自己的農業安全。
　　二、糧食危機不是糧食產量問題
　　李老師認為，要想明白未來糧食安全的核心內因和外因，就必須認清糧食安全問題的本質。現在國內談到糧食安全問題，人們往往認為是糧食不夠吃的問題，也主要從這個角度進行研究討論。但李老師根據他的研究認為，中國未來的糧食安全危機不是糧食產量的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的問題，不是產量不夠的問題。因為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和發展潛力足夠養活十六億人甚至更多的人。多少年來總說糧食不夠吃，可是自建國以來，雖然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短缺過糧食，但我國一直以來就是糧食的凈出口國。我國人口從建國以來的四億多人到現在的十三億人，人口增長了兩倍，糧食需求仍然有保障，每年還有剩余糧食。現在人口增長逐漸緩慢，未來最高峰也就十五億，但是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和發展潛力仍然很大。如果按十六億人口算，人均八百斤糧食，八億畝噸糧田就夠了，如果只是考慮口糧問題，只要保護住基本的八億畝就夠了。按現在的糧食生產水平，噸糧田八億畝是沒有一點問題的。同時，很多人提到我們現在農民素質的問題，城市占用土地的問題，沙漠化、板結話的問題，水質水利，水土流失，氣候變化的問題。這些問題確實都是問題，都對糧食產量構成一定的影響，但是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克服的。甚至說，這些問題對糧食產量的影響都是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零點幾的問題，都不是不可以逆轉的問題。我們討論糧食問題的時候，不應該局限于現在傳統討論的問題。我們應該跳出這個局限，真正搞清楚中國未來糧食危機的核心內因和外因是什么。只要把核心的問題抓住了，那些枝葉的問題是容易解決的，抓不住核心問題，其他問題也無法根本解決。
　　三、未來糧食危機的核心內因
　　那么我國未來糧食危機的核心內因是什么？李老師認為，我國農業基本經濟制度的瓦解可能是未來糧食危機的核心內因。我國的農業基本制度是什么？兩句話，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為什么農業基本經濟制度的瓦解會導致我國的糧食危機，這是因為我國的農業基本經濟制度對于保障糧食安全具有巨大的作用。
　　從保障糧食安全的角度來講，我們的農業基本經濟制度至少有三個優點。
　　第一，就是有利于發揮村民集體的優勢，加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這些靠國家是不現實的，一定要靠村莊的共同體來進行。李老師以越南土改為例進行了對照比較。越南土地改制后，把集體消滅掉了，土地可以買賣，可以抵押，可是現在越南的水利設施一塌糊涂，發生水災后根本沒人管，也管不了。因為土地都私有化了，溝渠道路都淤塞之后沒法重新調整，因為要占用私人土地，調整就要花錢，可是又沒人出這筆錢。而在中國，水災一旦發生之后，村集體馬上組織村子里的農民修復，這只是每家農戶承包地的大小問題，所以可以很快重新調整，道路沖毀了馬上恢復，因為有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基礎在。在臺灣，人們都以為是私有制，其實不是。李老師考察過臺灣的土地制度，他發現，在臺灣如果要出賣土地必須要經過農會同意，同時還要經過水利會同意。而且臺灣農地的水利道路建設歸水利會管，農會也不僅是提供農業技術服務，還負責農產品加工銷售，這些都不是通過私人進行的，就和我們的村集體一樣。所以我國農業的集體所有制對于農田的基本水利設施建設，作用是非常大。正是靠這個制度才保證我們有這么高糧食產量。
　　第二，這個制度有利于發揮家庭的經營優勢，增加土地單位面積產出，并且保障農田生產以糧食為主。和美國大農場作比較，誰的單位面積產量高呢？很多人以為經營規模越大，單位面積產量越大。其實不是這樣，所謂規模經營效應，是指一個個人經營的土地越多，收益越高，而不是指單位面積產量越高。現實是我國家庭經營的農田單位面積產量要高于美國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雖然很多農民打工了，但是他們都有地，這些地不論給誰耕種，七億農民加兩億農民工總要為自己生產些口糧。只要他們生產糧食，中國的糧食安全就保證了。但是如果把地流轉給了大資本家，采取公司加農戶的制度，那么資本家最不愿意生產的就是糧食，因為利潤低或者沒利潤，除非政府給高補貼，才肯生產糧食。這就是西方為什么給生產糧食的農場資本家高補貼的原因。所以正是在這個方面，這種基本經濟制度保障了我國糧食生產的安全。
　　第三，有利于發展集體農業和合作農業，發揮集體經濟的優勢，同時在不減少農產品產量的同時，把更多的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加入到工業化過程中。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勞動力不斷從農村流出，而糧食和農產品產量不斷增長，這說明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對于保障糧食安全和促進工業化是有利有效的。
　　李老師舉個例子說明集集體經濟的優勢，在河北的東安縣某村，村民成立了互助合作社，每個人出一部分資金設立互助資金合作社。通過合作社可以統一采購肥料、機械，這樣就節省采購成本，同時合作社統一平整土地可以增加土地，統一經營之后還可以多季播種，即增加了土地面積又增加了產量。如果全國都學這個合作社，種田就便宜了，農產品賣的價格高了，產量高了，多供養兩億人有什么問題。這樣的合作社能做成，就是因為基本經濟制度還在。這個村里的人，最近兩年有一百五十人離開土地，十二人辦廠，三十八個人生產很小的機械，把產品推向全國。兩年的時間，農業收益加非農業收益是九千多，比原來翻了一倍，同時糧食產量還沒有減少。如果我們采用公司加農戶的形式，大資本下鄉去兼并農民的土地，資本家既不生產糧食，也不幫助農民。互助合作社還可以辦廠搞投資，農民沒有資金可以用自己承包的土地抵押給合作社進行貸款，合作社還可以每年有利息，能連本帶息收回來，即使收不回來還可以把土地在合作社內流轉。人們總認為土地沒有私有化不能抵押啊，現在不用私有化不照樣能抵押。即使私有化了也不一定能抵押啊，越南土地私有化了，但是土地不是越南銀行的抵押品，因為越南的銀行不能經營土地，無法獲取利益。同樣中國現在的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也不是農民的銀行，因為農民的土地產權不能成為這些銀行有效的抵押品。因為農民的土地產權只有在農村內部才能成為有效的抵押品。比如臺灣，臺灣農民的土地在農會內部的農信社抵押，臺灣的農信社是農會內部辦農信社。給農民提供金融貸款支持，必須符合農村的實際需求，而不是靠行政命令，靠指標去要求銀行去貸款，銀行無利可圖自然不會去貸款，只可能消極抵抗政策要求。搞農村金融創新，必須到農村社區里搞金融創新，離開了社區，離開了農民的實際需要，就是給資本家搞創新。李老師曾經在信陽做了幾個實驗項目給當地的政府管理人員看，做了兩個村里邊的資金互助合作社。一建立起來，土地立即可以抵押，可以貸款。過去是銀行信用社都不理睬農民，現在不同了，農民可以到內部資金互助社貸款了，不需要銀行了。反而是反過來了，現在銀行找到內部資金互助社，說可以把農民的存款放到銀行里，銀行給互助社批發貸款，再讓互助社零售貸款給農民。因為都不愿意失去農村的這么大的市場。很多人一討論土地問題，總是強調私有化私有化，以為私有化能解決問題，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心情做事情。總在理論上邊討論國有化私有化集體的概念，是永遠找不到出路的。可只要到實驗中心一坐，你就知道問題在哪里，不是理論的問題，就是個實驗的問題。所以我們基本農村經濟制度，如果不被摧毀，而是走合作社道路，就可以保障中國的糧食產量，而且產量還能增加，卻不需要國家花錢。
　　但是盡管我們的農業基本經濟制度保障糧食安全如此重大的作用，可是九十年代以來的農村改革的總體趨勢，一個就是虛化土地集體所有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特別是2004年2005年的稅費改革，把好事做成壞事。取消稅費不是壞事，種地不收錢了，土地永久承包給農民了，這意味著集體所有制完蛋了。作為集體承包者，多承包土地多出錢，不承包土地不出錢，這是土地所有者的權利。取消稅費之后，為什么還要管土地承包，怎么能要求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承包土地不收錢了。那還怎么搞雙層經營體制，農村自制，怎么搞農村管理。所以這意味著集體土地所有權被否定，如此雙層經營體制也逐步消亡了。實際上稅費改制之后，好事沒有做好，有可能導致的就是農業基本經濟制度的終結。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才出現2008年的春季大旱。因為原來都是集體澆地，集體收了錢之后負責給澆地。稅費改革之后，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不能收錢了，雙層經營體制就沒了，所以抗旱就沒人管了，一家一戶怎么抗旱，同樣的南方一家一戶怎么排澇呢？還怎么能旱澇保收呢。這是一個趨勢。另一個趨勢就是公司加農戶，資本下鄉，就是把小農的土地流轉給資本家。小農處于自給自足的需要，就肯定搞糧食，只要他們搞，中國百分之七十人的糧食問題就解決了。現在把土地流轉給下鄉的資本家，可是資本肯定是搞非糧食的經濟作物，最后才會選擇糧食。甚至作為一個資本家，有了地之后，就想法把土地先變成廢地，然后再搞弄地產開發。所以在很多國家，都是節制資本下鄉的，比如在日本韓國臺灣依然不允許資本家下鄉買農民的土地。資本家去買地要交很高的稅，比地價還高的稅，但是農民之間買賣卻是免稅的。為什么呢，就是因為資本下鄉之后不一定要搞農業，而土地是干什么的，是要養活人的。而中國今天農村改革所走的道路是菲律賓的道路，公司加農戶的道路。菲律賓在被美國從西班牙接管之后，美國的專家就告訴菲律賓官員和農民說，你們還搞什么農業啊，你們小農還搞什么農業呢，把土地給資本家，我們給你錢，你們進城買房買車，不愿意進城就做我們的農工，于是菲律賓農民就不種地了，資本家瓜分了土地。后來美國資本家不在菲律賓生產糧食了，而是從美國調糧，把菲律賓土地作為生產其他農業原料的基地。后果如何呢，2008糧食大漲價的時候，菲律賓是靠軍隊維持秩序排隊買糧食，配給制。原來菲律賓是亞洲的發達國家，日本第一，菲律賓第二。朝鮮戰爭一結束，菲律賓工業品失去了市場，很快大量人失業，失業后農民無法返回農村，因為土地已經被資本家收購了，那么失業的人就在城市搞民主運動啊，要吃飯，要就業。全國一片混亂，最后軍隊跳出來，馬科斯上臺。菲律賓意識到土地問題之后，1965年又搞土改，可是再搞就不容易了，因為菲律賓的土地都控制在美國資本家手里，搞到現在也搞不完。臺灣、香港、海灣國家百萬數量的菲傭，賺些錢郵寄回家給男人帶孩子，靠這些錢支持菲律賓發展，這就是菲律賓。所以我們看到的韓國臺灣日本都沒有糧食危機，菲律賓有，這就是糧食農業制度安排的問題，日本韓國臺灣圍繞糧食安全都有制度保障，菲律賓沒有。日本的稻米是中國價格的十倍，生產多少，日本政府收購多少。日本政府不允許一粒米在日本稻米市場上賣，日本進口中國幾乎所有農產品唯獨稻米除外。日本進口美國的大米，放到倉庫里，做酒精只用來作各種稻米制品，但是不允許流入稻米市場作為糧食，每年都有很多美國大米倒入大海。這就是保護國家的糧食主食稻米的自主權，不能放棄，這是食物主權安全的問題，國家安全的問題，保證自己的飯碗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交給別人。但是菲律賓就是因為沒有這么做，所以無法翻身。
　　應對未來的糧食危機或者說農業現代化，中國可以有兩個選擇，一個就是堅持農業基本經濟制度，扶持小農合作起來，發展合作農業模式。這樣既不減少糧食等農產品的總量，同時也可以到把農民轉移到城市進行城市化和工業化，如果城市遇到經濟危機，還可以返回農村應對經濟危機。這就是中國的道路，日本的道路也是這樣。這就是發展經濟或者社會轉型的韌性又有彈性。經濟危機每過十年就要來一次，每個國家都要應對，可菲律賓沒法應對，所以他有軍事政變。日本、臺灣、韓國就可以應對。農產品的安全問題保障了，農民的收入也保證了，進入城市也很好，即使發生危機了，也有些退路。對于發展中國家或者亞洲人多地少的國家，就要保證轉型中的穩定性。這是一種模式。中國的另一種發展農業的模式，就是菲律賓模式，就是資本下鄉，就是上文描述的菲律賓的景象。既不能保證糧食安全，又不能在經濟危機的時候給農民返回農村避過經濟危機的一個渠道，以保障國家的穩定。
　　但悲哀的是，九十年年代以來，特別是稅費改革以來，我們就是沖著消滅基本經濟制度的方向前進，鼓吹資本下鄉，搞土地流轉，從農戶向資本家流轉。所以我認為，未來我們選擇什么農業基本經濟制度走什么道路是未來糧食安全的最核心的因素。其他的水土流失，沙漠化，氣候變化，農田水利等都是次要的因素，這些都好解決。只要基本經濟制度對了，這些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錯了，其他問題都在商業化過程中得不到解決，因為沒有那個商業化運作干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只有在合作社內部，才會去想怎么搞水利化肥。才會綜合考慮農村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會伴隨自然而然解決，
　　四、中國未來糧食危機的核心外因
　　（一）全球農產品武器化趨勢，這有可能是中國未來糧食危機的第一個核心外因。
　　中國糧食安全有問題，但不是傳統問題，而是農產品武器化的問題。自古以來糧食等農產品就是商人們囤積居奇投機的天然品。因為首先農產品是人人必須的，其次農產品生產周期長，第三是糧食不耐儲藏。這就是農產品的特點，這決定了它是投機品，價格是暴漲暴跌的，多不得少不得，所以適合投機。作為商人，投機的時候是為了賺錢。作為國家用農產品投機，就是武器。對于商人是投機品，作為國家，是洗劫控制別的國家的軟武器。在戰國時期，把種子煮了之后送給別的國家，讓他種不出糧食，就把那個國家消滅掉了。現在的美國把大豆產品的打到中國來，把中國的大豆產業收購，是怕中國沒有大都吃嗎，不是。當發生戰爭的時候，這是武器。有一天需要制裁的時候，當你遇到經濟危機的時候，大豆食用油就會興風作浪，因為他控制著定價權。如果再加上玉米，稻米，被人控制了，國家還怎么保持社會穩定。基辛格在1970年講了三句話，誰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貨幣，誰就控制了經濟，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美國的戰略就是這三句話，或者說戰略的要點。就這三句話來展開，到今天沒有變。二戰之后，西方國家以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思想為指導，制定了糧食武器化戰略。在多個方面做了充分的準備，一個準備就是種子革命，搞轉基因種子，種子革命不僅是在中國，在全世界搞種子革命。中國搞出來雜交稻之后，就送給別的國家了，沒有武器化的意識，慷慨的送給別國，中國人很善良。可是西方國家利用基因技術進行的種子革命不僅僅是為了增加產量，更是為了消滅他國的種子資源，并且永久性的占有各種農產品的種子市場。控制了你的種子，就得接受他的種子價格，用了他的種子就得用他的專用除草劑，整個環節壟斷控制，如此就控制了你的國家。中國原來都注重保留種子，但是種子的消失速度很快。從八十年代開始推廣雜交水稻以來到現在，幾十種上百種的水稻種子基本已經消失了，只剩下了雜交稻了。轉基因技術本身不是危險，可是掌握在誰手上是個問題。所以種子革命，在國家在美國支持下，通過商業化手段來打到你的國家來。有的國家明白這個道理，堅決的抵制。而在中國，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有的明白裝糊涂，所以轉基因才能在中國這么快的發展，可是又不給中國老百姓一個交代。如果1840年鴉片的輸入的速度是快的，是可怕的，那現在轉基因輸入中國的速度遠遠快于鴉片，如果我們現在不提高警惕，腦袋里沒有農產品武器化的意識，任由西方的公司來中國推廣轉基因種子和除草劑，這樣用不了多少年，中國的種子資源就會被消滅掉。一旦消滅掉，多少錢就由他們定了，只是要錢還好。如果打仗了，他們給些做了手腳的問題，就像戰國煮種子，那么中國就危險了或者說要完蛋了。科學家可能是善良的好奇的，可是商業資本家卻不是商量的，科學家只是商業資本家的一個工具。不是所有的科學技術成果都可以商業化的，是應該由國家來控制科學研究進程的，誰來主導是很大的問題。
　　（二）那么影響到中國未來農產品安全的第二個核心外資因素是什么？那就是制定農產品貿易的規則和標準，控制市場份額和定價權。       
　　農產品具有暴漲暴跌的特性，只要控制了一定量的農產品產量，就可以控制定價權。為什么，比如中國今年的香蕉暴跌，大蒜暴漲。有人說，是因為短缺而商業資本家炒作的緣故；有的人說因為銷路不暢，品種不好，這都是鬼扯，現在的品種都是不是問題。同樣例子的，山西的西瓜，浙江的橘子價格超低，是品種不好嗎？不是，是多不得。水果的價格系數是零點二，五分之一。供求基本平衡之后，增產百分之一，價格下跌百分之五，增長百分之十，價格下跌百分之五十，這就是農產品的價格特點。茅于軾說中國糧食不用生產這么多，中國留下百分之十五二十的缺口，可以到外國進口。實際上，要是中國留下百分之二十的缺口，這是個很大的總量，可能是國際市場上總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中國要是真留下百分之二十缺口，國際市場短缺百分之五十，價格就要上漲百分之一百五，要是有人囤積居奇，可能暴漲幾倍。那么茅于軾有那么多錢買糧嗎，中國人買不起吃什么。茅于軾肯定懂這個道理，經濟學家怎么可能不懂這個道理。茅于軾肯定是懂這個道理，但是為什么這么說呢，這個留給大家考慮。所以說，因為農產品有這么一個特性，所以很多的有戰略的國家，對其他國家出口產品的時候，他要制定出口規則，制定貿易規則，制定農產品標準。按這些規則，標準來進行貿易。制定這些規則和標準就是為了搶占市場，控制市場，控制農產品的定價權。那么不依賴他國農產品，自己多生產些可以嗎，不可以。農產品少了不行，多了不行。為什么，以中國大豆為例，中國和美國WTO談判決定把大豆市場讓給美國，美國用大量低價大豆打垮中國大豆農民，讓千家萬戶受損。可是少了也不行，你少種了之后，他就可以打到中國占住你的農產品市場。同時等你用美國轉基因大豆種子種植了，他就將大豆在期貨市場炒作，以各種因素炒作。中國被人忽悠的以為低價買到了期貨大豆，還沒從美國飛回國，期貨市場價格就暴跌，企業因此嚴重虧隨。因此就改制，企業被國外公司收購，壓榨企業百分之七十因此都被美國廉價的控股了。當美國控制了中國大豆食用油壓榨的時候，大豆是就該漲價了。播種的時候，價格押的很低，讓你少種大豆，收獲的時候，又炒作的很高。美國通過大豆和食用油的價格就可以影響中國農業生產的穩定，控制中國的產品價格波動，特別是當中國遇到經濟危機的時候，通過操縱大豆油價格影響中國經濟穩定。農產品是少了有危機，多了也有危機。這是中國未來農產品危機的一個新的表現。他的手段是控制定價權和市場份額，以獲取市場份額收益為目的。
　　（三）第三個因素，就是2005年八月，美國總統小布什簽署能源法案。西方國家完成了農產品武器的部署，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
　　上文提到這個法案，就是用財政補貼支持用玉米來生產汽油。法案出臺的時候，李老師當時也想不明白為什么用玉米生產汽油，認為可能就是個技術問題。可實質上這個法案通過后就把農產品、糧食、美元、石油、期貨變成一個問題，相互打通。農產品是土地生產的，汽車可以吃糧食，那么人吃什么呢。從此，糧食武器不是一般的武器了，糧食武器的威力就倍增了。所以不僅糧食是武器，農產品都是武器。能源法案把糧食危機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農產品武器化的威力已經不是過去的威力，糧食安全已經不只是農業的問題了，已經上升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安全的問題。糧食武器可能成為國家之間的常用武器，這種形式打仗可能打的不激烈，但是隱蔽性強，影響的人多。因此要高度重視糧食主權安全，或者農產品武器化的戰略研究和應用。
　　五、中國如何應對糧食危機
　　中國的老百姓很善良，科學家也很善良。不像戰國時候，研究戰略問題。今天的中國人，對這個不感興趣。我們不僅不重視食物主權安全的戰略研究和應用，更不重視農產品武器化進行研究和應用，甚至無視農產品武器化的趨勢。并且一有人提農產品武器化，有人就說你冷戰思維，陰謀論。甚至有時候想談一點這個觀點的時候，會恐懼，恐懼別人給你帶帽子，什么心術不正，陰謀論，乃至不能以自己名字發表。所以幾十年來，討論糧食安全問題總是在第一個低水平的老生常談。也是因此，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也悄聲瓦解。面對大眾產業的美國化，我們毫無抵抗之力。這么多年除了烏有之鄉，沒人抵抗。李老師的朋友在湖南搞基因作物的危險研究，但是沒人給予支持，還有人給帶帽子。李老師去年發的那篇文章，關于農產品武器化和中國策略的問題，竟然在中國主流媒體上無法發表。后來李老師找通過一個渠道把這篇文章的摘要送到了有關的高層的決策部門去看這篇文章，這些人才有了農產品武器化的概念。所以方方面面現在開始搞糧食安全法的立法調查，從去年開始，一兩年內草案應該可以出來。我們現在這么多年，很多主流的人以破壞糧食安全、國家轉型安全、農業基本經濟制度作為改革。農村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否定集體所有制和雙層經營體制。什么是改革？就是把農工業基本經濟制度消滅掉就是改革，誰否定的越多，就代表農業改革前進的方向。這種局面應該改變了，不改變中國無法應對未來的糧食危機。
　　中國應該高度重視糧食主權安全農產品武器化戰略研究和應用的，沒有戰略眼光就是井底之國蛙。沒有戰略規劃和實施，就是低頭只顧開車。當下，中國應以戰略視角全面檢討國內的農業基本經濟制度，農產品經營和農業產業化制度，農產品戰略儲備和國際WTO農產品標準，包括種子，貿易規則，尤其顯得緊迫。這些年來，我們開放的太多了。比方說大型的市場，大型的超市，都是國外的資本，都是不對的，不是應該開放的。我們的宗旨，不是讓私人資本主導，更不是讓國外資本主導。種子的研發經營都應該由國家主導，農產品的標準更不應該以全班西方的為準。要和巴西、印度、越南聯合起來，制定規則，要制定WTO關于農產品的貿易規則。
　　改變農產品領域過度開放的情形。不應該為了紡織品、鞋帽的份額去犧牲我們農產品的份額。開放紡織品，鞋帽是不會死人的，農產品開放是可能導致死人的，有些東西是不能做交易的。我們引進日本韓國的農業資本家，開辦高科技農業園，那根本不是高科技，那是利用你的土地，勞動力來生產農產品，再運回日本韓國歐洲。韓日歐市場是我們的傳統市場，現在把中國農民過去擁有的市場份額讓給別人，反過來給人打工。中國把國內的玉米大豆開放給別人，現在玉米，棉花受到其他國家抵制。現在美國又給換個方式，把轉基因種子給中國，甚至免費提供種子，比如廣西的玉米幾乎百分之百是美國的轉基因種子。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這是種戰略的武器。東北的轉基因玉米的種子百分之三十時美國的轉基因種子。對于這里邊的開放問題，要進行全面的檢討。
　　同時在國內要堅持和完善農業的基本經濟制度，絕不能否定農業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們要走的農業現代化道路不是公司加農戶，不是資本下鄉搶農民的飯吃，而是要把農民怎么合作起來，怎么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我們要不要龍頭企業，要。人家國外的龍頭企業，是搶國外的市場份額。我們的龍頭企業是搶我們農民的市場，賺農民的錢。人家的龍頭企業是怎么和農民合作，把農產品搞到國外去。這些問題都應該調整，我們應該吸取大豆的教訓，決不能出現第二個大豆現象。            
　　在進行WTO農產品談判的時候，從維護國民的食物主權和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決不能輕易讓步，不能開放的堅持不能開發，糊里糊涂開放的一定要堅定的該過來，逐步逐步的收回來，比如大豆，玉米。如果再出現第二個大豆，比如玉米，那么相信中國只有被別人牽著鼻子往前走了，你根本沒有辦法，玉米涉及到的范圍更加廣泛，涉及的農民更多，影響更加廣泛。為了這些安全，應該盡快建立農產品武器戰略研究的機構和戰略決策的部門。
　　六、現場問題解答
　　問題一：農村合作社、資金互助社如何推廣？
　　李老師在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搞了很多的合作社和資金互助社的試驗推廣，以資金互助社帶到生產發展，帶動消費超市，有了資金互助社做基礎，其他的就好做了。李老師他們做了很多典型，合作社不是不好做，而是缺少外部專業人員對農村的協作，農村辦理一個合作社，需要外部的協作。 因為農村對于合作社已經沒有記憶了，中央黨校地方黨校也不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學校里更是不培養，所以缺少人才來協助農民。李老師根據這幾年接觸的大量干部學生農民得知，大家都希望去建設合作社，但是就沒有人懂。政府還是習慣下指標下命令的方式去推廣，完成什么指標，完不成就一票否決，戰時習慣仍然很流行。他們不能提供協作給農民，他不能進到一個農村里去，去了解農民的需求，去了解村里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弄明白，了解從哪里做起。農村需要人們幫助把各種制度做出來，給他們培訓，一直到開業，還要監管。一個合作社做起來，要做上一年，成熟運轉了才可以離開。以后還要派人回去檢查，出現問題要幫助解決。而現在的干部怎么做呢，鄉里的住縣里，縣里的住省里，省里的住北京。所以首先要培訓干部，培訓人才，讓他們學習怎么做，走這么一個過程，這就是學習。想幫農村做些事情得時候，光有熱情不行。農民這個群體是需要協助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利益有紛爭的時候，有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等等都需要協助。所以協助者非常重要，需要千千萬萬個協助者，所以毛澤東說，讓知識分子下鄉也是這個道理。
　　問題二：這個政策中央支持不支持？
　　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關于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政策是大力發展新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是公司加農戶；而去年三月份國務院總理的報告的表述，是要發展公司加農戶，發展專業合作社。這是什么意思，黨中央的意思是扶持農民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而國務院的報告是發展專業合作社，這不是農民合作。所以國務院的道路和中央的道路是不一樣的。中央支持，國務院需要把這個政策修訂過來，符合中央的決議。
　　問題：在全國轉基因種子已經銷售到什么程度了？
　　到底有多少份額，政府沒有統計，因為目前沒有政府監管。但是轉基因種子擴散非常快，商業化步伐非常快。主要看將來政府以后采取什么措施。
　　問題：李老師所持有的觀點，在高層影響怎么樣？有沒有人到人大去提議案？有沒有人去保留中國的自有種子？
　　實驗室肯定保留原生態的種子，但是大規模保留的沒有。搞研究也需要保留原生態的種子搞實驗。關于農產品安全，過去主要講農藥問題，從更深次意義上，從食物主權安全角度講述的學者不占主流地位。但是這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李老師反對轉基因，但轉基因只是一種技術，如果以后都用轉基因漁民生產汽油，也不是壞事。作為一個技術，每個過國家都有權開發轉基因技術，問題是誰來主導，誰來控制。如果以商業資本的力量來搞，那問題很大。第二個問題是，老百姓有沒有知情權。這個種子，產品是不是轉基因，用了這個轉基因種子之后有哪些問題，再用其他種子有沒有影響，吃了轉基因農產品有沒有壞處，百姓有權知道。第三，就是關于轉基因的研究和應用問題，人民應該有參與權，應該決策透明，人民有決策權。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國家給了大量的錢，是用別人的技術，自己做個小小的修改。這些國家不知道，消費者也不知道。有的學者一年就可以得到民間，國際NGO資助，得到一千萬兩千萬，只要有地位有聲音就給錢。如果轉基因種子一斤二三十塊，一畝地好幾斤種子，中國多少畝地，這里邊利益很大。媒體也要為了廣告，為這些人說話。所以這是個慢慢發展的問題，才可能影響高層。但是有人說總比沒人說好，關鍵還在于消費者的知情權。只有我們關心這個，在意這個，問題才可能解決。
　　問題：現在鄉村自治的狀況是怎樣的？
　　九十年代，兩千年左右，農村自治是個熱點問題，現在來看，講鄉村自治的學者、媒體的聲音都比較小。我們過去講村民自治的時候都是有個前提的，在村里村民自治是個上層建筑，是有經濟基礎的，都是依靠集體經濟和雙層經濟體制這個經濟基礎的。我們八十年代搞村民自治的時候，當時的情形是因為進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經濟大發展，鄉里比縣里發展快，村里比鄉里有錢。82年到86是鄉鎮經濟發展最快的時候，是集體經濟發展最快的時候。但是到了88年的時候，集體土地辦鄉鎮企業就不行了，縣里辦開發區，招商引資，有優惠政策。這樣鄉鎮企業就發展不了，但是根據財政分灶政策，鄉里還要按比例遞增上交稅收，那就只能給農民加負擔啊。給農民加負擔，農民沒錢，就不消費，鄉鎮企業就跨了；鄉鎮企業跨了，就再給農民加負擔，于是形成惡性循環，集體經濟，鄉鎮企業最后都跨了。農民沒錢了，集體經濟垮了，鄉鎮企業沒了，村民自治的經濟基礎沒有了，只剩下了選舉了。到處的選舉搞的很熱鬧，沒錢了，選出來也不能做事。而現在稅費改革不收稅了，更沒錢了，議了也沒錢支持。所以現在的村民自治是，選一個村長，工資鄉里開，村里不開了，所以村長是為鄉里而不是為村里說話。有的地方村長選舉很激烈， 因為可以賣地，政府開發高速電路，城市路，要征地，而村長作為中介代理賣地，可以賺錢。村民的自治基礎都已經不存在了，所以要建立村民自治，就需要重新構建農民的經濟基礎和新集體合作經濟。當村集體發展很完善的時候，村民自治才能完善。當然我們的村民自治制度也很有問題，用美國選總統的方法來選村長。而我們的鄉村是個熟人社會，用這種競選方式不一定最好。不是我們不會搞民主。我們鄉村原來有推選協商制，選出來的人也可以服眾，即使沒有警察機構強制機構，也能服眾，可以辦事。可是搞競選制選舉，沒有強制機構保障，不投你票，就是不服從你，就不配合工作，村長有什么辦法。這就是目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一個發展及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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