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30日，美國著名時事評論員Ksliu發來美國之音文章《美日安保史上最大升級 專家：確保對中國形成足夠威懾》。據《金融時報》3月25日報道，為應對北京帶來的挑戰，美日同盟將展開64年以來最大的升級。專家認為，美日同盟升級合作提高威懾力，可防止中國誤判情勢而犯臺，也為同盟關系帶來更高程度的制度化與不可逆性。
文章主要有以下三個基本觀點：
第一，防止北京以為可以戰勝而對臺動武
《金融時報》刊文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份訪問華盛頓期間，將和美國總統拜登就大幅更新《日美安保條約》公布具體計劃，其中包括宣布重組駐日美軍司令部，以加強兩國間的作戰規劃與演習事宜，這將構成美日自1960年締約結盟以來，兩國安全關系最大規模的升級。
報道說，美日兩國認為，美軍和日本自衛隊需要有更“無縫”的合作及規劃，以應對臺海可能發生的沖突與危機。
對此，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究員長尾賢(Satoru Nagao)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快速增加，雖然依照美日臺的各種戰略模擬可推斷目前中國若以武力犯臺依然無法獲勝，但考慮到過去十年來中國軍事開支增加了6成以上，美國僅增加2.7%，日本增加18%，臺灣僅增加了14%，北京很有可能因誤判而貿然侵略臺灣。
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中國誤判局勢而認為自己能夠獲勝，相當有可能攻擊臺灣，所以日本、美國和臺灣必須阻止中國自認能夠獲勝的想法，那就需要足夠的威懾力。”
長尾賢表示，臺灣是美國對抗中國的王牌，因為從臺灣可以牽制中國的沿海城市；對日本來說，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對中國來說，侵略臺灣勢必要面對駐日美軍。所以若臺海爆發戰爭，日美都別無選擇，要并肩應戰。隨著中國的軍事力量和侵略意圖日益增長，日美必須確保更加充實的合作計劃。
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王彥麟在接受美國之音的采訪時表示，多數人的觀念停留在“北京在特定時間點決定實現統一并大舉入侵臺灣，美國在日本的協助下介入戰事”；而在遭遇危機時必須在各自的行政架構內依序進行“監視偵察、確認事態、為事態定調、采取因應手段”等流程，最終才進入共同采取行動的階段。他認為，以現況觀之，更大的風險源于不可測的沖突或誤判引發的情勢升級，過去較為松散的指揮架構已不足以應對瞬息萬變的臺海局勢。
王彥麟說：“為對中國形成更大的嚇阻能力，美日有必要在更早的階段就把決策流程相互結合，降低采取應對行動時的溝通成本，以避免無謂的資源損耗。”
王彥麟指出，由于美國對涉入亞洲事務的態度曾多次出現變化，例如川普總統曾在競選期間一度揚言“美軍撤出亞洲”，本次日美同盟合作升級，亦將為美日同盟帶來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不可逆性”。
他說：“若能重組軍事指揮架構，并建立更加緊密的體系，則意味著雙邊的互動模式進一步獲得制度化的發展。換言之，即便美國未來出現態度消極的新任領導人，想要從美日同盟關系中抽身的難度也將大幅上升，進而確保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區的存續性。”
王彥麟表示，過去的美日同盟是建立在“美國政策意圖為何”和“日本欲提供何種協助”兩項要素上，政策形成過程具有強烈的“由上而下”特色，若能建立共同的軍事指揮架構，并加強作戰規劃及演習合作，未來或能形成部分“由下而上”的政策形成能力，為應對臺海的緊急狀況帶來相當大程度的影響。
第二，合作升級或能提高軍事效能
日本近年大幅提升對防衛的投資，包括計劃購買美國戰斧巡航導彈，自衛隊明年還會設立“聯合作戰司令部”，以改善各軍種協調。東京表示，隨著日本承擔更大的地區防務角色，迫切需要向日本派駐一名更高級的美國軍官。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稱，考慮到駐日美國海陸空部隊只擁有三星指揮官，對日本軍隊沒有任何權力，華盛頓將考慮任命一名四星上將來主管駐日部隊，與擬議中的“統合作戰司令部”負責人相對應，負責指揮在該國的所有軍事行動。
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基地政務外交部副部長艾如柏(Robert Eldridge)認為，美日同盟長期缺乏提升，應對現今中國在區域的威脅確實能量不足，而這次的升級也只是所有應有計劃里的一小部分。
他對美國之音說:“這次所討論的美日同盟升級與更新計劃，特別是在任命更高層級美國軍官駐日，和雙邊合作規劃方面，是絕對必要又重要的，同時也是早就該做而沒做的事情。”
前美國駐日大使館海軍陸戰隊武官、日本戰略研究論壇(JFSS)高級研究員格蘭特·紐瑟姆(Grant Newsham)也認同這個想法。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現在的美日同盟與30年前相比確實沒有太大的變化，雖然近十年來因應中國的威脅而明顯提高了個別訓練的頻率和復雜性，但共同運作的能力并未增加多少。他說，除了美國海軍與日本海上自衛隊配合得當，兩國其余的部隊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軍事沖突之應變都是臨時而隨機的，根本沒有基本的計劃、培訓，甚至缺乏熟悉度，而雙方都知道這種同盟關系只是堅定的戰友，隨時準備共同上戰場，卻沒有預先充分的合作規劃。
紐瑟姆認為，如果計劃唯一顯著的改變是讓一名四星美國將軍坐鎮日本指揮，并賦予美軍更多的訓練和信息傳遞責任，不會為美日同盟產生多大的實際提升功能，因為所有駐日美軍的最終指揮權（或者可視為“作戰指揮權”）仍將屬于夏威夷的美國印太司令部。
長尾賢對此持較為樂觀的看法。他表示，這是“質”和“量”的問題，這次升級內容對于擴大駐日美軍效能是有效的，因為實際上美軍能夠投入的資源“數量”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更有效地利用資源，或者說是提高資源的“質量”。
長尾賢說:“如果日美指揮中心合作更加流暢，使雙方部隊能夠更有效率地部署行動，那么即使導彈、艦艇、戰斗機數量相同，也能取得更大的軍事效能，也就是素質的提高。”
長尾賢認為，在日美同盟提高軍事素質的同時，作為焦點的臺灣也需要提升自己的軍隊素質，以及在面對具有壓倒性優勢的中國軍隊時較為聰明的作戰能力，例如無人機在作戰中的研發與應用，往后才有機會參與日美以及其他印太國家的共同軍事行動。
第三，臺灣應以提升續戰能力配合美日同盟
關于臺灣在日美同盟針對“臺灣有事”的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長尾賢認為，基于戰時的后援補給之重要性，勢必需要日美菲臺部隊的緊密配合。他說:“除了在日本和美國強化指揮結構之外，我認為往后應該在臺灣設立指揮中心，與日美進行軍事合作，此外，菲律賓也必然是合作對象之一。”
王彥麟表示，礙于國際現實，即便美日同盟合作獲得升級，臺灣亦難以直接參與美日的戰略規劃或軍事演習，但是臺灣必須思考如何在國防戰略上對美日合作升級進行呼應，因為縮短反應時間是美日改革軍事指揮系統的最大目的。他說:“臺灣若不能積極提升續戰能力，并強化基礎設施防護等社會韌性措施，則勢必抵銷美日深化軍事合作的成果。”
紐瑟姆認為，作為當事人的臺灣，本來就應該在相當范圍內參與軍事合作，但美國駐軍所設想的改變從未囊括臺灣的參與。他指出，美日都對于臺海的風險有所認知，但目前無法看出這次改變將如何提高美國或日本應對臺灣危險的能力，似乎只是為了向中國傳達一些訊息，而這還是建立在美國人認為中國人不夠聰明，并不了解美日實際作戰能力的猜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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