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講座主題：對日關系的強硬派觀點及其根據
主講人：林治波

時間：2005年1月1日星期六下午2：30

地點：烏有之鄉書店

編者按：

    新年伊始，元旦下午，關注中日關系的諸多朋友聚集到烏有之鄉書店，聆聽人民日報評論部副主任林治波先生應邀發表的演講——《當代中國日關系強硬派之觀點》。

    林治波雖然是人民日報評論部副主任，但是這次演講卻只能代表他個人觀點，而不能代表人民日報的觀點，沒有任何官方背景。他自己一開始就已經這樣聲明了。

    然而不幸的是在中國抗日戰爭結束60年后仍然有一批漢奸賣國賊，他們不是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重，甘心給日本人當孫子。制造事端，無中生有，在國外的媒體網站肆意捏造,把林治波先生演講與官方態度聯系起來，這是一種非常卑鄙的造謠手法。

事實終究是事實，活動當天的聽眾可以證明，我們的錄音可以證明，那些見不得天日的漢奸只敢在背地里放暗箭，卻不敢走到臺前與我們對薄公堂，他們的行為將招致一切有正義感的中國人的唾棄和不屑。

    我們烏有之鄉網站站在林治波先生一邊，支持一切愛國志士的正義行為，并與漢奸賣國賊斗爭到底。

演講正文內容如下：

    今天是元旦，首先祝大家新年好！
    現在，就中日關系談談個人看法，這里特別聲明，不代表人民日報，只代表個人。主要談兩個問題：
    一是對"對日關系新思維"的批判。
    二是對中日關系歷史的回顧與思考。
    先談談頭一個問題：

    一、對新思維的批判
   

 "新思維"論爭的由來
    ２００２年，人民日報主任編輯馬立誠應日本外務省之邀訪問日本，歸來后在《戰略與管理》雜志同年第６期發表了《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稱日本就侵華戰爭已向中國"謝罪"２１次，歷史問題已經解決，中方不應再抓住不放，對日本應該寬大為懷，共同面向未來。文章還對中國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潮"進行了抨擊。２００３年，馬立誠又先后在鳳凰世紀大講堂發表演講，在《時事報告》雜志參與座談，在日本右翼雜志《文藝春秋》發表文章，在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擺脫"反日"》一書，多次重復了相似觀點。
    ２００３年４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時殷弘在《戰略與管理》同年第２期發表《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一文，對所謂"新思維"進行了更為系統的闡述。此文可視為馬立誠《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之后，關于"對日關系新思維"的又一代表作。文章強調：中日關系再這樣緊張下去對中國是相當危險的，因此有必要進行一場"外交革命"，大力實現中日接近。只要中日關系有大幅度進展，就可以"顯著增強中國對美外交的杠桿"。為此，殷教授提出了接近日本的五大舉措，大意是：中國應該大體上滿足于日本對侵華戰爭罪行的反省道歉，不必再計較了；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國、歐盟做生意；日本擴充軍備的危險性被我們夸大了，我們內心適當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要把日本當作政治大國看待，給以充分的尊重；不要阻攔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總的來說，馬立誠與時殷弘的觀點是一致的，略有不同的是，馬認為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已經解決，不應該再糾纏不休；時認為，歷史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但應該放下來，以友好為重。
    上述言論發表后，日本如獲至寶，大為歡迎。據報道，"日本媒體鋪天蓋地進行轉載，輿論充斥猜測之聲，認為中國政府對日思維將因此發生新的轉變。時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務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進行短期訪問。"相形之下，"新思維"在中國引起的反響迥然不同，廣大網友紛紛在互聯網上發表對"新思維"的看法，贊同者寥寥，反對者甚眾。
    ２００３年夏季，筆者先后在《時代潮》雜志同年第７（下）、第８（下）發表兩篇長文《對日關系新思維質疑》和《對日關系新思維再質疑》，對"新思維"予以駁斥。經人民網轉載后，引起廣泛影響。日本媒體認為，這是"中國官方網站發表的最為嚴厲的批判文章"。。以這兩篇文章的發表為契機，廣大網友對"新思維"的譴責有增無減，形成批判"新思維"的浪潮。同時也有少數人表達了對"新思維"的贊同意見，對筆者提出反駁。關于"新思維"的論爭，成為今年夏秋兩季里輿論界的熱門話題之一，影響及于中國大陸、港臺、日本和新加坡等地。
    "新思維"站不住腳的三大理由
    首先，感情上不能接受。
    從１８７４年發兵攻打臺灣開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長達七十年。與其他西方列強相比，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最大、侵略手段最狠、禍害程度最深--僅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中國軍民就傷亡3500萬人，直接、間接財產損失與戰爭消耗合計6000億美元。對于這樣一場戰爭，哪個民族能不刻骨銘心！然而，抗戰勝利后中國軍民沒有虐待日軍俘虜，而是讓他們帶上自己的行李返回日本；對于日本人遺棄的孤兒，中國人抱回家中把他們扶養成人；中國政府著眼中日友好，放棄了對日索賠要求。在中日關系上，中方始終顧全大局，以中日友好為重，真正做到了仁至義盡、以德報怨。但中國人民的寬宏大度換來的是什么呢？多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對于侵略中國的歷史死不認帳，大作翻案文章，甚至把那場慘絕人寰的戰爭美化為解放戰爭。日本的右翼分子和政府要人們，一再參拜靖國神社，不斷篡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竊取中國領土釣魚島，建立"有事法制"，與臺獨勢力眉來眼去，圖謀干涉中國內政。如此肆無忌憚地蔑視、傷害和刺激中國人民的感情，如此以怨報德、恩將仇報，怎能讓中國人民撇開歷史恩怨，謀求對日友好？面對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的倒行逆施和面目可憎的惡霸嘴臉，中國人民怎能沉默不語、無動于衷？在這個是非分明的問題上，"新思維"論者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閉上臭嘴，反過來要求中國人民不要吭聲；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斂惡行，反而要求中國政府寬容大度。新思維論者很遷就日本右翼勢力的所作所為，倒把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計了。這于情于理，哪一樣能說得過去？
    其次，道理上不能成立。
    發動侵略戰爭的是日本，受害者是中國，日本應該謝罪。歷史問題的要害，不是中國方面沒完沒了地提出謝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沒完沒了地鬧翻案，不斷挑釁、刺激和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針對日本連續不斷甚至愈演愈烈的翻案風，中國政府和人民除了要求日本正確對待歷史之外，還有其他選擇嗎？
    歷史與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是割不斷的；人是有記憶的，一個民族的痛苦記憶更不可能被抹掉。德國政府和人民坦誠地反省了歷史，承擔了責任，而法國、以色列等納粹受害國人民仍然念念不忘法西斯的罪行。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反省戰爭，中國人民有什么理由忘記那段歷史？俗話說，好了傷疤也不能忘了痛，時教授卻讓我們傷疤未好就忘掉痛。這是什么道理？
    "新思維"論者認為中日關系再這樣緊張下去對中國相當危險，因為"中國大陸經不起在一個往往敵對的美國、敵對的臺灣以及可能敵對的印度之外，還面對一個敵對的日本。"我們的外部環境真的那樣令人恐懼嗎？似乎并不盡然。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我們目前的外部環境算是比較好的：沒有公開的對抗，沒有外部封鎖，沒有戰爭狀態，也沒有嚴重的國際恐怖主義威脅。無論中美關系、中印關系、中國和東南亞的關系，還是兩岸關系，都有改善的空間和余地。至于中日關系，由于種種因素的制約，既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壞不到哪里去，并不存在時教授擔憂的"不受制止地"惡化下去的可能。居安思危、處盛慮衰固然應該；但什么事情都有個度，危機感一旦過度會導致杞人憂天式的庸人自擾。我們的祖國是一個歷史底蘊深厚的泱泱大國，中華民族是創造了燦爛文明的偉大民族，改革開放２０多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顯著增強。在國際舞臺上，我們應當表現出發自內心的從容自信和堅定無畏。什么樣的大災大難中華民族沒有經歷過？比現在嚴峻得多的國際環境我們不是也過來了？現在的世界的確不太平，但和平與發展依然是主流，這是國際局勢的基本現實，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的根據也正在于此。利用這段寶貴的機遇期，大力發展國民經濟，提高綜合國力，中華民族必將實現偉大的復興，必將立于不敗之地。
    一些人主張"新思維"的一個根據是"無力改變的現狀"：既然中日歷史問題已成了死結，總不能這樣僵持下去吧？既然日本的右傾化和重新武裝"終究根本擋不住"，總不能硬頂吧？為了現實利益，我們還是務實一點，繞一繞、放一放、讓一讓吧。這便是"新思維"放棄原則的邏輯。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等綏靖主義者就是循著這一套邏輯對希特勒一讓再讓，茍且偷安，結果自取其辱。如果當年中國人面對日寇的侵略，也采取這套邏輯，都跑到"低調俱樂部"中跟著汪精衛鼓噪亡國論，只怕中國早就滅亡了。而真實的歷史是，千千萬萬中華優秀兒女挺身而出，奮起抗戰，最終打敗了日寇，取得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第一次全面勝利，捍衛了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并由此奠定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個了不起的勝利昭示我們：對于日本右翼勢力的反華行徑，我們應取的態度，不是懦弱地退讓，而是堅決地反對。
    第三，功利上沒有必要。
    馬、時等人提出"新思維"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不要讓歷史問題影響了現實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而實際上，幾十年來中日經貿關系不斷發展，日本連續10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２００２年雙邊貿易總額達１０１９．１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其中，日本對中國大陸出口534.7億美元，從中國進口484.4億美元，歷史性地實現了順差，順差額達５０．３億美元。與此相反的情況是，我們與有的國家政治關系良好，而經濟合作卻不盡人意。這說明，政治有政治的法則，經濟有經濟的規律，兩者不完全是一回事，關鍵是你這里有無利益可圖：如有，資本家會不請自來；沒有，請他也不會來。這個道理告訴我們，即便出于功利的考慮，也沒有必要放棄我們的政治原則和對歷史問題的立場。
    "新思維"的根據之一是中國有求于日本。時殷弘教授說："中國對于中日關系大為改善的實際需求應當認為超過日本在這方面的需求。"這個論點不符合事實。中日互有需求，中日友好關系符合雙方利益，中國沒有必要以單方面的妥協讓步求得中日友好。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真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得出的恰恰應該是和時教授相反的結論：日本對于日中關系改善的實際需求超過中國在這方面的需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固然需要日本的資金和技術；但日本以貿易和技術立國，更需要中國這樣潛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資和貿易市場。中國如果失去日本的資金和技術，其損失的大部分可以從歐美尋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國大市場，在世界其他市場接近飽和或尚未發育的情況下，其損失無可彌補。此其一。其二，日本經濟十多年來持續低迷，而中國經濟蓬勃發展、蒸蒸日上，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引擎，這種鮮明對比決定了日本必須搭乘中國快車以尋求經濟重振的外力和契機。在日本經濟一片低迷的形勢下，發展最快的是同中國的貿易，賺錢最多的是投資中國的企業。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在目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里，日本與中國的關系猶如魚水關系，日本為魚，中國為水，失去魚之水猶為水，而失去水則魚的命運會如何呢？另外，從外交和政治關系方面看，在全球視野里，如果我們處理好中美關系；在亞洲范圍內，如果我們處理好與東南亞、韓國的關系；在國內建設上，如果我們能夠保持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那么急于改善中日關系的，恐怕不是中國，而是日本。
    民族主義不是洪水猛獸 
    "新思維"論者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痛恨中國的民族主義。他們的手法是拿中國人當中某些極個別的過激言行說事，如向趙薇潑糞事件、批評姜文參觀靖國神社事件、深圳一家飯館的"日本人不得入內"事件，以及要求日本人下跪等等，將這些過激言行加以集中、渲染和放大，然后口誅筆伐，恨不能鏟干滅凈，除之后快；與此同時卻無視日本右翼勢力已經控制日本政府、大財團和大媒體的基本事實，竭力淡化日本右翼勢力的廣泛影響，聲稱日本右翼力量很小很小，"在日本人口中不過是個零頭"。
    他們如此這般無非是想證明日本很純潔、很無辜，而中國卻存在著"極端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狂熱，這樣一來他們便有了批判撻伐的堂而皇之的口實。在此，首要的問題不是忙于批判撻伐，而是弄清目前的中國究竟有沒有極端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
    誠然，在中國社會尤其是青年人當中，的確有一些針對日本的過激言論，這種現象的存在與中國人對日本的嫌惡感相聯系，其實質是針對日本新軍國主義和反華言行的一種反對性和情緒化表達，并不具有實質的侵略性和威脅性。中國人民是寬厚善良、通情達理的，持極端和偏激看法的中國人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中國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以和為貴"，溫良恭儉讓才是中國人性格的主流特色，在國際問題上尤其如此。針對某些國家、某些洋人的反華歇斯底里，一些中國青年言詞激憤，看似調門很高，而實質上他們所主張和要求的，不過是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而已，不過是要求其他國家、其他民族能以平等待我而已。這種言論主張，與日本右翼勢力的軍國主義言論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壓根就不是一個具有侵略性的國家。在中國，任何倡導侵略擴張的言論都不可能得到普遍響應，這是由中華文明的本質和中國的國民性所決定的。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國不可能存在極端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
    馬先生的文章，完全回避了日本的挑釁與中國的回應之間的因果關系和是非界限，也不解釋為什么中國人對別的國家沒那么嫌惡和反感，而唯獨對日本如此。馬先生為什么不想想，一個以德報怨、寬大為懷的民族今天何以對日本如此憤憤不平？難道中國人天生就有仇恨日本的基因嗎？中國人的情緒難道是空穴來風嗎？過激的言論固不可取，但抹殺了事情的因與果、是與非，就失去了說理的基礎。
    如今一些人，自奉為優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民族和國籍，忘記了自己應有的立場，而值得諷刺的是，被他們奉若神明的洋先生們卻+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是哪國人，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民族的利益，甚至在為謀求全球霸權而殫精竭慮，不遺余力。
    正當的、理性的、開放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在內涵上大致統一，在外延上幾乎重合。在當今這個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級大國大搞霸權主義的世界上，在民族國家、主權國家仍然是最基本的利益單位的情況下，在全球化逐步淹沒各國文化特色的背景下，我們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強，而是太弱，不應受到批判和遏制，而應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時代呼喚中國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學習先進而不妄自菲薄，熱愛祖國而不走極端，做理性的、開放的、具有堅強民族精神的愛國者。
    需要新思維的是日本
    解鈴還需系鈴人，誰有病誰吃藥，這是常識。"新思維"論者猶如一位庸醫，還沒搞清患者是誰，病癥為何，就胡亂開藥，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這種所謂的"新思維"給日本提供了這樣的口實：中日關系不好的癥結在中方。中國目前實行的對日政策是有問題的，甚至是不正確的，必須改弦更張。實際上，任何一個尊重事實的人都不難看出，中日關系的癥結在日方而不在中方，需要新思維的是日本，在改善中日關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國多得多。
    首要并且具有本質性的，是歷史認識問題。要正確地面向未來就不能不反思過去的錯誤，誠懇的道歉只能來自于徹底的反省。到底是誰發動了戰爭？到底是誰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這是必須搞清和必須正視的基本問題。日本國民的"受害者意識"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為它混淆了受害原因的不同。日本有些人總強調自己挨了原子彈，卻回避了一個實質性問題：日本為什么會挨原子彈？因為侵略別人而導致自身受害，與遭受侵略而受害，不是一回事。發動侵略戰爭的是日本，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國，不正視這一事實，就不可能消除中日之間在歷史認識上的歧見。不要以為遺忘或者抹殺這段歷史，就可以蒙混過關，這是一個涉及國家道義、民族良知、人類文明的大是大非問題，也是關系日本未來的大問題，絕對不是可以蒙混過去的。日本政治家要想保持中日友好，要想提高自己的國際政治地位，與其把力氣花在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國內創造一種正視歷史的氣氛，在這方面德國的經驗可資借鑒。德國正視了歷史，卸下了包袱，贏得了全世界的理解和尊敬。歷史上，日本曾經有過學習德國的經歷，在這個問題上，日本理應以德國為榜樣，否則如何贏得鄰國的理解、信任和尊重？怎能成為具有政治影響和道義力量的大國？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把日本引向歧途，使日本瀕于毀滅的邊緣，而戰后的和平環境卻保障了日本的經濟騰飛，使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事實已經證明，那些軍國主義分子，貌似愛國，實則禍國，是地地道道的"愛國賊"；那些繼承軍國主義衣缽的新軍國主義分子、右翼分子，也決不會給日本帶來福音。教訓在前，殷鑒不遠，對于戰爭與和平、正義與邪惡，相信日本人民終會得出正確的鑒別和認知。
    在經濟領域，日本也應當把自己的眼光放遠些，把胸懷放寬些，把中國的發展視為日本的機會而不是威脅。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的原因在日本自身而絕不在中國，只有從自身尋找原因而不是諉過于人，才有助于問題的解決。日趨加劇的國際競爭和國際區域經濟合作態勢要求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既近又遠"的國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分歧、尋求合作。借助中日合作的加強來復興日本經濟才是上策。只有將萎靡不振的日本經濟放在亞洲經濟這個"大棋盤"當中來謀劃，吸取亞洲經濟增長的活力，才有助于日本走出低谷。換言之，日本的改革也需要同"開放"連在一起。當今日本急需擴大開放的主要對象就是亞洲，就是建立區域性的自由貿易體制， 這是人心所向，利益所系，大勢所趨。
    筆者也注意到，有的學者雖不同意馬、時等人的觀點，但認為形勢變了，要與時俱進，日本需要對華關系新思維，中國也需要對日關系新思維。
    這里有一種誤解需要澄清，所謂"新思維"指的不是新的戰術和策略，而是新的戰略性思考。從戰略上看，中國的"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方針是正確的，并沒有修改的必要。因為這一方針兼顧了歷史與未來，既強調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又指明了中日關系的發展方向；既堅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則，又推動了中日經濟合作的發展。誠然，中國在處理中日關系的過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作某些策略的調整，但并不需要進行戰略性的改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筆者不認為會有比"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更加高明的方針。對于這樣一個正確的方針，我們應當堅持它，而不是放棄它。
    所謂"對日關系新思維"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顧歷史，又無視現實，既不講原則，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論證，又邏輯混亂。這種不倫不類的"新思維"貌似理智，實則糊涂，貌似公允，實則偏頗，自以為高明，實際上低劣。說白了，其實質就是要求中國放棄原則立場，單方面、無條件對日讓步。與其說這是什么"新思維"，倒不如說是新綏靖主義，這種論調根本無益于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也無助于中日友好的真正建立。
    
    二、對中日關系歷史的回顧與思考。
   
    對于中日關系，我們有一個近乎專用的名詞，就是"一衣帶水"；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就是"中日兩國友好了兩千多年，只是近一百年才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還有一個十分美好的愿望，就是"世世代代友好"。對此，本人曾經深以為然，十分贊成。但近些年來，由于出了一些事情，看了一些材料，作了一些思考，覺得對于中日關系的歷史和本質，應該 有一個重新的思考和把握。
    （一）歷史上 ，日本對中國的挑釁始于唐朝，近百年間，侵略持續了七十年，其害罄竹難書
    中國與日本的交往始于何時，并無準確記載。中國最早涉及日本的記事見諸于戰國時期的《山海經》，其中有這樣的說法："蓋國在巨燕南，倭北，倭屬燕。"據考證，"蓋"指的是朝鮮半島上的蓋馬，"燕"是指古燕國，位于現在河北北部、遼寧西部；而"倭"則指今天的日本列島諸國。
    后來的《漢書·地理志》中記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這印證了《山海經》的記載不虛，且說明倭人來過中國大陸。
    中國人到日本的最早記載是傳說中的"徐福東渡"，中日兩國史家均認為徐福東渡確有其事，且認為徐福故里就在今天的江蘇贛榆的后徐福村或在山東龍口一帶。
    比傳說更有說服力的是實物。１７８４年，日本北九州志賀島上出土的一枚金質印章上刻有五個漢字"漢委奴國王"，史家認為"委"應為"倭"，這枚金印印證了《后漢書》的記載：公元５７年，日本列島上有一個叫倭奴國的統治者，派遣使者到中國京都洛陽朝見東漢王朝皇帝劉秀，漢光武帝劉秀授以紫色絲帶的金印。當時的規矩是皇帝自用玉印紅帶，諸王和宰相用金印紫帶，九卿用銀印青帶，再往下還有鋼印黑帶、木印黃帶。漢光武帝以天子之尊授予倭奴國王金印紫帶，給以諸王的規格，說明中國皇帝是十分重視倭奴國的。
    ５０年后，漢安帝即位時，倭奴國又派使節來"奉貢朝賀"。《后漢書·倭傳》記載："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愿請見。"所謂"獻生口百六十人"，也就是向漢安帝獻了一百六十個奴婢。
    進入三國時期，日本列島出現了三十多個小國，相互攻伐，最后共立實力較強的邪馬臺國女王為頭領。三國時期，魏國地處中國北方，且較強盛。公元２３８年，邪碼臺女王卑彌呼遣使難升米大夫來朝，魏明帝盛禮接見，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并仿照漢光武帝成例，授以金印紫帶，甚至還熱情洋溢地親復詔書于女王。據《魏志·倭人傳》記載，從公元２３８年到公元２４７年的九年間，魏國與邪馬臺國的相互遣使達七次之多，形成中日通交的一個小高潮。其中邪馬臺國來使四次，魏國也曾三次派使前往日本列島調解各國之間的紛爭。當時的日本并無文字，因此《魏志·倭人傳》成為記載日本歷史的重要文獻。
    日本的小國如此熱衷于和中國中央王朝交往，并不僅僅是為了得到一枚中國皇帝的封印，而是有著切實的功利目的。一是通過中國皇帝的封授提高自己在日本列島諸國中的地位，二是通過朝貢得到物質回報。事實上，他們的每次朝見的確都得到了豐厚的回贈，包括銅鏡、銅劍、銅矛等青銅器，鐵器、種子等農耕技術，還有絹帛、玻璃珠等生活用品。這些日本所沒有的先進器物和技術，推動了日本的發展。
    更重要的是漢字的傳入。公元五世紀以前，在日本自己仿制的銅鏡上鐫刻的漢字差錯百出，不成文句，這說明當時的日本人還沒有掌握漢字。但隨著雙方交往的增多和東渡漢人的增多，漢字開始在日本普及。開始是上層統治者，然后是普通老百姓也學會了使用漢字。公元４７８年倭王武就曾以漢字向中國皇帝書寫奏文。之后，日本慢慢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了日文，但直到公元九世紀，不少日本人仍以漢字進行寫作。從公元六世紀到九世紀的六部日本正史，都是用漢字寫成的。
    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載體。漢字傳入日本后，不但使中日兩國的口頭與書面溝通更為方便了，還使日本民族發生了由刻木結繩記事向文字記事的歷史性轉變，大量記載著先進文明的漢字典籍也開始傳入日本，這對于促進日本文明發展的影響是極其重要和深遠的。
    蜀、吳、魏相繼滅亡后，從公元２６５年到５８９年的３００多年間，中國進入了西晉、東晉和南北朝時期。從西晉到東晉的１５０年間，正是日本的邪馬臺國衰落，大和民族不斷崛起的時期。到公元四世紀末五世紀初，大和政權基本統一日本列島之后，又開始了和中國的交往。據《宋書·倭國傳》記載，公元４２１年、４２５年、４３０年，倭王贊曾三次遣使向南朝劉宋朝廷朝貢。宋武帝修詔回復，封贊為"安東大將軍"。贊死后，其弟珍繼任。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關系從此開始出現微妙變化。
    從漢光武帝授予倭奴國王金印起，至倭王贊止，歷代倭王都是虔敬地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而沒有主動提出自己的要求；但珍打破了這一傳統，開始向中國皇帝提出過分的要求。公元４２０年，宋武帝在冊封倭王贊為"安東大將軍"時，同時冊封朝鮮半島的百濟王為"鎮東大將軍"，爵位在倭王之前。珍認為大和的實力在百濟之上，對于自己的封號低于百濟王表示不滿。公元４３８年，贊遣使赴宋朝貢，要求宋文帝給自己加封"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這意味著珍不僅要求將自己的封號排列于百濟王之前，還要求由自己來控制朝鮮半島，這是日本第一次表露自己覬覦朝鮮的野心，并且是在自己的宗主國皇帝面前公開地表達這種欲望。這一非同尋常的要求，既顯示了珍的個人傲慢不羈，也體現了日本民族的一個顯著特點。
    一個羽翼未豐的小國之君竟敢在宗主天子面前如此咄咄逼人，宋文帝當然感到震驚，對其無理要求當即予以拒絕，只同意授予其兄贊一樣的封號："安東將軍倭國王"。
    珍死后，其子濟即位。這時劉宋王朝已逐步衰敗，濟繼續遣使來華重提珍的要求，宋文帝底氣不足，終于同意把濟冊封為"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濟死后，其子武更上一層樓，遣使來華告知自封為"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當時的宋順帝無可奈何，只是將"七國"改為"五國"而已。劉宋王朝對日本的讓步標志著中日關系的一個新的開始，從此日本得寸進尺，并開始在朝鮮半島擴張勢力，日本與中、朝之間的歷史恩怨就這樣埋下了伏筆。
    663年，中國的唐高宗（武則天的丈夫）時期，日本軍隊為控制朝鮮半島，公然向強大的唐朝軍隊開戰，這一仗史稱"白江口之戰"，結果日軍失敗。
    到了明朝，日本侵略朝鮮，并歧途以朝鮮為跳板入侵中國，被中朝聯軍擊敗。日本軍閥豐臣秀吉在尚未統一日本的情況下，竟誓言"滅亡中國，遷都于北京，天皇住北京"。其野心之大，于此可見。
    明朝中后期，日本倭寇侵略騷擾中國東南沿海，禍害中國人民數十年。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況 。
    從日本的歷史和中日之間的上述交往中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有其顯著特點，可謂"國家不大而野心不小，民族不眾而桀驁不馴"。他們并不是強大起來以后才有野心的，而是在弱小的時候就野心勃勃。
    1874年，日本發兵攻打臺灣，從此每隔三五年就發達一次對華侵略行動，直到1945年戰敗為止。僅甲午戰爭一仗，日本從中國勒索的賠償就是日本年財政收入的6倍。1931年到1945年侵華戰爭，日本給中國造成的人員傷亡是3500萬人，直接財產損失是1000億美元、間接財產損失是5000億美元。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造成如此嚴重的災難；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日本這樣，對中國造成如此嚴重的浩劫。
    如果打一個比喻，可以說日本是一條"惡狼"，專門吃人，而且主要是吃中國人。更嚴重的問題是，這條"狼"吃了中國人，至今還不肯認錯，更不肯承擔由此產生的罪責。
       
    （二）近代以來， 從孫中山開始，中國的領袖們無一不想方設法交好日本，他們得到了什么？
   
        從孫中山以來，中國歷屆領導人都在盡力謀求中日友好，都以寬容和解的態度對待日本，有的甚至做出重大讓步。
    1926年孫中山先生死前在日本語重心長地希望日本"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鷹犬，要做東方王道的干臣"。次年日本即出兵山東，一點面子也不給。實際上，他一直到死也不知道，日本表面上支持他領導的辛亥革命，實際上卻在暗中向清政府提供武器鎮壓辛亥革命。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蔣介石與張學良實行不抵抗政策，對日忍讓。結果日本不但不停止侵略，還將侵略魔爪伸到了華北。
    后來到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蔣介石只要求恢復七七前的狀況，還是忍讓。這等于間接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的占領。但結果是，日本不但不停止侵略，還將侵略魔爪伸向全中國，大舉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抗日戰爭結束了，蔣介石要求中國人民以德報怨，不要仇恨日本人民。到后來，日本和蔣斷交，把他甩了。
    毛澤東、周恩來依然對日本以德報怨，放棄對日索賠，結果日本并不領情。即便那些對華友好的人士，如田中角榮、大平正方等人也照樣參拜靖國神社，照樣霸占中國釣魚島。
    鄧小平在1978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一切向前看。在釣魚島問題上，鄧為顧全中日友好大局，還大度地將釣魚島問題擱置，讓后代去解決，力圖避免爭執。 
    胡耀邦任總書記時期，好意邀請三千日本青年訪華，對日本滿腔熱情。
    江澤民主席也反復強調中日友好，還親自到日本訪問。
    日本方面對中國領導人的大度和友好姿態，并不領情。特別是90年代以來，日本的反華越演越烈，小泉連續四次參拜靖國神社，在對外政策上形成向美國一邊倒，全面反華全面對抗的態勢。
    現在，中國政府把外交部副部長王毅派到日本去當大使，這顯然是對日本作出的友好姿態，但小泉仍然不允諾停止參拜靖國神社，防衛白皮書中公然強調中國威脅論，在東海劃界問題上日本無理取鬧企圖搶占中國領海，最近日本政府又公然邀請李登輝訪日。
    還是一點面子也不給，一系列反華措施照樣出臺不誤。
    我們對日本，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很大的代價、很大的善意，得到的是什么？如果用一個成語來形容，就是種瓜得豆。何以如此，我們不能不思考。
    我這里不是批評我們的領導人，他們都是好意，都是為了顧全大局。但把這些問題擺出來供大家思考，仍是有意義的。為什么我們總是一廂情愿地謀求對日友好，而日本不但不領情，反而一個勁地屠殺、殘害、反對和壓制中國？大家可以思考這個問題，為什么會這樣。依我看，因為日本是一個只信奉強力、不信奉道義的"狼"，不管你如何苦口婆心，寬容忍讓，都是不能感化它的。亞洲金融危機時，全亞洲都盼望日元挺住，以挽狂瀾于既倒。可是，日本非但不挺日元，反將日元大幅度貶值，暴露了日本的自私本質。
    從另一方面看，我們自己的文化也有問題。
    問題在哪里呢？
    我們的文化是農耕文化，形象一點可以叫作"羊"的文化，這種文化培養出來的人，總是以"羊"的觀念和準則處理問題，也就是用和平友善的態度，不加區別地對待所有對象，哪怕是狼，也照樣用羊的準則來處理。這是不是我們應該反思的問題？
    （三）剖析幾種心態：
    有些中國人千方百計地謀求對日友好，可能出于不同的心態，這幾種心態都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有關。
    一種是虛妄的大國心態。在有些人看來，我們是一個大國，不要太計較，不要太小家子氣，姿態要高一點，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見識。這種觀念如果用來處理國內的人際關系，的確是一種值得贊賞的高姿態，可以體現人的胸懷和雅量，也的確有助于矛盾的緩解。但國際關系不同于人際間的倫理關系，國家之間必須以國家利益為取向，該讓則讓，胸襟開闊，該爭則爭，寸土不讓。一味的"高姿態"，沒有必要，甚至會貽笑大方，吃了虧還讓人家偷著笑話。
    一種是自卑的懦夫心態。人家很發達，很強硬，很厲害，我們斗不過人家，還是讓一讓吧，惹不起還躲不起嗎，退一步海闊天空。出差看到一幅對聯："為人莫當前，看戲何如聽戲好；作官且顧后，上臺終有下臺時。"下半聯是對的，上半聯是錯的，是阿Q心理，聽戲顯然比不上看戲嘛。你沒資格擠上前臺，就自我安慰，阿Q心理。我們中國人有一種劣根性，就是不強悍，不尚武，遇事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久而久之，這便成了一種習慣，一種文化，一種心態，強硬者倒成了稀罕的怪物，成了不正常的了。
    一種是虛假的理性心態。在有些人看來，什么事情都應該以和為貴，不以和為貴，就是偏激，就是不理性，掉進自己制造的假理性陷阱里出不來了。強硬就是偏激嗎？其實也不一定。該強硬時，強硬就是理智，軟弱才是感情用事，才是情緒化，具體說，是恐懼和膽怯的情緒化。
    還有一種情況是得了日本的好處。特別是一些被日本收買的或長期受日本資助的學者、文化人、媒體人，及一些從進口日本貨的經營活動中得了好處的買辦既得利益集團，他們賣了身，就為人家說話。
    還有一種情況是外交觀念不清楚。外交的目的是什么？有人把交朋友當成了外交的目的，這是對外交的誤解。外交的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換言之，就是在國際關系中實現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最大化。交朋友是實現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手段，而非目的，把手段當成目的顯然是錯誤的，那樣很容易為了維持友誼而犧牲國家利益，或者患上"友好焦慮癥"，一遇到不友好的情況就著急，就憂慮，為了實現友好甚至不惜代價地妥協讓步。
    這樣看來 ，其實國與國之間不一定都要友好，要視具體的情況，尤其是利害關系而定。也就是說，友好與否要看是否符合我們的利益，符合就友好，不符合就不必友好，甚至可以制裁之、對抗之。這是國際關系中通行的法則。
    有人擔心日美臺在臺灣問題上合流，實際上這個問題的決定因素在美方，而不在日方；即便在日方，也不是通過謀求友好而能夠讓日本改變態度的。我前面說過，日本是一條"狼"，"狼"是不會因人的感化而改變本性的。
    （四） 對日交往的應取之道
    與日本打交道首先要給日本定性、定位，日本是個什么？不弄清這個問題，就盲目地和它打交道，肯定要吃虧。中日交往的歷史已經用幾千萬中國人的鮮血和幾千億美元財產損失的巨大代價證明了這一點。
    日本是一條"狼"，而且是不同于歐美品種的"狼"。歷史上，歐美人與日本人都崇尚武力，都侵略成性，都是"狼"。但兩者仍有不同：現在的歐美人尚有人權觀念、民主觀念和基督教的向善之心加以制衡和約束；日本則沒有這些約束，而只有神道和武士道強化暴力傾向，因此日本人的崇尚武力，往往表現為極端的血腥和殘暴。如果說歐美已經進化為一條"文明狼"的話，那么日本則是一條尚未完成進化的"野蠻狼"。
    中日關系的本質：就是"羊"和"狼"的關系。兩千年里，如果說友好，基本上是中國對日本友好，而不是日本對中國友好
    兩千年中日關系的概括：一衣帶水，實為一衣帶血；世世代代友好，實為世世代代沖突；挑起沖突的從來不是中國，而是日本。
    有人拿中日經貿說事，說什么中日經貿規模這么大，應該顧全這個大局。這是似是而非的觀點。
    中日關系政冷經熱的本質：政治冷，是政治上反對和妖魔化中國；經濟熱，不是對中國友好，而是從中國撈錢，然后用這些錢來擴充軍備，用以抗衡和反對中國。就像臺獨勢力，他們一面從大陸撈錢，然后購買軍火，對抗大陸。
        小泉從來不說中國經濟威脅論，是有用意的。如果強調了中國威脅論，容易影響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從而失去從中國撈錢的機會。
    中日經濟交往中的問題，一是大頭讓日本賺去了；二是低技術、高污染的項目集中輸出到中國，對中國的技術保守傾向極為嚴重；三是互利性較低；四是日方對建立中日自由貿易區沒有興趣。
    大頭被日本拿走，人家還對我們實行嚴格的技術封鎖，這是長期以來中日經濟交往的本質性傾向，這種局面，需要中國方面加以警惕和扭轉。
    經濟往來具有互利性，是雙贏的；但日本方面竭盡所能地把利己最大化，而將利他最小化。比如，豐田汽車公司在中國生產的豐田，比在泰國生產的豐田還要差。暢銷日本的UNIQLO牌服裝賣得很火，實際是在中國生產的。不過，布料是從日本出口的，設計是日本人做的，中國工廠的工作就是縫制，然后再由日本人拿回國內做最后的加工并銷售。兩頭的利潤都讓日本人賺去了，中國企業賺取的利潤不到１０％。日本人老喊"中國威脅論"，其實，蜂擁到中國投資的日本企業都在忙著數錢。在日本所有的企業中，盈利最好的是在華投資企業。中國已成為拉動日本經濟的主要外力，其作用超過了美國。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非但不實行對華友好政策，反而頻繁出臺反華政策。
    有人說，為了顧全經濟交往的大局，我們應該妥協讓步，尤其在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上，不要再斤斤計較。這個觀點是反邏輯的。實際上應該倒過來，我們應當利用經濟這著棋，迫使日本改善對華政治關系，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對日交往的應取之道：應以強硬姿態同日本打交道。對日本外交，不能用使用的"羊"的方式，而只能采取強硬姿態。因為"羊"的友好與讓步從來不會感動"狼"，狼終究是要吃羊的，這是它的本性，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日本"狼"的面前，我們再也不要作"羊"，再也要不作"東郭先生"了；在日本這條"毒蛇"面前，我們再也不要作"農夫"了。
    孟子說："無敵國外患者恒亡。"有一個敵人時刻在威脅著你，不一定是壞事，這樣可以促使我們警惕振奮、自強不息。不是我們沒事找事，故意找一個敵人、樹一個敵人，而是有人要作我們的敵人。從歷史到現實，日本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是以對抗和損害中國為目的的。對此，我們要心中有數。
    談這個問題，并非一定要全面和日本為敵，但至少對中日外交關系的期待值要降低--友好是一種奢望，世世代代友好更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了這一點。現在努力的目標，應是在中日之間保持和平，能夠避免戰爭即為成功；否則，老是把"世世代代友好"作為追求目標，跳起來也夠不著，一些人就會患上"友好焦慮癥"。
     最后，送給大家一句話：

    東方進行的是"羊"的教育，培養的是溫文爾雅、逆來順受、安于現狀的人。西方進行的是"狼"的教育，培養的是個性張揚、敢于挑戰、不斷超越的人。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世界，我們要對孩子進行"狼"的教育，而不應是"羊"的教育。

    這是深圳市南山區學府小學名為《出征》的狼群雕塑底座上刻下的一段文字。
    這個光輝思想，不光適用于小學生，也適用于全中國各族人民。如果這種教育真的能夠推開，把中國人民都變成"狼"--當然是"文明狼"，也就是強悍的文明人，而不是到處吃人、欺負人的野蠻狼--那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真的可以實現了。
    最后，還建議大家看一本書--《狼圖騰》。這本書可以說是對廣大讀者進行"狼文明"教育的最佳啟蒙讀物，有助于我們了解強悍的民族精神與強國之間的內在聯系，值得一讀。
    還要聲明一下，本人用"狼"來形容日本 ，不是妖魔化日本，而是以物喻理，如此而已。對于那些公正和主張中日友好的日本人士，本人認為非但不要待之以強硬，還要熱忱地歡迎和予以支持，這是另一個話題，今天沒時間細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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