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頭25年通常被視為現代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的歷史條件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霸權國家的出現，體現為美元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國際貿易體系的擴張，以及以美元為基礎的世界石油市場的建立。

2. 二戰期間，消費者流動資金的積聚極大地增加了戰后有效需求。

3. 西歐和日本戰后經濟的重建。

4. 冷戰/帝國主義龐大的軍費開支。

5. 因戰爭和備戰而引進的新技術，如計算機和噴氣式飛機。

6. “促銷手段”的多樣化。

7. 美國自動化進程進入新階段，包括建設州際公路系統，提振汽車、鋼鐵和玻璃工業，推動郊區發展。

8. 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心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

1966年，正值二戰后經濟繁榮的鼎盛時期，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宣稱經濟周期已經成為過去式。經濟學家保羅·巴蘭（Paul A.Baran）和保羅·斯威齊（Paul M. Sweezy）在《壟斷資本》（Monopoly Capital）一書中強調了（經濟繁榮）這一狀況的暫時性。他們認為，停滯是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隨著特殊的歷史力量的消失或減弱，二戰后經濟長期的爆炸式增長將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

相較于工業化初期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呈現出增長放緩的趨勢。高剝削率和壟斷價格帶來的高利潤率和產能過剩以及相當程度的就業不足，共同構成了資本過度積累的條件。通過這種方式創造的經濟盈余遠超“實體經濟”在新投資和資本主義消費中吸收的經濟盈余。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的產能過剩導致了新增產能凈投資率偏低和增長放緩。

在《壟斷資本》一書出版后的幾年里，美國的產能利用率開始出現下降的趨勢。在這一時期，消費者的流動資金轉變成了債務，州際公路系統已基本建成，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已完成重建，隨后增長趨于放緩。與此同時，美國對世界石油價格的控制力也在下降。此前幾十年，石油價格一直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從而推動了世界經濟的擴張。但在1970年代初，石油價格逐漸從約2美元每桶上漲到約3美元每桶。為了回應美國在1973年“十月戰爭”中對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中的阿拉伯成員國削減了石油產量并減少了出口量，這就導致了原油價格從每桶約3美元上漲到12美元以上，直至超過30美元。石油禁運導致1973年至1975年的經濟出現嚴重衰退，甚至出現了一段時間的滯脹（停滯加通貨膨脹）。

1980年代，美國聯邦儲備系統以大幅提高利率和進一步推動經濟大衰退的措施緩解了通脹，卻致使失業率大幅上升。隨后，利率的逐步下調促成了金融業的繁榮，間接地刺激了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創造了一個強加于“實體經濟”之上的全新債務上層建筑，最終導致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持續性經濟停滯，即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并在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引發了金融泡沫。

美國的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從1950—1960年代的年均4.3%，下降到1970—1990年代的3.2%，再降到21世紀頭20年的2.0%。長期的經濟增長乏力是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的現象。對此，我們需要解釋的不是經濟停滯的趨勢，而是高增長率的特殊時期。

二、新自由主義轉向

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傾向于把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歸咎于勞工、政府以及其他與資本本身無關的因素。面對始于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和經濟停滯，企業和富人采取了各種策略來增加他們相對于社會其他階層的權力，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通過大幅提高利率來增加失業率，并通過“休克療法”來遏制通脹。

2. 在較長的時期內再次逐步降低利率，以刺激生產和金融業的發展。

3. 加大營銷力度以銷售更多的商品，包括通過信用卡和其他手段擴大消費信貸或債務。

4. 通過兼并和收購等手段進一步集中和整合資本。

5. 投入巨額的軍費開支，即使在和平時期也是如此。

6. 呼吁對資本和富人實施減稅政策，并發放其他政府補貼。

7. 發起游說活動，反對壓縮利潤的法律法規。

8. 將生產轉移到國外，以利用貧窮國家的低單位工資成本優勢。

9. 采取各種方法削弱工會和工人階級的反抗力量。

國家與市場的新協同可被稱為新自由主義轉向。與福利國家相關的社會再生產任務日益從屬于資本主義再生產，例如軍工金融復合體。國家各部門都已經脫離了政府的有效掌控，而處于金融資本的支配之下。

這一轉變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私營企業的實力因聯邦法律法規的變化而不斷增強。嘉吉（Cargill）、科氏工業（Koch Industries）、瑪氏（Mars）、彭博（Bloomberg）和赫斯特（Hearst）等獨角獸公司的透明度極低，以致于“為員工權利進行談判的工會往往拿不到這些雇傭數萬名工人的公司的關鍵財務信息”。

新自由主義轉向非但沒有恢復美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反而加劇了美國經濟過度積累和停滯不前的矛盾，這就要求擴大舊的并發展新的支撐體系。二戰后，政府支出在奠定經濟基礎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在美國龐大的軍事預算中尤為突出。目前，美國官方公布的軍事預算已接近每年一萬億美元，但如果算上隱藏在其他地方的非官方軍費開支，則遠不止于此。軍費開支具有雙重目的：一方面是支撐企業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有效需求；另一方面是擴張美帝國，在全球范圍內提升集中資本的利益。然而，軍費開支的增加是有限的。目前美國的軍費開支已經相當于排在其后的九個軍事強國軍費開支的總和，且大規模戰爭還會導致災難性破壞。增加軍費開支已經不再能夠提供有效的刺激來擺脫經濟停滯。

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企業利用不斷上漲的資產價格優勢，將金融活動作為管理積累現金的主要手段，其結果就是壟斷金融資本進入了一個依賴低利率和政府定期救助的新階段。金融化涉及債務和投機的擴張。在私營部門內，各種債務呈爆炸式增長。金融資本將經濟的一部分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賭場，在賭場里，你可以對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東西下注，并且不斷涌現出來的新型金融“工具”還在推波助瀾。“禿鷲資本家”（vulture capitalists）利用杠桿來進行收購，有時則出售部分股權。通過這種購買、剝離、翻轉的方式，大型資本單位在榨取現金的同時還削弱了公司的實力，而且通常會在工人失業的情況下申請破產。

金融化與普遍壟斷的趨勢密不可分。西方政府積極推動這一趨勢并將其作為官方政策，這打破了以往反壟斷的做法。為了推動并購，美國聯邦政府取消了從新政時期（New Deal Era）就開始實施的一整套限制性政策，最突出的做法就是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離開來。然而，這導致了由金融引發的企業壟斷新浪潮。由于控制大份額市場的公司逐漸減少，壟斷或寡頭將擁有更大的權力來提高價格，創造更高的利潤率，同時也擁有更大的權力來壓低工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僅前200家大公司就占據了美國經濟總利潤的30%左右（該經濟體包括550萬家公司、200萬家合伙企業、1770萬家非農獨資企業和180萬家農場獨資企業）。

需要重申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總是被資本歸咎于高工資、低勞動生產率增長和政府干預。無論實際情況如何，自二戰以來，這一直是資產階級應對經濟危機的主要論調。盡管經濟停滯的趨勢已經相當明顯，但在2008年之前，主流經濟學都忽視了這一點，直至今天還在試圖淡化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這種未能正視現實的情形體現在1980年代的主流經濟學思想中，最初被稱為供給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這種經濟學思想為將收入和財富從窮人身上轉移到富人身上進行合理化辯護，以此作為經濟放緩的解決方案。一種觀點認為，富人面臨利潤擠壓和隨之而來的投資資金短缺困境；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公司和富人還不夠富有（即使富人已經坐擁大筆資金也未進行投資）。于是，相應的補救策略變成了：（1）通過增加利潤或減稅的措施，增加公司和富人可支配的經濟盈余；（2）取消規制，促進公司擴張和私有化。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整體經濟“蛋糕”更多地切給了富人，刺激了富人的奢侈消費，他們將增加的一小部分資產用于購買私人飛機、游艇、豪宅等，從而在短期內刺激了經濟增長。盡管金融化通過財富效應短暫地推動了經濟發展，但經濟增長的速度卻越來越慢。

當前，金融化已經在經濟領域中根深蒂固，并且已經發展到可以操控人們固定收入之外的個人資金流動的程度，這主要通過比過去更系統、更貪婪的技術來實現。例如，劫掠私人和公共養老金、醫療保險，對窮人設置更高的利率，以及抬高藥品價格。

在華爾街泡沫最嚴重的時期，大部分人都被卷入其中。在2007—2009年大衰退/金融危機中的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前，低利率使得住房所有者可以根據房產增值進行再融資和獲得二次抵押貸款。這樣一來，即使收入沒有增加，他們的支出也能增加。然而，當危機來臨時，不斷增加的家庭債務將許多人推向了破產。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人們越發清楚地認識到，新壟斷金融資本體系的本質就是從更多人的身上榨取更多的收入。對普通民眾提供的各種支持和福利，例如收入、養老金、醫療保險、公共教育支出和福利津貼等，都受到了負面影響。新自由主義應對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的措施都服務于增加資本相對于工人階級和中下層階級的權力、收入和財富，這給勞工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當對富人和企業增稅的提案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時，今天的資本家宣稱這是針對他們的“階級斗爭”。但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真正的階級斗爭是資本對勞工發起的斗爭。正如億萬富翁投資人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被問及是否存在階級斗爭時所說的那樣：“沒錯，階級斗爭確實存在，但這是我所在的階級，即富人階級發起的戰爭，并且我們正在取得勝利。”

三、打擊工會

自1940年代中期到1950年代中期，由于大蕭條期間及之后勞工運動的迅速發展，工會會員數量擴大到了勞工總人數的約1/3。這種勢頭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即所謂的“黃金時代”。此時，工資上漲的速度遠超通脹的速度，工人的實際工資（考慮通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而有所增加，大多數工人的生活也越來越好。在此期間，工人的實際工資逐步增長，資本主義通過擴大有效需求，刺激資本投資，從而擴大了經濟規模。然而，企業界認為這是一件喜憂參半的事情：盡管企業的稅后利潤率在1950—1960年代的商業周期高峰期達到了兩位數，但由于實際工資不斷上漲，企業的利潤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既得利益者（通常是企業主和投資者）認為，在所謂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率存在困難，而這對公司的利潤產生了不利影響。

1930年代，即在羅斯福新政和二戰期間，權力向勞工轉移，這導致了麥卡錫時代的反擊，其反擊對象就是工業組織大會（CIO）中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指導的工會。保守派的企業工會領導層為了與資本家結盟，加入了反對激進工會主義的斗爭，最終導致10個激進工會被工業組織大會開除，并且所有激進工會的活動都持續受到無情的打擊，尤其是其組織和罷工的能力受到了削弱。美國工會的衰落始于1947年《塔夫脫—哈特萊法案》（Taft-Hartley Act）的通過。隨后，其他一系列反對勞工的措施也相繼出臺。這導致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工會成員數量逐漸下降。1980年代，自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解雇參加罷工的航空管制員后，工會成員數量下降的速度愈發加快。自此，反工會的宣傳和行動在政府和大眾傳媒中變得更易被社會所“接受”。資本家對勞工的攻擊導致參加工會的工人比例從約占工人總數的1/3下降到約1/10。

由于工會對工資水平和福利的普遍影響，即使在未加入工會組織的經濟部門中，資本家也擔心工會會對其利潤率構成威脅。由于金融化需要不斷地從生產“實體經濟”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經濟盈余來維持自身的發展，自1980年代開始，反對工會的斗爭就在新金融化經濟中愈演愈烈，導致資本和國家采取更加激進的手段來削弱勞工的力量。

高度的工會會員化（以及工會工人相對于非工會工人獲得的更高收入）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加入工會的工人的影響。當工會贏得了更有利于工會工人的合同時，許多從事類似工作的非工會工人的工資也會逐步提高。同樣，當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時，收入已經達到或超過新的、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工人也會相應地獲得更高的工資。

進入21世紀以來，資本家與工會的斗爭加速。例如，亞馬遜、星巴克等公司使用新的監視工具“對工會運動發起了猛烈的攻擊”。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23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標題就是“在近40%的工會選舉中，雇主被指控違反了聯邦法律”。正如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刊文所指出的那樣：“對工會化的強烈抵制正在成為美國的常態，并且正在產生深遠的影響。許多美國大雇主對工人加入工會這一行為的強烈反對就是導致近期美國工會密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與其他的工業化國家相比，美國是工會密度最低的國家之一。”

四、美國工人階級的困境日益加劇

在21世紀的頭20年里，美國工人階級度過了一段十分艱難的時期。第一個10年始于互聯網泡沫破滅后的經濟衰退。經過短暫的復蘇，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又爆發了大蕭條時期的金融和房地產危機。在經濟衰退之后，美國總就業率經歷了六年多時間才恢復到衰退前的水平，全職工人率則經歷了更長的時間才恢復至衰退前的水平。時隔九年，美國失業率才降至衰退前的水平，即4.7%。數百萬人失去了家園，個人破產率飆升。10年來，美國住房擁有率持續下降，投資者紛紛購買房產，將其轉化為出租屋。“房價低迷時，投資者至少購買了200萬套住房（但肯定遠超這個數字），大型機構投資者則以低于建造成本的價格購買了數以萬計的住房。”在2021—2022年間，飆升的房租以及包括食品價格上漲在內的其他經濟領域的通脹，給數百萬人帶來了災難性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針對工人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斗爭只會加劇。除常規剝削外，企業還通過多種方式來削減工人的工資。首先，為工人設定一些看似是管理者的職位頭銜，通過“職位膨脹”來避免支付加班費（比基本工資高出50%）。例如，當前臺服務員成為“第一印象總監”、理發師成為“美容經理”、餐車服務員成為“餐車經理”時，就不需要向這些“管理者”支付額外的加班費了。其次，企業為了避免支付加班費，甚至是任何明確的工資或其他補償，將工人歸為獨立承包商而非員工。最后，企業壓低工資的手段還包括將一部分必要的勞動力，如管理工作，外包給其他公司。這些公司雇傭的工人薪酬低，沒有醫療保險或養老保險。這樣一來，當出現如非法使用移民、童工執行危險任務等問題時，責任往往會被推到分包商而非大公司身上。

競業禁止條款（noncompete clauses）進一步加劇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據估計，約20%的個人勞動力被要求承諾不得擅自離職，且離職后不得去另一家業務相同或類似的公司工作。這些條款使得工人難以跳槽到薪資更高或工作條件更好的類似崗位工作，從而壓低了整體工資水平。其他控制勞動力的方法包括：要求工人提前四個月通知公司離職，否則需向公司支付違約金；要求工人離職時向公司返還培訓費用；強迫外籍工人支付高昂的離職費用。

此外，還存在資本家直接竊取工人工資的現象。據估算，美國工人每年約有500億美元的工資被劫掠。這類剝削行為包括克扣加班費、支付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強迫工人加班但不支付加班費、竊取小費，等等。福布斯顧問（Forbes Advisor）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建筑、兒童保育和食品服務等行業，低薪工人被竊取工資的情形尤為嚴重。”

為了通過提高勞動剝削率來增加利潤，資本常用的一種技術手段就是削減工作崗位，使其少于安全、無異常壓力完成任務所需的實際人數。這就導致在崗的工人手忙腳亂，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許多行業都出現過類似情況，如營利性醫院、療養院和倉庫等。鐵路公司的人員配備更是大幅減少，以致于工人很難請病假或安排醫療預約。

盡管鐵路公司運營的貨運列車越來越長，有時甚至綿延數英里，但公司仍然大幅削減了員工人數，這使得工會發出警告：旨在增加利潤的舉措可能會危及安全，甚至導致災難。

2017年以來，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CSX鐵路公司和諾福克南方鐵路公司有超過22%的就業崗位被裁掉。當時，美國鐵路公司實施了一項名為“精確調度鐵路運輸”（Precision Scheduled Railroading）的成本削減制度，美國其他大多數鐵路公司都效仿了該制度。BNSF鐵路公司是美國最大的鐵路公司，也是唯一一家未明確采用該模式的鐵路公司，但為了提高效率、保持競爭力，該公司也在進行裁員。

導致工人處境艱難的原因還包括美國大片地區工業就業崗位的流失（去工業化）。這不僅導致高薪工會/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還造成了整個社區乃至城市的空心化。這是由自動化和機器人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制造業向非工會化的美國南部地區轉移，以及鼓勵海外生產的國際貿易協定的影響所導致的。這些貿易協定加速了美國跨國公司依賴“全球勞動力套利”或剝削（和過度剝削）全球南方工人的進程，意味著將生產轉移到單位勞動力成本較低（即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工資差異大于生產率差異）的國家。這一體系是由以美國為中心的帝國主義整體經濟、政治和軍事結構所維護的。

全球勞動力套利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大規模的競相降低工資現象，導致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幾乎無處不在的絕望，使得人們的生活日益艱難。在美國，這引發了一場“絕望之死”的恐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高失業率、低薪工作和各行各業持續存在的歧視，黑人社區的絕望情緒由來已久，但只有當這種現象在白人社區蔓延開來時，它才會獲得主流社會的持續關注。

據估算，美國有近1/4的工人從事低薪工作。除了工資水平低之外，窮人和其他低收入工人還遭受著其他形式的剝削。相對于住房價值而言，工人的住房租金較高，并且在過去10年內持續飆升（經營貧困社區房產的房東所獲得的利潤通常是經營富裕社區房產的房東的兩倍）。在美國，由于工人的儲蓄較少或根本沒有儲蓄，110億美元的銀行透支費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工人們被迫支付的。那些無法進入銀行系統的工人則需要支付16億美元的支票兌現費和80億美元的發薪日貸款費。盡管這可能有悖常理，但從窮人身上也是可以賺到錢的。

美國和其他富裕經濟體的勞動人民面臨著十分嚴峻的挑戰，這一問題甚至引發了主流商業媒體的廣泛討論。

有經濟數據清晰表明，相當一部分人的購買力已經開始趨于停滯或下降。美國政府收集了所有工薪人員及被稱為“生產性和非管理性”工人的信息。這類工人約占美國私營企業工人總數的80%，約有1億人。1950—1970年代中期，生產性和非管理性工人的平均“實際薪酬”（經通脹調整，工資加上附加福利）與GDP和生產率的提高稍微保持同步增長。但是，在過去40年里，盡管所有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每小時產出）提高了75%，人均實際GDP增長了近100%，但生產性和非管理性工人的平均薪酬卻僅增長了15%。實際上，薪酬中位數還有所下降（圖1）。

事實上，自1960年代到2020年，私營部門中生產性和非管理性工人工資占GDP的百分比從約30%下降到約20%（圖2）。因此，經濟收入中僅有一小部分被用來支付工資，尤其是對低收入者而言。與此相反，資本卻占用了更大份額的收入，致使巨額資本盈余積聚在經濟頂層。截至2022年8月，美國企業已持有5.9萬億美元沒有用于投資（其中大部分被藏在國外以逃稅）的現金。經濟實體更傾向于積聚金融資產并為此目的而囤積現金，而不是進行生產性投資，這是壟斷金融資本的特征之一。據估計，標準普爾500指數中的大公司將在2023年動用1萬億美元購買自己的股票，以支撐其股價。

實際工資停滯不前對工人階級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據估計，在1985年，年齡超過25歲、收入處于中位數的男性工人，必須全職工作40周才能維持一年所謂的中產階級生活，即一個家庭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成本，包括食品、住房、兒童保育、教育、醫療保健、交通和通信等成本。但如今，由于實際收入中位數（經通脹調整后）的下降，他們需要工作整整62周才能達到同等的生活水平。這意味著若要達到這一收入水平，工人要么身兼數職，要么有一個雙職工家庭。對于25歲以上且僅受過高中教育的男性工人而言，要達到這種生活水平所需的工作時間已經從1985年的約43周增加到了現在的80周。考慮到半數工人的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數（或薪酬中位數），那么今天還有這么多人在困境中苦苦掙扎也就不足為奇了。超過60%的工人都是“月光族”，如果發生意外情況，他們只有很少或根本沒有儲備金可用。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當資本家在不斷壓低工人的生活水平，并對他們進行更高程度的剝削時，富人也在不斷利用其影響力來提升自己的政治權力，以確保他們的財富呈指數級增長。遺產稅和高收入群體以及企業的所得稅都降低了。然而，企業稅和消費稅的減少卻導致了個人所得稅的增加，以彌補稅收的減少。因此，在2022年，如果除去專項社會保障稅和醫療保險稅，個人所得稅將占美國聯邦政府稅收的70%以上。隨著個人所得稅在聯邦收入中占比的提高以及高收入群體納稅額占其收入比例的降低，中等收入者將面臨越來越大的累退稅壓力。

只涉及富裕階層的遺產稅一直是富人游說團體的特殊目標。《紐約客》（The New Yorker）2023年刊載的一篇文章指出：“這次游說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76年，約有13.9萬戶美國家庭需要繳納遺產稅。到了2020年，遺產稅已經被眾多的免稅條款打破，全美國僅有1275戶家庭需要繳納遺產稅。特朗普的前經濟顧問加里·科恩（Gary Cohn）幫助策劃了一次放寬遺產稅條款的行動，據稱他曾告訴國會議員：‘只有笨蛋才會繳納遺產稅。’”據美國財政部估計，2019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逃稅行為給政府造成了1630億美元的損失。稅務律師不斷創造新的方法來減少富人的繳稅額，而美國國稅局人手不足，無法正確評估富人復雜的納稅申報表，這導致工人的稅收負擔越來越重，尤其是中等收入者。

有利于富人的稅法改革相當“成功”，以致于最富有的400戶家庭現在以低于50%最底層家庭的稅率繳納稅款（聯邦、州和地方稅的總和）（圖3）。

五、對工人階級的全面掠奪

對大多數工人工資和薪水增長的限制導致實際工資的增長停滯不前。自1960年代初以來，工人工資的實際購買力就幾乎沒有任何增長。與此同時，富人創設了賺取和維持自身收入的新方法，導致了巨額的收入轉移。早期情況下本應流向工人的收入現在卻落入了富人的手中。據蘭德公司對1975—2018年各個收入水平群體收入變化情況的研究顯示，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高于經濟增長速度，而隨著收入階梯的降低，收入增長也將逐漸放緩。1975—2018年，收入最高的10%群體的應納稅收入占美國個人總收入的百分比從34%上升至50%。該報告還指出，對于底層90%的人來說，“目前部分人口的收入與他們隨整體經濟增長本應獲得的收入之間的差距”在2018年約為2.5萬億美元。1975—2018年，差距總額超47萬億美元。

同樣，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發現，如果1980年至2018年的收入增長是公平的，那么10%的最低收入者在2018年的收入將比實際收入高出近80%，稅前收入中位數將高出約1/3。相反，如果收入增長是公平的，那么最富有的400戶家庭在2018年的收入將比其實際收入減少85%，他們將只能靠6600萬美元的平均稅前收入來“勉強度日”，而不是4.56億美元。

資產階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調自己是社會的統治階級。資本向選舉投入了巨額資金，并利用游說團體制定法律法規。實際上，美國最高法院幾乎已經取消了對富人競選捐款的所有限制，資產階級可以更容易地操控美國選舉。資產階級不僅削弱了許多法規的執行力度，還成功地減少了工會成員數量、抑制了工人工資增長。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生效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跨國公司獲得了更大的海外投資和將資本匯回國內的自由。此外，價值鏈的創建使得商品生產方可以從不同的國家和公司獲取零部件，并在單位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進行組裝，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企業利潤。與此同時，美國工人的境況卻在持續惡化，許多人生活窘迫。由于工資增長跟不上通脹的速度，工人們也只能勉強維持生計。

盡管被視為“正常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實際剝削的相對貢獻尚不確定，但兩者結合的效果確實對工人收入產生了巨大的擠壓。如果不同收入水平之間的相對差距還保持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的水平，那么工人——尤其是那些被歸類為生產性和非管理性的工人（約占總勞動力的80%）——的收入將比現在更高。據估算，在1975—2018年間，最底層90%的人“損失”了47萬億美元的收入。工人本可以利用這些收入來支付食物、房租、水電費、醫療保健、交通、網絡和教育費用，還可以避免負債。如果政府可以向富人征收更多的稅，就可以輕松地開發項目、創造就業機會，以幫助那些對美好未來不抱希望的低收入者。當然，如果美國可以減少軍費開支、縮減海外基地數量，并停止發動對外戰爭，那么將會騰出大量的資源用于社會。

正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其新著《對資本主義的憤怒是應該的》（It’s Ok to be Angry about Capitalism）中所言，由于資本對工人階級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激烈的階級斗爭，這對除了富人以外的其他人都造成了災難性后果，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工人們現在又重新組織起來，并以新的工會斗爭進行反擊。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只有像1930年代那種自下而上的大規模起義，才能凝聚起更加強大的工人力量，從而創造一個更加公平和公正的社會。

作者：

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 Magdoff），美國佛蒙特大學植物與土壤科學系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系

譯者：

李帥、李芳，云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